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和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成员，并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评价习近平，“中国对抗中国”：

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他积累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让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永远面临着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政变推翻的风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超越美国的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废铁。不同的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要么充满活力，要么奄奄一息，要么不断创新，要么无可救药地停留在过去。

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对习近平计划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当习近平突然结束中国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并于2022年底重启经济时，华尔街讨论的并非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势反弹，而是经济复苏上升路径的曲线图会呈现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V 型还是 W 型。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华盛顿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极端结论：中国经济已见顶，其治理结构已失效，相对于美国而言将开始衰落。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任之初，官员们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似乎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在贸易战中立即屈服——这种观点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言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看似可怕，实则软弱无力。美国试图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最终失败了。 2025年4月，北京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切断美国稀土磁铁供应。中国经济抵御贸易冲击的能力赋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不自由的体制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体制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纠正路线的能力。对美国来说，令人痛苦的讽刺在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体不透明，官员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混淆视听而不是承认错误，而事实证明，中国政体善于坦率地承认自身的诸多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可以说，比所谓的灵活应变的美国体制更为娴熟。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实力，也挑战了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的辩论和探究是自我修正体系的基础。

对习近平而言，中国最明显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权力，但也带来了优柔寡断、腐败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价他的领导力，习近平都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弱点，并调动资源努力增强国家韧性。北京成功抵御华盛顿的贸易战，表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习近平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对其前任胡锦涛时期停滞不前的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潜在的救世主，认为他能够拯救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计划。这些观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台市场导向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可能允许更多的政治竞争。习近平具备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领导职务，而这些省份正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受益者。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经济改革倡导者的后代，拥有推动变革的影响力和意愿，而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2007年，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并非无尽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职。胡锦涛依靠听命于党内元老和推行集体领导而上位，这阻碍了他和其他人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胡锦涛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威，他的前任江泽民也用忠于江泽民的亲信包围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动。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许多关键权力节点，胡锦涛试图调整政策——包括努力解决他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腐败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军队，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党掌握权力的堡垒。

习近平将其巨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增强中国的韧性上。

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集体领导模式是党内诸多弊病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党的纪律松懈。习近平似乎进一步认定，中国的繁荣使得党的干部队伍变得软弱。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威胁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收紧，这让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风险。

为此，习近平不仅试图解决改革开放时期萌芽的种种问题的表象，还试图通过彻底扭转自由化进程来治愈他所认为的根本弊病。习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所说的“反改革”来描述——将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剥离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并将其重新定位，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有纪律地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对于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来说，这种反改革是危险的，因为它抛弃了让中国脱贫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带来了强人统治带来的新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动源于他认识到党的领导人认为威胁中国的最紧迫的弱点——最明显的是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支持中国繁荣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没有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是将其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增强中国对部分来自过去改革的威胁的抵御能力上。习近平认为，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非过度的国家干预或威权政治。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诸多功能失调的因素，其实是其自身繁荣的病态。毛泽东逝世后，中共领导人缺乏一份路线图，无法在不放弃共产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牺牲，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行为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让中国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的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中国的党的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展开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开放与收缩的反复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后，邓小平——他比其他执意限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活得更久——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之路。邓小平所谓的“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重启了天安门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举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精心挑选了他的直接继任者——1989年掌权的江泽民，还挑选了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革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祝福使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安然度过了权力交接的变迁。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和平退位，为权力交接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

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加快步伐带来了惊人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随处可见：新的高楼大厦点缀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公路深入农村，将曾经偏远的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邓小平还颁布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时间，并指示中国应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做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韬光养晦”。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和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成员，并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评价习近平，“中国对抗中国”：

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他积累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让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永远面临着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政变推翻的风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超越美国的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废铁。不同的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要么充满活力，要么奄奄一息，要么不断创新，要么无可救药地停留在过去。

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对习近平计划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当习近平突然结束中国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并于2022年底重启经济时，华尔街讨论的并非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势反弹，而是经济复苏上升路径的曲线图会呈现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V 型还是 W 型。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华盛顿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极端结论：中国经济已见顶，其治理结构已失效，相对于美国而言将开始衰落。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任之初，官员们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似乎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在贸易战中立即屈服——这种观点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言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看似可怕，实则软弱无力。美国试图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最终失败了。 2025年4月，北京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切断美国稀土磁铁供应。中国经济抵御贸易冲击的能力赋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不自由的体制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体制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纠正路线的能力。对美国来说，令人痛苦的讽刺在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体不透明，官员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混淆视听而不是承认错误，而事实证明，中国政体善于坦率地承认自身的诸多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可以说，比所谓的灵活应变的美国体制更为娴熟。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实力，也挑战了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的辩论和探究是自我修正体系的基础。

