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和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喬納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部門成員，並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評價習近平，“中國對抗中國”：

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仍然對如何評價他的統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翻版，他積累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並讓國家屈服於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永遠面臨着被心懷不滿的精英發動政變推翻的風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要麼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超越美國的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要麼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廢鐵。不同的人會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要麼充滿活力，要麼奄奄一息，要麼不斷創新，要麼無可救藥地停留在過去。

隨着中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中緩慢復甦，對習近平計劃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當習近平突然結束中國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並於2022年底重啟經濟時，華爾街討論的並非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勢反彈，而是經濟復甦上升路徑的曲線圖會呈現字母表中的哪個字母——V 型還是 W 型。當經濟陷入低迷時，華盛頓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極端結論：中國經濟已見頂，其治理結構已失效，相對於美國而言將開始衰落。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上任之初，官員們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似乎又認為中國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在貿易戰中立即屈服——這種觀點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言論：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看似可怕，實則軟弱無力。美國試圖用關稅向中國施壓，但最終失敗了。 2025年4月，北京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實施報復性關稅，並切斷美國稀土磁鐵供應。中國經濟抵禦貿易衝擊的能力賦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不自由的體制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政治體制識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糾正路線的能力。對美國來說，令人痛苦的諷刺在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體不透明，官員們有充分的動機去混淆視聽而不是承認錯誤，而事實證明，中國政體善於坦率地承認自身的諸多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糾正——甚至可以說，比所謂的靈活應變的美國體制更為嫻熟。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實力，也挑戰了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開放的辯論和探究是自我修正體系的基礎。

對習近平而言，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權力，但也帶來了優柔寡斷、腐敗和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無論如何評價他的領導力，習近平都發現了中國的許多弱點，並調動資源努力增強國家韌性。北京成功抵禦華盛頓的貿易戰，表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習近平執掌中國共產黨時，國內外許多觀察家對其前任胡錦濤時期停滯不前的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潛在的救世主，認為他能夠拯救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步履維艱的“改革開放”計劃。這些觀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義的立場，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台市場導向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甚至可能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習近平具備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繁榮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而這些省份正是市場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許多人認為，習近平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經濟改革倡導者的後代，擁有推動變革的影響力和意願，而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崛起標誌着改革時代的終結。2007年，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並非無盡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職。胡錦濤依靠聽命於黨內元老和推行集體領導而上位，這阻礙了他和其他人果斷採取行動。即使胡錦濤想要展現自己的權威，他的前任江澤民也用忠於江澤民的親信包圍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動。由於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許多關鍵權力節點，胡錦濤試圖調整政策——包括努力解決他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明顯不平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進展。與此同時，腐敗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軍隊，而這些部門本應是黨掌握權力的堡壘。

習近平將其巨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增強中國的韌性上。

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搖搖欲墜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黨內諸多弊病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黨的紀律鬆懈。習近平似乎進一步認定，中國的繁榮使得黨的幹部隊伍變得軟弱。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脆弱性，威脅到共產主義的核心信仰。中國也越來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許多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不斷收緊，這讓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風險。

為此，習近平不僅試圖解決改革開放時期萌芽的種種問題的表象，還試圖通過徹底扭轉自由化進程來治癒他所認為的根本弊病。習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Carl Minzner）所說的“反改革”來描述——將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剝離到列寧主義的核心，並將其重新定位，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有紀律地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對於大多數外部觀察家來說，這種反改革是危險的，因為它拋棄了讓中國脫貧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帶來了強人統治帶來的新政治風險。但習近平的行動源於他認識到黨的領導人認為威脅中國的最緊迫的弱點——最明顯的是內部腐敗以及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支持中國繁榮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習近平沒有推動進一步的經濟開放，而是將其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集中在增強中國對部分來自過去改革的威脅的抵禦能力上。習近平認為，阻礙中國追趕美國的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非過度的國家干預或威權政治。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諸多功能失調的因素，其實是其自身繁榮的病態。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領導人缺乏一份路線圖，無法在不放棄共產主義承諾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向開放。他們在中國革命中付出了慘痛犧牲，但仍然對資本主義及其掠奪行為心存疑慮。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願讓中國重蹈毛澤東時代的覆轍。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內的許多在20世紀80年代領導中國的黨的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開放與收縮的反覆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取得了勝利。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軍事鎮壓後，鄧小平——他比其他執意限制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活得更久——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開放的經濟之路。鄧小平所謂的“南巡”——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重啟了天安門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舉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精心挑選了他的直接繼任者——1989年掌權的江澤民，還挑選了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新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是革命的開國元勛，鄧小平的祝福使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並確保他們安然度過了權力交接的變遷。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和平退位，為權力交接開創了一個脆弱的先例。

