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新美國”研究員而主要關注俄羅斯政治和社會的《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約書亞·雅法（Joshua Yaffa）於2025年10月21日在 《外交事務》雜誌發文， 回答“俄羅斯是如何被重塑的”之問，及普京們如何一路走低:

25多年前，在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之初，俄羅斯的政治前途似乎一片迷茫，或者至少充滿矛盾。國家扶持某些自由，卻壓制其他自由；它對民主表示認可，卻又對政治保持謹慎管控。它敞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大門，卻又允許寡頭、內部人士和腐敗官員掠奪這些市場。它容忍一定程度的激烈、揭露醜聞的新聞報道，即使從事此類工作的記者會面臨壓力和威脅。最重要的是，隨着油價上漲、生活水平提高以及與西方關係日益密切，俄羅斯似乎為其公民提供了體面甚至充滿希望的生活——條件是他們遠離政治，將統治權割讓給國家。

國家缺乏的，並非偶然，是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取向。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政治現實。 1991年之後的歲月里，俄羅斯人經歷了蘇聯的衰落和解體，被訓練成憤世嫉俗者；強迫他人相信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好處不明朗。他們帶着相互衝突的觀念和觀點進入了21世紀——共產主義是一個良性循環還是一個愚蠢的制度？蘇聯解體是自由和機遇的時刻，還是一個困境？因此，與其強迫人們去評判什麼該信什麼不該信，不如借鑑美國政黨政治的經驗，保持大局。

但這也是一個法律問題。俄羅斯後蘇聯憲法第13條正式承認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多樣性，並禁止建立任何單一的國家意識形態。就連普京也只是口頭上承認了這一原則。正如俄羅斯調查記者安德烈·索爾達托夫和伊琳娜·博羅甘在《我們親愛的莫斯科朋友們》一書中所言，他們的同事在2000年普京上任的頭幾個月採訪了他，並問他俄羅斯是否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普京斷然否認了這個想法。“它不可能是刻意發明的，”他說道，並補充說，俄羅斯需要的是“加強國家、經濟和民主制度，包括新聞自由”。

如今，這聽起來像是早已被遺忘的幻想。克里姆林宮不再抱有任何民主的幻想。普京似乎註定要無限期地執政，即使在選票上排名靠後，獨立候選人也被禁止參選。新聞自由消失了，所有基本自由，無論多麼有限，也都消失了：在錯誤的社交媒體帖子上點讚，或者向被視為非法的基金會捐款，都足以被判處長期監禁。俄羅斯的經濟與西方基本上隔絕；前往歐洲旅行既令人擔憂，又昂貴複雜。最重要的是，國家抓住意識形態來向公眾證明自身，並提供一種導向性敘事：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保守與反西方，並以一種返祖的怨恨與正義感為基調。

兩本新書追溯了這一轉變的軌跡，展現了意識形態在當今俄羅斯重新成為國家和公民的核心問題。在《我們親愛的莫斯科朋友們》一書中，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着眼於他們自己這一代人。他們講述了一群曾經的朋友和同事的故事，他們是一群年輕的俄羅斯人，在普京執政期間，逐漸適應統治體制，逐漸傾向於民族主義和非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辯護，最終成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支持者。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以這些朋友不斷變化的價值觀為中心，展現了普京精心策劃的“將俄羅斯與西方隔絕”的戰略是如何得到俄羅斯人自身推動和強化的。

在《普京政權下的意識形態與意義建構》一書中，法國歷史學家兼政治學家瑪琳·拉魯埃勒闡述了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斷變化的動態如何成為普京權力的核心。她認為，普京構建新的民族-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努力，不僅依賴於自上而下強加的價值觀，也依賴於利用社會中已有的思想和思潮。這些著作共同表明，驅動俄羅斯在烏克蘭持續不斷的戰爭以及與西方更廣泛的衝突的思想，絕非武斷或非理性，而是普京體制與其統治下的人民之間長期且不斷發展的互動的結果。

知識分子的叛國

在《我們親愛的莫斯科朋友們》的開場，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剛剛受聘於《消息報》。這家報紙曾是國家喉舌，蘇聯解體後成為獨立報紙。20世紀90年代，《消息報》獲得了些許活力四射、敢於直言的自由，兩位作者很快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充滿活力、雄心勃勃的圈子之中，其中不乏同事、朋友、對手、情人和思想碰撞的夥伴。這群人的核心人物是當時擔任該報政治記者的佩佳·阿科波夫和他煙不離手的妻子瑪麗娜。他們經常在自己漂亮的公寓裡聚會喝酒，暢談哲學，公寓俯瞰着首都中心一條林蔭大道——格格列夫斯基大道。正如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所寫，阿科波夫夫婦的客廳——“裡面有一張大沙發，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高高的天花板上懸掛着一盞閃亮的枝形吊燈，拱形窗戶旁有一張沙發”——是他們爭論歷史、政治和新聞觀念的地方，標誌着一場持續數年的對話的開始，這場對話隨着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的轉型而發展。