对习近平而言，中国最明显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权力，但也带来了优柔寡断、腐败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价他的领导力，习近平都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弱点，并调动资源努力增强国家韧性。北京成功抵御华盛顿的贸易战，表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习近平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对其前任胡锦涛时期停滞不前的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潜在的救世主，认为他能够拯救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计划。这些观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台市场导向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可能允许更多的政治竞争。习近平具备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领导职务，而这些省份正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受益者。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经济改革倡导者的后代，拥有推动变革的影响力和意愿，而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2007年，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并非无尽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职。胡锦涛依靠听命于党内元老和推行集体领导而上位，这阻碍了他和其他人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胡锦涛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威，他的前任江泽民也用忠于江泽民的亲信包围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动。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许多关键权力节点，胡锦涛试图调整政策——包括努力解决他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腐败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军队，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党掌握权力的堡垒。

习近平将其巨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增强中国的韧性上。

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集体领导模式是党内诸多弊病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党的纪律松懈。习近平似乎进一步认定，中国的繁荣使得党的干部队伍变得软弱。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威胁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收紧，这让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风险。

为此，习近平不仅试图解决改革开放时期萌芽的种种问题的表象，还试图通过彻底扭转自由化进程来治愈他所认为的根本弊病。习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所说的“反改革”来描述——将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剥离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并将其重新定位，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有纪律地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对于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来说，这种反改革是危险的，因为它抛弃了让中国脱贫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带来了强人统治带来的新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动源于他认识到党的领导人认为威胁中国的最紧迫的弱点——最明显的是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支持中国繁荣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没有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是将其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增强中国对部分来自过去改革的威胁的抵御能力上。习近平认为，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非过度的国家干预或威权政治。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诸多功能失调的因素，其实是其自身繁荣的病态。毛泽东逝世后，中共领导人缺乏一份路线图，无法在不放弃共产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牺牲，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行为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让中国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的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中国的党的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展开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开放与收缩的反复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后，邓小平——他比其他执意限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活得更久——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之路。邓小平所谓的“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重启了天安门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举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精心挑选了他的直接继任者——1989年掌权的江泽民，还挑选了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革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祝福使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安然度过了权力交接的变迁。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和平退位，为权力交接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

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加快步伐带来了惊人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随处可见：新的高楼大厦点缀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公路深入农村，将曾经偏远的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邓小平还颁布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时间，并指示中国应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做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韬光养晦”。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和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成员，并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评价习近平，“中国对抗中国”：

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他积累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让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永远面临着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政变推翻的风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超越美国的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废铁。不同的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要么充满活力，要么奄奄一息，要么不断创新，要么无可救药地停留在过去。

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对习近平计划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当习近平突然结束中国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并于2022年底重启经济时，华尔街讨论的并非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势反弹，而是经济复苏上升路径的曲线图会呈现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V 型还是 W 型。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华盛顿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极端结论：中国经济已见顶，其治理结构已失效，相对于美国而言将开始衰落。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任之初，官员们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似乎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在贸易战中立即屈服——这种观点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言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看似可怕，实则软弱无力。美国试图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最终失败了。 2025年4月，北京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切断美国稀土磁铁供应。中国经济抵御贸易冲击的能力赋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不自由的体制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体制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纠正路线的能力。对美国来说，令人痛苦的讽刺在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体不透明，官员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混淆视听而不是承认错误，而事实证明，中国政体善于坦率地承认自身的诸多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可以说，比所谓的灵活应变的美国体制更为娴熟。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实力，也挑战了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的辩论和探究是自我修正体系的基础。