領導層的穩定和經濟改革的加快步伐帶來了驚人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年均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新的高樓大廈點綴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公路深入農村，將曾經偏遠的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鄧小平還頒布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發展經濟爭取時間，並指示中國應該“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種做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韜光養晦”。

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和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喬納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部門成員，並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評價習近平，“中國對抗中國”：

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仍然對如何評價他的統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翻版，他積累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並讓國家屈服於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永遠面臨着被心懷不滿的精英發動政變推翻的風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要麼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超越美國的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要麼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廢鐵。不同的人會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要麼充滿活力，要麼奄奄一息，要麼不斷創新，要麼無可救藥地停留在過去。

隨着中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中緩慢復甦，對習近平計劃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當習近平突然結束中國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並於2022年底重啟經濟時，華爾街討論的並非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勢反彈，而是經濟復甦上升路徑的曲線圖會呈現字母表中的哪個字母——V 型還是 W 型。當經濟陷入低迷時，華盛頓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極端結論：中國經濟已見頂，其治理結構已失效，相對於美國而言將開始衰落。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上任之初，官員們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似乎又認為中國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在貿易戰中立即屈服——這種觀點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言論：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看似可怕，實則軟弱無力。美國試圖用關稅向中國施壓，但最終失敗了。 2025年4月，北京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實施報復性關稅，並切斷美國稀土磁鐵供應。中國經濟抵禦貿易衝擊的能力賦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不自由的體制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政治體制識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糾正路線的能力。對美國來說，令人痛苦的諷刺在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體不透明，官員們有充分的動機去混淆視聽而不是承認錯誤，而事實證明，中國政體善於坦率地承認自身的諸多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糾正——甚至可以說，比所謂的靈活應變的美國體制更為嫻熟。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實力，也挑戰了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開放的辯論和探究是自我修正體系的基礎。

對習近平而言，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權力，但也帶來了優柔寡斷、腐敗和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無論如何評價他的領導力，習近平都發現了中國的許多弱點，並調動資源努力增強國家韌性。北京成功抵禦華盛頓的貿易戰，表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習近平執掌中國共產黨時，國內外許多觀察家對其前任胡錦濤時期停滯不前的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潛在的救世主，認為他能夠拯救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步履維艱的“改革開放”計劃。這些觀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義的立場，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台市場導向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甚至可能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習近平具備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繁榮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而這些省份正是市場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許多人認為，習近平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經濟改革倡導者的後代，擁有推動變革的影響力和意願，而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崛起標誌着改革時代的終結。2007年，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並非無盡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職。胡錦濤依靠聽命於黨內元老和推行集體領導而上位，這阻礙了他和其他人果斷採取行動。即使胡錦濤想要展現自己的權威，他的前任江澤民也用忠於江澤民的親信包圍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動。由於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許多關鍵權力節點，胡錦濤試圖調整政策——包括努力解決他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明顯不平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進展。與此同時，腐敗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軍隊，而這些部門本應是黨掌握權力的堡壘。

習近平將其巨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增強中國的韌性上。

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搖搖欲墜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黨內諸多弊病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黨的紀律鬆懈。習近平似乎進一步認定，中國的繁榮使得黨的幹部隊伍變得軟弱。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脆弱性，威脅到共產主義的核心信仰。中國也越來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許多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不斷收緊，這讓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風險。

為此，習近平不僅試圖解決改革開放時期萌芽的種種問題的表象，還試圖通過徹底扭轉自由化進程來治癒他所認為的根本弊病。習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Carl Minzner）所說的“反改革”來描述——將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剝離到列寧主義的核心，並將其重新定位，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有紀律地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對於大多數外部觀察家來說，這種反改革是危險的，因為它拋棄了讓中國脫貧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帶來了強人統治帶來的新政治風險。但習近平的行動源於他認識到黨的領導人認為威脅中國的最緊迫的弱點——最明顯的是內部腐敗以及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支持中國繁榮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習近平沒有推動進一步的經濟開放，而是將其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集中在增強中國對部分來自過去改革的威脅的抵禦能力上。習近平認為，阻礙中國追趕美國的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非過度的國家干預或威權政治。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諸多功能失調的因素，其實是其自身繁榮的病態。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領導人缺乏一份路線圖，無法在不放棄共產主義承諾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向開放。他們在中國革命中付出了慘痛犧牲，但仍然對資本主義及其掠奪行為心存疑慮。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願讓中國重蹈毛澤東時代的覆轍。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內的許多在20世紀80年代領導中國的黨的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開放與收縮的反覆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取得了勝利。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軍事鎮壓後，鄧小平——他比其他執意限制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活得更久——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開放的經濟之路。鄧小平所謂的“南巡”——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重啟了天安門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舉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精心挑選了他的直接繼任者——1989年掌權的江澤民，還挑選了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新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是革命的開國元勛，鄧小平的祝福使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並確保他們安然度過了權力交接的變遷。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和平退位，為權力交接開創了一個脆弱的先例。

