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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下)——读史札记 2010-07-16 14:47:59
  上海市建平中学高级教师田颖城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所教的高一学生,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史”单元教学结束后的争论,尤其在两个问题上:一是“1924至1927年中国国民大革命谁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国民大革命时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个普通中国人,你支持谁?”


◆高伐林


(续前篇)国民政府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武汉这边的中央执委会给汪精卫发去电报,谭延闿、孙科、宋庆龄等23人都电请他速来汉,解决时局危机。汪精卫决定去武汉。4月6日,汪精卫从上海动身。
  汪氏到武汉的目的,在他致蒋介石、李石曾和张静江的几封后来都曾发表的信中说得清楚:联俄容共政策是总理孙中山所手定,不能轻率更改;如果要更改,也要按照章程办事:要在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闭会期间,应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所以他反对吴稚晖等人的提议;而且,他认为分共也须先作好准备。他去武汉,正是要谋求共识,争取开成中央全会。
  当然,汪氏也权衡过利害:与蒋在“分共”程序问题上分歧甚大,“中山舰事件”又记忆犹新,如果留沪,谁能保证不再次被人暗算,逼迫自己成为蒋的附庸?
  就在汪精卫离沪这一天,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局突袭苏联使馆及其房产,逮捕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与多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搜到大批表明苏联与中共秘密关系、苏联图谋颠覆北京政府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的蓝图震惊了国内舆论和西方列强,使国民党的处境变得十分难堪:正在苏联出钱出武器的援助之下,大举向北进军,要推翻北京政府,许多共产党人正在北伐军中并肩作战,在控制区域,正按照苏联和中共的意图发动工农……这很难让人们不认为国民党也是按照苏联颠覆计划的蓝图行事,不仅可能在中国失去民心,也会得罪所有西方列强,让他们全力以赴支持北京政权。
  汪精卫到达武汉,群众夹道欢迎,武汉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汪的演说也语气激越。汪精卫不仅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也是一个煽惑力的演说家,我曾经听过他的演讲录音,虽然他的国语带有广东腔,但是很能与听众的情绪呼应。在十万民众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蒋介石却于次日,4月12日,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动手了。他发布武力清共命令,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数千人逃跑不知所踪。
  蒋介石何以不等汪精卫在武汉与国民党左派大佬充分沟通,就立刻采取这样的行动?蒋的借口是,汪提出了在南京开全体会议的主张,但各路人马都不到,不能久候。这一说法十分牵强,汪精卫10日才抵达武汉,而12日上海已一片血雨腥风,这谈得上“久候”吗?实际上的原因,应该是受“西山会议派”的影响。“西山会议派”给蒋施加压力,汪前脚走,后脚蒋就“清党”,就激化矛盾,断了汪再回南京的后路。
  “4·12政变”震惊全国。汪精卫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研究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在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依法惩治。汪精卫强调的要点之一,仍然是党规、党纪。
  汪精卫的长婿何孟恒(何文杰)老先生,对笔者分析“宁汉分裂”的原因有二:一,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共产党操纵,激起国民党员的不满和反对;二,蒋介石为反对国民党的这股“容共”势力,聚集了腐败势力来帮忙,造成国民党的分裂。
  蒋介石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作罢。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典礼,由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角色。蒋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一切大权,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则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
  国民政府正式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图为中共五大旧址。(新华社)


武汉国民政府内外危机,焦头烂额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也都出席大会。这次大会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没有充分认识,或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未能就面临的紧迫问题形成决议。几个“毛子”(这是当年中共对共产国际代表的称呼)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一直为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危机而互不相让。五大之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经常为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开会商议,主张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强硬反击的一方各抒己见,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交给陈独秀或鲍罗廷去拍板。
  汪精卫虽然未改“容共”,但武汉政府官员中的反共情绪热度越来越高,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党内同事,也无法说服他自己。共产党在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十分激烈,越闹越过份,最令人哗然的一例,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尤其是版本目录学“堪称一代之冠”的叶德辉,竟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决之后两枪毙命。

