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亨利·A·基辛格主席迈克尔·J·格林（Michael J. Green）于2025年10月17日在 《外交事务》杂志发文， 讨论亚洲的川普问题，即亚洲领导人尚未维系与川普的联盟。他认为该地区缺乏与美国总统沟通的领导人。他缅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亚洲领导人向欧洲同行学习，与美国总统沟通：

今年8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阿拉斯加欢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峰会几天后，白宫出现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匆匆赶赴华盛顿与川普会面，并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但泽连斯基并非孤身一人：与他一同会见川普的还有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领导人，以及北约欧洲秘书长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一张全员合影，多少纠正了此前川普和普京在安克雷奇热情问候的形象。

欧洲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的决定体现了勇气与务实的结合。谴责川普欢迎普京访问美国，或者在欧洲举行反美峰会，避免在椭圆形办公室表达敬意而可能带来的国内政治尴尬，或许会更容易些。但这些选择都需要欧洲领导人相信，即使没有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力量，他们也能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并保障本国安全）。而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他们转而利用自身优势——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与川普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性，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与川普相对频繁的接触，以及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与川普的独特默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塔布的高尔夫球技）——来吸引、哄骗并推动这位喜欢制造混乱的美国总统或多或少地朝着正确的战略方向发展。结果是，美国同意通过北约采购向乌克兰运送先进的武器系统，川普甚至考虑了基辅提出的战斧导弹请求。

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这种促使川普与美国盟友以及美国自己建立的联盟体系站在一起的合作努力，与其第一任期截然不同。当时，欧洲领导人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他们的选民鄙视川普，他们的个人性格限制了他们与川普建立联系的能力。在他们苦苦挣扎的同时，亚洲领导人在美国联盟网络中扮演着“川普经理”的主导角色，其中最杰出的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在魁北克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捕捉到了安倍的做法。照片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似乎不耐烦地面对目中无人或不屑一顾的川普，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似乎都在支持默克尔。与此同时，痛苦的安倍站在川普身边，模仿美国总统的肢体语言，或许是在寻找机会缓和紧张局势。

川普团队2017年上任时，对亚洲战略尚无清晰概念，因此安倍出面说服他们采纳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当川普威胁要对朝鲜发动“烈火与怒火”攻击时，安倍承诺日本将提供支持，但也悄悄地附加了一些条件，明确是否应该真正动用武力。许多世界领导人都试图避免与这位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发生冲突，而安倍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却与他举行了20次会晤、32次通话，甚至打了5轮高尔夫球。一位日本外交官打趣道：“其实不是20次峰会，而是同一场峰会20次。”

安倍深知美国的力量对日本的利益不可或缺，并努力塑造这种力量，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亚洲领导人也纷纷效仿。 2019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成功说服川普与他一同前往德克萨斯州，在五万名印度侨民面前发表演讲；此次集会的主题是“你好莫迪”。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及其驻华盛顿大使乔·霍基与副总统迈克·彭斯以及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确保在对华战略和南太平洋事务上的合作上保持一致。就连出身左翼、不太可能与川普合作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也与美国总统站在一起，鼓励与朝鲜开展外交。

但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内，亚洲领导人却难以维系与川普的联盟。没有人站出来填补安倍留下的空缺。安倍于 2020 年因病辞职，2022 年遇刺身亡。这出于多种原因，令人意外。首先，在某些方面，川普对该地区的态度比他第一任期时更像“亚洲优先”战略。此外，2024 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民众最初对川普回归的担忧远低于欧洲人。亚洲领导人的相对沉默也不能归咎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欧洲领导人的政治形势并不比上次或现在的亚洲领导人更强劲：斯塔默的支持率很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支持率也是如此，而马克龙几乎无法保住权力。尽管欧洲领导人无疑因乌克兰战争而更有动力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亚洲领导人在面临中国日益加剧的军事和经济威胁时采取的消极态度。

