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中國士兵在北京閱兵式前進行訓練。馬克西姆·謝梅托夫/路透社

華盛頓仍然缺乏可靠的軍事計劃來遏制北京。著有《美國優勢：軍事技術聯繫與大國主導地位的根源》的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防與安全部主任塞思·G·瓊斯(Seth G. Jones)於9月26日在《美國觀察家》發出警告，五角大樓缺失的中國戰略：

2010年代中期，美國五角大樓官員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進步感到震驚。兩國都在投資網絡、太空和電子戰能力，以及精確制導彈藥和遠程陸基武器。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沃克尤其關注中國，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在軍事技術上與美國匹敵。中國研製出了射程近1000英里的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被稱為“航母殺手”，對太平洋地區的美國艦艇（包括航空母艦）構成了威脅。沃克和五角大樓的其他官員得出結論，是時候設想一場太平洋戰爭將會是什麼樣子，並思考美國將如何贏得這場戰爭了。

受冷戰期間美國為對抗蘇聯而制定的所謂“抵消戰略”的啟發，沃克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戰略”，以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優勢。美國軍方開始起草新的作戰概念，例如海軍的“分布式海上作戰”，該戰略涉及將兵力分散到廣闊的區域並研發遠程武器。五角大樓也開始確定需要購買的武器、系統和設備，這促使其在太空能力、先進傳感器以及先進水雷等各種有前景的技術方面進行新的投資。沃克將第三次抵消戰略描述為“技術、作戰理念和組織結構（即組織軍隊的不同方式）的結合，以保持我們在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向任何區域投射戰鬥力的能力”。

但在很多方面，沃克的第三次抵消戰略都領先於時代十年。當時，美國仍然是超級大國。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顯著的軍事優勢，換句話說，美軍沒有太多可以抵消的優勢。儘管沃克的行動號召激發了各種舉措，但它從未真正形成連貫性或緊迫性。

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中國的國防工業基礎已進入戰時狀態，正在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繆爾·帕帕羅上將所說的“驚人的速度”生產硬件和軟件。中國的軍用和商用造船能力大約是美國的230倍，其遠程導彈能力在過去二十年中也迅猛發展。這意味着中國對位於其海上側翼的兩條同心島鏈上的美軍構成了嚴重威脅，其中第二條島鏈從日本向南延伸至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和帕勞。例如，如果當前圍繞台灣的緊張局勢爆發全面戰爭，那麼從日本到關島的美軍在參戰前就很容易遭到中國的打擊。

然而，與冷戰期間的蘇聯一樣，中國也存在一些可以利用的弱點。現在是美國認真制定新的抵消戰略的時候了。儘管近年來北京主導了華盛頓的議程，但五角大樓尚未制定出與美國領導人在20世紀70年代為在中歐擊敗蘇聯而提出的所謂“空地一體戰”概念相當的現代版本。迄今為止，重點一直放在新興技術上，例如自主系統和人工智能。

技術固然重要，但它從來都不足以贏得戰爭。正如五角大樓淨評估辦公室長期負責人安德魯·馬歇爾所說：“技術使革命成為可能，但革命本身只有在新的作戰理念發展起來時才會發生。”換句話說，美國需要制定一個聯合作戰概念——一個運用兵力實施具體軍事行動的計劃——並且需要通過必要的投資和收購來抵消北京在數量和工業方面的優勢。如果不這樣做，美國就有可能輸掉與中國的戰爭。

“新面貌”

美國以前也這樣做過。冷戰期間，美國成功地進行了幾次重大努力來抵消蘇聯的優勢。首先是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新面貌”戰略，旨在對抗紅軍在中歐的顯著數量優勢。20世紀50年代，蘇聯在歐洲的地面部隊數量幾乎是美國及其盟友的三倍，並且正在建設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

然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及其政府並沒有選擇在歐洲部署和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此舉可能會重創美國經濟），而是制定了“新面貌”戰略：旨在建立壓倒性的核優勢，並在戰爭爆發時使用戰術核武器對付紅軍，包括西德境內的部隊。正如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0月批準的政府政策文件NSC 162/2中所述，美國將發展“通過進攻性打擊力量造成大規模報復性破壞”的能力。其目標是加強威懾力，說服蘇聯不要發動戰爭，但同時確保美國在爆發衝突時做好準備。

“新面貌”戰略得到了新採購的核武器和遠程轟炸機的支持。例如，1956年，艾森豪威爾推動國會通過一項請求，將B-52的月產量從17架提高到20架，同時為導彈研究和B-52設施的擴建提供額外資金。結果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蘇聯在中歐的軍事力量被遏制，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導彈（包括核導彈）方面遙遙領先於蘇聯。

中國的國防工業基礎處於戰時狀態。

然而，十年後，由於美國國防開支削減和蘇聯的進步，美國面臨着失去威懾優勢的危險。蘇聯的核力量已與美國達到均勢，並在中歐擁有三倍於美國的常規力量優勢。為了應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和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國防部副部長威廉·佩里領導了第二次抵消戰略。