对习近平而言，中国最明显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权力，但也带来了优柔寡断、腐败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价他的领导力，习近平都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弱点，并调动资源努力增强国家韧性。北京成功抵御华盛顿的贸易战，表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习近平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对其前任胡锦涛时期停滞不前的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潜在的救世主，认为他能够拯救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计划。这些观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台市场导向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可能允许更多的政治竞争。习近平具备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领导职务，而这些省份正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受益者。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经济改革倡导者的后代，拥有推动变革的影响力和意愿，而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2007年，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并非无尽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职。胡锦涛依靠听命于党内元老和推行集体领导而上位，这阻碍了他和其他人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胡锦涛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威，他的前任江泽民也用忠于江泽民的亲信包围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动。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许多关键权力节点，胡锦涛试图调整政策——包括努力解决他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腐败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军队，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党掌握权力的堡垒。

习近平将其巨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增强中国的韧性上。

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集体领导模式是党内诸多弊病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党的纪律松懈。习近平似乎进一步认定，中国的繁荣使得党的干部队伍变得软弱。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威胁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收紧，这让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风险。

为此，习近平不仅试图解决改革开放时期萌芽的种种问题的表象，还试图通过彻底扭转自由化进程来治愈他所认为的根本弊病。习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所说的“反改革”来描述——将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剥离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并将其重新定位，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有纪律地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对于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来说，这种反改革是危险的，因为它抛弃了让中国脱贫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带来了强人统治带来的新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动源于他认识到党的领导人认为威胁中国的最紧迫的弱点——最明显的是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支持中国繁荣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没有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是将其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增强中国对部分来自过去改革的威胁的抵御能力上。习近平认为，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非过度的国家干预或威权政治。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诸多功能失调的因素，其实是其自身繁荣的病态。毛泽东逝世后，中共领导人缺乏一份路线图，无法在不放弃共产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牺牲，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行为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让中国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的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中国的党的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展开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开放与收缩的反复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后，邓小平——他比其他执意限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活得更久——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之路。邓小平所谓的“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重启了天安门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举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精心挑选了他的直接继任者——1989年掌权的江泽民，还挑选了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革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祝福使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安然度过了权力交接的变迁。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和平退位，为权力交接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

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加快步伐带来了惊人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随处可见：新的高楼大厦点缀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公路深入农村，将曾经偏远的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邓小平还颁布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时间，并指示中国应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做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韬光养晦”。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和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成员，并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评价习近平，“中国对抗中国”：

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他积累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让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永远面临着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政变推翻的风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超越美国的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废铁。不同的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要么充满活力，要么奄奄一息，要么不断创新，要么无可救药地停留在过去。

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对习近平计划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当习近平突然结束中国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并于2022年底重启经济时，华尔街讨论的并非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势反弹，而是经济复苏上升路径的曲线图会呈现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V 型还是 W 型。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华盛顿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极端结论：中国经济已见顶，其治理结构已失效，相对于美国而言将开始衰落。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任之初，官员们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似乎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在贸易战中立即屈服——这种观点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言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看似可怕，实则软弱无力。美国试图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最终失败了。 2025年4月，北京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切断美国稀土磁铁供应。中国经济抵御贸易冲击的能力赋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不自由的体制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体制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纠正路线的能力。对美国来说，令人痛苦的讽刺在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体不透明，官员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混淆视听而不是承认错误，而事实证明，中国政体善于坦率地承认自身的诸多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可以说，比所谓的灵活应变的美国体制更为娴熟。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实力，也挑战了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的辩论和探究是自我修正体系的基础。

对习近平而言，中国最明显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权力，但也带来了优柔寡断、腐败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价他的领导力，习近平都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弱点，并调动资源努力增强国家韧性。北京成功抵御华盛顿的贸易战，表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习近平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对其前任胡锦涛时期停滞不前的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潜在的救世主，认为他能够拯救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计划。这些观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台市场导向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可能允许更多的政治竞争。习近平具备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领导职务，而这些省份正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受益者。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经济改革倡导者的后代，拥有推动变革的影响力和意愿，而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2007年，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并非无尽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职。胡锦涛依靠听命于党内元老和推行集体领导而上位，这阻碍了他和其他人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胡锦涛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威，他的前任江泽民也用忠于江泽民的亲信包围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动。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许多关键权力节点，胡锦涛试图调整政策——包括努力解决他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腐败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军队，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党掌握权力的堡垒。

习近平将其巨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增强中国的韧性上。

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集体领导模式是党内诸多弊病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党的纪律松懈。习近平似乎进一步认定，中国的繁荣使得党的干部队伍变得软弱。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威胁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收紧，这让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风险。