早在普京執政的最初幾年，這對莫斯科朋友之間的盟友關係就開始發生變化。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是俄羅斯安全部門的記者，他們對俄羅斯內部安全機構聯邦安全局（FSB）對兩起可怕的人質危機——2002 年發生在莫斯科東北劇院和 2004 年發生在別斯蘭一所學校——的嚴厲反應既感到心痛，又感到憤怒。這兩起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政府也進行了大量的掩蓋。他們困惑而沮喪地看着《消息報》的一位同事開始撰寫聯邦安全局給他的文章，另一位朋友則開始製作充滿陰謀論的反西方紀錄片。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一直留意着這一切，仿佛在牆上做着標記——“那一年，我們的兩個朋友搬到了另一邊。”

不久之後，《消息報》短暫的相對獨立時期宣告結束，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的路線也開始與他們那些更墨守成規的同事們分道揚鑣。在外人看來，抵制正在形成的現狀似乎毫無意義，甚至愚蠢：還有職業可做，更不用說錢了。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曾為一家報紙撰稿，“嘲笑所有形式的抗議活動，都只是那些在俄羅斯新現實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的老失敗者的消遣。”在輾轉於多家出版物的同時，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創辦了他們自己的調查網站 Agentura.ru，專門調查俄羅斯安全部門的動態。“我們當時三十五六歲，感覺和我們這一代人格格不入，”他們後來回憶道。

然而，在一段時間內，國家的未來走向尚不明朗。2008年，普京拒絕按照憲法規定再次競選總統，從而讓一位據稱更為自由派的繼任者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當選。但普京與其說是“下台”，不如說是暫時退居總理一職；2011年末，他宣布計劃重返總統寶座，議會選舉卻因普遍存在的舞弊行為而蒙上陰影，引發了俄羅斯後蘇聯時期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儘管如此，普京在新的鎮壓下重新掌權，大多數中產階級抗議者都回歸到了他們的生活、事業和家庭中。大約在這個時候，意識形態開始從克里姆林宮的牆後抬起頭來：普京現在是他所描述的一套新興的、本質上是“俄羅斯”價值觀的捍衛者，而那些反對他的人則被描繪成墮落的反俄特工。

隨着俄羅斯政局的惡化，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的朋友們的態度也隨之改變。2011年抗議活動爆發後，佩蒂亞·阿科波夫呼籲暗殺抗議運動中最引人注目、最具魅力的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他最終被捕，並於2024年在俄羅斯監獄中去世）。在一篇讚揚俄羅斯背離歐洲文明的專欄文章中，阿科波夫還為俄羅斯“自由主義實驗”的終結歡呼。2014年，隨着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部發動代理人戰爭，多年前在《消息報》聘用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的政治編輯葉夫根尼·克魯季科夫，用他們的話來說，變得“完全帝國主義化”，並開始推動“國家意識形態回歸俄羅斯外交政策”。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在安全部門暗示他們身處險境的催促下逃往倫敦。但對他們的許多老朋友來說，戰爭卻是一個機遇。入侵幾周后，阿科波夫為俄羅斯國家通訊社俄新社撰寫了一篇欣喜若狂的專欄文章，認為“烏克蘭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另一位老同事、記者、前自由主義者拿起吉他，開始在被占領的烏克蘭為俄羅斯軍隊表演。一位醫生朋友成為了熱情的戰爭支持者。更引人注目的是奧爾加·柳比莫娃的人生軌跡，她是蘇聯一個著名戲劇和電影世家的後裔，索爾達托夫和博羅甘在普京執政初期就認識了她，當時柳比莫娃還是一名年輕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到2020年，她已升任普京的文化部長。隨着戰爭的展開，她根據國家需要運用其龐大的宣傳機器，審查被認為政治上不受歡迎的作品，同時將國家資金大量用於與戰爭努力相關的愛國敘事。

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調查了他們以前的同僚，發現其中許多“聰明、見多識廣、深思熟慮”的成員已成為俄羅斯戰爭的關鍵人物。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支持入侵，還認同隨之而來的反自由主義和反西方意識形態。“他們不會感到被克里姆林宮的宣傳欺騙或誤導，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場騙局的一部分——而且是心甘情願的一部分，”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寫道。