領導層的穩定和經濟改革的加快步伐帶來了驚人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年均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新的高樓大廈點綴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公路深入農村，將曾經偏遠的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鄧小平還頒布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發展經濟爭取時間，並指示中國應該“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種做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韜光養晦”。

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和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喬納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部門成員，並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評價習近平，“中國對抗中國”：

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仍然對如何評價他的統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翻版，他積累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並讓國家屈服於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永遠面臨着被心懷不滿的精英發動政變推翻的風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要麼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超越美國的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要麼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廢鐵。不同的人會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要麼充滿活力，要麼奄奄一息，要麼不斷創新，要麼無可救藥地停留在過去。

隨着中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中緩慢復甦，對習近平計劃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當習近平突然結束中國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並於2022年底重啟經濟時，華爾街討論的並非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勢反彈，而是經濟復甦上升路徑的曲線圖會呈現字母表中的哪個字母——V 型還是 W 型。當經濟陷入低迷時，華盛頓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極端結論：中國經濟已見頂，其治理結構已失效，相對於美國而言將開始衰落。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上任之初，官員們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似乎又認為中國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在貿易戰中立即屈服——這種觀點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言論：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看似可怕，實則軟弱無力。美國試圖用關稅向中國施壓，但最終失敗了。 2025年4月，北京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實施報復性關稅，並切斷美國稀土磁鐵供應。中國經濟抵禦貿易衝擊的能力賦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不自由的體制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政治體制識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糾正路線的能力。對美國來說，令人痛苦的諷刺在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體不透明，官員們有充分的動機去混淆視聽而不是承認錯誤，而事實證明，中國政體善於坦率地承認自身的諸多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糾正——甚至可以說，比所謂的靈活應變的美國體制更為嫻熟。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實力，也挑戰了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開放的辯論和探究是自我修正體系的基礎。

對習近平而言，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權力，但也帶來了優柔寡斷、腐敗和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無論如何評價他的領導力，習近平都發現了中國的許多弱點，並調動資源努力增強國家韌性。北京成功抵禦華盛頓的貿易戰，表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習近平執掌中國共產黨時，國內外許多觀察家對其前任胡錦濤時期停滯不前的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潛在的救世主，認為他能夠拯救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步履維艱的“改革開放”計劃。這些觀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義的立場，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台市場導向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甚至可能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習近平具備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繁榮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而這些省份正是市場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許多人認為，習近平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經濟改革倡導者的後代，擁有推動變革的影響力和意願，而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崛起標誌着改革時代的終結。2007年，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並非無盡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職。胡錦濤依靠聽命於黨內元老和推行集體領導而上位，這阻礙了他和其他人果斷採取行動。即使胡錦濤想要展現自己的權威，他的前任江澤民也用忠於江澤民的親信包圍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動。由於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許多關鍵權力節點，胡錦濤試圖調整政策——包括努力解決他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明顯不平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進展。與此同時，腐敗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軍隊，而這些部門本應是黨掌握權力的堡壘。

習近平將其巨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增強中國的韌性上。

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搖搖欲墜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黨內諸多弊病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黨的紀律鬆懈。習近平似乎進一步認定，中國的繁榮使得黨的幹部隊伍變得軟弱。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脆弱性，威脅到共產主義的核心信仰。中國也越來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許多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不斷收緊，這讓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風險。

為此，習近平不僅試圖解決改革開放時期萌芽的種種問題的表象，還試圖通過徹底扭轉自由化進程來治癒他所認為的根本弊病。習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Carl Minzner）所說的“反改革”來描述——將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剝離到列寧主義的核心，並將其重新定位，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有紀律地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對於大多數外部觀察家來說，這種反改革是危險的，因為它拋棄了讓中國脫貧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帶來了強人統治帶來的新政治風險。但習近平的行動源於他認識到黨的領導人認為威脅中國的最緊迫的弱點——最明顯的是內部腐敗以及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支持中國繁榮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習近平沒有推動進一步的經濟開放，而是將其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集中在增強中國對部分來自過去改革的威脅的抵禦能力上。習近平認為，阻礙中國追趕美國的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非過度的國家干預或威權政治。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諸多功能失調的因素，其實是其自身繁榮的病態。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領導人缺乏一份路線圖，無法在不放棄共產主義承諾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向開放。他們在中國革命中付出了慘痛犧牲，但仍然對資本主義及其掠奪行為心存疑慮。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願讓中國重蹈毛澤東時代的覆轍。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內的許多在20世紀80年代領導中國的黨的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開放與收縮的反覆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取得了勝利。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軍事鎮壓後，鄧小平——他比其他執意限制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活得更久——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開放的經濟之路。鄧小平所謂的“南巡”——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重啟了天安門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舉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精心挑選了他的直接繼任者——1989年掌權的江澤民，還挑選了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新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是革命的開國元勛，鄧小平的祝福使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並確保他們安然度過了權力交接的變遷。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和平退位，為權力交接開創了一個脆弱的先例。

