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是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也是长老会成员。他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此前曾担任约旦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侯赛因所长于2025年10月14日在 《外交事务》 发文，讨论”如何解放巴勒斯坦”， 将加沙停火转化为持久和平：

在中东构建持久、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应该如同架设一座桥梁。一方面，和平的缔造者必须立足当前：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维护协议，并将其引向持久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其他人必须勾勒出永久解决方案的轮廓，然后进行逆向工程，使其与当前努力相衔接。

如果他们遵循这一蓝图，那些致力于长期和平愿景的人们就能不受短期内出现的任何政治动荡或仇恨情绪的影响。哈马斯释放所有幸存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并结束其在该地区可怕的军事行动（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和许多其他专家称之为种族灭绝），这为和平进程提供了亟需的喘息之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也应受到赞扬，他们帮助促成了刚刚开始的停火。但如果停火最终不能与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联系起来，从而兼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合理愿望——即两个国家，那么它就只是一个暂停，一个漫长而悲观故事的中断。这样的安排可能看起来很遥远，但追求它并非愚蠢。具体确定两个国家和平和谐共存的实际样子，并不一定取决于当今的公众情绪。规划者现在可以敲定细节，以便在未来获得广泛认可。

可悲的是，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长期以来的倾向是努力克服当前的和短暂的挑战，而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协议》和2003年的《中东和平路线图》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如今，许多观察家再次关注眼前形势：如何抓住特朗普提出的“二十点和平倡议”，并扩大第一阶段停火，从而更广泛地稳定加沙局势。

虽然结束加沙的苦难，并确保人质和囚犯获释是一个紧迫且必要的目标，但这仍然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停火，而非持久的和平。特朗普的框架，至少是目前的形式，触及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但没有进一步阐述。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迫切希望结束加沙的苦难，因此接受了该计划。但如果美国没有明确承诺“两国方案”，很难想象他们能够长期维持对该计划的支持。毕竟，这是他们在支持最近由法国和沙特主导的《纽约宣言》时表达的立场。《纽约宣言》提供了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并于9月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批准。

诚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仍然完全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甚至试图排除其建国的可能性。但这一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公众态度和政治压力会不断变化，以色列领导人未来的想法也可能有所不同。与此同时，那些确实希望建立两国解决方案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继续推进。幸运的是，近年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团体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为描绘更详细的和平图景做出了贡献。

目前，可行的两国解决方案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由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和巴勒斯坦前外交部长纳赛尔·基德瓦提出的相当传统的方案，该方案延续了近二十年前谈判人员中断的局面。另外两位倡导者主张建立由两个以不同方式交织的国家组成的邦联实体：由以色列前部长约西·贝林和巴勒斯坦律师希巴·侯赛尼提出的“圣地邦联”；以及经过多年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界民间社会领袖共同协商制定的“一片土地：两国一个家园”，目前由活动家梅·蓬达克和鲁拉·哈达尔领导。这些邦联计划寻求创新方法，以克服过去阻碍实现持久和平的障碍。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长远思考至关重要。随着巴勒斯坦人努力重建在加沙的生活，随着最后一批以色列人质返回家园，必须开始构建桥梁的另一侧，充分重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的可信和持久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务实建议。

错误的开端

要理解这些举措，首先需要回顾过去三十年来为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所做出的努力。通过始于1993年奥斯陆进程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确定了循序渐进的和平方案，并最终就五个主要的“最终地位问题”达成协议：边界、犹太人定居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权利以及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非常棘手，最好留到最后解决，等到双方积累了足够的信任之后再解决。

如果当时有一个机制，能够迫使双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遵守商定的时间表——并且情况没有那么动荡——那么这个方案或许能够奏效。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和哈马斯的袭击几乎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进程造成了重创。1994年，一名以色列裔美国极端分子在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大规模枪击了巴勒斯坦人。次年，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几个月后，以色列军队击毙了哈马斯指挥官叶海亚·阿亚什，而哈马斯则以发动一系列毁灭性的公交车爆炸事件作为回应。所有这些袭击都对和平进程造成了损害，和平时间表很快被抛在了一边。1996年，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后，和平进程再次陷入低谷——他曾反对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不清楚该进程将如何解决重要的最终地位问题。与此同时，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建设仍在继续。

1999年，埃胡德·巴拉克就任以色列总理后，奥斯陆进程短暂地恢复了势头。巴拉克试图通过直接进入最终地位谈判来挽救奥斯陆协议。但这一尝试也失败了。 2000年戴维营会谈结束后不久，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就不愿完全接受巴拉克的和平提议——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一决定与其说是阿拉法特的顽固立场，不如说是仓促的谈判和两人之间糟糕的私人关系。

停火并非持久和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戴维营会谈结束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概述了他提出的和平框架，其中包括领土交换的想法。他的论点很简单：如果能够精确地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之间的边界达成一致，那么棘手的定居点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根据他的提议，两国将以绿线（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以色列在战争中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为界，但会进行一些调整。巴勒斯坦人将无偿割让约旦河西岸4%至6%的土地给以色列，并额外割让其全部领土的1%至3%，以换取以色列从其他地方移交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修改边界，以色列将保留对80%定居者人口的控制权。居住在巴勒斯坦领土剩余土地上的定居者将被重新安置回以色列。

