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一個重要前提乃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美國學者漢斯·庫恩說：“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像的。”我們這樣的臣民社會，註定玩不好民族主義，不是玩出悲劇，就是玩出鬧劇。老佛爺玩出個義和團，毛澤東玩出個紅衛兵。更要命的是，這可能不是最後的劇目
老高按：最近在自媒體和網絡上，因反駁官媒的批評，“端木賜香”這個名字火了起來。
我是讀在河南安陽舉行的一次關於袁世凱的研討會材料時，對這個名字留下印象的。別的名頭很大、任職單位十分響亮的學者的演講都正兒八經，這位出身和任教都非名校的女學者的發言，角度和文風都帶有“野路子”的印記，別具一格，卻很新鮮、有見地。後來陸續讀到她一些著作，尤其是由一位朋友轉贈給我的《老佛爺不高興》（即《重讀晚清六十年1851－1911》），鞭辟入裡，讀來痛快，嬉笑怒罵的字裡行間閃現真知灼見。
端木賜香，女，原名李桂枝，網名“三糊塗”，1968生人，1990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現為河南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著有《我是如此美麗》、《中國傳統文化的陷阱》、《糊塗讀史：明清的帝國偏執與盛世張皇》、《那一次我們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這一次，我們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始末》、《叩問傳統：中國傳統文化講演錄》、《老佛爺不高興》（即《重讀晚清六十年1851－1911》）、《有味的傳統文化課Ⅰ》、《歷史不是哈哈鏡：真假袁世凱辨別》、《有味的傳統文化課Ⅱ》、《小手術：解剖魯迅與許廣平的精神世界》等。
在百度百科“端木賜香”這一詞條中，有這麼一段話：
拆歷史的牆角，探文化的陷阱。行文似戲謔，被章立凡先生稱為“歷史頑主”；文字背後一腔真誠，被鄢烈山先生評曰“仁義多情”。
今天有朋友轉來端木賜香一篇心得體會，轉貼於此，供更多朋友了解這位“三糊塗”。
二十年歷史教學與研究的心得體會
端木賜香，網友推薦
1990年大學畢業到現在，為人師25載。時間不算短了，可是說起來卻又很慚愧，無所建樹恩。心得體會倒是有些，與諸位分享一下：
（一）我的教育理念與原則
第一，多元化。
多元化引伸到課堂，特別是文科教學方面，那就是沒有標準答案，沒有唯一的答案。有的只是你自己的答案。只要你能自圓其說。
比如美國的歷史題，小學六年級關於二戰的歷史作業：
1.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
2.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3.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
4.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
5.請去圖書館任意尋找10本關於美國歷史的著作；用自己的語言分別寫出這10本著作的內容概要；再從每部書中選擇你印象最為深刻的描寫、論述或者是數據做5張卡片，一共要做50張，卡片上要註明引文出處，包括要註明作者、書名、出版機構、年代和版本；從書中選擇自己認為對美國歷史發展進程起到過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對每個人物寫上一段幾百字的評論。
再比如美國小學二年級作業題：老鼠有沒有記憶能力？然後孩子們回家養小白鼠，根據自己的觀察，寫實驗報告。
歐美大學，連寢室安排都是多元的。一個屋子住四個人，可能就是四個年級四個專業的。學生除了跟老師學，學生之間更要互相學。中國的寢室安排，血緣、地緣、專業、班級，文化意義上的近親繁殖。
與多元化相對應的是兩極化思維，其邏輯是這樣的：非白即黑，非壞即好，非敵即友！凡是敵人反對的，就是我們擁護的；凡是敵人擁護的，就是我們反對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網上很多二貨，就是從這種毛式磚窯里打造出來的。不分左右，一個基因！
網上有個流傳極廣的歷史學家十分鐘速成，雖然有所誇張，但看到的人都會發出會意的微笑，也是典型的兩極化思維：
1.歷史人物基本上只分為好人和壞人兩種。
2.歷史上勞動人民任何時候都是好人；統治階級任何時候都是壞人（1949年以後的除外）。
3.歷史上勞動人民任何時候都是勤勞、勇敢、聰明和正確的；統治階級任何時候都是懶惰、軟弱、愚蠢和錯誤的（1949年以後的除外）。