領導層的穩定和經濟改革的加快步伐帶來了驚人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年均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新的高樓大廈點綴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公路深入農村，將曾經偏遠的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鄧小平還頒布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發展經濟爭取時間，並指示中國應該“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種做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韜光養晦”。

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和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喬納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部門成員，並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評價習近平，“中國對抗中國”：

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仍然對如何評價他的統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翻版，他積累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並讓國家屈服於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永遠面臨着被心懷不滿的精英發動政變推翻的風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要麼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超越美國的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要麼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廢鐵。不同的人會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要麼充滿活力，要麼奄奄一息，要麼不斷創新，要麼無可救藥地停留在過去。

隨着中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中緩慢復甦，對習近平計劃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當習近平突然結束中國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並於2022年底重啟經濟時，華爾街討論的並非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勢反彈，而是經濟復甦上升路徑的曲線圖會呈現字母表中的哪個字母——V 型還是 W 型。當經濟陷入低迷時，華盛頓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極端結論：中國經濟已見頂，其治理結構已失效，相對於美國而言將開始衰落。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上任之初，官員們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似乎又認為中國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在貿易戰中立即屈服——這種觀點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言論：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看似可怕，實則軟弱無力。美國試圖用關稅向中國施壓，但最終失敗了。 2025年4月，北京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實施報復性關稅，並切斷美國稀土磁鐵供應。中國經濟抵禦貿易衝擊的能力賦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不自由的體制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政治體制識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糾正路線的能力。對美國來說，令人痛苦的諷刺在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體不透明，官員們有充分的動機去混淆視聽而不是承認錯誤，而事實證明，中國政體善於坦率地承認自身的諸多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糾正——甚至可以說，比所謂的靈活應變的美國體制更為嫻熟。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實力，也挑戰了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開放的辯論和探究是自我修正體系的基礎。

對習近平而言，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權力，但也帶來了優柔寡斷、腐敗和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無論如何評價他的領導力，習近平都發現了中國的許多弱點，並調動資源努力增強國家韌性。北京成功抵禦華盛頓的貿易戰，表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習近平執掌中國共產黨時，國內外許多觀察家對其前任胡錦濤時期停滯不前的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潛在的救世主，認為他能夠拯救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步履維艱的“改革開放”計劃。這些觀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義的立場，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台市場導向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甚至可能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習近平具備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繁榮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而這些省份正是市場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許多人認為，習近平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經濟改革倡導者的後代，擁有推動變革的影響力和意願，而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崛起標誌着改革時代的終結。2007年，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並非無盡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職。胡錦濤依靠聽命於黨內元老和推行集體領導而上位，這阻礙了他和其他人果斷採取行動。即使胡錦濤想要展現自己的權威，他的前任江澤民也用忠於江澤民的親信包圍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動。由於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許多關鍵權力節點，胡錦濤試圖調整政策——包括努力解決他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明顯不平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進展。與此同時，腐敗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軍隊，而這些部門本應是黨掌握權力的堡壘。

習近平將其巨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增強中國的韌性上。

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搖搖欲墜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黨內諸多弊病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黨的紀律鬆懈。習近平似乎進一步認定，中國的繁榮使得黨的幹部隊伍變得軟弱。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脆弱性，威脅到共產主義的核心信仰。中國也越來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許多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不斷收緊，這讓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風險。

為此，習近平不僅試圖解決改革開放時期萌芽的種種問題的表象，還試圖通過徹底扭轉自由化進程來治癒他所認為的根本弊病。習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Carl Minzner）所說的“反改革”來描述——將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剝離到列寧主義的核心，並將其重新定位，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有紀律地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對於大多數外部觀察家來說，這種反改革是危險的，因為它拋棄了讓中國脫貧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帶來了強人統治帶來的新政治風險。但習近平的行動源於他認識到黨的領導人認為威脅中國的最緊迫的弱點——最明顯的是內部腐敗以及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支持中國繁榮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習近平沒有推動進一步的經濟開放，而是將其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集中在增強中國對部分來自過去改革的威脅的抵禦能力上。習近平認為，阻礙中國追趕美國的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非過度的國家干預或威權政治。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諸多功能失調的因素，其實是其自身繁榮的病態。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領導人缺乏一份路線圖，無法在不放棄共產主義承諾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向開放。他們在中國革命中付出了慘痛犧牲，但仍然對資本主義及其掠奪行為心存疑慮。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願讓中國重蹈毛澤東時代的覆轍。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內的許多在20世紀80年代領導中國的黨的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開放與收縮的反覆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取得了勝利。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軍事鎮壓後，鄧小平——他比其他執意限制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活得更久——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開放的經濟之路。鄧小平所謂的“南巡”——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重啟了天安門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舉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精心挑選了他的直接繼任者——1989年掌權的江澤民，還挑選了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新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是革命的開國元勛，鄧小平的祝福使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並確保他們安然度過了權力交接的變遷。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和平退位，為權力交接開創了一個脆弱的先例。

