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新美国”研究员而主要关注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约书亚·雅法（Joshua Yaffa）于2025年10月21日在 《外交事务》杂志发文， 回答“俄罗斯是如何被重塑的”之问，及普京们如何一路走低:

25多年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的政治前途似乎一片迷茫，或者至少充满矛盾。国家扶持某些自由，却压制其他自由；它对民主表示认可，却又对政治保持谨慎管控。它敞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大门，却又允许寡头、内部人士和腐败官员掠夺这些市场。它容忍一定程度的激烈、揭露丑闻的新闻报道，即使从事此类工作的记者会面临压力和威胁。最重要的是，随着油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与西方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似乎为其公民提供了体面甚至充满希望的生活——条件是他们远离政治，将统治权割让给国家。

国家缺乏的，并非偶然，是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政治现实。 1991年之后的岁月里，俄罗斯人经历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被训练成愤世嫉俗者；强迫他人相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好处不明朗。他们带着相互冲突的观念和观点进入了21世纪——共产主义是一个良性循环还是一个愚蠢的制度？苏联解体是自由和机遇的时刻，还是一个困境？因此，与其强迫人们去评判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不如借鉴美国政党政治的经验，保持大局。

但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俄罗斯后苏联宪法第13条正式承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并禁止建立任何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连普京也只是口头上承认了这一原则。正如俄罗斯调查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和伊琳娜·博罗甘在《我们亲爱的莫斯科朋友们》一书中所言，他们的同事在2000年普京上任的头几个月采访了他，并问他俄罗斯是否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普京断然否认了这个想法。“它不可能是刻意发明的，”他说道，并补充说，俄罗斯需要的是“加强国家、经济和民主制度，包括新闻自由”。

如今，这听起来像是早已被遗忘的幻想。克里姆林宫不再抱有任何民主的幻想。普京似乎注定要无限期地执政，即使在选票上排名靠后，独立候选人也被禁止参选。新闻自由消失了，所有基本自由，无论多么有限，也都消失了：在错误的社交媒体帖子上点赞，或者向被视为非法的基金会捐款，都足以被判处长期监禁。俄罗斯的经济与西方基本上隔绝；前往欧洲旅行既令人担忧，又昂贵复杂。最重要的是，国家抓住意识形态来向公众证明自身，并提供一种导向性叙事：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保守与反西方，并以一种返祖的怨恨与正义感为基调。

两本新书追溯了这一转变的轨迹，展现了意识形态在当今俄罗斯重新成为国家和公民的核心问题。在《我们亲爱的莫斯科朋友们》一书中，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着眼于他们自己这一代人。他们讲述了一群曾经的朋友和同事的故事，他们是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在普京执政期间，逐渐适应统治体制，逐渐倾向于民族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辩护，最终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者。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以这些朋友不断变化的价值观为中心，展现了普京精心策划的“将俄罗斯与西方隔绝”的战略是如何得到俄罗斯人自身推动和强化的。

在《普京政权下的意识形态与意义建构》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玛琳·拉鲁埃勒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如何成为普京权力的核心。她认为，普京构建新的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不仅依赖于自上而下强加的价值观，也依赖于利用社会中已有的思想和思潮。这些著作共同表明，驱动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与西方更广泛的冲突的思想，绝非武断或非理性，而是普京体制与其统治下的人民之间长期且不断发展的互动的结果。

知识分子的叛国

在《我们亲爱的莫斯科朋友们》的开场，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刚刚受聘于《消息报》。这家报纸曾是国家喉舌，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报纸。20世纪90年代，《消息报》获得了些许活力四射、敢于直言的自由，两位作者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圈子之中，其中不乏同事、朋友、对手、情人和思想碰撞的伙伴。这群人的核心人物是当时担任该报政治记者的佩佳·阿科波夫和他烟不离手的妻子玛丽娜。他们经常在自己漂亮的公寓里聚会喝酒，畅谈哲学，公寓俯瞰着首都中心一条林荫大道——格格列夫斯基大道。正如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所写，阿科波夫夫妇的客厅——“里面有一张大沙发，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闪亮的枝形吊灯，拱形窗户旁有一张沙发”——是他们争论历史、政治和新闻观念的地方，标志着一场持续数年的对话的开始，这场对话随着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转型而发展。