4.歷史上主戰派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戰就是正確的和愛國的；主和派都是民族敗類和漢奸，凡是主和都是錯誤的和賣國的。
5.歷史上漢族和少數民族發生衝突時，少數民族都是進犯，漢族的將領是民族英雄；中國和外國發生衝突時，則外國都是侵略，抗擊外國的將領都是民族英雄。
6.我國從有史以來到1949年以前，凡是無法無天、殺人放火的，都是反抗黑暗統治，是英雄好漢；1949年之後的，都是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後的，都是犯罪分子。
7.任何朝代的覆滅都是因為統治階級的腐朽（1949年以後的除外）。
8.任何朝代開始時採取的統治措施都是進步的，應該給予肯定的；結束之前採取的統治措施都是反動的，應該堅決否定的（1949年以後的除外）。
9.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勝利之前都是革命運動；勝利之後都是蛻化變質（1949年以後的除外）。
10.歷史上除了黨領導的任何革命最終的結局都是失敗。
11.歷史上所有革命失敗原因都是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犯了左右傾錯誤、沒有先進的政黨領導、沒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等等；以上原因實在沒有，肯定就是反革命力量過於強大，中外反革命聯合絞殺。
12.我國歷史上的任何科學發明或創造，都比歐洲早若干年（不早的不提）。
13.我國近代以來之所以落後，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瘋狂掠奪；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掠奪了別的國家。
14.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一般都是敵視我們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對我們永遠都是友好的。
15.資本主義失敗，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主義失敗，則是前進道路上的曲折。
16.我們現在的政策從來都是英明和正確的；過去的政策肯定是錯誤的或存在問題的。等現在變成了過去，政策也就又開始變成錯誤的或存在問題的。
著名大導演謝飛在給北大學生做講座時說了自己的兩個笑話。一是老先生在廈門用望遠鏡望海峽對岸，嚇了一大跳，他問身邊的士兵，為什麼台灣也用我們的紅旗。兵告訴他，台灣的旗底色也是紅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謝大導演說：我以為，台灣只能用黑旗或者藍旗呢(幸虧謝大導演沒拍過國共戰爭片，否則他老先生讓人家國民黨軍隊打着黑旗沖將出來，就太幽默了)。二是老先生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與一個台灣人合住一室。評價起雙方的領袖，謝飛認為一提老蔣，就想起一個尖嘴猴腮無情無義的老頭，台灣人說哪裡，我們印象中，老蔣是一個和藹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們的毛澤東就想起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土匪……
第二，言論中性。
沒有中間地帶的國家與社會是荒唐的！言論中性，才能構建中間地帶！所謂的言論中性，就是，言論沒有對錯，大家都有言論的自由！我們所爭的不是說得對說得錯，而是說的自由與權利。這是第一位的！
即使言論很錯，也要給他說的自由與權利。既然是錯的，還怕他說嗎？中國歷史最恐怖的，不是錯誤的言論，而是正確的言論，百分之一百正確的言論。
中國的教育界頻出告密者。告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遺毒。盛行於武則天時代與毛澤東時代！到今天，還盛行於我們的社會。校園裡也有。最轟動的兩次校園告密事件，是吉林大學的盧雪松事件（《尋找林昭的靈魂》），和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事件。也有外系學生說我反黨反革命。我說反黨很正常啊，反對黨，不就可以簡稱反黨嘛。至於反革命，保守主義都反革命啊，按英美保守主義的邏輯，革命要儘量避免，漸進、穩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實屬必要，否則自由、人身、財產都面臨着最嚴峻的威脅，那麼英國那種不流血的光榮革命——既不伏屍遍野，更不剝奪個人財產，既不觸及人的靈魂，更不消滅人的肉體——才符合正道。正如十八世紀英國保守主義的創始人、古典自由主義主要代表的埃德蒙·柏克在他的名著《法國革命論》中所云：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最後的不得已的辦法”。