在《我們親愛的莫斯科朋友們》的結尾，作者寫道，他們的朋友以及數百萬像他們一樣的俄羅斯人，仿佛只是“只能接受卻無法挑戰的風暴和颶風”的被動旁觀者。如同前幾代在專制統治下生活的俄羅斯人一樣，從沙皇統治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無須擔憂風暴的成因。唯一真正的選擇是“置身於政權之外——註定成為失敗者，成為必然遭受壓迫的受害者”還是“留在政權內部，扮演某種角色”。至於他們之前的圈子，“所有雄心勃勃的人，都選擇留在政權內部，參與其中。”

上下交鋒

對拉魯埃勒來說，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朋友們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塑造普京時代的更宏大力量的體現。“政權與俄羅斯社會的關係遠不止簡單的專制，”她寫道。 “它是共同創造的，基於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而這種契約必須“不斷地重新協商”。然而，有一件事始終不變：普京堅信自己肩負着恢復俄羅斯大國地位的使命。拉魯埃勒將這種理解視為“其地緣政治語法中一個穩定的元素”。改變的是他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尋求的手段，即他和國家機器所宣揚的那些理念，這些理念被用來為政權認為必要或權宜之計辯護和解釋。

隨着時間的推移，普京政府借鑑了許多表面上看似矛盾的學說：其中包括俄羅斯東正教、沙皇制度、蘇聯的超級大國遺產、民粹主義和歐亞主義——一種20世紀初的教條，認為俄羅斯既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亞洲國家，而是走着一條獨特的文明道路。自2022年入侵以來，這些理念因所謂的Z博客作者和戰地記者的軍國主義而進一步增強。拉魯埃勒寫道，普京體制汲取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其驅動力是權宜之計和機會主義。她寫道，該政權並非將其對俄羅斯的願景建立在一套固定的政治理念之上，而是擁有自己的世界觀、偏好和傾向，並尋求“思想土壤和更清晰的理論來為自己辯護和滋養自身”。

在這種整體動態中，思想既可以從下而上傳播，也可以從上而下傳播。拉魯埃爾重點提到了伊萬·伊林的例子。這位20世紀早期的反動哲學家賦予了專制統治一層道德甚至形而上學的外衣，普京在執政的頭十年裡也經常引用他的話。“伊林的支持者傳播他的著作，無疑是‘向上’地面向普京周圍的精英核心圈，而很少花時間和精力去‘向下’地推廣到更廣泛的受眾，”拉魯埃爾寫道。儘管普京是最終的仲裁者和權威，但他也允許拉魯埃爾所說的“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們提出自己的想法，或開展他們認為符合普京國家利益的項目。以康斯坦丁·馬洛費耶夫為例，他被稱為“東正教寡頭”，自詡為君主主義者，資助創建了一個保守的媒體帝國；又比如極右翼理論家亞歷山大·杜金，他與其說是“普京的大腦”（儘管他經常被錯誤地貼上這樣的標籤），不如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關於俄羅斯獨特的歐亞歷史使命的狂言偶爾對克里姆林宮有用。

拉魯埃勒描述了普京2012年重返總統寶座後，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礎如何變得更加形式化。西方式的現代化被擱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復仇主義學說，強調“俄羅斯的反西方和反自由主義立場、國家的偉大以及俄羅斯/蘇聯國家領導人的永恆正確性”。拉魯埃爾精闢地闡釋了普京及其安全和軍事精英的地緣政治怨恨——無論是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還是對東歐融入西方政治和軍事架構的不滿——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升華為對俄羅斯國家的新願景。正如拉魯埃爾所寫，克里姆林宮日益將西方主導的自由秩序視為“美國帝國主義和軍事霸權的幌子”，旨在削弱俄羅斯。這些臆斷促使普京成為拉魯埃爾所說的“不穩定和混亂的締造者”。

隨着時間的推移，普京及其構建的政治體系日漸式微，俄羅斯的觀念也愈發僵化，也更容易受到陰謀論的影響，並產生一種“救世主式”的宿命論。克里姆林宮認為，是西方背叛了其價值觀，使得俄羅斯成為世界舞台上唯一真正、誠實、正直的強國。拉魯埃勒將這種觀點稱為“卡泰雄式”俄羅斯——這一概念源自東正教神學，並被杜金等當代右翼理論家重新闡釋。根據這一理論，俄羅斯肩負着神聖的使命，即運用主權和軍事力量，成為“秩序的守護者和重建者”。在這樣的世界觀下，軍事侵略似乎是必要的，甚至是美德的，無論是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還是 2015 年為支持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獨裁政權而發動的空襲。正如拉魯埃勒所指出的，俄羅斯開始將“東正教作為精神盾牌，核武器作為物質盾牌”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將普京推向了烏克蘭全面戰爭，並幫助他為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建立了強有力的理由。

