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盛行的就是強力推動兩個極端：上面號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聯”，全國遊逛車船食宿一切免費，正常生產運輸都要讓路；而一旦上面不號召，自己出行就成為“盲流”“流竄”，寸步難行。那個時候非常“言論自由”，那個時候卻也鉗口禁言道路以目

　　老高按：正月十五元宵節還有幾天才到，那麼這段日子，還算是中國傳統的過年期間。但這幾天黨國大事頻出，氣氛肅穆，大煞了團圓過春節的喜慶興頭，實在是始料不及！
　　今天讀到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一篇文章《盲流少年奇遇記》，他說是因為“逢年過節，朋友說不想談沉重的話題，那就來點輕鬆有趣的”，但實際上既然是寫文革浩劫年代，也就不可能真正“輕鬆有趣”。但總算沒有那麼沉重吧，轉載於此。
　　這篇文章喚起我很多聯想。秦暉到底是名不虛傳的歷史教授，回憶文革的經歷，寫下許多敏銳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例如此文結尾時的反思，就是一般知青回憶上山下鄉往事時不可能寫出來的。現在有不少人（經歷過文革的和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出自不同的心理動因而美化文革、浪漫化文革，我希望他們讀一下此文，對文革時期真實的政治氛圍，那種壓抑、那種荒誕、那種混亂和整飭（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出自元代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那種老百姓動輒得咎、只能任人宰割的命運和心態、那種一本正經、理由十足、卻令人啼笑皆非的制度規定，都有非常生動鮮活的描述。我作為他的同時代人、同經歷人，可以作證：他沒有渲染誇大，更沒有虛構捏造。他的文中說，“我們一路上可以說沒有碰上一個惡人”，這也正是我插隊歲月的感受（我曾在博客文章中說過，當時無論社隊幹部還是農民，對我都非常好）。沒有壞人作梗，卻無可避免地仍然讓我們經歷了荒唐遭遇，這更深刻地提醒我們：那個時代的悲劇，必有更深刻的根源。
　　回想起來，我在插隊期間，也曾有類似的經歷，我時常有衝動將之寫出來，又憧憬着未來沒有這麼忙了，一定好好整理自己的記憶：例如中共九大開幕當天（1969年4月1日）我轉到湖北天門縣的驚悚遭遇——後來有人說九大是“秘密舉行”，完全是記憶錯亂，秘密舉行的是中共十大（1973年10月），而九大開了三個星期，從開幕起就是公開的，會議進程每天都是頭版頭條；我還記得我到天門的公社報到這天，貧下中農社員被組織起來在只能容單人通行的水田田埂上舉着標語遊行，“歡呼九大勝利召開”……而類似秦暉這樣的經歷，也曾有過多次，雖然我也只是一個普通知青，但就是如實寫下，也會被我女兒輩視作天方夜譚，甚至我被招工進城，也完全是被命運捉弄而陰錯陽差。
　　秦暉此文是在國內網站上刊出，談到“文革”二字，都寫作wg以避文禍。為海外讀者閱讀方便，我都恢復為文革。對共和國及其子民真實經歷過的文革歲月，在回憶中都不能如實寫來！控制言論到了可稱瘋狂程度，這種政治環境，居然還有人頌之為“盛世”，真不知他們是何心腸、是何眼光！
　　這裡順帶要說一句，我的博客文章發出之後，往往遭到不少博友網友尖銳批評，我也沒少對他們反唇相譏。前天以來，我看到好幾位批評我最力的網友，對中共建議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這一事態，都鮮明地表明了堅決反對的態度，這讓我感覺到非常高興、非常溫暖：我與他們的心，其實是相通的！這裡也要提醒一下：網絡意見之爭，非常正常，也非常有益，彼此之間，就事說事，以理論理，擺出實實在在的數據、事實來駁倒對方，就最好不過，第一不必用侮辱性的外號加之對方，挑起情緒衝動，第二不必動輒明示暗示、猜測甚至認定對方的動機或背景，說對方是“為主子”如何如何。我們的意圖，是弄清是非，而不是爭個高下啊。


　　盲流少年奇遇記

　　秦暉，秦川雁塔

　　當年的“長假”