外系的一些學生告我告急了，我半玩笑半調侃地勸告他們：我在教師隊伍里潛伏二十年都沒被發現，你們大一新生一進校就把我抓出來了，說明階級鬥爭警惕性很高，眼睛不但雪亮，還都是雙眼皮的。不過以後再告的時候，不要告反黨反革命了，中國刑法里沒這個罪名了，改為煽顛了，以後再告，請告這個，而且要告就往大里告。往我系告往教務處告，不夠意思。2005年我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陷阱》出版之後，廣州一個網友，據說是大學教師，給我們學校打電話，揚言要告出版社和作者，而且人家說的是要往人大常委會告呢。你們瞅瞅人家這氣勢！你們沒法比！
第三，求真。
朱永新先生是中國新教育改革的發起人，我曾經參加過他主持的一次新教育改革研討會，發現江蘇的新教育改革確實做得比較好，相形之下，我們河南落後多了。朱永新先生炮轟中國教育的弊病之一，就是中國高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導致學生人文教育遠遠不夠，工具理性盛行，價值理性式微。其實在我看來，光文理兼修還遠遠不夠，關鍵是這些文科怎麼講授，因為文科與理工科是截然不同的兩類學科，如果說理工科主要針對的是對與錯，那麼文科針對的就是真與假，美與丑，善與惡。所以，當我看到朱永新先生的長文《中國教育缺什麼》，說中國教育缺錢，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觀念，缺服務意識，缺人文意識，缺特色，缺理想。我寫了長文回應：《我說中國教育缺什麼：兼與朱永新先生商榷》。我的觀點是，朱先生所列的這些“缺”，我都承認，不過在我看來，目前我們教育中最缺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真”！或者說，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是第一位的。老前輩陶行知先生早已有話：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真善美，真善美，真永遠排在第一位。
第四，公民培養。
中國只有臣民，沒有公民。
中國目前的情形下，一個合格的教師，首先應是一個啟蒙者。他不是告訴你考試答案（答案書上就有），而是告訴你思考的方式與方向（這個才會讓你成為獨立的合格的公民）！
第五，反狼奶教育
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發表了袁偉時老師的一篇舊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提出了中國的狼奶教育與教科書問題，由此引發了轟動一時的冰點事件。其實袁老與大同兄的相交相識，還是我聯繫的。當時大同兄找我，問我田中奏摺的事情，我說我人微言輕，沒有分量，我給你引介一個大腕，袁偉時老師。兩個人由此相識並成為好友。後來，大同兄把袁老的一篇舊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編發到“冰點周刊”。沒成想引發了一場地震！
我同意袁老，而且我認為，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比日本更嚴重，結果就是狼孩遍地！
第六，學科交叉與通識教育
哈佛大學規定：一個學院裡，讀物理化學的，必須在文科領域拿到足夠的學分，文史哲都得學，一門不及格，便不能升級，不能入碩士班，就算你是物理天才，甚至五年中能拿兩個理工博士，但你的人文基礎課必須及格。美國一項綜合研究表明：西點軍校的高才生，往往要在哈佛讀一年，拿一個歷史學碩士，否則將來在軍隊難以升遷，因為按照美國的理念，將帥型的人才，像巴頓那樣帶兵占領一個大陸的將軍，他必須懂歷史，否則他的純粹的軍事決策就會犯致命的錯誤。
在網上發現不少的公知，於中國近代史一點不通，天天嗷嗷當年革命黨的一些口號，至於其作派，更是讓我深感一代不如一代，悲劇還在重複！
（二）我自己的歷史研究
第一，整個中國近代史得重寫，近代史是意識形態的重災區