  被汪精卫提拔当上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数十年后(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但在当时,他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满激情地讴歌“痞子运动”:“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不过,毛泽东虽然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连农民禁花鼓、禁鸡鸭、不准谷米出境都写到了,居然只字不提涉及农民最大利益的问题——土地问题,这真是咄咄怪事!
  在毛泽东等人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国民革命军人强烈不满。中下层军官不少为中小地主出身,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农会揪斗,“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陈独秀6月给共产国际报告),使他们愤愤不已,连革命军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键一怒之下,指使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长沙5月21日“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数百人。此前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也发动事变。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虎视眈眈,两湖广大农村矛盾空前尖锐;而南京蒋介石、广州李济深、重庆杨森等各路兵马封锁武汉,南京和武汉掌控的兵力大略相等,蒋手中更有海军,江西、安徽一带两方军队随时有冲突的可能;张作霖的奉军完全占领河南,随时伺机进攻湖北扑灭革命;武汉三镇的经济生活几乎无法维持,工商业主关门,地痞流氓造谣生事,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呢,又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形势一天天恶化。
  汪精卫等武汉政府的决策者们,在东征讨蒋、北伐抗张和土地革命三种选择之间,举棋不定。



  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武装。(资料图片)


罗易为何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

  莫斯科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5月31日,给罗易发来一份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这就有了本文第一篇开始时(见上篇)的那一幕。
  过去都说“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但据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国内第一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新解密档案研究的专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首次披露:“五月紧急指示”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收人不是中共中央或陈独秀,而是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这倒是与本文开头汪精卫转述罗易的话“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相符。
  迄今我们没有见到“五月指示”全文,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10卷的是经过删节的,过去中共党史著作中,根据这一删节版,记录其要点为四条:(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3)“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组织非共产党员的、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但是中共中央秘书厅于1927年7月22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逐条引用《指示》部份原文揭露国民党,其中第一条里有一段话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从汪精卫后来的复述看,也显示该指示有五条:

  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於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即中共英文名称的缩写——高注)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

  汪精卫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掌控国民党!?
  前面说过,国民党联俄容共,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人许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也不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共产党人几乎是公开地违反这些许诺,汪精卫便受到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他自己内心也在国民革命的理念信条和策略手段的天平上权衡难决。若是没看到“五月指示”,汪精卫可能还要继续在国民党究竟应该不应该要与共产党决裂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下去。而罗易出示的“五月指示”这颗重量级砝码落下来,他的决心也就下定了。
  罗易为何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至今说法不一。有人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分析研究,认为:罗易所以如此,有他性格的缺陷,有他对汪精卫的轻信,有他不顾实际情况急于落实“五月指示”的迫切心情;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同鲍罗廷之间分歧的激化和对中共领导人的极度失望。(苏杭《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原因新探》,《长白学刊》2004年4期)
  谭晓辉在《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中则认为:罗易泄密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了汪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的一个借口。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之,罗易押了一宝:他赌汪精卫会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出示密件,以示绝对信任汪精卫,希望汪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稳住罗易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没想到汪精卫会得到这个密件,急忙解释:“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而中共中央还想拉住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左派领袖。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看到“五月指示”,使汪精卫对共产党的话一句也不信了。

