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高考就是未來社會資源分配權的競爭。既然是為利益分配而考試，就必然會導致應試教育的出現。中國教育的問題不在教育，高考的問題也不在高考，如果社會分配製度更公平，今天高考面臨的大部分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老高按：今天上午11點半要做一場“歷史明鏡”視頻訪談節目，談恢復高考40年，採訪一位認識了三十多年的朋友。
就在前幾天，我還看到一個視頻：身穿“鄂城一中”校服的成百上千個少男少女，從數層高的校舍上近乎癲狂地將大量紙片拋灑到操場，場面宛如每年除夕紐約大蘋果落地那一刻，五彩紙屑紛紛揚揚從天而降。但學子們拋撒的，顯然不是紙屑，我猜想，那是高考複習資料、課本、筆記、模擬題……高考結束了，可算是解放了！
一方面也感染了那種狂歡的氣氛，為他們高興，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
高考，是中國民眾“永恆的話題”。40年來，數千萬年輕人通過了高考這一關，跨進大學校門，改變了自己和家庭的命運。儘管高考錄取率，從40年前第一屆高考的不到5%（精確點說，是4.8%），一路攀升到近年的75%左右，但高考因為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又涉及中國社會格局和價值觀念的巨大轉變，所以不僅仍然成為朝野高度焦慮的焦點，而且引發學者從各個層面深入探究。這裡面涉及的問題太多了，因為今年適逢40周年，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聯翩而來。下面我就轉載兩篇文章，供大家參考。
今天這位我即將採訪的認識了三十多年的朋友，他要講些什麼，我還不知道。或許他還有更多精彩的闡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j_JSDvXFE
高考：一場“投名狀”
周健，FT中文網
1980年，江蘇省興化市戴南鎮敲鑼打鼓歡送當地的高考狀元劉漢清前往哈爾濱工業大學報道。
當時，16歲的劉漢清，以398.5分的成績，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成為戴南鎮第一個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五年後，劉漢清因在學校“痴迷數學研究”，多門功課考試掛科，被勸其退學。
2017年，53歲的劉漢清成為江蘇省興化市戴南鎮雙沐村五組低保戶，每月領取400元的低保。
在某種意義上，高考是一個“投名狀”：按既定的規則學習，只要你能脫穎而出，就有可能飛黃騰達；如果你不按既定的規則學習，即便考上了大學，要想回到自己的活法，也不可能。
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城鄉社會福利的巨大差距讓絕大多數人認為高考是農村孩子、弱勢家庭改變命運、改變自己、改變未來的唯一可能實現的途徑。表面上看，高考是以知識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晉升機會，是徇私舞弊最少的選拔人才辦法。但事實上，每一個參加高考的人，從小開始就在遭遇“不公”。他喪失了個人學習的自由，他需要學習固定的知識，固定的答案，甚至固定的回答格式，只有一絲不苟地掌握這些標準化的答案，才可能獲得通過高考遞交“投名狀”的機會。
人生的知識應該來自自然、教育者和社會現實，高考的知識和這三者脫節。為了在高考中勝出，孩子們從小學開始，就被要求必須按照老師的標準答案了解、認識這個世界：天安門廣場是寬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宏偉的、中國的歷史是悠久的、大會的決定是正確的、實施的政策是有效的、同學之間是團結的、學霸讀書是刻苦的、差生都是品質壞的、考不上大學的都是沒出息的……
孩子心中的世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為了“高考”的世界。高考那些被固化的內容就像一個魔咒，寒窗十餘載，學校不是培養一個人成為更好的自己，而是訓練她們如何成為在“高考”中勝出的“奴隸”。
杜威說：生活即學習。但在中國，我們的孩子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基本沒有生活，自然也談不上學習。我們的孩子在幹什麼？在被訓練成考試的機器，學習知識成為了痛苦而繁瑣的任務。當他們艱難地在高考中勝出，進入大學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太多的自信、人格和價值觀念，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從大學往回看，高考把我們的教育完全擰反了。在孩子最該自由自在學習的時候，我們把孩子管得死死的，只認分數，讓孩子喪失了培養自信、興趣和愛好的機會。我們的高考是全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反教育、反人性、扼殺人創造力的“洗腦”行為。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和今天高考制度一樣，一開始，每個普通人都相信自己通過努力學習，最後就能當官發財。等真正進入其中的時候才發現，為了贏得科舉或高考，首先要放棄的是人本身的權利，然後再按照權力者的要求去“塑造”自己，以期一人擠掉萬人，走過獨木橋，變成人上之人。科舉和高考制度都存在“萬人擁過獨木橋”的情形，科舉制度直接造就的是官員掌握權力的合法性，高考制度也間接地為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背書。