土地交换的提议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主要关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土地交换逐渐融入到达成最终地位协议的进一步计划中，例如2002年7月的“人民之声”倡议，以及意义重大的2003年12月的《日内瓦协议》。后者由双方民间社会代表起草，提供了一份以巴和平协议的范本和两国解决方案的轮廓。然而，该协议并未提供关于土地交换如何运作的更多细节。

尽管各方为推动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外交努力却被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地区各方之间优先事项的分歧所取代。到200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跌至新低。第二次起义的导火索——由以色列政客（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于2000年9月挑衅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圣地——至今仍未消退。当时，两项重要的和平倡议未能获得以色列的支持：2002年3月由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牵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2003年4月下旬由中东问题四方（由俄罗斯、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组成）提出的“和平路线图”。这些倡议曾有助于确定未来两国和平在该地区如何被接受；一旦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承认以色列。这些举措也表明了国际社会敦促双方达成协议的意愿。然而，以色列对“阿拉伯和平倡议”仍心存疑虑，并针对路线图提出了自己的14点建议。沙龙政府辩称，在巴勒斯坦起义停止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尽管许多国家认为，结束起义和通过谈判达成基于两国的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进行。

直到2006年，起义平息，双方阵营都换了新领导人：奥尔默特于2006年成为以色列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于2005年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后，土地交换的可能性才再次被提起。然而，双方在交换土地的具体比例上难以达成一致。经过两年的谈判，双方的土地比例仍停留在4%到6%之间。这是最后一次就最终地位问题进行严肃的面对面谈判。

以过往为序

近二十年后，如今已是以色列普通公民的奥尔默特，与备受推崇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外交部长基德瓦一起，再次支持“两国方案”。奥尔默特-基德瓦的方案延续了2008年奥尔默特-阿巴斯会谈结束的基点，但在加沙和耶路撒冷问题上增添了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措辞。奥尔默特和基德瓦目前建议的领土交换比例为4.4%，其中包括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建立一条走廊。

这项方案在众多“两国方案”中独树一帜，尽管与特朗普的“二十点计划”在某些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但它也侧重于为加沙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治理结构。奥尔默特和基德瓦将这一结构称为“专员委员会”，与特朗普计划中的类似机构不同，它将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部长理事会挂钩。

大选将在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到三年内举行。一支“临时阿拉伯安全部队”将被部署到加沙，与一支向专员委员会负责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合作。这支阿拉伯部队将填补安全漏洞，防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还将召开捐助方会议，为重建加沙筹集资金。

耶路撒冷将沿绿线分为两个首都，1967年6月后在巴勒斯坦一侧建造的犹太人社区将纳入土地交换范围。耶路撒冷老城将由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在内的五个国家托管，并受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规则管辖。该计划还承认约旦国王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监护权方面的特殊作用。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被称为“圣盆地”）拥有专属主权，所有信徒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该地区的圣地。除内部安全目的外，巴勒斯坦国将实现非军事化。

奥尔默特-基德瓦方案并未就所有最终地位问题提出明确的建议。定居者、定居点、难民以及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可能在约旦河沿岸驻扎国际部队）等问题将留待未来的谈判解决。

圣地邦联

以色列前部长兼政治家尤西·贝林（Yossi Beilin）提出了第二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他是奥斯陆进程的最初设计者之一，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曾参与2000年戴维营峰会、2001年以巴塔巴会谈以及2003年的日内瓦协议。自2021年以来，他和巴勒斯坦律师希巴·侯赛尼（Hiba Husseini）一直倡导一项名为“圣地邦联”（HLC）的安排。HLC将是一个由两个国家组成的邦联，其基础是领土交换，交换范围限制在总领土面积的2.5%左右。与奥尔默特-基德瓦的方案不同，该方案侧重于两国的结构，并尝试为棘手的最终地位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该提案与人们更为熟悉的奥尔默特-基德瓦提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仍然颇为新颖的理念，即为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永久居留权：定居点未被纳入土地交换的以色列人可以作为未来巴勒斯坦的永久居民留在原地，而同等数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寻求在以色列获得永久居留权。该提案详细探讨了可能适用于这些永久居民的各种法律管辖权。

通过引入永久居留权的概念，贝林和侯赛尼试图几乎一次性解决边界和定居点问题，就像克林顿时代提出的土地交换方案试图做的那样。他们试图通过允许更多数量的回返者来解决巴勒斯坦难民的去向问题，而不仅仅是《奥斯陆协议》所提议的象征性数量。同时，永久居留权将避免将大量定居者强制遣返以色列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动乱。但双方必须协商出一个精确的时间表，首先让巴勒斯坦国全面运作起来，然后再让邦联正式成立。

