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2日，参观者正在上海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博览会上参观生物医药展品。（图片来自Getty Images，Costfoto/NurPhoto）

万斯·金恩 (Vance Ginn)是美国税收改革组织的经济学家、金恩经济咨询公司总裁，曾在川普第一届政府期间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10月2日， 金恩博士在《国会山报》发文，呼吁华盛顿不应该把生物技术的未来交给北京：

生物技术是美国繁荣最强大的引擎之一。美国在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拯救生命的疗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这种领导力并非来自政府指令。它源于一个虽不完善但运作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风险得到奖励，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并且由私人市场而非官僚决定哪些药物可以提供给患者。

如今，这一基础正岌岌可危。对美国生物技术领导地位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北京，而是来自华盛顿。近期的政策已发生决定性转变，从市场导向转向微观管理。

《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赋予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广泛的药品定价权力。今年5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重启最惠国定价模式，将美国药品价格与那些政府系统通过任意设定上限和配给来压低价格的国家的药品价格挂钩。

如今，川普政府又提议通过232条款对非美国制造的药品征收100%的关税，并对部分辉瑞药品实行最惠国定价，以换取更低的关税。

这些政策可能在政治上颇受欢迎，但其经济影响显而易见，且危害深远。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发现，预期药品价格下调40%至50%，将导致早期研发投入减少30%至60%。这意味着新疗法的减少，等待时间的延长，也意味着美国患者将越来越成为我们公司发明的疗法的最后排队者。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已经控制着近60%的医疗保健支出。这并非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这是一个混合体系，政府通过补贴扭曲需求，通过监管抬高成本，然后将结果归咎于私营部门。

随着华盛顿加强控制，中国正在抓住机遇。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已将生物技术列为国家重点。

2009年，中国仅占全球I期至III期临床试验启动数量的1%（按公司总部所在地计算）。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0%。同期，美国的份额从39%下降到35%。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有望在2027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临床试验份额的领先者。

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临床试验活动反映了科学领导力、投资者信心和创新途径。当临床试验离开美国时，就业机会、资金以及获得下一代疗法的优先途径也会随之消失。

中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培养方面也日益领先。2020年，中国授予了超过33.8万个高级STEM学位，而美国仅有22.1万个。这一差距正在扩大，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2040年，中国每年毕业的高级STEM毕业生数量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价格管制制度下，药品审批数量可能会下降。美国目前每年批准约55至60种新型活性物质。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最惠国待遇等价格规定，这一数字可能会降至30以下。

与此同时，中国正加倍努力，力争超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坚持下去，它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华盛顿做出阻碍美国创新的决定。

这些趋同的趋势——临床试验份额的下降、中国STEM人才的激增、研发投入的下降以及药品审批数量的减少——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如果美国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进，它将放弃其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并非因为中国获胜，而是因为华盛顿的退出。

问题的核心并非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解决方案不是更多的命令与控制政策，而是回归最初让美国创新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原则。

生物技术开发每一种药物的成本超过20亿美元，耗时超过十年。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投资者承担风险的唯一原因是希望获得回报，并重新投资于下一个突破性进展。如果没有这种激励机制，研发渠道就会枯竭。

欧洲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政府试图自上而下压低价格的后果。患者需要等待数年才能获得新药，许多疗法甚至根本无法上市。这不是美国能够承受的未来。

生物技术并非奢侈品行业。它处于医学进步的前沿。它也是一个战略性产业。如果下一个治疗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它很可能就在这里。

美国面临着选择。它可以继续引领世界创新、繁荣和公共卫生。或者，它可以施加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定价和更多的拖延——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种领导地位逐渐消失。

全世界都在关注。投资者也在关注。最重要的是，患者也在关注。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在为时已晚之前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