在失去了川普的主要“耳目”——安倍晋三之后，亚洲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似乎有些茫然。新当选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可能填补这一空缺。她是安倍的亲信，与安倍有许多共同的观点（尽管在10月10日其党内主要联盟伙伴叛逃后，她的政治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但迄今为止，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内，还没有哪个亚洲盟友能像安倍晋三那样与美国总统取得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美国的亚洲战略仍然混乱不堪，亚洲领导人未能充分享受美国伙伴关系带来的好处，包括增强对华安全保障。

安倍缺席

私下里，亚洲官员反复指出，他们近期的被动态度源于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制定过程，相比第一任期，这一过程更加混乱和难以预测。当时，他们可以依靠政府内部可靠且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例如国家安全顾问H. R. 麦克马斯特、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以及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马特·波廷格。相比之下，这一次，川普政府对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的定期清洗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作用的削弱，使得盟友们更难在关键问题上找到立足点，也更难指望华盛顿的同行在不了解川普立场的情况下采取主动。

川普的关税政策也令亚洲领导人感到不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第一任期内关于与朝鲜开战与和平的思考。澳大利亚可以轻松承受美国政府征收的10%关税，但川普威胁称，如果澳大利亚不开始为美国制造的药品支付更多费用，他将对澳大利亚药品征收200%的关税——这成了澳大利亚政坛的第三条铁轨。与此同时，东京对日本输美产品被征收15%的关税习以为常，但川普提出的对半导体征收100%的关税将对日本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印度则感到愤怒和困惑，因为即使川普在阿拉斯加与普京拥抱，并放弃了进一步对莫斯科实施经济制裁的威胁，印度仍然必须忍受购买俄罗斯石油被征收50%的关税。

这种不满情绪未能促使各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应对川普，原因各不相同。在日本，主要问题是执政党自民党在政治上的软弱。尽管日本民众对关税问题感到不满，且一些民调显示仅有16%的民众信任川普，但美日同盟的支持率仍高达90%或以上，这主要源于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构成共同威胁。如果日本民众能够接受，他们也会采取类似安倍的做法，但目前还没有人拥有安倍那样的国内政治实力或对川普的敏锐洞察力。前首相石破茂在2月份与川普会晤时取得的初步进展，却因美国关税以及石破茂在党内地位低下（他于9月初辞职，引发了10月份的大选）而化为乌有。石破茂的继任者高市则更为保守，支持“日本优先”的方针，并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这可能会引起川普政府的共鸣。

然而，在川普计划于 2026 年访问北京之前，她开始软化自己对中国的立场，并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积极的贸易协议。如果高市出任首相，她很可能在几周后于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首次与川普会面。虽然她像安倍一样警告川普要小心中国是正确的，但面对川普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这样的警告风险更大。如果川普为了美中关系而将高市排挤在一边，她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就会受损。但北京 10 月 9 日宣布将扩大对稀土金属（对技术制造至关重要）的出口限制，此举引发了川普的强烈反应，他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0% 的关税，并暗示将取消在亚太经合组织期间与习近平会晤的计划。川普将于10月底访问日本，高市或许能够利用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新的紧张关系为自己谋利——但前提是她能先处理好国内事务。

亚洲与美国的关系似乎有些迷茫。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国内表现得最为强势，他在5月份的全国大选中击败了保守派。尽管与川普有过几次电话交谈，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合影留念，但与日本和韩国的同行相比，他与美国总统的关系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阿尔巴尼斯10月20日访问白宫与川普进行首次正式会晤时，他将受益于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长期的同盟关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在美国所有重大冲突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两国保持着强大的国防和情报共享关系（鉴于与中国的竞争，这对双方都越来越重要）。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大利亚-美国联合军事演习（AUKUS）协议，澳大利亚同意购买多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今年举行的“护身符军刀”演习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双边军事训练演习，也是该项目自2005年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鉴于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堪培拉也准备与华盛顿合作，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