　　逢年過節，朋友說不想談沉重的話題，那就來點輕鬆有趣的，說說放假吧。
　　說起來嚴格意義上的“放假”感覺，我這輩子似乎只是在保育院和小學才有過。初中三年正好碰上亂世，“一進校，就停課；畢業前，剛停火。”也就久違了放假一說。1969年以後在農村九年多，只有農忙農閒出工不出工，沒有城裡的法定節假日之說。後來讀研三年、在高校教書幾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除了規定的課堂時間以及開會什麼的，其餘就是自己把握。想干的天天看書寫字十幾個小時樂此不疲，不想干也盡可採菊東籬，悠然見山。所以儘管學校有節假日，我們當教師的節假日感並不強。
　　想想還是當年務農時的“農閒”比較有感覺。其實，那時的所謂農閒也基本都是在各種工地上服徭役，連過年上面都經常號召在工地過“革命化的春節”，如果碰到這種號召，農民還要在家過傳統年，就近乎是開小差（儘管其實這種開小差也很普遍）。不過對我們知青而言，有個時段倒是類似於“長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們剛下鄉那會大多只有十五六七歲，遠離父母和故鄉城市來到地老天荒的農村，艱苦勞作數月後，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鄉後1970年初第一個春節時，這一撥知青（包括同村的三位女生）幾乎都回城過年了，只有我們壩關村的三個男生在村里過了個“半革命化”（沒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裡“與貧下中農一起過年”）的春節。但卻慘遭回祿之災，這年過的很糟糕，這些我在另文中有述，這裡就略過了。
　　且說我們之所以過年不回家，除了下鄉之初“革命化”的熱情外，其實也是由於家庭的情況：我們三人都是自治區教育廳的子弟，原來父母一個單位的“小朋友”。在我們下鄉後不久，教育廳就被“斗批撤”了——今天的老人都知道，文革中大亂之後有個“鬥批改”階段，在整人斗人之後要對原單位進行“革命化”的改造和重組，而那些被認為受“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影響太深的單位（大都是“知識分子成堆”之處）當時上面覺得不堪改造，就乾脆整個單位撤銷了，這就是所謂“斗批撤”。
　　這種單位的“階級敵人”遭遇就不必說了，就算是“人民內部”的，除了特別紅的一些人可以干原來的工作（教育廳撤銷後成立了個“區革委會文教組”，後來叫教育局）乃至升官外，其餘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趕到了外地。當時我們三人的家長都在此列。羅克家算是最幸運，被下放到了比較富裕、交通也比較方便的玉林縣（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黃志先家裡則都被下放到廣西最窮的河池地區，而且都在該地區的最偏遠之地——黃家被安置到黔桂邊境新建的紅山煤礦（後來與貴州境內的茂蘭礦合組為紅茂礦務局），而我父母則到了河池地區最窮縣之一的鳳山。
　　家裡“下放”遷徙是在1969年底，到過年時還是亂糟糟的沒有安頓好，這種情況下也沒什麼過年的氣氛。所以家裡也支持我們“在農村好好干”，沒有要求我們回來。過年後就開始春耕大忙了，我們自然不可能離開。這樣就一直到了1970年夏天。
　　廣西雖地處亞熱帶，但當時我們插隊的平塘公社是田林縣的高寒山區，一年一熟不種雙季稻，沒有平壩地區的“三夏（夏收、夏種、夏管）”、“雙搶（搶收搶種）”，春種秋收之間的夏天算是比較閒的。而且這時因為平壩地區適逢三夏大忙，縣裡也不搞大工程，不會徵調徭役。這時家裡也渡過了下放之初的適應期開始安頓下來，離別快一年了，希望孩子回來看看這新的環境。這時我們才開始考慮給自己“放長假”回家探親了。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麼簡單，要比回南寧麻煩多了。羅克家那裡交通還比較方便，他直接回玉林了。而我和志先的家都在窮鄉僻壤。鳳山與田林直線距離其實不算太遠，但當時的公路要繞一個大圈，經百色、巴馬兩次換車，路上要走三四天。黔桂邊的紅山就更不用說了。於是我想，還不如繞得更遠一點，走一趟貴州吧。志先對此也很感興趣，於是我們決定兩人同行。

