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已停止向阿拉貝拉顧問公司（Arabella Advisors）管理的基金提供資助（CBS Mornings/YouTube）

著有《阿拉貝拉：左翼的黑金怪物》(Arabella: The Left’s Dark Money Monster)海登·路德維希 (Hayden Ludwig)是《復興新聞》(Restoration News) 創始人。2025年10月3日 下午，路德維希先生在《美國觀察家》雜誌發文認為, 激進左翼及其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正在將民主黨引向毀滅， 其結果將使政治變得更好:

當我開始深入研究左翼的幕後金主時，保守派正在這場“黑錢”戰爭中節節敗退。不到十年後，左翼卻瀕臨滅絕——沒有人比我更震驚於這種轉變。

今年8月，有消息稱，蓋茨基金會——全球最大的“進步”政治計劃超級資助者之一——正在悄悄停止資助阿拉貝拉顧問公司（Arabella Advisors）。這家黑錢提款機自2009年以來已從蓋茨那裡獲利超過5億美元。阿拉貝拉網絡擁有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利用我們的非營利慈善法，鼓動華盛頓特區成為美國的一個州，控制着最高法院，並資助民主黨的選民活動——所有這些都是以慈善的名義進行的，而且完全免稅。

《紐約時報》輕描淡寫地認為這項決定只是曇花一現，“引發了進步慈善界的不安”。但這絕非曇花一現。這表明，民主黨首次面臨一場他們無法靠虛張聲勢或收買來擺脫的危機……而且這場危機只會愈演愈烈。

我應該知道。我是2018年第一個揭露阿拉貝拉網絡的人，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追蹤它。它的運作方式如下。

任何了解其更出名的“表親”——潮汐基金會的人，都會很快認出它的伎倆。左翼巨額捐贈者和基金會並不直接向激進組織發放支票，而是通過由阿拉貝拉顧問公司直接控制的免稅非營利組織，將數十億美元資金轉入。這掩蓋了他們的身份，讓他們可以假裝是體面的慈善機構，同時仍然資助着骯髒的政治運動。

這些委員會不是像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或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那樣受到聯邦選舉委員會嚴格監管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左派喜歡把501(c)(3)組織（比如你當地的教堂或救世軍）當作武器——因此該計劃被戲稱為“慈善洗錢”。這種做法規避了禁止基金會干預政治的明確法律，將選民登記之類的事情貼上“慈善”的標籤。左派人士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這麼做。

阿拉貝拉模式增添了一個險惡的轉折：它製造了一些“彈出式”的幌子團體，這些團體通過內部人士稱之為財政贊助的程序在內部完成所有髒活。這些網站不過是一些冠以“修復我們的參議院”和“佛羅里達人爭取公平待遇”等通用名稱的花哨網站，偽裝成獨立的草根組織。然而，競選活動一結束，這些網站就被切斷了聯繫，幾乎沒有任何書面記錄。沒有公開的文件或披露來揭示他們的活動或捐贈者。什麼都沒有——除了對我們國家造成的損害。

這些彈出式活動的背後是阿拉貝拉旗下七個衍生的非營利組織，它們的名字也同樣容易被人遺忘——“霍普韋爾基金”、“新風險基金”、“望遠鏡基金”等等——這些空殼基金由阿拉貝拉的員工運營，收取着七位數的諮詢費。

這個組織幾乎完全不為人知地賺了90億美元。從虛假新聞網站、《巴黎氣候協定》，甚至林肯計劃的“永不支持特朗普”競選廣告，你幾乎可以在政治的各個領域看到它的身影。我在我的調查新聞網站“修復新聞”（Restoration News）上記錄了整個故事。

令人驚訝的是，阿拉貝拉20年前就創辦了這家利潤豐厚的事業。然而，保守派直到2018年才發現它……而且完全是偶然。

當時，我還是一名初出茅廬的記者，報道職業活動家試圖阻止特朗普總統提名一位保守派法官來接替已故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一個陌生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要求正義（Demand Justice）。這個組織尚未在美國國稅局的檔案中找到，他們標榜着昂貴、光鮮、預印的標語牌——每個標語牌上都印着特朗普候選名單中不同潛在候選人的名字（“阻止卡瓦諾”、“阻止巴雷特”等等）。直到在谷歌上輸入該組織的地址後，我才意識到“要求正義”只是龐大政治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而這一切都圍繞着華盛頓市中心的一個辦公室：阿拉貝拉母艦本身。