“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

  过去是最坚决支持联俄容共的领袖,现在要180度转为反共,汪精卫必须要有所解释。汪精卫用“政策与主义有分别”来解释:“主义的时间性要长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时间就不同了,政策系由主义发展出来的,没有主义的时间性长。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时间性是很长的”;而联俄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
  他还从苏联关于中国问题分野的角度解释:“他们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会的讨论结果也不尽同。大约苏俄共产党的意见,可分为三派:一派人称他为最右的,他们的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可以合作到底,但这派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势力;还有杜洛斯基(即托洛茨基——高注)一派,却是最左的……还有一派,是史达林和布哈林,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去操纵一切,慢慢地取得国民党的一切权力,到必要时便消灭国民党。俄国现在得权力的就是这一派。”
  过去要容共,现在要分共,“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如大家共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样呢?如果是两只船,同在一条航线,彼此照顾,则不但未到上海时,不会有问题,到了上海后,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国共分坐两只船,比共产党人上到国民党的一只船上来要好得多——汪精卫终于认识到:比起“联共”来,“容共”实在是铸下大错。
  “五月指示”让他感到:“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武汉分共之经过》)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但是,分共得找时机,也得有武力作为后盾。汪精卫后来回忆:“4月19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死战,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摇动,无异给张作霖以一个绝好的机会了。……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
  直到第四方面军在河南击败张作霖军队,收复黄河以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汪精卫6月6日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并确定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
  罗易判断国民党左派会与共产党一条心,与右派斗,将密件交给汪精卫希望拉住他;而鲍罗廷则相信亲不亲,党派分,汪精卫不会与共产党站到一边。鲍罗廷在这件事上倒是判断正确。
  鲍罗廷本人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五月指示”也十分恼火。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五月指示”,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随后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军队)。
  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要求,解散纠察队,要求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
  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35军军长何键发出训令,抨击工农运动“幼稚”“过火”“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各业工会。
  6月30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后来被称作“对国民党彻底让步”的文件。
  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鲍罗廷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说:“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放弃激进的土改,争取和汪继续合作。但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党人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检讨错误。
  7月8日,共产国际发来最新指示——是给鲍罗廷的,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旨意”。共产国际意识到中国革命即将失败,首先想到自己撇清责任: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多么正确,还批评中共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指示中共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为何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为要“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根据这个指示,7月12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分共不流血,终究是幻想

  7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发表《对政局宣言》,这可以说是一篇讨伐“国民党右派”的铿锵檄文:严厉谴责“蒋、汪集团”倒行逆施,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这些罪行造成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宣言》重申中共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同一天,还没有看到中共宣言的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并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指出“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汪精卫“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等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审议。汪精卫看到中共摊牌的《宣言》,于7月15日紧急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届常委第20次扩大会议,在会上说:“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
  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都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最后陈不得不退出会场。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与斯大林)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后来的史书,名之为汪精卫“7·15分共”。
  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对国民党“厚诬丑诋”,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擅自宣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不过,汪精卫不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分共。他声称,说“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汪精卫的要求,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虽然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如此要求,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都有激烈分子,不可避免地互相冲突。中共痛感没有自己的枪杆子,就只能“任人驱赶”甚至“宰割”,激进主张占了上风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一面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负责疏散干部,保全力量,一面运用各种办法在军队里串连、动员,酝酿发动武装起义,半个月后,由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20军军长贺龙等人为主,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
  8月7日,中共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号召发动秋收起义。
  武汉国民政府便也放弃和平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开始了逮捕处决共产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汪精卫在脱离武汉政府到上海作题为《分共以後》的演讲时说:当初容共是遵奉总理的遗教,后来分共是尊重总理的精神!


南昌起义日后来成为中国大陆建军节。(资料图片)

如果你在1927年7月15日

  周晓在《“南京事件”与国共分裂》文中归纳说:“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世纪沙龙》)
  有趣的是:上海市建平中学高级教师田颖城写了一篇《国民大革命史教学中的困惑》(《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介绍他所教的高一学生,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史”单元教学结束后争论激烈,尤其在两个问题上:一是“1924至1927年中国国民大革命谁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国民大革命时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个普通中国人,你支持谁?”田颖城之所以组织这样的讨论,因为他相信“一个合格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公民应该具有政治选择的能力”。
  对第一个问题,学生的两派观点是“国民党最受益”和“苏联最受益”,没有一个学生认为大革命使中华民族受益;对第二个问题,争论焦点是“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年轻学生们争论不下:
  ——只有中共才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可以让我看到改造中国的希望;
  ——当时能担当改造中国重任的只有国民党有这个实力,中共只是喊喊而已。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熟,只是苏联共产国际操纵的一张牌而已,还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政党;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放弃新三民主义,如果一个党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谋农夫工人之解放,那这个党仅仅是维护本党本阶级利益,而且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中华民族又会有什么好作用呢?
  ——反不反对侵略,不能光看说什么,也不能光看当时是不是支持武力收回租界。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马上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能说新中国不反帝吗?如果国民党当时就支持武力收回租界,不仅租界收不回来,中国还可能受到新八国联军的侵略,中华民族会面临新的威胁,那时候的损失就不单单是国民党的了!

  孩子们争论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大人又如何回答呢?(全文完)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被认为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毛泽东等一些共产党人的心境。全文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按:本文引文注解众多,为便于网友阅读,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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