　　“盲流”的緣起

　　田林縣與貴州冊亨縣隔南盤江交界，我們外出必經的公路上車點舊州，離界江不過10公里。我二姨曾隨所在的設計院從上海內遷貴州遵義，我在1967年廣西第一次大規模“武鬥”時在那裡避難。三年來貴州也好幾次“城頭變幻大王旗”，如今那裡不知怎樣了。而且1970年正是“遵義會議”35周年，當時宣傳得很火，我們那時還是一腦袋意識形態，也想去“瞻仰聖地”。於是計划過江去貴州，到貴陽，遵義走一回，再經黔桂線回到同樣相鄰貴州的河池地區探家。
　　舊州到貴州本來有條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戰時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後方交通線。它從百色經田林過南盤江入黔，由東向西穿過整個興義地區（今黔西南自治州）入雲南，直抵滇東的羅平。一直到我們插隊的當時，它都是田林縣境內唯一的全天候公路（其他的山區簡易公路基本上都是下雨即塌）。雖然那也不過是一條土基砂石路，放到今天連“鄉道”的水平都達不到，但它從東南到西北穿過田林縣城和全縣地勢較平經濟最好的河谷區四個公社，可算是大動脈了。
　　那時百色到羅平有跨省長途班車，下行班從貴州南下，在午後經過舊州。我們一般都是走60里夜路步行出山，在上午到舊州等車，要到縣城、地區以至南寧，這都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是上行班去貴州，那就是上午過舊州，經貴州的冊亨、安龍到興義過夜，第二天再去羅平。我們如果去貴陽，就應該在冊亨下車，換車往望謨方向而行。
　　但是很倒霉，就在我們籌劃此行時，貴州境內一場暴雨，過江後的公路中斷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說水毀嚴重，一時半會無法修好。——遇雨斷路，在那時的中國是家常便飯。即便是滇黔桂公路這樣的“全天候”幹線，乃至山區鐵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懸乎了。不過，那時的我們年輕氣盛，“萬水千山只等閒”，雖然行前已經聽說路斷了，仍然決心走過去！沒想到，這一走我們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竄犯”，經歷了好些天的“牢獄之災”。
　　其實我們也知道在當時的中國，一個人只要走出“戶口所在地”，原則上都需要政府開具證明。否則你連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親同樣如此，所以我們也在公社開了探親證明。當時平塘公社黨委書記楊福宗是個“四野”南下幹部，對我們幾個過年都沒有回家的知青比較欣賞，正打算給志先評“先進”呢，聽說我們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聽說我們要去貴州，他還是覺得很詫異，說貴州近來“很亂”，你們回家就回家，還是不要亂跑吧。而且公路都斷了，你們也走不了呀！
　　但是他的口氣並不嚴厲，我們只當是關心，並沒有往心裡去。而且開出來的證明就是“茲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親”——也許是當時我們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開證明的人知道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寧，也就不一一寫明目的地和路徑。我們覺得這樣的證明可以到處走，不會影響我們去貴州，於是8月初的一天，我們就上路了。知道舊州已經沒了班車，我們也就沒趕夜路，這是我們很少的幾次白天出山到舊州過夜。

　　跨過盤江

　　所謂舊州，指的是元代安隆“土州”（原住民土司世襲的“羈縻州”）治所，當時這個安隆州的岑氏土官傳承數百年，管着今滇黔桂三省邊區的廣大地盤，我們要去的貴州冊亨和安龍（安龍這個縣名就從安隆州而來）等黔西南州各縣都在其中。後來歷經元明清，安隆州變成了西隆州，清雍正年間州治遷到了今天的隆林縣城處，這個縣城就叫“新州”鎮，而我們這裡就成為“舊州”了。
　　舊時風光，早已昨日花黃。1970年代它就是個兩省三縣之交的公社所在地，一大村寨而已，連個建制鎮都沒設。不過它仍是滇黔桂公路和到隆林、西林縣去的縣際公路交匯處，屬於交通要道，設有旅社和汽車站。古州署（即土司衙門）就在當時的舊州小學，據說文革前還有殘跡，可是我在那裡啥也沒看到，現在只怕連地方也找不着了。
　　在舊州簡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們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發了。這條“抗戰公路”後來在1990年代全國公路統一編號時屬於324國道，又名福（州）昆（明）國道的一部分。再後來為了運煤和開發天生橋水電，它被升級改造為盤（縣）百（色）二級公路。以後國道全線進行了高速化重建，現在就叫“汕（頭）昆（明）高速”了。但是從盤百二級公路開始，它就在舊州以西改線，從隆林縣過江，而不再經過冊亨。
　　我們1970年時走的舊州以北這段路，今天已不再是國道。在江北貴州境內，因為該省要開發南盤江上的八渡港（據說要成為大西南“通（珠）江入（南）海”的水路門戶，但因為下游閘壩太多，該港如今基本閒置），對這段路還給予了“312省道”的地位。而江南的舊州-八渡段，則因為濱海的廣西不在乎什麼八渡港，連省道的待遇都沒給，如今只是一條“縣道”。南盤江上的車渡因為兩省扯皮，也久已停航。所以，從舊州到冊亨的這段路當年號稱滇黔桂公路幹線的組成部分，如今實際上已經常年不能貫通。
　　而當年它只是因水毀暫時沒了班車。我們走到八渡口，只見南盤江濁流滾滾出峽而來。這條河以珠江正源聞名，地圖上叫南盤江，下游則叫紅水河。不過我們發現兩岸百姓另有習稱，北岸貴州人就叫盤江，南邊廣西人則稱為紅河。不僅兩個名稱與地圖稍異，而且也不是上下游、而是南北岸的關係。
　　這條河在這一帶是峽谷河流，因為基本沒有河谷農田，兩岸當時人煙稀少，南岸廣西這邊還有個村子，北岸貴州連村子也沒有（現在反過來了，北岸搞了個八渡港，設了南昆鐵路八渡站，雖然水運蕭條，還是因港口設了個八渡鎮。而南岸卻還是老樣子，沒什麼人氣）。如今聞名的南昆鐵路八渡南盤江特大橋那時還木有影蹤。而八渡口的車渡那會兒倒是相當繁忙。雖然暫時沒了班車，還是有貨車過江開往水毀處以南地區。我們等了好一會兒才上了船。那老舊渡船馬力明顯不足，靠着跨江鋼纜維繫，才得免被湍急的江水沖走，它吭哧吭哧吃力地緩緩駛向北岸，把我們送到了貴州。