为此，习近平不仅试图解决改革开放时期萌芽的种种问题的表象，还试图通过彻底扭转自由化进程来治愈他所认为的根本弊病。习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所说的“反改革”来描述——将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剥离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并将其重新定位，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有纪律地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对于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来说，这种反改革是危险的，因为它抛弃了让中国脱贫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带来了强人统治带来的新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动源于他认识到党的领导人认为威胁中国的最紧迫的弱点——最明显的是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支持中国繁荣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没有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是将其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增强中国对部分来自过去改革的威胁的抵御能力上。习近平认为，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非过度的国家干预或威权政治。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诸多功能失调的因素，其实是其自身繁荣的病态。毛泽东逝世后，中共领导人缺乏一份路线图，无法在不放弃共产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牺牲，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行为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让中国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的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中国的党的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展开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开放与收缩的反复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后，邓小平——他比其他执意限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活得更久——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之路。邓小平所谓的“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重启了天安门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举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精心挑选了他的直接继任者——1989年掌权的江泽民，还挑选了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革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祝福使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安然度过了权力交接的变迁。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和平退位，为权力交接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

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加快步伐带来了惊人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随处可见：新的高楼大厦点缀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公路深入农村，将曾经偏远的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邓小平还颁布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时间，并指示中国应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做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韬光养晦”。

布鲁金斯学会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教授和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纳森·A·津（Jonathan A. Czin）曾任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成员，并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2025年10月21日， 他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评价习近平，“中国对抗中国”：

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十三年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深感困惑。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他积累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让国家屈服于他的意志；另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永远面临着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发动政变推翻的风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超越美国的意图、资源和技术实力，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废铁。不同的人会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要么充满活力，要么奄奄一息，要么不断创新，要么无可救药地停留在过去。

随着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缓慢复苏，对习近平计划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当习近平突然结束中国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并于2022年底重启经济时，华尔街讨论的并非中国经济是否会强势反弹，而是经济复苏上升路径的曲线图会呈现字母表中的哪个字母——V 型还是 W 型。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华盛顿的一些人得出了相反的极端结论：中国经济已见顶，其治理结构已失效，相对于美国而言将开始衰落。

这种分析上的混乱塑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任之初，官员们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似乎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在贸易战中立即屈服——这种观点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言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看似可怕，实则软弱无力。美国试图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但最终失败了。 2025年4月，北京对华盛顿的贸易升级作出回应，实施报复性关税，并切断美国稀土磁铁供应。中国经济抵御贸易冲击的能力赋予了北京新的信心。

自从封闭、不自由的体制拖垮苏联以来，美国一直将自身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体制识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纠正路线的能力。对美国来说，令人痛苦的讽刺在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体不透明，官员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混淆视听而不是承认错误，而事实证明，中国政体善于坦率地承认自身的诸多弱点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可以说，比所谓的灵活应变的美国体制更为娴熟。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崛起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实力，也挑战了美国开放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的辩论和探究是自我修正体系的基础。

对习近平而言，中国最明显的弱点是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副作用。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和权力，但也带来了优柔寡断、腐败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无论如何评价他的领导力，习近平都发现了中国的许多弱点，并调动资源努力增强国家韧性。北京成功抵御华盛顿的贸易战，表明习近平的战略正在奏效。

改革倒退

2012年，习近平执掌中国共产党时，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对其前任胡锦涛时期停滞不前的改革感到沮丧。他们把习近平视为潜在的救世主，认为他能够拯救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步履维艰的“改革开放”计划。这些观察家大多秉持着更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台市场导向的政策，进一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可能允许更多的政治竞争。习近平具备改革者的潜质：他曾在中国最繁荣的三个沿海省份担任领导职务，而这些省份正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受益者。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和经济改革倡导者的后代，拥有推动变革的影响力和意愿，而这些正是他的前任所缺乏的。

然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崛起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2007年，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回到北京时，他看到的并非无尽的繁荣和稳定的领导架构，而是根深蒂固的失职。胡锦涛依靠听命于党内元老和推行集体领导而上位，这阻碍了他和其他人果断采取行动。即使胡锦涛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威，他的前任江泽民也用忠于江泽民的亲信包围了他，限制了他的行动。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许多关键权力节点，胡锦涛试图调整政策——包括努力解决他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腐败盛行，甚至蔓延到警察和军队，而这些部门本应是党掌握权力的堡垒。