与奥尔默特和基德瓦的倡议类似，HLC的提案支持将耶路撒冷分为两个首都。但贝林和侯赛尼并非主张由五国托管来监管圣盆地，而是主张成立一个巴以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也负责市政规划。尽管他们主张耶路撒冷最终成为一座完全开放的城市，但他们认为，一旦邦联成立，老城就应该开放。他们还提议设立一些邦联机构，包括一个人权委员会。在安全方面，该提案主张双方避免与敌视对方的国家或非国家实体进行军事合作，但并未明确这在全面和平协议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

一个潜在的弱点是HLC的“退出条款”，该条款允许任何一国退出邦联。这种可能性可能会鼓励双方阵营内部的力量共同反对这一安排，就像那些不满《奥斯陆协议》的人帮助破坏了和平进程一样。一些政客从一开始就会反对邦联。另一些人则会利用不可避免的初期问题，通过攻击“高地委员会”（HLC）来赢得民众支持。如果存在退出条款，他们很可能会试图援引该条款，并借助外部势力的支持。HLC的制定者应该删除该退出条款，或者至少设定一个较长的期限——比如50年——之后才允许任何退出邦联的行为。

“人人享有土地”

第三项提案——“人人享有土地”（ALFA）——于2012年构思，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草根活动家梅·蓬达克（May Pundak）和鲁拉·哈达尔（Rula Hardal）领导。它进一步推进了HLC的理念。它也将沿着绿线确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边界，但至关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变化。该方案并非试图勾勒一系列土地交换方案，而是完全以永久居留权为中心。根据ALFA方案，寻求在对方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将不受限制。但它也承认需要采取分阶段的方式，以避免以色列被大量返回的巴勒斯坦难民淹没，或避免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被大量希望迁出原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淹没。ALFA的关键在于强调双方人民的迁徙自由以及双方人民在任一国家定居的权利，他们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可以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居民。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对这片土地——从河流到大海——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这一原则必须融入任何持久公正的和平之中。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ALFA 与其他倡议有很多共同之处。耶路撒冷将成为两国的首都，双方在耶路撒冷境内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并共同管理老城，可能还会有国际社会的参与。ALFA 提议保持耶路撒冷“完整、开放、共享”，而不是用围栏或围墙分割这座城市。尽管耶路撒冷将作为两个首都，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也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整个城市——要么作为单一的联合地方政府，要么作为邦联框架下的两个市镇。

在安全问题上，ALFA 与其他提案类似，承认每个国家都需要维护其主权领土的安全。与其他计划不同的是，它呼吁在两国部分非军事化问题上达成互惠且一致的条件。它明确反对未经双方同意单方面部署外国军队，并支持组建以巴联合边境部队。

邦联解决方案可以克服过去阻碍和平的障碍。

与其他提案以及以往的和平努力一样，该计划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内部，来自那些反对任何形式妥协的人。为了防止内部破坏者破坏两国方案，该协议的制定者应制定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由双方精心设计的法律支持），并在教育、语言和所有民权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是一项能够可靠保障持久稳定的区域安全安排；而这些提案均未提供此类安排的愿景。

与HLC的提案相比，ALFA在邦联机构方面提供的细节较少。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份关于人权的详细计划。它强调了双方拥护共享的、普遍的人权原则的重要性。与HLC关于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不同，ALFA强调需要设立一个上诉机构，即最高人权法院，来审理两国法院作出裁决后提起的案件。作为前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我全力支持这一做法。

归根结底，ALFA方案是这些方案中最具想象力的，因为它打破了现有的方法和范式。其理想主义的雄心壮志背后也有其实际意义：它可以容纳以色列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迄今为止一直阻碍着中东和平的每一次尝试。但这三个方案都有其可取之处。它们为永久结束多年的极端暴力和压迫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案。

走向另一边

如果没有这些远见卓识者的努力，中东的未来将难以确定。尽管内塔尼亚胡可能欢迎特朗普的计划，并接受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但他真正想要为他的国家和该地区做些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除了维持显然难以维持的现状之外，他似乎没有其他计划，除了他极右翼联盟的计划之外，该联盟寻求建立一个“大以色列”，这将意味着消灭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这一路线不仅令人震惊且不可行，也遭到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拒绝。要实现加沙的和平，超越短期停火，必须找到永久结束这场冲突的最终目标。

像中东这样根深蒂固、暴力横行的冲突，自然会引发怀疑和愤世嫉俗。然而，我们也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地区和国际行为体正在努力寻求减少暴力、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途径：卡塔尔与埃及和美国协调，帮助引导各方达成加沙停火；埃及继续与邻国（特别是约旦）合作，引领阿拉伯国家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与法国和挪威一道，为可行的两国解决方案争取全球外交和财政支持。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和参与日益加深。

正因如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的富有创意且务实的方案——奥尔默特-基德瓦计划、圣地联盟和“阿勒马克图姆-阿尔法”计划——才变得不可或缺。这些方案为持久的两国方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解决了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愿景并非空想，而是代表着结束冲突、确保地区稳定的唯一务实途径。诚然，维持短期措施的势头——无论是减少敌对行动、促进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协调地区外交压力——都至关重要。但这些行动只有明确地与“桥梁另一端”的建设挂钩，即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长期解决方案，才能取得成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