　　山重水複

　　貴州境內山大溝深，比廣西這邊的路段要險峻得多。舊州到冊亨，直線距離不到40公里，但當時的公路里程卻長達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峽谷公路和盤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戰照片中著名的“滇緬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猶有過之——順便提一下：其實這二十四道拐並不在真正的滇緬公路上，而是在滇緬路再往東同為抗戰通道的舊滇黔路晴隆縣境內，而晴隆與我們此時走的冊亨都屬於興義地區，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當年我們就走在這百曲千彎的山道上，一過江就開始爬山，從海拔370米的南盤江邊，直到這段路的最高點，一千多米海拔的尾蘭埡口，一路上到坡頂又下深溝，艱險無比。原來，這裡有平行於南盤江的打言河、宜哨溝、秧壩河等東西向溪河切割的峽谷，其間則是一條條高聳的東西向山脊，與南北向的公路恰恰構成了“小橫斷山脈”式的道道天塹。無怪乎後來的南昆鐵路和汕昆高速都改道避開了這裡。而老公路則繞來繞去如此曲折漫長。
　　我們覺得跟着汽車道七折八拐地盤山，太繞遠了，想抄捷徑走小道，卻又不認路。這裡荒山野嶺，也無人可問。後來發現一個竅門：這裡的電話線是走直路的，電話線下的小道應該與公路一個方向但少繞彎。於是我們就跟着電線杆走。沒想到通常如此卻有例外，有兩次電線杆把我們帶到溝里，找不着公路了，原來這電話線是通往山里一個大隊的。還有一次電線杆下小路就沒了，電線在延伸，人卻走不過去，只好自認倒霉，原路返回。
　　結果是多走的冤枉路和節省的彎路相抵似乎差不多。我們怕碰上鐵鋏子（盤江兩岸原住民獵取野豬的裝置，往往循獸路布設，深山之中陌生人難辨人路獸路，傷人之事也偶有所聞），後來也不敢再輕易抄捷徑了。
　　我想：為什麼過去的先人要選這麼一條線來修路？
　　我的感覺，原因之一是因為自古以來冊亨與田林這兩岸的人民來往非常密切。後來我知道，廣西的壯族與貴州的布依族都是1950年代“民族識別”認定的。當時從政治出發，以盤江省界來劃線，北岸在貴州者定為布依，南岸在廣西者定為壯族。
　　但實際上今廣西所謂壯族的構成相當複雜（越南就把我們所說的壯族在彼境內的部分劃成了五個民族，即儂族、岱族、布標族、山齋族和拉基族），我們所稱的“北壯方言”與“南壯方言”區別也相當大，但田林的北壯方言與所謂布依語則幾乎完全一樣。事實上我當時就知道我們平塘壯民就自稱“卜銳”（布依），而我們在冊亨秧壩看到圩場上的布依人講話、穿着也與江南的壯族一般無異，甚至還聽說有親兄弟分居兩岸，居江北者被劃為布依，居江南者被劃為壯族的故事。
　　傳統時代南岸的舊州作為安隆（西隆）州治，與北岸州境來往密切。當年統治州境的岑氏土官，今天貴州說他是布依族，廣西說他是壯族，其實也是一回事。近代雖然州治遷走，但文化上仍是渾然一體。晚清舊州成為“北路壯劇”的發源地，而幾乎在同時，在江北不遠處的冊亨縣乃言村也成為所謂“布依戲”的發源地。
　　實際上，在“民族識別”前並無壯與布依之名，兩者都被稱為“土戲”，其主要唱腔和劇目都如出一轍。不難想到，這一段盤江兩岸的傳統聯繫就是人們設法克服地理障礙的動力，加上抗戰的背景，人們選擇如此艱難的線路修成這條公路，也就不難理解了。
　　可嘆的是，這條路如今已經完全衰落了。

　　“李再含是個大壞蛋”