习近平将其巨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增强中国的韧性上。

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集体领导模式是党内诸多弊病的根源。权力分散在高层领导人及其官僚盟友手中，党的纪律松懈。习近平似乎进一步认定，中国的繁荣使得党的干部队伍变得软弱。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威胁到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收紧，这让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风险。

为此，习近平不仅试图解决改革开放时期萌芽的种种问题的表象，还试图通过彻底扭转自由化进程来治愈他所认为的根本弊病。习近平的任期可以用学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所说的“反改革”来描述——将党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剥离到列宁主义的核心，并将其重新定位，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有纪律地迈向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对于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来说，这种反改革是危险的，因为它抛弃了让中国脱贫致富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带来了强人统治带来的新政治风险。但习近平的行动源于他认识到党的领导人认为威胁中国的最紧迫的弱点——最明显的是内部腐败以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支持中国繁荣方面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习近平没有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是将其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增强中国对部分来自过去改革的威胁的抵御能力上。习近平认为，阻碍中国追赶美国的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非过度的国家干预或威权政治。

泡沫破裂

中国当前诸多功能失调的因素，其实是其自身繁荣的病态。毛泽东逝世后，中共领导人缺乏一份路线图，无法在不放弃共产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他们在中国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牺牲，但仍然对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行为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让中国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内的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中国的党的领导人，在毛泽东时代展开的权力斗争中都曾遭到清洗。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开放与收缩的反复之后，经济改革最终取得了胜利。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者遭军事镇压后，邓小平——他比其他执意限制自由化的党内元老活得更久——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开放的经济之路。邓小平所谓的“南巡”——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支持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重启了天安门事件后被搁置的经济改革举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不仅精心挑选了他的直接继任者——1989年掌权的江泽民，还挑选了他的继任者——胡锦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是革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祝福使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安然度过了权力交接的变迁。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和平退位，为权力交接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

领导层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加快步伐带来了惊人的成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随处可见：新的高楼大厦点缀着上海等城市的天际线，公路深入农村，将曾经偏远的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邓小平还颁布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避免地缘政治对抗，为中国发展经济争取时间，并指示中国应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做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韬光养晦”。

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喘息空间，但也带来了腐败、不公和不平等。没有哪个行业比房地产更能生动地体现中国政治和经济错综复杂的运作失调。房地产价格曾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位，但自2021年以来却一路下滑。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允许城镇居民获得房产的长期租赁权，并将其在私人市场上出售，这是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自由化改革的一部分。这一政策变化释放了被压抑的房地产需求，并引发了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热潮之一。合法拥有所有城市土地的地方政府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以充实自己的金库。 2005年，胡锦涛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这项政策减轻了中国贫困农民的负担，但也切断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官员们更加依赖土地出让金来平衡预算，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暴力驱逐农民以获取利润。

在随后的几年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形成了——由于国家财富被泡沫捆绑，其他领导人犹豫是否要阻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但在2020年，习近平在前两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停止了逐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努力，通过限制房地产开发商的借贷，刺破了房地产泡沫，这削弱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核心商业模式。房地产销售额占GDP的比重已从2021年年中18%下降到2025年的7%，新建住房数量也下降了70%。此次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它吞噬了许多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并在经济亟需刺激消费的时期打击了消费者信心。然而，习近平担心房地产市场膨胀可能带来的成本，始终不愿出手扶持市场。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走势展现了中国改革努力的核心动力。即使中国领导人成功通过了一项亟需的改革，例如房地产市场商业化或废除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税，他们制造的问题也几乎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体制内根深蒂固的腐败只会让挑战更加艰巨，因为地方官员抵制改革或寻找新的谋取私利的机会。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一直将清理从其更自由的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烂摊子放在优先位置，无论代价几何或可能引发的反弹。这些史无前例的举措引发了诸多抱怨和不满，但并未对习近平造成真正的政治影响，这体现了他地位的稳固性。

寻求韧性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政治分析家就已注意到，寡头政治往往在离心力（权力被广泛分享和分散）和向心力（统治集中）之间摇摆不定。事实上，对习近平和许多党内领导人而言，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散削弱了胡锦涛的领导能力，并威胁到党的有效执政能力。将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显然是一种矫正。习近平利用其集中的权力，放弃了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转而致力于增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韧性。