早在普京执政的最初几年，这对莫斯科朋友之间的盟友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记者，他们对俄罗斯内部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FSB）对两起可怕的人质危机——2002 年发生在莫斯科东北剧院和 2004 年发生在别斯兰一所学校——的严厉反应既感到心痛，又感到愤怒。这两起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政府也进行了大量的掩盖。他们困惑而沮丧地看着《消息报》的一位同事开始撰写联邦安全局给他的文章，另一位朋友则开始制作充满阴谋论的反西方纪录片。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一直留意着这一切，仿佛在墙上做着标记——“那一年，我们的两个朋友搬到了另一边。”

不久之后，《消息报》短暂的相对独立时期宣告结束，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的路线也开始与他们那些更墨守成规的同事们分道扬镳。在外人看来，抵制正在形成的现状似乎毫无意义，甚至愚蠢：还有职业可做，更不用说钱了。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曾为一家报纸撰稿，“嘲笑所有形式的抗议活动，都只是那些在俄罗斯新现实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的老失败者的消遣。”在辗转于多家出版物的同时，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创办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网站 Agentura.ru，专门调查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动态。“我们当时三十五六岁，感觉和我们这一代人格格不入，”他们后来回忆道。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国家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2008年，普京拒绝按照宪法规定再次竞选总统，从而让一位据称更为自由派的继任者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当选。但普京与其说是“下台”，不如说是暂时退居总理一职；2011年末，他宣布计划重返总统宝座，议会选举却因普遍存在的舞弊行为而蒙上阴影，引发了俄罗斯后苏联时期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尽管如此，普京在新的镇压下重新掌权，大多数中产阶级抗议者都回归到了他们的生活、事业和家庭中。大约在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开始从克里姆林宫的墙后抬起头来：普京现在是他所描述的一套新兴的、本质上是“俄罗斯”价值观的捍卫者，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则被描绘成堕落的反俄特工。

随着俄罗斯政局的恶化，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的朋友们的态度也随之改变。2011年抗议活动爆发后，佩蒂亚·阿科波夫呼吁暗杀抗议运动中最引人注目、最具魅力的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终被捕，并于2024年在俄罗斯监狱中去世）。在一篇赞扬俄罗斯背离欧洲文明的专栏文章中，阿科波夫还为俄罗斯“自由主义实验”的终结欢呼。2014年，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代理人战争，多年前在《消息报》聘用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的政治编辑叶夫根尼·克鲁季科夫，用他们的话来说，变得“完全帝国主义化”，并开始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回归俄罗斯外交政策”。

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在安全部门暗示他们身处险境的催促下逃往伦敦。但对他们的许多老朋友来说，战争却是一个机遇。入侵几周后，阿科波夫为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撰写了一篇欣喜若狂的专栏文章，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另一位老同事、记者、前自由主义者拿起吉他，开始在被占领的乌克兰为俄罗斯军队表演。一位医生朋友成为了热情的战争支持者。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尔加·柳比莫娃的人生轨迹，她是苏联一个著名戏剧和电影世家的后裔，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在普京执政初期就认识了她，当时柳比莫娃还是一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2020年，她已升任普京的文化部长。随着战争的展开，她根据国家需要运用其庞大的宣传机器，审查被认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作品，同时将国家资金大量用于与战争努力相关的爱国叙事。

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调查了他们以前的同僚，发现其中许多“聪明、见多识广、深思熟虑”的成员已成为俄罗斯战争的关键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支持入侵，还认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意识形态。“他们不会感到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欺骗或误导，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场骗局的一部分——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一部分，”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写道。