　　下午2點左右，我們翻過尾蘭埡口來到乃言，這裡是個公社所在地——那時貴州的公社就是原來的鄉，上面還有區公所。廣西原來也是如此，但1968年大鎮壓後，韋國清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志得意滿要追求更“左”，進一步強化“一大二公”，把原來鄉一級的公社合併成了一區一公社，新的公社就是區，而原來鄉上的公社就成了“大隊”。所以貴州的公社只相當於廣西的大隊，就是個村寨而已。這個寨子現在以“布依戲”發源地聞名，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寨子離公路也有點距離，我們沒有進村。
　　但是公路邊的乃言道班（當時稱185道班）卻是當地公路系統的先進單位，小有名氣。我們一早出發，走到這裡已是饑渴難耐，於是進道班討水喝，吃乾糧，休息打尖，還和道班的人聊了一會。這個先進道班果然政治氣氛濃郁，在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還有許多大字報。
　　在那個年代，廣西與貴州的文革都是全國“浩劫”的一部分，基本特徵應該說是類似的。但具體進程還是區別甚大。廣西是全國僅有的文革前統治者文革後仍然掌權的地方，對“造反派”的鎮壓異常殘酷而且徹底。
　　到1970年我們出來“盲流”時，廣西已是鐵板一塊的韋家天下。而貴州政壇在文革前就波詭雲譎，大饑荒時民怨沸騰的周林已失勢，賈啟允新官上任就在大亂中倒台，新舊兩系官僚的糾葛尚未理順，官民矛盾加上官官矛盾弄成一團亂麻。省軍區一位本來並不主事的二流軍官李再含投機上位，“西南的春雷”（貴州省在1967年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當時每個省成立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兩報一刊就要發一篇祝賀社論，祝賀貴州的社論標題是“西南的春雷”。這個典故，今天的讀者可能都已經不知道了。——老高注）名噪一時，李再含也一度成為“貴州小太陽”。
　　他的根基不穩遠不如廣西韋氏，卻也心狠手辣。貴州鎮壓“四一一”與廣西鎮壓“四二二”基本是同步的，1967年我在遵義就目睹了“八月踏平”的血腥，在廣西以肅清“反共救國團”名義剿滅“四二二”不久，貴州也開始以類似罪名剿滅“四一一”，1968年9月就在與冊亨相鄰的安龍縣龍廣區，軍隊與數縣官辦組織的武裝人員一起出動，對退入農村的“造反派”進行清剿，造成打死10人、抄家200餘戶、抓捕700多人的“龍廣事件”。冊亨縣也被波及。
　　當然貴州的鎮壓遠沒有廣西的厲害，而李再含更比韋國清倒霉得多，1969年10月他因紫林庵大屠殺事發，北京指責他搞“獨立王國”，將他罷黜。被鎮壓的反對派藉機復起，但北京是不會讓“造反派”捲土重來的。於是中央調54軍藍亦農入黔實行軍管，藍將軍手持尚方，口含天憲，既打李再含，又打造反派，同時也繼續壓制周林、賈啟允時代留下的舊文官“走資派”，貴州進入了藍亦農軍政府時期。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四野”出身的藍亦農受牽連被審查，貴州政壇又一次洗牌。
　　因此與廣西近20年的韋家天下相比，貴州在短短數年間就換了周林、賈啟允、李再含、藍亦農及後來的魯瑞林等人，而且基本上都是非正常垮台，城頭的“大王旗”變幻莫測。我們就是在藍亦農軍政府時期來到冊亨的。這時我才體會到公社楊書記所說的“貴州很亂”是怎麼回事。
　　此時李再含已經被罷了省革委會主任（即文革時期的省長）之官，但軍職尚未撤銷，人已失勢但尚未被捕。藍亦農正在大批李再含。地方上的一些事也被翻了出來，龍廣事件就是在此時翻了案，在興義地區各縣包括在冊亨都掀起了一些波瀾。乃言道班的大字報很多就是抨擊李再含的。
　　關於李再含，如今最著名的笑話，就是他在得勢時讓人喊“祝貴州小太陽李再含比較健康”。不過這個笑話近乎戲謔，我在李再含得勢時與倒台之初兩次入黔，在反李和親李的輿論中都沒有聽說此事。但在這個道班有一幅大字刷出的“標語詩”，我倒是印象深刻，47年後還記得很清楚：
　　“李再含是個大壞蛋，大權在手就蠻幹，他控制貴州兩年半，把貴州搞得稀巴爛。”
　　這標語詩使我想起1967年夏，我在遵義看到李再含得勢時鎮壓四一一的恐怖情景：一隊隊頭戴安全帽、手持鋼釺梭鏢的李家組織武裝人員在荷槍實彈的士兵參與下或乘車，或列隊在街上行進，有節奏的押韻口號伴着咔咔的步伐響徹山城：
　　“打倒劉鄧陶，踏平四妖妖！打倒李井泉，摧毀黑工聯（指遵義的四一一派組織“紅工聯”）！打倒金風、牛會芳，牛鬼蛇神一掃光！文—攻—武衛，針—鋒—相對！”
　　不時有四一一派的“牛鬼蛇神”和“壞頭頭”被五花大綁、頭破血流地從一條條街巷中押出來……。
　　我們與道班的人聊天，他持同情“四一一”的觀點，在這裡我也第一次聽說了“龍廣事件”。當時有點感慨：廣西四二二已經被斬草除根了，貴州四一一卻還餘波未平。不過我那時已經厭倦了這種翻雲覆雨，心想這一頁還是快快翻過去吧！