拉魯埃勒寫道，烏克蘭戰爭鞏固了普京國家的意識形態。除了“重新激活”俄羅斯的帝國主義之外，它還將支撐該國家體系的不同政治理念組織成一場清晰可辨的、甚至是關乎生存的鬥爭和事業。三個動機似乎合二為一，這對克里姆林宮來說非常方便：俄羅斯在戰場上的勝利，或者至少避免徹底的失敗或羞辱；俄羅斯公民的安全與保障——無論他們對衝突起因有何感受，他們都害怕輸掉戰爭；以及普京權力的安全。拉魯埃爾列舉了俄羅斯新帝國概念的組成部分：“國家對外投射、國家建設的語言、政權安全化，以及普京作為統治者自我願景中的歷史角色不會被未來領導人質疑的形象。”

與此同時，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全球南方，俄羅斯都頗有運氣，將其在烏克蘭的戰爭宣傳為恰恰相反的戰爭：一場旨在真正實現非殖民化的“解放戰爭”。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國家可能會立即對俄羅斯的行動感到反感，正如拉魯埃爾所指出的，它們將其視為“西方統治”的“副產品”。克里姆林宮對這種框架的宣傳無疑是憤世嫉俗和精心策劃的，但它也表達了一種真正的世界觀的元素。她寫道：“如果俄羅斯的地位追求無法通過按照自己的意願與西方融合來實現，那麼加入非西方世界來改變國際秩序似乎是最有希望的策略。”

即使戰爭導致了一個意識形態表達清晰的鞏固國家，但這並不意味着普京或他的統治體系就無所不能。拉魯埃爾將普京的統治描述為“鞏固的個人威權主義”——一種不同於徹底極權主義的專制治理形式。她寫道，總的來說，克里姆林宮“並不相信它能夠重新調整其公民的思維”。相反，它只是試圖將“敵對的意識形態”拋在一邊，並提供巨大的忠誠激勵。拉魯埃爾察覺到了她所說的“碎片化法西斯主義”的萌芽——一些俄羅斯人呼籲全面戰爭和國家全面軍事化。但她寫道，更多的俄羅斯人不願“被捲入戰爭”，他們希望將戰爭與平民經濟和文化領域區分開來。

目前，這正是普京體制的優勢：它需要的是默許，而不是熱情。然而，隨着戰爭的進行，克里姆林宮將需要更多願意戰鬥——甚至犧牲生命——的人，正如估計每月拿着巨額簽約獎金加入俄羅斯軍隊的3萬至4萬人一樣。到目前為止，這些人大多來自貧困地區和外省，他們很容易被物質獎勵所誘惑。正如拉魯埃勒的結論，當局能否繼續“保護社會其他階層——尤其是來自大城市的上層和中產階級——免受影響……將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長期成敗至關重要”。

自我操控的囚徒

俄羅斯的戰爭終將結束。但拉魯埃勒對這是否會導致俄羅斯走向第二次改革，即自由主義思想的再次繁榮，持有悲觀的態度，這種悲觀是有道理的。在整個社會，包括精英階層，將西方視為典範的浪漫政治理想已經消逝，而且難以輕易復活。戰爭支持者顯然對西方秩序——其軍事和地緣政治實力及其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體現——懷有敵意；但即使是沉默的戰爭懷疑論者或徹頭徹尾的反對者，也對美國及其歐洲盟友感到憤慨和失望。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這些盟友軟弱無能，虛偽至極。首先，他們未能阻止戰爭及其造成的苦難。然後，他們試圖通過制裁和旅行禁令來懲罰和孤立俄羅斯政府，讓包括反戰人士在內的普通民眾成為附帶損害。值得注意的是，到2024年，歐洲國家進口俄羅斯能源的支出超過了它們向烏克蘭提供的財政援助。俄羅斯人或許不喜歡普京或他的戰爭，但對許多人來說，他的論點卻令人信服：西方天生反俄，因此會攻擊你。

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注意到，他們的朋友對歐美的態度似乎自相矛盾。儘管他們彼此親近，但這些俄羅斯人如今卻堅稱自己憎恨西方價值觀。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想知道，當他們看到俄羅斯未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融入自由秩序時，是否正是他們朋友與西方的親密關係——這種親密關係是精神上的，甚至是暫時的——讓他們“如此情緒化和憤怒”。無論如何，索爾達托夫和博羅根寫道：“他們幫助普京孤立了這個國家。”畢竟，意識形態既能向上作用，也能向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