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就是未来社会资源分配权的竞争。既然是为利益分配而考试，就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的出现。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教育，高考的问题也不在高考，如果社会分配制度更公平，今天高考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老高按：今天上午11点半要做一场“历史明镜”视频访谈节目，谈恢复高考40年，采访一位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朋友。
就在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身穿“鄂城一中”校服的成百上千个少男少女，从数层高的校舍上近乎癫狂地将大量纸片抛洒到操场，场面宛如每年除夕纽约大苹果落地那一刻，五彩纸屑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但学子们抛撒的，显然不是纸屑，我猜想，那是高考复习资料、课本、笔记、模拟题……高考结束了，可算是解放了！
一方面也感染了那种狂欢的气氛，为他们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
高考，是中国民众“永恒的话题”。40年來，数千万年轻人通过了高考这一关，跨进大学校门，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尽管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第一届高考的不到5%（精确点说，是4.8%），一路攀升到近年的75%左右，但高考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涉及中国社会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所以不仅仍然成为朝野高度焦虑的焦点，而且引发学者从各个层面深入探究。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因为今年适逢40周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联翩而来。下面我就转载两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今天这位我即将采访的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朋友，他要讲些什么，我还不知道。或许他还有更多精彩的阐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j_JSDvXFE
高考：一场“投名状”
周健，FT中文网
1980年，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敲锣打鼓欢送当地的高考状元刘汉清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报道。
当时，16岁的刘汉清，以398.5分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成为戴南镇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五年后，刘汉清因在学校“痴迷数学研究”，多门功课考试挂科，被劝其退学。
2017年，53岁的刘汉清成为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双沐村五组低保户，每月领取400元的低保。
在某种意义上，高考是一个“投名状”：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只要你能脱颖而出，就有可能飞黄腾达；如果你不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即便考上了大学，要想回到自己的活法，也不可能。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让绝大多数人认为高考是农村孩子、弱势家庭改变命运、改变自己、改变未来的唯一可能实现的途径。表面上看，高考是以知识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晋升机会，是徇私舞弊最少的选拔人才办法。但事实上，每一个参加高考的人，从小开始就在遭遇“不公”。他丧失了个人学习的自由，他需要学习固定的知识，固定的答案，甚至固定的回答格式，只有一丝不苟地掌握这些标准化的答案，才可能获得通过高考递交“投名状”的机会。
人生的知识应该来自自然、教育者和社会现实，高考的知识和这三者脱节。为了在高考中胜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必须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了解、认识这个世界：天安门广场是宽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宏伟的、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大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实施的政策是有效的、同学之间是团结的、学霸读书是刻苦的、差生都是品质坏的、考不上大学的都是没出息的……
孩子心中的世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为了“高考”的世界。高考那些被固化的内容就像一个魔咒，寒窗十余载，学校不是培养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训练她们如何成为在“高考”中胜出的“奴隶”。
杜威说：生活即学习。但在中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基本没有生活，自然也谈不上学习。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在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学习知识成为了痛苦而繁琐的任务。当他们艰难地在高考中胜出，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信、人格和价值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从大学往回看，高考把我们的教育完全拧反了。在孩子最该自由自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把孩子管得死死的，只认分数，让孩子丧失了培养自信、兴趣和爱好的机会。我们的高考是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反教育、反人性、扼杀人创造力的“洗脑”行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今天高考制度一样，一开始，每个普通人都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学习，最后就能当官发财。等真正进入其中的时候才发现，为了赢得科举或高考，首先要放弃的是人本身的权利，然后再按照权力者的要求去“塑造”自己，以期一人挤掉万人，走过独木桥，变成人上之人。