2004年，全國首屆袁世凱與北洋人物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我們安陽師院召開。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中山大學教授、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袁偉時老師，在一幫青年教師與學生的包圍中，袁老給我們講了很多，其中一句讓我記憶猶新。那就是：整個中國近代史得重寫。身為一線教師，對此我深有體會。N年前在網上，從心理學方面對袁世凱稱帝進行了分析（現在看來那文章很幼稚）。沒想到第二天一上網，一個巨大的黑字標題展現在我面前：試看三糊塗的賣國言行。這才睡了一夜，我就成賣國賊了。寫這個帖子的，是個高中歷史教師，我感覺很悲哀，這樣的教師，要把孩子們教成啥樣的人呢？用我老公常說的一句話，中國教育，只有人才，就是沒有人！
重寫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巨大的工程，本人不才，勉為其難，想為中國近代史的重寫添加一磚一瓦。但是發現干不完的活兒。我寫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由於主書名分別是《那一次我們挨打了》和《這一次我們又挨打了》，被讀者簡稱為一挨打二挨打。在網上，讀者們強烈要求我把近代五次挨打全部寫完。名字他們都替我起好了：《第三次我們怎麼還挨打：中法戰爭》；《第四次我們又挨打：中日甲午戰爭》；《第五次我們挨死了：八國聯軍進中國》。
第三次挨打，準備好資料了，提綱列好了。但是半中間有人加塞，一個是慈禧太后。寫慈禧太后是針對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玩不好，首先傷的是自己。特別是針對我們這樣的國家與族群來講。因為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前提乃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比如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在推翻了神權與王權，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民族國家取代王朝國家後才出現的。正如美國學者漢斯·庫恩所言：“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一句話，我們這樣的臣民社會，註定玩不好民族主義，不是玩出悲劇，就是玩出鬧劇。老佛爺玩出個義和團，毛澤東玩出個紅衛兵。更要命的是，這可能不是最後的劇目。具體來講，我是針對一本書《中國不高興》，前面他們出版一本《中國可以說不》（我的好朋友王一名背後給它改為“中國可以說呸”），我當時跟網友開玩笑，你中國不高興，我老佛爺還不高興呢，我要寫老佛爺不高興。結果網友轟然叫好，不寫不中了。可是出版時，出版社堅決不給用這書名，給改成了《重讀晚清六十年》（修訂再版時我堅決要求改回了《老佛爺不高興》）。
第二個加塞的是袁世凱。覺得袁是國共兩黨同時抹黑的一個人物，特別是他還是我們河南帥哥，我不仗義誰仗義。於是寫了《為袁世凱辯護：以保守主義的視角》。最先簽的是鳳凰聯動。如果我告你鳳凰聯動就是策劃並寫作《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的那幫兄弟，你有何感？反正我這人很講江湖規則，一碼是一碼。問題是，袁世凱一直過不了政審。當時聽說他們與江蘇人民出版社合作。而我一聽帶人民的東東，就感覺不妙。之前曾有山東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找過我，希望合作。我拒了。我知道人民不好玩兒。結果還真不好玩兒，那邊傳過話來，叫我改。我的底線，刪節幾個段落幾個句子都可以，叫改觀點，堅決不干。那邊說，堅決不干那只能退稿了。這可難了鳳凰聯動。一邊不改，一邊不給政審過關。最後我說那解除代理出版協議吧。袁大總統估計想不到，一百年了，出版有關他的一本書稿，還是這麼難。當時我都絕望了，沒成想峰迴路轉，麼志龍的策劃下，金城出版社給接了。金城的意思是，辯護也就罷了，居然還保守主義。這書名不能用，於是給改成了《歷史不是哈哈鏡：真假袁世凱辨別》。當然內容還有小刪節，好在沒有傷筋動骨。一幸也。
前幾天在微信圈裡碰見《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凰聯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副總裁宋強。他馬上招呼說，端木老師，你不知道當初你那本袁世凱在我們公司費了多大的勁兒，前後找了六家出版社都不過。我一聽，很感動。走江湖，大家都不容易！
第三個加塞的，是許廣平。偶然發現小娘們很有意思，就想寫《許廣平這個小娘們兒》，可是出版社編輯說，許家不好惹，你敢寫，我們還不敢出呢。不得不承認，我這個小女人，很有點二百五勁頭，一聽不好惹，得，那我寫定了。沒成想寫着寫着，連魯迅都被我拉下水了。出版時自然不能用《許廣平這個小娘們兒》的書名了，因為有了爺們兒，於是改成《小手術：解剖魯迅與許廣平的精神世界》。但是書中不時會蹦出一句“這個小娘們兒”。出版社就不願意了，不能用娘們兒，不雅。我說當娘的人們，自然都是娘們兒。我網友專門寫我《三糊塗這個小娘們兒》。我跟閨蜜打電話，開場白都是娘們兒在家幹嘛呢？雖然我很有理，但出版社還是把書中的娘們兒都給我幹掉了。真爺們兒！