在《我们亲爱的莫斯科朋友们》的结尾，作者写道，他们的朋友以及数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俄罗斯人，仿佛只是“只能接受却无法挑战的风暴和飓风”的被动旁观者。如同前几代在专制统治下生活的俄罗斯人一样，从沙皇统治到苏联共产主义，他们无须担忧风暴的成因。唯一真正的选择是“置身于政权之外——注定成为失败者，成为必然遭受压迫的受害者”还是“留在政权内部，扮演某种角色”。至于他们之前的圈子，“所有雄心勃勃的人，都选择留在政权内部，参与其中。”

上下交锋

对拉鲁埃勒来说，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朋友们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塑造普京时代的更宏大力量的体现。“政权与俄罗斯社会的关系远不止简单的专制，”她写道。 “它是共同创造的，基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而这种契约必须“不断地重新协商”。然而，有一件事始终不变：普京坚信自己肩负着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使命。拉鲁埃勒将这种理解视为“其地缘政治语法中一个稳定的元素”。改变的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求的手段，即他和国家机器所宣扬的那些理念，这些理念被用来为政权认为必要或权宜之计辩护和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政府借鉴了许多表面上看似矛盾的学说：其中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沙皇制度、苏联的超级大国遗产、民粹主义和欧亚主义——一种20世纪初的教条，认为俄罗斯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而是走着一条独特的文明道路。自2022年入侵以来，这些理念因所谓的Z博客作者和战地记者的军国主义而进一步增强。拉鲁埃勒写道，普京体制汲取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其驱动力是权宜之计和机会主义。她写道，该政权并非将其对俄罗斯的愿景建立在一套固定的政治理念之上，而是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偏好和倾向，并寻求“思想土壤和更清晰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和滋养自身”。

在这种整体动态中，思想既可以从下而上传播，也可以从上而下传播。拉鲁埃尔重点提到了伊万·伊林的例子。这位20世纪早期的反动哲学家赋予了专制统治一层道德甚至形而上学的外衣，普京在执政的头十年里也经常引用他的话。“伊林的支持者传播他的著作，无疑是‘向上’地面向普京周围的精英核心圈，而很少花时间和精力去‘向下’地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拉鲁埃尔写道。尽管普京是最终的仲裁者和权威，但他也允许拉鲁埃尔所说的“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或开展他们认为符合普京国家利益的项目。以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为例，他被称为“东正教寡头”，自诩为君主主义者，资助创建了一个保守的媒体帝国；又比如极右翼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他与其说是“普京的大脑”（尽管他经常被错误地贴上这样的标签），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关于俄罗斯独特的欧亚历史使命的狂言偶尔对克里姆林宫有用。

拉鲁埃勒描述了普京2012年重返总统宝座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如何变得更加形式化。西方式的现代化被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复仇主义学说，强调“俄罗斯的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立场、国家的伟大以及俄罗斯/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永恒正确性”。拉鲁埃尔精辟地阐释了普京及其安全和军事精英的地缘政治怨恨——无论是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还是对东欧融入西方政治和军事架构的不满——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升华为对俄罗斯国家的新愿景。正如拉鲁埃尔所写，克里姆林宫日益将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视为“美国帝国主义和军事霸权的幌子”，旨在削弱俄罗斯。这些臆断促使普京成为拉鲁埃尔所说的“不稳定和混乱的缔造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及其构建的政治体系日渐式微，俄罗斯的观念也愈发僵化，也更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并产生一种“救世主式”的宿命论。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西方背叛了其价值观，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舞台上唯一真正、诚实、正直的强国。拉鲁埃勒将这种观点称为“卡泰雄式”俄罗斯——这一概念源自东正教神学，并被杜金等当代右翼理论家重新阐释。根据这一理论，俄罗斯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即运用主权和军事力量，成为“秩序的守护者和重建者”。在这样的世界观下，军事侵略似乎是必要的，甚至是美德的，无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还是 2015 年为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而发动的空袭。正如拉鲁埃勒所指出的，俄罗斯开始将“东正教作为精神盾牌，核武器作为物质盾牌”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普京推向了乌克兰全面战争，并帮助他为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建立了强有力的理由。