領導層的穩定和經濟改革的加快步伐帶來了驚人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年均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新的高樓大廈點綴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公路深入農村，將曾經偏遠的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鄧小平還頒布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發展經濟爭取時間，並指示中國應該“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種做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韜光養晦”。

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和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喬納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部門成員，並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拜登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評價習近平，“中國對抗中國”：

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層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家們仍然對如何評價他的統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翻版，他積累了近乎絕對的權力，並讓國家屈服於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如此脆弱，以至於他永遠面臨着被心懷不滿的精英發動政變推翻的風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要麼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超越美國的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要麼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廢鐵。不同的人會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要麼充滿活力，要麼奄奄一息，要麼不斷創新，要麼無可救藥地停留在過去。

隨着中國經濟從新冠疫情中緩慢復甦，對習近平計劃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當習近平突然結束中國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並於2022年底重啟經濟時，華爾街討論的並非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勢反彈，而是經濟復甦上升路徑的曲線圖會呈現字母表中的哪個字母——V 型還是 W 型。當經濟陷入低迷時，華盛頓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極端結論：中國經濟已見頂，其治理結構已失效，相對於美國而言將開始衰落。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川普第二屆政府上任之初，官員們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但似乎又認為中國的經濟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在貿易戰中立即屈服——這種觀點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著名的言論：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看似可怕，實則軟弱無力。美國試圖用關稅向中國施壓，但最終失敗了。 2025年4月，北京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實施報復性關稅，並切斷美國稀土磁鐵供應。中國經濟抵禦貿易衝擊的能力賦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不自由的體制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政治體制識別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和糾正路線的能力。對美國來說，令人痛苦的諷刺在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體不透明，官員們有充分的動機去混淆視聽而不是承認錯誤，而事實證明，中國政體善於坦率地承認自身的諸多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糾正——甚至可以說，比所謂的靈活應變的美國體制更為嫻熟。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挑戰了美國的實力，也挑戰了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開放的辯論和探究是自我修正體系的基礎。

對習近平而言，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權力，但也帶來了優柔寡斷、腐敗和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無論如何評價他的領導力，習近平都發現了中國的許多弱點，並調動資源努力增強國家韌性。北京成功抵禦華盛頓的貿易戰，表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習近平執掌中國共產黨時，國內外許多觀察家對其前任胡錦濤時期停滯不前的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潛在的救世主，認為他能夠拯救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步履維艱的“改革開放”計劃。這些觀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義的立場，希望習近平能夠出台市場導向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甚至可能允許更多的政治競爭。習近平具備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繁榮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而這些省份正是市場經濟轉型的主要受益者。許多人認為，習近平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經濟改革倡導者的後代，擁有推動變革的影響力和意願，而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實際上，習近平的崛起標誌着改革時代的終結。2007年，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並非無盡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職。胡錦濤依靠聽命於黨內元老和推行集體領導而上位，這阻礙了他和其他人果斷採取行動。即使胡錦濤想要展現自己的權威，他的前任江澤民也用忠於江澤民的親信包圍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動。由於無法完全控制黨內許多關鍵權力節點，胡錦濤試圖調整政策——包括努力解決他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明顯不平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進展。與此同時，腐敗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軍隊，而這些部門本應是黨掌握權力的堡壘。

習近平將其巨大的政治權力集中在增強中國的韌性上。

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搖搖欲墜的集體領導模式是黨內諸多弊病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黨的紀律鬆懈。習近平似乎進一步認定，中國的繁榮使得黨的幹部隊伍變得軟弱。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脆弱性，威脅到共產主義的核心信仰。中國也越來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許多中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不斷收緊，這讓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風險。