接下來的四年，我深入調查了這個帝國的方方面面，從它的起源、董事會關係，到它的遊說和捐贈者。一路上，我結識了許多出色的記者和挖掘者——他們都是真正的專業人士，才華橫溢，也幫助我磨練自己的才華——他們發現了阿拉貝拉之謎的關鍵碎片，但尚未將它們拼湊起來。雖然我的名字需要費一番功夫才能找到，但這些成果最終出現在保守派新聞、馬克·萊文秀、小唐納德的推文、多個州議會和國會山，以及那些曾經掩蓋左翼黑金統治的自由派報紙上。我的摯友兼導師斯科特·沃爾特甚至寫了一本揭露阿拉貝拉邪惡行徑的書（買這本書吧，你不會後悔的！）。

我們都見證了阿拉貝拉逐漸從幕後黑手變成黑金的典型代表，並徹底改變了圍繞黑金的政治格局。

民主黨的沉船

任何熟悉後奧巴馬時代民主黨結構的人都知道，它被激進階層，或者被內部人士稱為“團體”的階層所掌控。他們的統治地位在2020年達到了頂峰，當時狡猾的非營利組織用他們的“永久競選”模式將總統職位拱手讓給了喬·拜登：結合了扎克伯格的黨派資金、精準的選民登記以及在藍色選區開展的投票活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阿拉貝拉資助和影響的。

與此同時，左翼在難以追蹤的非營利組織資金上的支出遠遠超過右翼，阿拉貝拉試圖通過將言論自由稱為“黑錢”來限制言論自由，這個詞是進步人士在2010年創造的，用來批評保守派的政治支出。他們的目標不是公平或透明。他們想通過確保我們無法複製他們的永久競選策略來永久地將共和黨人排除在權力之外——當然，我們最終還是照搬了他們的策略。

去年卡瑪拉·哈里斯慘敗才削弱了活動人士對民主黨的掌控。作為一名專門研究華盛頓職業化結構的作家，我無論如何強調這是多麼令人大開眼界。在右翼，抱怨我們的領導人相當常見；然而，在左翼，質疑“這些團體”簡直是異端邪說。

選舉後的新聞標題卻大肆宣揚着相反的觀點：

Vox：“進步團體正在削弱民主黨的選舉機會嗎？”

Axios：“民主黨人開始互相挖眼”

《名利場》：“內鬥。恐慌。互相指責。民主黨史詩級宿醉內部特別報道”

《時代》雜誌：“民主黨精英將歷史性崩潰歸咎於所有人，卻不怪自己”

再說一次，這種公開的批評在共和黨內很常見——但在民主黨人中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如今黨內戰略家們卻指責這些團體將他們帶入政治荒野，而民主黨曾經備受尊敬的金融家們正試圖擺脫困境，蓋茨基金會就是個例子。他們不會是最後一個譴責阿拉貝拉的人。

對阿拉貝拉的撤退是極左翼資金龍頭枯竭的第一個跡象。這一點從民主黨最近的資金困境中就能看出——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各州政黨到這些團體本身，每個人都缺錢，而捐贈者們則要求變革。領導層的內戰就像斯大林主義政治局在繼任之爭中一樣，只不過，激進分子正接近全面潰敗。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很難說。但歷史表明，當美國人圍繞新的共識而變得強硬時，文化戰爭就會結束——而任何陷入政治分歧另一邊的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永遠被選舉流放。想想美國獨立戰爭後的保守黨，內戰後的南方種植園主，1929年後的共和黨……或者今天的覺醒者。

十六年前，蓋茨基金會首次開始資助阿拉貝拉網絡時，左翼陣營贏得了美國民眾的同情、一支付費抗議大軍以及捐贈階層的支持。他們已經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現在，他們又失去了億萬富翁的支持。這使得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政黨越來越像一個資金最雄厚的馬克思主義讀書俱樂部。

如果我是阿拉貝拉顧問，我就會開始尋找新的工作。而這個機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