　　夜宿知青屋

　　離開乃言繼續前行，不久我們就看到了水毀的路段：在乃言與宜哨之間的幾條溝口，橋梁與涵洞都被山洪沖毀，還有多處塌方。繞過這一片狼藉之處，我們又開始爬坡。當晚本想到秧壩過夜，但是在八渡等船、乃言吃飯和路上幾次抄捷徑失敗都耽誤了一些時間，天黑時才到了一處寨子，只得投宿村中了。
　　我們上路口一間農屋探問，原來這裡是秧壩區板用公社（如果在廣西就該叫秧壩公社板用大隊）的上板用村，而且我們問到的正好是這裡的知青小組。“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兩個廣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貴州知青的熱情接待。這裡的知青組規模比我們大，知青都來自縣城，年齡也比我們長些，初中高中都有。但貴州亂局初定比廣西晚，因此他們下鄉還略晚於我們。
　　當時如果上面不直接（派遣“帶隊幹部”等）干預安置工作，一般基層自行安置知青都是對本縣幹部的子女照顧得比遠來的陌生人更好些。我們這些南寧知青在田林將近一年，還有很多知青點沒蓋房，那些知青仍寄住村民家，即便給知青蓋了房，也多是簡陋的茅屋。而這裡的知青屋就比我們那邊的要“正規”不少。
　　晚飯之後，他們安排我們在條件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則擠住到其他同學那裡去了。我們兩個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騰出來的閨房裡，不知志先感覺如何，如今我可以說，當時16歲的我受寵若驚之餘，還不免有點青春萌動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謝之後我們就動身上路了。從板用北行不遠就是秧壩，冊亨縣當時六個區公所之一的秧壩區就設於此。這也是我們從舊州到冊亨間經過的最大集鎮。在鎮上飲食店裡我們吃了早飯，又接着趕路。下午五點左右，我們到了冊亨縣城者樓鎮，徒步旅行應該到這裡結束，我們應該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謨縣的班車向貴陽進發了。
　　當時的者樓鎮比我們田林縣城樂里鎮似乎還要大些。這使得我們這兩個在深山裡待了將近一年的“鄉巴佬”興奮不已。現在想來，假如我們到縣城後先持證明去住店安頓下來，買好次日的車票再去逛街吃飯，後來的事可能就不會發生。可是我們當時都很窮，到了縣城就先逛起街來，想到處看看後選個最便宜的住處，還心存僥倖，說不定能找個已經放暑假的學校，獲准進到教室拼起課桌睡在上面過一宿呢——我們在“出民工”的路途上往往都是這樣做的，那個年月社會上普遍貧窮，這種今天看起來像叫花子似的做法，那時並不奇怪。

　　淪為“流竄”人員

　　逛了一會肚子餓了，我們就進了個飯店吃碗粉。沒想到這下子大意失荊州，我們的厄運來了。
　　吃完後我們出來，志先突然想到隨身的挎包忘了帶，返回去尋找已經不翼而飛。我們急得團團轉：這包里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志先的探親證明在裡面呀！沒了證明，我們可就走投無路了。我們一再問飯店的人，毫無所獲，到外面各處找了一會，又回來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領，結果仍是失望。
　　這時已經是晚上，我們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證明，希望可以讓我們兩人投宿。店裡說不行，必須兩人都有證明。這可怎麼辦？店裡人說：你們去找軍管會（指“公檢法軍管會”，藍亦農時代貴州唯一的治安機構，從派出所、法院到監獄無所不管）吧，他們如果同意，給你們開個介紹信，我們才能讓你們住。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找到軍管會。值班的人義正詞嚴：不行，任何人沒有證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竄”，一律要收容審查！這可把我們嚇得不輕。我急忙說我有證明呀，我來為他證明行不行？誰知他看了我的證明，臉拉得更長了：你一個廣西知青怎麼跑到貴州來探親？證明上為什麼不寫探親目的地？
　　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說了一遍，並說：要不先讓我們住下，你們給田林縣我們公社打個長途電話問問有沒有我們探親這事，給遵義二院打電話問問有沒有我二姨？如果沒問題，你們給我們開個臨時介紹信，讓我們繼續旅行好嗎？
　　志先也說：丟了證明的是我，他有證明，你們讓他住旅店吧，把我放進收容所還不行嗎？
　　但他毫不客氣，一揮手叫來人，把我們兩個都帶到“收容所”關了起來。
　　懊喪之餘，我們初時還沒有把事情想得那麼嚴重。我們確實不是“流竄”，他們打打電話問清楚就是了。公社書記對我們印象不錯，還要評我們“先進”哩，他能不為我們解釋嗎？於是每天我們都問看守的：弄清楚了嗎？我們說的不錯吧？什麼時候讓我們繼續走呀？甚至問：到望謨方向的班車一天有幾趟？有直接開貴陽的班車嗎……。
　　但是一起被關押的“獄友”們卻很不樂觀，而且覺得我們可笑：進了這裡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竄犯”就抓起來送監獄了，沒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勞動一段時間再強制押解遣返，哪裡有輕易放掉的？你還要他們補個證明讓你們繼續旅行？沒見過這麼傻的！
　　後來我們得知，冊亨的電話經縣裡轉到平塘公社，楊福宗書記知道後很光火：告訴了他們不要去貴州，他們還要去，還闖下漏子讓人抓起來了！不像話！讓貴州把他們押回來！
　　領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鎩羽而歸