為此，習近平不僅試圖解決改革開放時期萌芽的種種問題的表象，還試圖通過徹底扭轉自由化進程來治癒他所認為的根本弊病。習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Carl Minzner）所說的“反改革”來描述——將黨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剝離到列寧主義的核心，並將其重新定位，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有紀律地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對於大多數外部觀察家來說，這種反改革是危險的，因為它拋棄了讓中國脫貧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帶來了強人統治帶來的新政治風險。但習近平的行動源於他認識到黨的領導人認為威脅中國的最緊迫的弱點——最明顯的是內部腐敗以及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支持中國繁榮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習近平沒有推動進一步的經濟開放，而是將其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集中在增強中國對部分來自過去改革的威脅的抵禦能力上。習近平認為，阻礙中國追趕美國的正是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非過度的國家干預或威權政治。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諸多功能失調的因素，其實是其自身繁榮的病態。毛澤東逝世後，中共領導人缺乏一份路線圖，無法在不放棄共產主義承諾的情況下引領中國走向開放。他們在中國革命中付出了慘痛犧牲，但仍然對資本主義及其掠奪行為心存疑慮。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不願讓中國重蹈毛澤東時代的覆轍。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內的許多在20世紀80年代領導中國的黨的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展開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開放與收縮的反覆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取得了勝利。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軍事鎮壓後，鄧小平——他比其他執意限制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活得更久——帶領中國走上了更加開放的經濟之路。鄧小平所謂的“南巡”——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支持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重啟了天安門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舉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精心挑選了他的直接繼任者——1989年掌權的江澤民，還挑選了他的繼任者——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新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是革命的開國元勛，鄧小平的祝福使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獲得了神聖的地位，並確保他們安然度過了權力交接的變遷。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和平退位，為權力交接開創了一個脆弱的先例。

領導層的穩定和經濟改革的加快步伐帶來了驚人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年均增長率超過10%。中國的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新的高樓大廈點綴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公路深入農村，將曾經偏遠的村莊與全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鄧小平還頒布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發展經濟爭取時間，並指示中國應該“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種做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韜光養晦”。

改革帶來了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喘息空間，但也帶來了腐敗、不公和不平等。沒有哪個行業比房地產更能生動地體現中國政治和經濟錯綜複雜的運作失調。房地產價格曾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位，但自2021年以來卻一路下滑。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開始允許城鎮居民獲得房產的長期租賃權，並將其在私人市場上出售，這是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自由化改革的一部分。這一政策變化釋放了被壓抑的房地產需求，並引發了全國性的房地產熱潮，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房地產熱潮之一。合法擁有所有城市土地的地方政府將土地出售給開發商，以充實自己的金庫。 2005年，胡錦濤廢除了中國延續兩千年的農業稅——這項政策減輕了中國貧困農民的負擔，但也切斷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大來源——官員們更加依賴土地出讓金來平衡預算，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甚至暴力驅逐農民以獲取利潤。

在隨後的幾年裡，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形成了——由於國家財富被泡沫捆綁，其他領導人猶豫是否要阻止房地產泡沫的膨脹。但在2020年，習近平在前兩個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停止了逐步抑制房地產市場的努力，通過限制房地產開發商的借貸，刺破了房地產泡沫，這削弱了房地產開發商的核心商業模式。房地產銷售額占GDP的比重已從2021年年中18%下降到2025年的7%，新建住房數量也下降了70%。此次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它吞噬了許多中國家庭的大部分財富，並在經濟亟需刺激消費的時期打擊了消費者信心。然而，習近平擔心房地產市場膨脹可能帶來的成本，始終不願出手扶持市場。

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走勢展現了中國改革努力的核心動力。即使中國領導人成功通過了一項亟需的改革，例如房地產市場商業化或廢除延續數百年的農業稅，他們製造的問題也幾乎和解決的問題一樣多。體制內根深蒂固的腐敗只會讓挑戰更加艱巨，因為地方官員抵制改革或尋找新的謀取私利的機會。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他一直將清理從其更自由的前任那裡繼承下來的爛攤子放在優先位置，無論代價幾何或可能引發的反彈。這些史無前例的舉措引發了諸多抱怨和不滿，但並未對習近平造成真正的政治影響，這體現了他地位的穩固性。

尋求韌性

早在亞里士多德時期，政治分析家就已注意到，寡頭政治往往在離心力（權力被廣泛分享和分散）和向心力（統治集中）之間搖擺不定。事實上，對習近平和許多黨內領導人而言，中國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分散削弱了胡錦濤的領導能力，並威脅到黨的有效執政能力。將權力集中在習近平手中顯然是一種矯正。習近平利用其集中的權力，放棄了進一步開放中國經濟的政策，轉而致力於增強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韌性。

軍隊和安全部門對習近平的權力集中和反改革運動至關重要。習近平利用其於2012年發起的強勢反腐運動，壓制軍隊和安全機構，使其屈服。習近平將權貴及其人脈網絡連根拔起，為了消除外界對其全面控制的疑慮，他還經常清洗他選定的繼任者。這場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內機構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更重要的是，它使領導人保持了不確定性和順從性，增強了習近平對他們的控制力。

