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蒙·布莱尔(Ammon Blair)于2025年10月23日在 《火焰媒体》发文称，民主党内战后“救赎者”的祖先将军队抹黑为暴君和“篡位者”，如今的左派则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边境巡逻队抹黑为法西斯——不同的世纪，同样的背叛：

美国再次站在背叛的边缘，眼睁睁地看着暴徒袭击联邦官员，而法官们却称之为“克制”。

这并非新鲜事。1876年至1878年间，同样的剧本也曾上演：宣誓维护法律的人被打上暴君的烙印，而破坏法律的人则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当联邦政府丧失执行自身法律的意愿时，暴力便填补了真空。

第一次“救赎”是如何运作的

内战后，南方的共和党联盟——自由民、贫穷的白人和北方的改革者——被自称“救赎者”的白人民主党人击溃。他们承诺“地方自治”，却带来了通过恐怖和政治排斥来强制执行的种族等级制度。

救赎者援引“地方自治”来瓦解重建时期。如今的民主党左翼则援引“人权”来瘫痪国防。

这场反革命的最后一道障碍是联邦政府对黑人选民的保护。在1876年备受争议的选举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在南方各地的投票站驻扎军队，以遏制选举舞弊和三K党的暴力行为。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誓言，如果有必要，他们将“浴血奋战”夺回政权。

这些军队是自由民和他们昔日主人之间的唯一屏障。但在1877年的妥协案中，联邦军队撤离，以换取政治和平。重建政府垮台，自由民学校关闭，投票权消失。正如W.E.B.杜波依斯所写：“奴隶获得自由；在阳光下短暂停留；然后又回到了奴隶制。”

南方民主党人很快将军队撤离永久化。他们披着自由和“地方控制”的幌子，推动了1878年的《民兵法》，将使用军队执行国内执法定为犯罪，除非国会明确授权。

叙事已成定局：联邦军队驻扎投票站意味着“暴政”；“地方自治”意味着“和谐”。事实上，这项法案巩固了重建时期的崩溃，并导致了吉姆·克劳法的诞生，使联邦政府对民权的捍卫瘫痪了近一个世纪。

逆转的言论

关于《民兵组织法》的辩论充斥着道德上的颠倒。像田纳西州众议员约翰·阿特金斯和马里兰州众议员威廉·金梅尔这样的南方民主党人谴责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是一位“君主”，他喜欢子弹胜过选票。保护黑人选民的联邦士兵被抹黑为嗜血的暴徒和“专制的工具”。

在这种扭曲的语言中，执法变成了暴政，而暴民统治变成了自由。

这是早期的信息战：使保护者失去合法性，为侵略者辩护，并冻结合法权威使其屈服。

新的瘫痪

一个半世纪后，这种模式再次出现。民主党人、左翼活动家及其媒体盟友现在使用基本上相同的语言来使移民执法非法化。ICE 和边境巡逻人员维护国会通过的法律，却被打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联邦政府对政府设施的保卫被谴责为“军事化”。

法官援引《民兵组织法》（Posse Comitatus Act）阻止部署国民警卫队，以保护 ICE 办公室免受暴力袭击。在伊利诺伊州，美国地区法官 April Perry 裁定，部署国民警卫队可能会“火上浇油”，并声称没有证据表明即将发生“叛乱”。这项裁决是在“无国王日”示威活动爆发前几天做出的。

此前，在暴徒投掷烟花、瓶子和催泪瓦斯等袭击事件发生后，国土安全部在其位于 Broadview 的设施周围加固了围栏，而当地官员对此视而不见。当国土安全部最终加强防御时，法院却下令将其拆除。

自六月以来，ICE 和边境巡逻队一直遭受枪击、纵火企图和协同伏击。在达拉斯，一名狙击手瞄准了 ICE 的一个外地办事处。在芝加哥郊区，联邦特工被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司机撞击并压制，随后开枪还击。前往协助的当地警察被告知撤离。

几个小时之内，左翼媒体和激进网络就宣称这场冲突是“威权主义”的证明。他们的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制造混乱，引发合法回应，然后将这种回应作为暴政的证据。

这是教科书式的反射性控制行动——利用感知来瘫痪权力。1878 年的“救赎者”称联邦军队为“暴君”和“篡位者”。他们的后代称联邦特工为“法西斯分子”。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削弱公众对合法权威的信任，并使执法在政治上变得不可能。

公民身份作为战场

当时，正如现在一样，真正的斗争集中在公民身份本身。

在19世纪，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体现了这样的原则：效忠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种族或出身，才是共和国成员资格的定义。这一理想粉碎了旧的南方秩序，因此救赎者运动摧毁了它。

如今，公民身份威胁着另一种秩序——全球主义秩序。公民身份意味着边界、义务和区别。因此，进步人士试图将其重新定义为排他性或不道德的。非法移民成为“新来者”。执法变成了压迫。联邦保护公民的义务变成了负担。

最初的救赎者运动宣传已经演变成一种后国家主义的正统观念：主权是可耻的，公民必须屈服于“世界公民”。结果是一样的——联邦瘫痪、选择性执法，以及在道德掩护下获得权力的暴徒。

从第一次背叛中汲取的教训

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救赎者援引“地方自治”来瓦解重建时期；而如今的左翼则援引“人权”和“非军事化”来瘫痪国防。

《民兵法》从来都不是神圣的宪法屏障——它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撤退工具。当时，它让自由民手无寸铁；如今，它阻碍了对联邦特工、公民和边境的保护。它把法律变成了奇观，把克制变成了美德，使我们的共和国变得无人看管。

历史给我们上了一条直截了当的教训：撤退招致恐怖。当国家撤退时，暴民就会统治。当法庭将表面功夫误认为正义时，捍卫者就会变成被告。曾经通过“地方自治”奴役人民的道德颠倒，如今正威胁着通过法律战奴役共和国。

为了生存，美国必须恢复它在1877年失去的东西——作为一个国家行动的勇气。撤军并非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妥协并非秩序。本世纪的自由人是美国公民本身——而问题再次在于，解放他的国家是否会捍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