　　我們一直被關了大約一個禮拜。收容所條件惡劣，伙食極差，一大堆人睡地鋪，晚上亮着燈，白天還要被押着幹活。如果是現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時我們這些知青都是吃盡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臘月里四面透風的集體工棚差嗎？伙食無所謂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餓的問題。16歲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燈我們照樣睡得呼呼的，至於收容所里那點勞動與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費了時間，見不着家人又不能看書，辛苦一年熬下來個“長假”，居然就這麼一天天在囹圄中打發了，真是倒霉呀！
　　終於有一天，“牢門”打開，軍管會的人宣布：“你們兩人的問題弄清楚了。”我高興地說：是嗎？我就說沒有什麼問題嘛，我們可以繼續旅行了吧，今天望謨的班車還能趕得上嗎？那人打斷我的話說：你想什麼呢你！現在決定把你們強制押解回田林！你們老實點！
　　我的天！我們從平塘到這裡，三天裡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過了水毀路段馬上就要坐上車了，卻莫名其妙進了班房，現在又要丟人現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麼這麼背時呀！畢竟當時才16歲，不知好歹的我還要爭辯幾句，那人發怒了：進來這幾天了還天天想去望謨？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實，把他銬起來！
　　我們吃驚不小，志先帶着哭音嚷道：“不要銬他，證明是我弄丟的，要銬你們就銬我吧！”
　　這時一個小領導模樣的人勸道：好了好了，兩個孩子嘛，不用銬了，你們聽話點，趕快走吧！
　　我們再不敢吭聲，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個全副武裝的公安站在我們面前，他負責一路把我們押解回田林，移交給田林縣公安局。這位公安名叫劉先禮，47年後我還居然與他取得了聯繫。現在的他早已從冊亨縣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遊、寫字，在當地的“退休界”很活躍，我也是在網上看到才聯繫上的。從網上的報道得知，他今年已經80高齡。
　　而當年的大老劉還是個30多歲的精壯漢子。他初時對我們一臉嚴肅，儼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樣子。在以後的幾天裡很快混得熟了，知道我們不過是兩個本分的小知青，有點幼稚可笑而已。於是一路與我們有說有笑，甚至走路走熱了，把手槍和武裝帶都放在我們的行李上讓我們輪換挑着。在公路上有時一前一後幾個人拉得很遠。
　　後來志先回憶道：有幾次老劉與我們中的一個聊天，另一個挑着行李只管走，在山道拐彎處都看不見人了。我想假如我們真是壞人，拿槍跑掉了他怎麼辦？
　　來時走路，原路返回自然還是靠兩條腿。
　　來時乘興，舊州～者樓85公里只走了兩天，回程泄氣，同樣的路走了三天。一路上我都怕見人——那時我們臉皮薄，尤其生怕碰上來時曾經熱情接待過我們的人，他們看見我們被公安“押解”回來會怎麼想呢？
　　第一天路過秧壩正逢趕集，老劉興致勃勃地要帶我們逛集，我們兩個卻躲在區糧管所里不敢出來，因為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些知青模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板用小組的知青前來趕集，我們是沒臉再見人家呀。第二天晚上我們住宿在乃言，又擔心碰到乃言道班的哥們。幸好，我們住到了公社招待所。
　　說實話，當時我們真的覺得“盲流”是件可恥的事，甚至似乎真與“流竄犯”有什麼瓜葛。我們只是懊喪自己明明不是“盲流”，只是不慎丟了證明，落得灰頭土臉地被“押解”回來，太窩囊了，要是小心點，不丟證明該多好！我們卻沒有想過：一個人外出個幾十里都要開證明，這正常嗎？沒有“證明”的“外地人”就可以不管青紅皂白地抓起來還罰作勞役，這合理嗎？
　　遷徙自由、公民權這類概念，那時在我們的腦子裡是完全沒有的。現在我們批評“暫住證”制度，為歧視“農民工”的現象鳴不平，有些左派朋友說這是改革開放的罪過，毛澤東時代就沒有這樣的事！那時的確沒有“暫住證”，人們外出辦任何事都要一事一開“證明”，時間地點事由都要嚴格寫明，我們想在一江之隔的鄰縣旅店“暫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讓你跑到北京“暫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
　　我們在農村那時年年出“民工”，但從來沒有遇到過“農民工欠薪”的問題，因為那時的“民工”都是被徵調無償服勞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長城，哪裡會有什麼“薪”可欠？
　　當然這不是說“暫住證”和歧視“農民工”就沒有問題。只是我們的改革要向前走，而決不能向後倒退！
　　兩天后我們回到舊州，我以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劉說我們還得到縣城，因為冊亨縣公檢法只能向田林縣公檢法辦移交，不能交給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釋放”我們。