儘管清洗了軍隊和國內安全部門的領導人，習近平仍然像他的前任一樣，繼續為這些機構提供大量資金。中國對警察和安全部隊的資助幾乎與軍隊持平。習近平鼓勵他們利用新興技術，系統地增強監控和鎮壓能力。在執政初期，習近平發布了“9號文件”，這是一份內部備忘錄，警告西方價值觀的危險性。這份泄露的文件扭轉了黨對外來思想日益增長的容忍度，開啟了壓制公民社會的時代。習近平明確表示，他試圖保護中國免受他所認為的外國顛覆——從而解決過去幾十年改革造成的問題之一。

習近平的中央集權體制迄今為止能夠在必要時調整方向。

改革開放也帶來了對外國經濟的依賴，習近平將保護中國免受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作為優先事項。2020年，習近平提出了“雙循環”戰略：中國將更多地圍繞國內市場構建經濟結構——商品、服務和技術的“內部循環”——同時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外部循環”。通過利用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習近平的戰略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同時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2025年4月和5月，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 第二任期伊始，爆發了短暫的貿易戰，這表明中國已成功抵禦了美國關稅。習近平沒有推出代價高昂的刺激計劃，而是提供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以避免經濟和出口導向型產業遭受最嚴重的影響，而這些產業已首當其衝地受到關稅的衝擊。此外，北京已經找到了如何利用華盛頓對中國重要材料（例如稀土磁鐵）的依賴來製造武器，許多美國製造商都需要這些材料來生產其產品。

習近平還試圖通過將經濟政策一心一意地集中在打造中國的高科技製造業實力上來增強中國的韌性。習近平通過向中國科技和工業部門投入大量資源來推動其發展，同時忽視了宏觀經濟。這一過程並非效率高，但卻卓有成效。根據彭博社對13項關鍵技術的分析，中國在其中12項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或具有全球競爭力。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中國在綠色能源等領域過於成功，在這些領域，利用這些新興技術的中國企業激增，引發了惡性價格戰，加劇了經濟的通貨緊縮壓力。

習近平還摒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政策，轉而採取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炫耀而去”的策略。這種轉變也源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主導的經濟模式被認為失敗。由於中國能夠比西方國家更有效地應對危機，許多中共領導人認為中國應該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胡錦濤迴避了要求中國重大轉變外交政策的呼聲，僅做出了一些零星的讓步，例如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提法上加上“積極有所作為”的字眼。而習近平上台後則利用了中國日益增長的自信。在其第一個任期內，他積極宣示中國在其周邊地區的領土主張，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海填海造地超過3000英畝，從而樹立了自己的民族主義信譽。這為他清洗軍隊高層領導人提供了政治掩護，並在外交需要採取更溫和的策略時，使他免受內部批評。但習近平也很可能真心相信，中國是時候接受其大國地位了。這反映了自然的世代更迭，也反映了中國真正弊病的重新審視：習近平是第一位政治生涯始於改革開放的中國領導人。他的職業軌跡與後毛澤東時代不受約束的經濟增長——以及成長的陣痛——相吻合。

對親信的信任

在解決他繼承下來的問題的過程中，習近平給自己和黨帶來了新的問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破壞了後毛澤東時代的一項標誌性成就：將權力和平移交到繼任者的制度化。習近平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並將副主席職位從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的學徒制變成了退休官員的閒職。他還拒絕允許任何其他文職人員在黨的最高軍事機構任職。如果習近平的繼任者沒有機會通過在這個機構任職來培養軍隊中的支持者，他將難以維持權力，而且他的任期很可能是短暫的。

專制政權尤其容易遭遇繼任危機。蘇聯從未解決過繼任難題：前蘇聯領導人要麼在任內去世，要麼被清洗，或者像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那樣，將體制推向滅亡。習近平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賦予繼任者足夠的權力，使其能夠在習近平卸任後繼續執政，同時又不至於讓繼任者在習近平執政期間擁有足夠的影響力來威脅他。即使習近平在2027年的下屆黨代會上指定了一位潛在的繼任者，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係仍將是一個挑戰。他所選擇的繼任者能否作為候任領導人繼續執政，也無法保證其能夠成功。在胡錦濤之前，許多預定的繼任者在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之前就被清洗、逮捕、罷免，或者最終身亡。

繼任挑戰將會很艱難，但它不太可能導致中共的垮台，因為中共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和 1989 年天安門鎮壓等更為深刻的危機。真正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黨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能力。中共有着犯下過巨大災難性錯誤的骯髒歷史，例如大躍進工業化運動，導致了 1959 年至 1962 年的大饑荒。但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共已經證明自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學習機構。儘管它仍然會犯嚴重的錯誤，例如未能做好醫療基礎設施準備來應對 COVID-19 限制措施大規模取消後感染激增的情況，但它很少會犯同樣的錯誤兩次。川普 發動其第一任期貿易戰時，黨的領導人措手不及，迫使他們爭先恐後地做出回應；然而，當川普 在2025年第二任期開始時公布所謂的解放日關稅時，北京已經準備好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

