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將於2025年9月3日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5年10月6日，喬治·H·W·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李成鉉(Seong-Hyon Lee)博士在《解讀者》發文稱， 北京的言辭悄然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揭示了一個新的現實, 中國現在將朝鮮擁核視為一個現實:

北京近期將習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三國領導人並列，引發了一系列分析，但一個轉變可能會被忽略：中國官方發布的習金會聲明中，刪除了“朝鮮半島無核化”一詞。多年來，這一措辭一直是中國對朝外交的套話；它的突然消失並非官員的怪癖，也不是曇花一現的禮節。北京外交部長王毅與朝鮮外務相崔善姬後續會談的英文摘要也避免使用“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一詞，而是強調“社會主義團結”。

在北京，語言等同於政策。當一個常用短語在一個月內消失在多份文件中時，這是一個信號，而不是失誤。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至關重要。北京希望朝鮮半島局勢在天安門城樓上以顯著姿態出席80周年勝利日閱兵式。首爾拒絕派總統出席，而是派出了國會議長禹元植；禹元植甚至在閱兵式開始前與金正恩握手。這一選擇反映了朴槿惠2015年頗具爭議的出席以及今天與華盛頓敏感的關稅談判的教訓。在這種背景下，金正恩出席的決定填補了政治和輿論的空白——使此次活動成為全球頭條新聞。

平壤利用這一時機，要求為金正恩的明星地位付出代價：從中國的任何聲明中取消“無核化”一詞。朝鮮副外相金善京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無核化要求等於要求平壤放棄主權，這一立場很快得到了公開強調。出於“面子”和對等原則，北京接受了這一調整。

這算是一場政策革命嗎？不完全是。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澄清的承認。北京現在將擁有核武器的朝鮮視為一個需要管理而非消除的現實——至少目前是這樣。

北京實際上承認了其實踐已經反映出的事實，即朝鮮的核地位是一個需要管理的事實，而不是一個需要公開解決的問題。

三種趨勢支持這種解讀。

首先，一個日益緊密的三角關係。莫斯科已經從默許變為公開接受平壤的核地位：謝爾蓋·拉夫羅夫稱無核化問題是一個“已解決的問題”。這一立場縮小了中國在不破壞三邊關係的情況下，將無核化作為公共信息核心的空間。

其次，執行環境更加寬鬆。2024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未能延長監督朝鮮制裁的專家小組的任期——俄羅斯否決，中國棄權——這降低了透明度和調查能力，即使制裁仍在實施中。

第三，平壤的法律鎖定。朝鮮于2023年9月將其核政策寫入憲法，並在2025年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永遠不會放棄該計劃。北京可以不喜歡這個現實，但仍然決定接受它。

朝鮮官方媒體朝中社10月在平壤拍攝的“國防發展2025展覽”照片

懷疑論者提出了三點反駁。

“這是禮節問題——北京避免了讓一位客人尷尬。” 禮節問題可以解釋一份文件，但無法解釋同一個月內兩份高層文件，既省略了“無核化”一詞，又強調了黨際“治國經驗”。這種模式是刻意為之。

“中國稱其立場沒有改變。” 北京方面曾私下告知對方，其立場“始終如一”。但私下的保證成本低廉，公開的隱瞞卻代價高昂。中國選擇承擔公開成本——表明其優先考慮哪些受眾。

“無核化一直是我們的願景——一切都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重心。 2018-19年，團結與目標（無核化）並存。2025年，團結成為孤立存在，而無核化則淪為私人話題，這與俄羅斯在口頭上的接受和朝鮮在法律上的鞏固相符。

那麼現在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目標。長期以來將朝鮮問題外包給北京的習慣已經不復存在。CVID(complete, verifiable,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的口號“完全、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仍然是一個規範性目標，但已脫離現實。政策需要從滿足願望轉向風險管理。

務實的重點。優先考慮威懾、危機溝通和有限制的軍備控制措施（限制試驗節奏、範圍和部署模式），以降低風險，而無需北京在公開場合重申無核化。平壤方面已暗示，如果華盛頓放棄無核化前提條件，它可能會進行談判——這是一個頗具爭議的提議，但至少是政策制定者必須爭取的一個機會。

執行力和韌性。隨着聯合國專家小組的撤離，盟國在海上監測、轉運和財務合規方面的協調變得更加重要。考驗在於行動，而非言辭：中國當局在已知樞紐（丹東、寧波-舟山、北部灣航線）周圍的行動比任何新聞發布會都更能說明問題。

區域外交。在事故預防和邊境穩定問題上，首爾與北京之間保持低調溝通，可以降低朝鮮挑釁迫使中國陷入代價高昂的危機態勢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首爾與華盛頓進行緊張的關稅談判之際。

總而言之，與其說這是一場中國的政策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政策澄清。北京在兩份高層聲明中省略了“無核化”一詞，實際上承認了其實踐中已經反映出的事實：朝鮮的核地位是一個需要管理的事實，而不是一個需要公開解決的問題。

對平壤來說，此舉非常巧妙。平壤主動出席中國精心策劃的這場盛會，就轉化成了中國外交辭令中一項高價值的讓步——這是結盟政權之間的戰略妥協。

對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意味着：停止將外交事務外包給北京，開始為一場長期的遏制、降低風險和危機防範提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