這是寫成的，沒寫成的，準備加塞的，多了，一個是林則徐（前言與提綱寫好了）；一個是段祺瑞（寫了二十萬字，要把那個歷史時段說清楚，估計還得二十萬字）。甚至還有人點名叫我寫汪精衛……可忙死我了。而我又很貪玩很懶散，都是網上玩夠了，睡累了，才想起來自己還有寫作任務的。
第二，歷史著述中的價值訴求與原則
1.求真：教學中的價值訴求，同時也就決定了歷史研究中的價值訴求。這方面我最欣賞袁偉時老師的一句座右銘：歷史在哪裡扭曲，我們就要在哪裡突破；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2.求趣：我是個小女人，與袁老不同，另有自己的小女人情趣，所以在袁老的座右銘後面加了一句話：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說自己想說的話！
3）求普及：現在的學者搞科研，以上海師大蕭功秦老師的說法，大致可分三類。一類是對策派，給政府提供決策諮詢的；一類是意識形態派，比如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量子力學的運動規律符合三個代表精神”之類；相對比較中立的，是學院派，比如莊子的美學思想，莊子的生態意識之類。我覺得應該再加一派，普世派或曰真相派（其實真相是普世的前提，沒有真相，普個啥玩藝兒呢）。但他們與民眾之間，沒有直接的交流或曰交流不多。我呢，一直想做個二傳。但左右為難，學院認為你不夠學院，讀者認為你不夠普及。有些讀者說你居然引用文獻參考資料？還都是古文！你一引用我們就跳過去。有讀者說，非得引用，你能不能翻譯成你的話，我們不愛看引用，僅愛看你翻譯。問題是你靠近了民眾，學校對你有了偏見。比如我的書拿到學校，學校很不願意承認它們是著作；特別是編輯為了走市場，在給出版署提供的書稿簡介里，往往喜歡加入通俗讀物或者大眾讀物等字眼，結果你的書在系統提取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後面那串關鍵字眼時，就給你提取出來了。學校一看，你瞅瞅，通俗讀物，大眾讀物。不是著作，不能拿學校的年終著作獎——其實獎金了了。學校認的少數幾個出版社，獎金還算可以。問題這些社，我的書先就過不了政審。其他社衝過政審後，比如我的《小手術》24萬字，如果校方承認它是著作，那麼能拿2400元獎金。我是取之於校，用之於傳播，事實上，每本書我自費購買送人，一般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
編輯跟我說，2005年中國的出版業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作為作者，我深有體會。一是政審愈來愈難（我說江時代政審比較容易你們樂意聽不？），二是首印越來越少，我自費送書的豪氣就有點受影響。特別是我兒到上海讀大學了。小伙子寒假回來跟我說：媽媽我到上海發現啥都發愁，就有一件事不用發愁。我一聽很高興，嘛事不用發愁呢？兒子說：就是錢多了不愁花不出去。我聽了當頭一棒。我得給我兒掙錢哪。記得兒子臨去上海讀書前，我這個當娘的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臉，鄭重其事地跟他說，兒子，到上海讀書，如果同學中有窮孩子，你可不能……沒等我說完，兒子就頂了回來：上財能有窮孩子？我到那兒就是最窮的了，他們不歧視我就不錯了。得，又是當頭一棒。這小子，敲打他娘一點也不手弱。
為了給兒子掙上海的生活費，我跟人說，出版業不景氣，歷史書沒銷量，我得轉型了呵。我要風花雪月。編輯也給我一棒，拉到吧，風花雪月也不行，台灣作者的愛情小說，我們都得給他刪。那還能往哪兒轉呢？想了想，除了蒸豆包，還真想不出啥新的創業計劃來……賣豆包嘍，賣豆包嘍，別把豆包不當乾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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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理工科思維不能硬套在社會課題上
“換作是我，會比前人做得更好嗎？”
“偽君子”與“真小人”，哪個更壞？
若能給袁世凱那代執政者更多一點時間
國史出版社啟動《共和國檔案》出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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