军队和安全部门对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和反改革运动至关重要。习近平利用其于2012年发起的强势反腐运动，压制军队和安全机构，使其屈服。习近平将权贵及其人脉网络连根拔起，为了消除外界对其全面控制的疑虑，他还经常清洗他选定的继任者。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内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使领导人保持了不确定性和顺从性，增强了习近平对他们的控制力。

尽管清洗了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习近平仍然像他的前任一样，继续为这些机构提供大量资金。中国对警察和安全部队的资助几乎与军队持平。习近平鼓励他们利用新兴技术，系统地增强监控和镇压能力。在执政初期，习近平发布了“9号文件”，这是一份内部备忘录，警告西方价值观的危险性。这份泄露的文件扭转了党对外来思想日益增长的容忍度，开启了压制公民社会的时代。习近平明确表示，他试图保护中国免受他所认为的外国颠覆——从而解决过去几十年改革造成的问题之一。

习近平的中央集权体制迄今为止能够在必要时调整方向。

改革开放也带来了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习近平将保护中国免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作为优先事项。2020年，习近平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中国将更多地围绕国内市场构建经济结构——商品、服务和技术的“内部循环”——同时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外部循环”。通过利用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习近平的战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同时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2025年4月和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第二任期伊始，爆发了短暂的贸易战，这表明中国已成功抵御了美国关税。习近平没有推出代价高昂的刺激计划，而是提供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以避免经济和出口导向型产业遭受最严重的影响，而这些产业已首当其冲地受到关税的冲击。此外，北京已经找到了如何利用华盛顿对中国重要材料（例如稀土磁铁）的依赖来制造武器，许多美国制造商都需要这些材料来生产其产品。

习近平还试图通过将经济政策一心一意地集中在打造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实力上来增强中国的韧性。习近平通过向中国科技和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源来推动其发展，同时忽视了宏观经济。这一过程并非效率高，但却卓有成效。根据彭博社对13项关键技术的分析，中国在其中12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或具有全球竞争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过于成功，在这些领域，利用这些新兴技术的中国企业激增，引发了恶性价格战，加剧了经济的通货紧缩压力。

习近平还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转而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炫耀而去”的策略。这种转变也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导的经济模式被认为失败。由于中国能够比西方国家更有效地应对危机，许多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应该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胡锦涛回避了要求中国重大转变外交政策的呼声，仅做出了一些零星的让步，例如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提法上加上“积极有所作为”的字眼。而习近平上台后则利用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他积极宣示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领土主张，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海填海造地超过3000英亩，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信誉。这为他清洗军队高层领导人提供了政治掩护，并在外交需要采取更温和的策略时，使他免受内部批评。但习近平也很可能真心相信，中国是时候接受其大国地位了。这反映了自然的世代更迭，也反映了中国真正弊病的重新审视：习近平是第一位政治生涯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领导人。他的职业轨迹与后毛泽东时代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以及成长的阵痛——相吻合。

对亲信的信任

在解决他继承下来的问题的过程中，习近平给自己和党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破坏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一项标志性成就：将权力和平移交到继任者的制度化。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将副主席职位从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学徒制变成了退休官员的闲职。他还拒绝允许任何其他文职人员在党的最高军事机构任职。如果习近平的继任者没有机会通过在这个机构任职来培养军队中的支持者，他将难以维持权力，而且他的任期很可能是短暂的。

专制政权尤其容易遭遇继任危机。苏联从未解决过继任难题：前苏联领导人要么在任内去世，要么被清洗，或者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将体制推向灭亡。习近平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赋予继任者足够的权力，使其能够在习近平卸任后继续执政，同时又不至于让继任者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威胁他。即使习近平在2027年的下届党代会上指定了一位潜在的继任者，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仍将是一个挑战。他所选择的继任者能否作为候任领导人继续执政，也无法保证其能够成功。在胡锦涛之前，许多预定的继任者在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之前就被清洗、逮捕、罢免，或者最终身亡。

继任挑战将会很艰难，但它不太可能导致中共的垮台，因为中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 1989 年天安门镇压等更为深刻的危机。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中共有着犯下过巨大灾难性错误的肮脏历史，例如大跃进工业化运动，导致了 1959 年至 1962 年的大饥荒。但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机构。尽管它仍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例如未能做好医疗基础设施准备来应对 COVID-19 限制措施大规模取消后感染激增的情况，但它很少会犯同样的错误两次。川普 发动其第一任期贸易战时，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做出回应；然而，当川普 在2025年第二任期开始时公布所谓的解放日关税时，北京已经准备好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