但两国领导人必须妥善处理联盟内部的一些不和谐音。五角大楼决定重新评估AUKUS的价值，这令澳大利亚官员感到不安；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抨击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两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也大相径庭。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在应对中国威胁时也采用了比美国更为温和的语气，强调稳定与北京的关系——尽管如果川普自身的对华政策继续转变，这对阿尔巴尼斯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川普在工党左翼阵营中非常不受欢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川普的负面看法远高于亚洲其他地区——阿尔巴尼斯的一些顾问认为，他应该在美国总统面前保持低调。然而，阿尔巴尼斯致力于在华盛顿进行首次会晤，届时他有机会让川普与该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这些地区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对澳大利亚的安全至关重要。

川普和6月当选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之间似乎可能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奇特”关系。8月25日，李在明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演讲精彩绝伦，他向川普保证了韩国对美国经济的投资承诺，并谈到了降低关税水平。尽管李明博出身进步左翼，其团队的政治顾问也多为20世纪80年代民主抗议运动的资深人士——这些抗议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美（甚至亲朝）观点的影响——但他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务实态度，决心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然而，今年9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官员突击搜查了现代汽车位于佐治亚州的一家工厂，搜寻签证逾期滞留的工人。300多名韩国员工被当作囚犯带走的画面激怒了韩国公众，他们刚刚得知华盛顿和首尔的关系正在日益加强。韩国对美韩同盟的支持率曾高达90%左右，但李明博进步派圈子里的反美声音如今愈演愈烈，李明博与川普的关系亟待修复。川普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如果双方能够抓住机会，这将为双方和解提供一个契机。

或许，没有哪个美国盟友比莫迪更对川普的回归充满信心——但也没有人比他更失望。除了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外，川普还把结束5月印巴军事冲突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并邀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白宫，此举激怒了新德里。对许多印度人来说，这象征性地回归了25年前华盛顿在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奉行的那种地区政策。莫迪本可以效仿安倍，对这些怠慢置之不理，努力推动川普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与莫迪的行事风格不符。如今，他的政党在议会的执政多数席位已经减少，印度经济也在放缓，他也面临着比川普第一任期内更具挑战性的国内政治形势。川普在9月17日祝莫迪生日快乐，莫迪也热情地回复了祝福。但如果川普预计将缺席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举行的四方峰会，那么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破裂。

受北京的推动

安倍对川普以及与中国竞争的严谨态度，为巩固其亚洲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概念粘合剂，该战略也使日本受益——这是美国自己版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川普8月与欧洲领导人的会晤也出于类似的目的，使欧洲得以稳定美乌政策，让泽连斯基继续参与战斗，并在普京在阿拉斯加受到欢迎的情况下加强欧洲的安全。

然而，如果没有像安倍这样一位技艺娴熟的管理者，川普亚洲政策的走向仍不确定。现任政府中的一些人与第一届川普政府一样，对中国的霸权野心感到担忧。其他人——似乎包括川普——将对华外交视为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并愿意将其他顾虑放在一边。随着美国过去20年构建的安全架构的关键支柱（例如四方安全对话）逐渐瓦解，美国的盟友们正敦促美国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接触，尤其是在大幅削减发展援助、为中国在该地区实施胁迫创造条件之后。

鉴于川普热衷于关税且行事总是难以预测，川普的第二届政府无疑更难管理，而且目前没有哪位亚洲领导人能在国内拥有与安倍相媲美的影响力。尽管目前亚洲领导人中没有像安倍那样的川普“耳语者”，但这种缺席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由于中国的雄心壮志，亚洲领导人比2017年更有动力让华盛顿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只有美国拥有亚洲维持地区防御和遏制北京侵略所需的综合实力。尽管川普行事难以预测，但其政府的关键成员已准备好加强与亚洲的接触。然而，这一次，主动权很可能只会来自高层。因此，与川普的个人关系对亚洲大国来说比川普第一任期更为重要。无论需要何种形式的奉承、说服和政治协调，亚洲领导人都应该向欧洲同行学习，确保美国继续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