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薩斯公共政策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阿蒙·布萊爾(Ammon Blair)於2025年10月23日在 《火焰媒體》發文稱，民主黨內戰後“救贖者”的祖先將軍隊抹黑為暴君和“篡位者”，如今的左派則將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和邊境巡邏隊抹黑為法西斯——不同的世紀，同樣的背叛：

美國再次站在背叛的邊緣，眼睜睜地看着暴徒襲擊聯邦官員，而法官們卻稱之為“克制”。

這並非新鮮事。1876年至1878年間，同樣的劇本也曾上演：宣誓維護法律的人被打上暴君的烙印，而破壞法律的人則宣稱自己是自由人。當聯邦政府喪失執行自身法律的意願時，暴力便填補了真空。

第一次“救贖”是如何運作的

內戰後，南方的共和黨聯盟——自由民、貧窮的白人和北方的改革者——被自稱“救贖者”的白人民主黨人擊潰。他們承諾“地方自治”，卻帶來了通過恐怖和政治排斥來強制執行的種族等級制度。

救贖者援引“地方自治”來瓦解重建時期。如今的民主黨左翼則援引“人權”來癱瘓國防。

這場反革命的最後一道障礙是聯邦政府對黑人選民的保護。在1876年備受爭議的選舉中，尤利西斯·S·格蘭特總統在南方各地的投票站駐紮軍隊，以遏制選舉舞弊和三K黨的暴力行為。南卡羅來納州的民主黨人誓言，如果有必要，他們將“浴血奮戰”奪回政權。

這些軍隊是自由民和他們昔日主人之間的唯一屏障。但在1877年的妥協案中，聯邦軍隊撤離，以換取政治和平。重建政府垮台，自由民學校關閉，投票權消失。正如W.E.B.杜波依斯所寫：“奴隸獲得自由；在陽光下短暫停留；然後又回到了奴隸制。”

南方民主黨人很快將軍隊撤離永久化。他們披着自由和“地方控制”的幌子，推動了1878年的《民兵法》，將使用軍隊執行國內執法定為犯罪，除非國會明確授權。

敘事已成定局：聯邦軍隊駐紮投票站意味着“暴政”；“地方自治”意味着“和諧”。事實上，這項法案鞏固了重建時期的崩潰，並導致了吉姆·克勞法的誕生，使聯邦政府對民權的捍衛癱瘓了近一個世紀。

逆轉的言論

關於《民兵組織法》的辯論充斥着道德上的顛倒。像田納西州眾議員約翰·阿特金斯和馬里蘭州眾議員威廉·金梅爾這樣的南方民主黨人譴責拉瑟福德·B·海斯總統是一位“君主”，他喜歡子彈勝過選票。保護黑人選民的聯邦士兵被抹黑為嗜血的暴徒和“專制的工具”。

在這種扭曲的語言中，執法變成了暴政，而暴民統治變成了自由。

這是早期的信息戰：使保護者失去合法性，為侵略者辯護，並凍結合法權威使其屈服。

新的癱瘓

一個半世紀後，這種模式再次出現。民主黨人、左翼活動家及其媒體盟友現在使用基本上相同的語言來使移民執法非法化。ICE 和邊境巡邏人員維護國會通過的法律，卻被打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籤。聯邦政府對政府設施的保衛被譴責為“軍事化”。

法官援引《民兵組織法》（Posse Comitatus Act）阻止部署國民警衛隊，以保護 ICE 辦公室免受暴力襲擊。在伊利諾伊州，美國地區法官 April Perry 裁定，部署國民警衛隊可能會“火上澆油”，並聲稱沒有證據表明即將發生“叛亂”。這項裁決是在“無國王日”示威活動爆發前幾天做出的。

此前，在暴徒投擲煙花、瓶子和催淚瓦斯等襲擊事件發生後，國土安全部在其位於 Broadview 的設施周圍加固了圍欄，而當地官員對此視而不見。當國土安全部最終加強防禦時，法院卻下令將其拆除。

自六月以來，ICE 和邊境巡邏隊一直遭受槍擊、縱火企圖和協同伏擊。在達拉斯，一名狙擊手瞄準了 ICE 的一個外地辦事處。在芝加哥郊區，聯邦特工被與販毒集團有關聯的司機撞擊並壓制，隨後開槍還擊。前往協助的當地警察被告知撤離。

幾個小時之內，左翼媒體和激進網絡就宣稱這場衝突是“威權主義”的證明。他們的策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製造混亂，引發合法回應，然後將這種回應作為暴政的證據。

這是教科書式的反射性控制行動——利用感知來癱瘓權力。1878 年的“救贖者”稱聯邦軍隊為“暴君”和“篡位者”。他們的後代稱聯邦特工為“法西斯分子”。其目的都是一樣的：削弱公眾對合法權威的信任，並使執法在政治上變得不可能。

公民身份作為戰場

當時，正如現在一樣，真正的鬥爭集中在公民身份本身。

在19世紀，獲得自由的美國黑人體現了這樣的原則：效忠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種族或出身，才是共和國成員資格的定義。這一理想粉碎了舊的南方秩序，因此救贖者運動摧毀了它。

如今，公民身份威脅着另一種秩序——全球主義秩序。公民身份意味着邊界、義務和區別。因此，進步人士試圖將其重新定義為排他性或不道德的。非法移民成為“新來者”。執法變成了壓迫。聯邦保護公民的義務變成了負擔。

最初的救贖者運動宣傳已經演變成一種後國家主義的正統觀念：主權是可恥的，公民必須屈服於“世界公民”。結果是一樣的——聯邦癱瘓、選擇性執法，以及在道德掩護下獲得權力的暴徒。

從第一次背叛中汲取的教訓

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救贖者援引“地方自治”來瓦解重建時期；而如今的左翼則援引“人權”和“非軍事化”來癱瘓國防。

《民兵法》從來都不是神聖的憲法屏障——它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撤退工具。當時，它讓自由民手無寸鐵；如今，它阻礙了對聯邦特工、公民和邊境的保護。它把法律變成了奇觀，把克制變成了美德，使我們的共和國變得無人看管。

歷史給我們上了一條直截了當的教訓：撤退招致恐怖。當國家撤退時，暴民就會統治。當法庭將表面功夫誤認為正義時，捍衛者就會變成被告。曾經通過“地方自治”奴役人民的道德顛倒，如今正威脅着通過法律戰奴役共和國。

為了生存，美國必須恢復它在1877年失去的東西——作為一個國家行動的勇氣。撤軍並非和平。在這種情況下，妥協並非秩序。本世紀的自由人是美國公民本身——而問題再次在於，解放他的國家是否會捍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