拉鲁埃勒写道，乌克兰战争巩固了普京国家的意识形态。除了“重新激活”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之外，它还将支撑该国家体系的不同政治理念组织成一场清晰可辨的、甚至是关乎生存的斗争和事业。三个动机似乎合二为一，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非常方便：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胜利，或者至少避免彻底的失败或羞辱；俄罗斯公民的安全与保障——无论他们对冲突起因有何感受，他们都害怕输掉战争；以及普京权力的安全。拉鲁埃尔列举了俄罗斯新帝国概念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外投射、国家建设的语言、政权安全化，以及普京作为统治者自我愿景中的历史角色不会被未来领导人质疑的形象。”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南方，俄罗斯都颇有运气，将其在乌克兰的战争宣传为恰恰相反的战争：一场旨在真正实现非殖民化的“解放战争”。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可能会立即对俄罗斯的行动感到反感，正如拉鲁埃尔所指出的，它们将其视为“西方统治”的“副产品”。克里姆林宫对这种框架的宣传无疑是愤世嫉俗和精心策划的，但它也表达了一种真正的世界观的元素。她写道：“如果俄罗斯的地位追求无法通过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西方融合来实现，那么加入非西方世界来改变国际秩序似乎是最有希望的策略。”

即使战争导致了一个意识形态表达清晰的巩固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普京或他的统治体系就无所不能。拉鲁埃尔将普京的统治描述为“巩固的个人威权主义”——一种不同于彻底极权主义的专制治理形式。她写道，总的来说，克里姆林宫“并不相信它能够重新调整其公民的思维”。相反，它只是试图将“敌对的意识形态”抛在一边，并提供巨大的忠诚激励。拉鲁埃尔察觉到了她所说的“碎片化法西斯主义”的萌芽——一些俄罗斯人呼吁全面战争和国家全面军事化。但她写道，更多的俄罗斯人不愿“被卷入战争”，他们希望将战争与平民经济和文化领域区分开来。

目前，这正是普京体制的优势：它需要的是默许，而不是热情。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克里姆林宫将需要更多愿意战斗——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正如估计每月拿着巨额签约奖金加入俄罗斯军队的3万至4万人一样。到目前为止，这些人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和外省，他们很容易被物质奖励所诱惑。正如拉鲁埃勒的结论，当局能否继续“保护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来自大城市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免受影响……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长期成败至关重要”。

自我操控的囚徒

俄罗斯的战争终将结束。但拉鲁埃勒对这是否会导致俄罗斯走向第二次改革，即自由主义思想的再次繁荣，持有悲观的态度，这种悲观是有道理的。在整个社会，包括精英阶层，将西方视为典范的浪漫政治理想已经消逝，而且难以轻易复活。战争支持者显然对西方秩序——其军事和地缘政治实力及其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体现——怀有敌意；但即使是沉默的战争怀疑论者或彻头彻尾的反对者，也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感到愤慨和失望。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些盟友软弱无能，虚伪至极。首先，他们未能阻止战争及其造成的苦难。然后，他们试图通过制裁和旅行禁令来惩罚和孤立俄罗斯政府，让包括反战人士在内的普通民众成为附带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到2024年，欧洲国家进口俄罗斯能源的支出超过了它们向乌克兰提供的财政援助。俄罗斯人或许不喜欢普京或他的战争，但对许多人来说，他的论点却令人信服：西方天生反俄，因此会攻击你。

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注意到，他们的朋友对欧美的态度似乎自相矛盾。尽管他们彼此亲近，但这些俄罗斯人如今却坚称自己憎恨西方价值观。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想知道，当他们看到俄罗斯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融入自由秩序时，是否正是他们朋友与西方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精神上的，甚至是暂时的——让他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无论如何，索尔达托夫和博罗根写道：“他们帮助普京孤立了这个国家。”毕竟，意识形态既能向上作用，也能向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