儘管權力個人化可能會限制中國糾正錯誤的能力，但習近平的中央集權控制體系迄今為止能夠在必要時改變方向。作為革命領袖之子，習近平繼承的遺產之一似乎是一種直覺，即他周圍的每個人都有動力告訴他想聽的話。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他在黨內高層安插了他熟悉和信任的官員：這些親信可以用謹慎的方式告訴他真相，而不會挑戰他的權力。與直覺相反的是，習近平營造的危險政治氛圍為徵求準確反饋提供了另一種潛在途徑。正如其他卓有成效的威權領導人所做的那樣，習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屬中灌輸的不信任感，挑撥助手之間的矛盾，並從原本不可靠的來源獲取準確信息。

美國連最基本的治理職能都無法履行，例如按時通過聯邦預算，這增強了習近平對其反改革政策的信心。川普 政府與習近平類似，認為行政權力過於分散，並積極採取措施將行政權力集中並個人化於總統。美國日益不受制約和失衡的行政權力，與20世紀大部分時間統治拉丁美洲的其他由民粹主義者領導、陷入困境、兩極分化的共和國的行政權力相似。然而，川普 的計劃偏離了美國體制的運作方式，而習近平的權力鞏固則符合中共的運作基因，即傾向於賦權而非約束最高領導人。其結果是，川普 正在製造政策波動和政治動盪，削弱美國的能力，而習近平的集權則增強了中國的韌性。

習近平及其同僚們對這些事態發展並非視而不見，他們效仿列寧，傾向於將美國視為腐朽衰落之國。過去二十五年來，中共的首席意識形態專家一直是王滬寧，他是一位政治理論家，20世紀80年代末訪問美國後，他撰寫了一本名為《美國對抗美國》的書，闡述了他所觀察到的矛盾。王滬寧察覺到美國存在他所謂的“危機暗流”，並強調了美國個人主義的腐蝕性影響及其造成的孤立感。習近平本人也有很多類似的擔憂，他曾將西方國家描述為患有“物質主義和精神貧困等慢性病”。這些擔憂正是習近平所認為的改革弊病的核心，而他一直試圖解決這些弊病。

習近平行事嚴明、條理分明，而美國則心不在焉、缺乏條理。

中國官員和分析人士也擁有越來越豐富的證據來評估美國的失調和衰落。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幾乎在每一次國家危機中都處理失當。每一次危機都削弱了公眾對美國的信心，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為了應對“9·11”襲擊，美國以虛假的藉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破壞性極強，代價高昂，使美國喪失了應對中國等未來更強大挑戰者的興趣和能力。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華盛頓拯救了金融部門，卻沒有拯救其受害者，這加劇了不平等，並引發了公眾的幻滅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儘管美國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共衛生機構，但政府卻應對失當，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懷疑，損害了公眾的信任。儘管屢屢失誤，美國仍然是全球超級大國。但它依賴的是其繼承的特權：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美國可以承受犯下重大錯誤，而不會遭受其他國家採取類似行動時可能面臨的災難性後果。

當華盛頓的戰略家們爭論中國是否已達到頂峰時，中國同行們也在就美國進行類似的辯論，並得出了驚人相似的結論。中國官方媒體將美國診斷為“霸權焦慮症”，暗示華盛頓無法應對必然會面對多極世界的可能性。哈爾·布蘭茲等美國思想家在分析中國時認為，一個已達到頂峰的大國很可能會以暴力方式反擊，而中國觀察家則各自得出結論，華盛頓才是真正急於保住自身地位的人，並且越來越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維持其領先地位。

冷戰初期，戰略家喬治·凱南擔心，如果歐洲的民主國家屈服於蘇聯，美國可能會對自身體系失去信心。如今，挑戰恰恰相反：美國對自身體系信心的下降可能是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落敗的原因，而非結果。相比之下，習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續不斷的清洗和房地產行業崩潰的餘波——並沒有引發中國的信任危機。相反，習近平反而獲得了信心，因為他能夠以技術突破的形式展示切實的成果。習近平之所以能夠保持耐心，是因為他的項目是長期的，而且他不必面對不穩定的政治體系從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所帶來的反覆無常的波動。

事實上，華盛頓越來越多的官員在討論中國問題時使用冷戰式的論調，卻對承擔那些有助於美國超越中國的艱巨而昂貴的任務（例如重建國防工業基礎和鞏固關鍵供應鏈）卻缺乏興趣。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美國將不得不採取所謂的“逆羅斯福”戰略：高調宣揚美國實力，同時揮舞着越來越小的棍棒。習近平在鞏固中國戰略地位的努力中始終紀律嚴明、井然有序，而美國卻心不在焉、缺乏條理。對習近平的誤讀，最終是美國未能解決自身問題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