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胡萝卜加大棒” 插图：亚历山大·亨特/《华盛顿时报》

曾任中央情报局站长的退休的秘密情报官员丹尼尔·N·霍夫曼(Daniel N. Hoffman)于9月22日在《华盛顿时报》发出呼吁称，西方需要一项不奖励普京的俄乌战争和平计划：

我永远不会忘记八年前有一天在医院里，医生告诉我当时37岁的妻子金，她胰腺长了一个癌性肿瘤，需要立即进行高侵入性手术，我突然回想起了中情局的种种。我这辈子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如此震惊。

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一些我们需要知道但绝对不想听的事情，他所做的和我当年担任中情局官员时做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的听众是白宫、内阁官员和国会监督委员会，而不是一位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母亲。在过去十年的中情局生涯中，我无数次向中情局局长、国会和白宫汇报情况，亲身体验到，向你的老板和民选官员传达不受欢迎的消息不仅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会让人非常不愉快。

然而，我手下的一些优秀领导人乐于接受新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挑战了他们的既定假设，并鼓励他们转向新的、更明智的政策建议。

戴维·H·彼得雷乌斯曾在中央情报局七楼会议室对我们一群人说，在听到有关我们在中东面临的一个特别复杂的挑战的最新情报后，他会坐在一棵树下，打个比方，让一个不太好的想法过去。

事实上，川普政府一直无法阻止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如果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而不奖励俄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帝国式土地掠夺，那么这项协议不仅能保障乌克兰的独立，还能确保我们保护欧洲——我们每年与欧洲的贸易额高达1万亿美元——免受俄罗斯进一步的军事侵略。

中央情报局局长就像一位无党派裁判，在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政策偏见的情况下做出判断。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选择，始于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及其敏感消息来源，他们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意图和痛点，这应该为川普政府影响普京行为并实现总统战略目标的努力提供参考。

中央情报局的俄罗斯分析师可能会从三个政策选择入手。

首先，自上任以来，川普总统一直试图将道德劝说与经济激励相结合，试图诱导普京结束战争；然而，普京对自己给同胞带来的痛苦有着很高的忍耐力。他宁愿派遣军队去屠杀乌克兰，也不愿与欧洲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并重新开展商业往来。

其次，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尽管如此，普京仍加倍加强与中国、印度和伊朗的经济关系，以支付战争费用。上个月，俄罗斯能源部长谢尔盖·齐维利约夫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外长，就增加俄罗斯对伊朗的天然气出口进行谈判。美国情报界需要研究如何有效执行对俄罗斯的额外二级制裁，如果可以，这些制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影响普京对战争的考量。

第三，美国和欧洲正在就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进行认真谈判，包括增加战斧导弹。上个月，总统特使基思·凯洛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向川普先生报告称，俄罗斯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莫斯科方面伤亡超过100万人，却只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小块领土。

凯洛格先生强调，俄罗斯人“正在把坦克从封存的、博物馆里搬出来，投入战线。他们无法大规模行动，因为乌克兰人会消灭他们。而乌克兰人正在英勇作战。”

川普政府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批准了首批由欧洲资助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和海玛斯火箭炮。该计划可以作为路线图，引导美国国防工业基地成为欧洲的民主武器库。

这些政策选项可以单独执行，也可以协同执行，但前提是必须就事实达成一致，这些事实并非某些人认为或希望的真实情况，而是能够通过可靠来源核实的事实。当然，欧洲需要参与任何强制性经济措施，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例如，德国最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金牛座导弹。

拉特克利夫先生和川普先生之间关于促使普京腐败独裁政权改弦更张的艰难对话必须首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