支持高考的人說：高考給自己走出農村、改變命運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人一旦考上大學，從此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從此可以在自己所喜歡的知識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遊。但問題是，為什麼大學畢業生就天然地應該比“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過得好呢？這些不平等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高考熙熙，皆為利來。闖過高考獨木橋後，學生就可能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分配權，某種意義上講，高考就是未來社會資源分配權的競爭。既然是為利益分配而考試，就必然會導致應試教育的出現，參加高考學生的興趣不是學習，而是大學學歷。所以，高考制度不管如何改革，只要社會的分配機制不公，以高考為目標的教育機制就會長盛不衰，必然就會扼殺對人的教育，扼殺人天生的想象力與創新精神。
中國為什麼很多優秀的學生，進入社會以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較差？因為參加高考，考上一個好大學，並非他們自己的興趣所在，而是只是在向這個社會遞交一個“投名狀”而已。
高考的“投名狀”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孩子大學畢業後，對學習、工作沒有熱情，每天在沒有感覺的工作中疲憊地煎熬，並時時心生抱怨。盧安克說：中國人最愛說的話就是“沒辦法”，每個人都說自己是為了生存、為了養家糊口才來做這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而事實上，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自己真正喜歡什麼。
高考制度導致的是，這個社會大量的工作是由對工作內容沒有什麼興趣的人在做，由一群不知道自己愛什麼、對什麼感興趣的人在做。其結果是，人的幸福感、效率和創造力會都非常低下。
高考制度最失敗的地方是學校為了對付高考，忽略了對學生“人”的教育。盧梭說：學校最大的效用是培養人，老師只需要把一個合格的人交到社會，這個人未來做什麼都不會出大問題。高考以及大學畢業之後的高收入、高福利誘惑，促使中國家長把教育看成是一種投資，投資的目標就是更好的高考成績、更好的大學，而是絲毫不考慮孩子能否成為“正常人”的問題。
中國教育的問題不在教育，高考的問題也不在高考，如果社會分配製度變得更加公平，城鄉社會福利差距縮小，藍領工人、白領職員、央企領導、政府官員彼此之間的社會分配製度更加公平，今天高考面臨的大部分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註：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曾用名“才讓多吉”。)
高考作文，還是政治考驗？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老愚
高考作文試題從1977年的“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到今年北京的考題“共和國，我為你拍照”，作文充當政治輔導員的角色一直未變。
首善之區的命題官假設2049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功告成，讓考生虛擬拍攝一到幾張表現其輝煌成就的照片，以記敘文表達之。要把一種不可預見的東西當成實有的事物，事實上只能寫科幻小說式的中國夢——即胡思亂想。又被規定了基調——給出了明確的政治導向：共和國，我為你拍照！此類作文題，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表態。
那麼，六萬餘名考生筆下可能呈現的畫面，還能有什麼兩樣呢？這是一場規定動作的諂媚激情表演，假裝入戲——為了高分和名牌大學，才有可能在眼前出現那種荒誕的穿越畫面。明眼人都看得出，這其實就是在鼓勵撒謊，讓你表述一種自己所沒有的高亢情緒，考官在乎的是你的態度：愛不愛國，是否對這個政權抱有他們所需要的信心。如今十七八歲的考生，他們可能預想到三十二年後中國的情景嗎？毋庸置疑，得高分的一定是政治正確、激情飽滿，充滿了“正能量”的東西。對現實熟視無睹或接受了偉大復興解釋的人，才有可能考出高分；一個有真情實感、對中國現實有清醒判斷的考生，如果如實寫出自己的感覺和判斷，他只能低分或零分。
北京今年出此作文題，不過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忠誠。碰到這樣的檢驗政治正確與否的題目，實際上是容易得高分的，馴順而勢利的，一定有如魚得水之感。對那些忠誠於自己內心的孩子而言，則是一次痛苦的磨難。
然而，即使在這樣高亢的時刻，上海和浙江還是出了理性、有趣的題目。
現在想想，我在1980年和1981年兩次參加高考所碰到的作文題目還是相當中性的，似乎還能考察出一個人相對真實的邏輯和語言水準，它們分別是：“讀《畫蛋》有感”，“毀樹容易種樹難”。
當然，如果與法國高考作文題相比，中國恐怕還在中世紀徘徊。請看他們近十年的考試題目：
尊重所有人是道德義務嗎？
藝術作品能培養我們的感知力和領悟力嗎？
我們是否應該為獲得幸福而窮盡一切手段？
我們能否對真理漠不關心？
人活着是為了幸福嗎？
人在勞動時有何收穫？
我們欠國家什麼？
所有信仰都與理性相悖嗎？
沒有國家我們會更自由嗎？
我們有權探求真理嗎？
人類是否必然對自身估計過高？
文化是否使人類偏離自然？
平等是否危及自由？
為了給自己一個未來，是否應該忘記過去？
某些科學真理是不是有可能是危險的？
認識他人是否比認識自己更容易？
欲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人們是否可以擺脫成見？
什麼是公眾所能承受的真理？
我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否受科學知識的局限？……
羨慕人家有如此可以自由發揮的題目，而無需擔心閱卷教師的政治懲罰。若教我們去做，又能得多少分呢？我們還會自由思考內心真正關注的這些真問題麼？
高看（每天一圖。與文章沒有關係）： 
鮑威爾湖畔遠眺（位於美國西部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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