　　而這田林縣城也不像平壩地方那麼容易到。滇黔桂邊區的田林地廣人稀，是廣西第一面積大縣，我們公社離縣城足有100公里，從舊州行車也要近70公里。那時不少山里農婦一輩子也沒有去過縣城。我們也是自去年離開學校踏上下鄉插隊之路途經縣城後，至此近一年都沒有再去。
　　而這次我們一行三人在舊州坐班車到了縣城樂里鎮（總算不用走路了）。回想一年前我們在這裡看到田林縣“歡迎上山下鄉的南寧知青”時的興奮和新鮮，現在被“押解”着進城是多麼沮喪！
　　還好，縣裡早就與平塘公社取得聯繫，一見面就當着老劉的面“釋放”了我們，被押解的“囚徒”生活結束了。縣公檢法的人還對老劉說：公社說這兩個知青表現不錯，感謝你們把他們送回來。臨別時老劉還與我們吃了頓飯，也算是“不抓不相識”了。
　　縣知青辦的人還告訴我們，楊福宗的氣消了，說是你們還可以照舊評“先進”，回去再給你們補個證明，回家探親去吧，只是再別去“盲流”了。
　　縣裡和公社對我們是不錯。但具體政策還得照章辦事。我們出山進城很不容易，經常就是為探親才經過縣城。現在既然從貴州遣返的我們已經身在縣城，要繼續在廣西境內探親，直接從縣城走不就行了嗎？還不行。按規定，探親證明還必須回公社開。
　　我們只好又掉頭返回，再坐車回舊州，走一天路回平塘，開了證明再走一天出山，至此已經是第四次經舊州。這才登上了探親的班車。那時的知青與農民一樣沒有“單位”報銷，探親都是自費的。我們走夜路到舊州是為了免去住宿費，到冊亨沒有馬上住店也是希望找個省錢的地方，結果到頭來往返折騰，車費宿費都多花了不少。當然比起一路受的罪，那就不值一提了。
　　我們後來還是各自回了家，只是這“長假”已經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這一路，我們往返跋涉近500里，被關押一周，前後花去兩個禮拜，吃夠了苦頭，乘興而去，鎩羽而歸，怨誰呢？我們一路上可以說沒有碰上一個惡人，無論是發了脾氣的楊書記，扣押我們的軍管會，還是押解我們的大老劉，都是公事公辦，對我們並無惡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竄犯”嫌疑們，對我們也還可以，起碼沒有像孫志剛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樣揍扁了我們。
　　那麼是我們自己有什麼過錯嗎？我們沒偷沒搶，丟了證明是倒霉，但其實也算不得什麼罪過不是？黔桂邊界上的廣西人，辦了“簽證”入境貴州，不慎失落“簽證”就成了“非法入境”，作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這是同一個國家內應該發生的事嗎？其實我還沒有失落，只是旅伴失落“簽證”，如今就是在異國，通常也不會這樣“連坐”遣返的，是不是？幸虧我們遇到的人都還不錯，如果這些環節中有一個環節碰上個壞人我們又會落得如何結果呢？
　　其實現在想來，所謂“貴州很亂”就是高層在亂折騰，老百姓如“造反派”什麼的卷進去也是為他們火中取栗，當時的說法叫做“挑動群眾斗群眾”。老百姓彼此有什麼仇？有道是城頭變幻大王旗，政壇猶如走馬燈，周賈李藍匆匆過，可憐塗炭是蒼生。
　　其實這一路上，貴州基層社會給我的感覺是治安並不壞，民風也淳樸，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識的我們投宿，現在人際間也難有這樣的信任。反過來看，廣西當時政壇倒是高壓之下鐵板一塊，但基層無論經濟、百姓生活還是治安也不比貴州好到哪裡。我們這邊的知青屋還不如他們那邊的好。後來我們同村知青還有招工去了貴州謀生的呢。
　　就強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國的現象，我們如果外出在廣西什麼地方丟了“證明”，也同樣會被當成盲流抓起來，與“貴州很亂”與否並無關係。如今有些小青年聽父輩講文革時“大串聯”眉飛色舞，很羨慕當時的學生憑個紅袖章就能走南闖北，甚至上百萬人湧進北京也不用“進京證”，就跟庚子年老佛爺招幾十萬義和團進京似的。
　　其實當年時盛行的就是強力推動兩個極端：上面號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聯”，不僅全國遊逛車船食宿一切免費，甚至正常生產運輸都要讓路。而一旦上面不號召，你自己出行就成為“盲流”、“流竄”，乃至有牢獄之災。
　　所以，那個時候可以暢遊天下，那個時候也是寸步難行。那個時候非常“言論自由”，那個時候卻也鉗口禁言道路以目。說實話，我們當時之所以公路中斷後還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幾年前曾有過徒步“長征”串聯的經歷，直到下鄉後尚有餘勇可賈。卻不知那時“奉旨而流”與此時的無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過另一方面，現在回想，那次鎩羽而歸其實也並非一無所獲，壯族與布依的關係、黔桂兩地的文革異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風都使我長了見識。我們這些知青在南盤江南岸待了那麼些年，去過江北的沒有幾個人，我們也可以此自誇了。而親歷“盲流”的強制收容，更對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論順逆，其實都是大課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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