布朗和佩里意識到，如果能夠有效地精確打擊後方梯隊或前線的支援部隊，他們就能擊敗試圖入侵西歐的蘇聯軍隊。所謂的“第二次抵消”戰略，包括“空地一體戰”的概念，因此將重點放在了獲取隱形和精確制導武器上，例如F-117“夜鷹”戰鬥機、激光制導的“銅斑蛇”反坦克炮彈以及各種精確制導炸彈和導彈。

里根政府在莫斯科警惕地注視下，將這些努力延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1981年，蘇聯將軍尼古拉·奧加科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進行了一場名為“Zapad-81”的大規模演習，以觀察蘇聯軍隊將如何應對美國的新戰略。之後，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表示，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之間的軍事平衡“目前對我們不利”。

第三次抵消

制定成功的抵消戰略包含兩個不同的階段：首先，確定一個作戰概念或具體計劃，以擊敗對手；其次，確定、開發和部署該作戰概念所需的武器、系統和裝備。按順序執行這些步驟可以傳遞清晰的信息和力量。

如果美國的目標是阻止中國入侵台灣，那麼想象一下這將如何展開是很有意義的。由於中國有能力部署大量導彈、飛機、艦艇和其他作戰力量，如此接近中國大陸的戰爭對美軍來說將是一個重大挑戰。對於中國軍隊——人民解放軍來說，這也將非常困難，因為他們必須通過兩棲登陸、空襲、空降登陸或這些手段的組合來調動大量的部隊、武器和物資。首批登陸的部隊必須在台灣領土上占據立足點，才能允許後續的解放軍部隊進入台灣。美國需要在數小時或數天內採取行動，以防止領土既成事實，並且需要能夠迅速打擊解放軍入侵部隊的核心，將其從其占領的任何領土上趕走。

因此，美國需要加強和擴大其在該地區的軍事態勢，以便立即應對中國的入侵。例如，美國可以向澳大利亞的基地部署更多轟炸機，在日本嘉手納空軍基地等地加固飛機掩體，在關島建立導彈主動防禦系統，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儲存可用於作戰的燃料、備件、彈藥和其他物資。

對於與中國的潛在衝突，美國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美國要想對中國軍隊實施快速打擊，就必須能夠隨時發現戰場上所有解放軍的高價值目標，大規模精確打擊，並摧毀任何可擊中的目標。這些目標包括解放軍的兩棲攻擊艦、登陸艇、空中突擊直升機、載有解放軍士兵的飛機、武器系統、防空系統，以及支援入侵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控制中心。美國需要打造一支能夠在中國打擊系統範圍之內和之外作戰的戰鬥力。正如帕帕羅上將所說：“我想利用一系列機密能力，將台灣海峽變成無人地獄，這樣我就能讓他們一個月的日子過得極其痛苦，從而為我爭取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這就需要美國大幅增加能夠打擊解放軍艦艇和飛機的精確制導遠程導彈庫存。遠程反艦導彈對解放軍目標有效，但每枚導彈造價超過300萬美元，而且美國缺乏足夠的此類導彈。美國需要加大對遠程導彈（尤其是用於打擊解放軍水面艦艇的反艦導彈）的研發和生產力度，這些導彈的成本更低。美國還需要更多相對廉價的無人機系統，尤其是無需跑道起飛的無人機。

然而，載人飛機仍然很重要，尤其是轟炸機和隱形第五代和第六代戰鬥機。B-21“突襲者”等隱形轟炸機的航程和打擊能力對中國構成了尤為嚴峻的挑戰。它們可以部署在中國彈道導彈射程之外，並且可以攜帶大量常規炸彈和核彈，削弱中國軍力。一些第五代和第六代隱形飛機，例如F-35，也發揮着重要作用，因為它們的速度、傳感器組件和打擊能力使它們能夠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內執行空對空和空對地任務，並收集和共享地面、空中和海上部隊的戰場數據。

最後，美國需要大型核動力攻擊潛艇和廉價水下無人機的組合。解放軍在水下領域相對較弱，難以探測、識別和跟蹤美國潛艇。例如，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多次兵棋推演中，美國潛艇對中國艦艇造成了嚴重破壞，包括大型兩棲艦艇、護航艦艇和後勤艦艇。美國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水下優勢，並優先維護它。

聚焦戰鬥

其他能力也很重要，例如利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軟件，它使美軍能夠在各部隊之間快速共享海量數據。但未來戰爭不僅僅關乎無人系統、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美國的軍事能力需要以可行的作戰戰略為基礎。發明技術或成為第一個使用某項技術的國家從來都不能保證在戰場上占據優勢。威廉·福斯特公司的英國工程師開發並生產了坦克。但真正在二戰閃電戰中發揮毀滅性作用的是海因茨·古德里安等德國軍官。

美國還有很多東西在與中國的潛在衝突中是不需要的，例如大量的水面艦艇和航空母艦，它們在戰爭中非常脆弱且暴露在外。美國仍在投資坦克等陸地系統，而這些系統在這場戰鬥中並非必需。當然，以中國為重點的抵消戰略並不排除為其他地區的突發事件做準備，例如在東歐對抗俄羅斯、在中東對抗伊朗或在朝鮮半島對抗朝鮮。但這確實意味着美國需要優先擊敗和威懾中國，就像美國在冷戰期間專注於蘇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