科举和高考制度都存在“万人拥过独木桥”的情形，科举制度直接造就的是官员掌握权力的合法性，高考制度也间接地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支持高考的人说：高考给自己走出农村、改变命运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人一旦考上大学，从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从此可以在自己所喜欢的知识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游。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学毕业生就天然地应该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过得好呢？这些不平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高考熙熙，皆为利来。闯过高考独木桥后，学生就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权，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就是未来社会资源分配权的竞争。既然是为利益分配而考试，就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的出现，参加高考学生的兴趣不是学习，而是大学学历。所以，高考制度不管如何改革，只要社会的分配机制不公，以高考为目标的教育机制就会长盛不衰，必然就会扼杀对人的教育，扼杀人天生的想象力与创新精神。
中国为什么很多优秀的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较差？因为参加高考，考上一个好大学，并非他们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只是在向这个社会递交一个“投名状”而已。
高考的“投名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孩子大学毕业后，对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每天在没有感觉的工作中疲惫地煎熬，并时时心生抱怨。卢安克说：中国人最爱说的话就是“没办法”，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才来做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事实上，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高考制度导致的是，这个社会大量的工作是由对工作内容没有什么兴趣的人在做，由一群不知道自己爱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的人在做。其结果是，人的幸福感、效率和创造力会都非常低下。
高考制度最失败的地方是学校为了对付高考，忽略了对学生“人”的教育。卢梭说：学校最大的效用是培养人，老师只需要把一个合格的人交到社会，这个人未来做什么都不会出大问题。高考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高收入、高福利诱惑，促使中国家长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投资的目标就是更好的高考成绩、更好的大学，而是丝毫不考虑孩子能否成为“正常人”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教育，高考的问题也不在高考，如果社会分配制度变得更加公平，城乡社会福利差距缩小，蓝领工人、白领职员、央企领导、政府官员彼此之间的社会分配制度更加公平，今天高考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
高考作文，还是政治考验？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高考作文试题从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到今年北京的考题“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作文充当政治辅导员的角色一直未变。
首善之区的命题官假设204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功告成，让考生虚拟拍摄一到几张表现其辉煌成就的照片，以记叙文表达之。要把一种不可预见的东西当成实有的事物，事实上只能写科幻小说式的中国梦——即胡思乱想。又被规定了基调——给出了明确的政治导向：共和国，我为你拍照！此类作文题，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表态。
那么，六万余名考生笔下可能呈现的画面，还能有什么两样呢？这是一场规定动作的谄媚激情表演，假装入戏——为了高分和名牌大学，才有可能在眼前出现那种荒诞的穿越画面。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其实就是在鼓励撒谎，让你表述一种自己所没有的高亢情绪，考官在乎的是你的态度：爱不爱国，是否对这个政权抱有他们所需要的信心。如今十七八岁的考生，他们可能预想到三十二年后中国的情景吗？毋庸置疑，得高分的一定是政治正确、激情饱满，充满了“正能量”的东西。对现实熟视无睹或接受了伟大复兴解释的人，才有可能考出高分；一个有真情实感、对中国现实有清醒判断的考生，如果如实写出自己的感觉和判断，他只能低分或零分。
北京今年出此作文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忠诚。碰到这样的检验政治正确与否的题目，实际上是容易得高分的，驯顺而势利的，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对那些忠诚于自己内心的孩子而言，则是一次痛苦的磨难。
然而，即使在这样高亢的时刻，上海和浙江还是出了理性、有趣的题目。
现在想想，我在1980年和1981年两次参加高考所碰到的作文题目还是相当中性的，似乎还能考察出一个人相对真实的逻辑和语言水准，它们分别是：“读《画蛋》有感”，“毁树容易种树难”。
当然，如果与法国高考作文题相比，中国恐怕还在中世纪徘徊。请看他们近十年的考试题目：
尊重所有人是道德义务吗？
艺术作品能培养我们的感知力和领悟力吗？
我们是否应该为获得幸福而穷尽一切手段？
我们能否对真理漠不关心？
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
人在劳动时有何收获？
我们欠国家什么？
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
没有国家我们会更自由吗？
我们有权探求真理吗？
人类是否必然对自身估计过高？
文化是否使人类偏离自然？
平等是否危及自由？
为了给自己一个未来，是否应该忘记过去？
某些科学真理是不是有可能是危险的？
认识他人是否比认识自己更容易？
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什么是公众所能承受的真理？
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
羡慕人家有如此可以自由发挥的题目，而无需担心阅卷教师的政治惩罚。若教我们去做，又能得多少分呢？我们还会自由思考内心真正关注的这些真问题么？
高看（每天一图。与文章没有关系）： 
鲍威尔湖畔远眺（位于美国西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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