尽管权力个人化可能会限制中国纠正错误的能力，但习近平的中央集权控制体系迄今为止能够在必要时改变方向。作为革命领袖之子，习近平继承的遗产之一似乎是一种直觉，即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有动力告诉他想听的话。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在党内高层安插了他熟悉和信任的官员：这些亲信可以用谨慎的方式告诉他真相，而不会挑战他的权力。与直觉相反的是，习近平营造的危险政治氛围为征求准确反馈提供了另一种潜在途径。正如其他卓有成效的威权领导人所做的那样，习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属中灌输的不信任感，挑拨助手之间的矛盾，并从原本不可靠的来源获取准确信息。

美国连最基本的治理职能都无法履行，例如按时通过联邦预算，这增强了习近平对其反改革政策的信心。川普 政府与习近平类似，认为行政权力过于分散，并积极采取措施将行政权力集中并个人化于总统。美国日益不受制约和失衡的行政权力，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统治拉丁美洲的其他由民粹主义者领导、陷入困境、两极分化的共和国的行政权力相似。然而，川普 的计划偏离了美国体制的运作方式，而习近平的权力巩固则符合中共的运作基因，即倾向于赋权而非约束最高领导人。其结果是，川普 正在制造政策波动和政治动荡，削弱美国的能力，而习近平的集权则增强了中国的韧性。

习近平及其同僚们对这些事态发展并非视而不见，他们效仿列宁，倾向于将美国视为腐朽衰落之国。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共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一直是王沪宁，他是一位政治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末访问美国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美国对抗美国》的书，阐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矛盾。王沪宁察觉到美国存在他所谓的“危机暗流”，并强调了美国个人主义的腐蚀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孤立感。习近平本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担忧，他曾将西方国家描述为患有“物质主义和精神贫困等慢性病”。这些担忧正是习近平所认为的改革弊病的核心，而他一直试图解决这些弊病。

习近平行事严明、条理分明，而美国则心不在焉、缺乏条理。

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也拥有越来越丰富的证据来评估美国的失调和衰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在每一次国家危机中都处理失当。每一次危机都削弱了公众对美国的信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为了应对“9·11”袭击，美国以虚假的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破坏性极强，代价高昂，使美国丧失了应对中国等未来更强大挑战者的兴趣和能力。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华盛顿拯救了金融部门，却没有拯救其受害者，这加剧了不平等，并引发了公众的幻灭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尽管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共卫生机构，但政府却应对失当，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怀疑，损害了公众的信任。尽管屡屡失误，美国仍然是全球超级大国。但它依赖的是其继承的特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美国可以承受犯下重大错误，而不会遭受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时可能面临的灾难性后果。

当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争论中国是否已达到顶峰时，中国同行们也在就美国进行类似的辩论，并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中国官方媒体将美国诊断为“霸权焦虑症”，暗示华盛顿无法应对必然会面对多极世界的可能性。哈尔·布兰兹等美国思想家在分析中国时认为，一个已达到顶峰的大国很可能会以暴力方式反击，而中国观察家则各自得出结论，华盛顿才是真正急于保住自身地位的人，并且越来越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持其领先地位。

冷战初期，战略家乔治·凯南担心，如果欧洲的民主国家屈服于苏联，美国可能会对自身体系失去信心。如今，挑战恰恰相反：美国对自身体系信心的下降可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败的原因，而非结果。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不断的清洗和房地产行业崩溃的余波——并没有引发中国的信任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获得了信心，因为他能够以技术突破的形式展示切实的成果。习近平之所以能够保持耐心，是因为他的项目是长期的，而且他不必面对不稳定的政治体系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所带来的反复无常的波动。

事实上，华盛顿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使用冷战式的论调，却对承担那些有助于美国超越中国的艰巨而昂贵的任务（例如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和巩固关键供应链）却缺乏兴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逆罗斯福”战略：高调宣扬美国实力，同时挥舞着越来越小的棍棒。习近平在巩固中国战略地位的努力中始终纪律严明、井然有序，而美国却心不在焉、缺乏条理。对习近平的误读，最终是美国未能解决自身问题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