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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济没有回答我“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苏联呢？”及与此相关的系列问题，却说我“您至今不能明白日急苏缓、不可两线作战的道理”，让我哭笑不得：我何时要中国“两线作战”了？对苏搞好关系，这与张学良一心投靠，希望在苏联援助之下与中共组织西北联合政府，再另立一个政权，是一回事吗？
信济还批评我：
“很多预设，大如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小如讥笑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和吹捧汪精卫的政治人品”。
这也让我茫然：我什么时候讥笑了“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又什么时候吹捧了“汪精卫的政治人品”？
信济的批评，让我感到彼此的对话确实相当困难。困难的原因，有价值观念上的（如阿妞所说“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通盘观点”不同），更有思维方式上的——信济这种离开对方的文本、也离开对方所涉及的史实，一味“把握大节”的“宏观讨论”，让我实在适应不了。
前面我说过，“我的一个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是，认识必须从史实出发。”信济说：“完全同意，但我同时认为，掌握史实却并非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还是史识，也就是在大量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轻取重以把握大节的能力。”
这话，原则上我也同意。但问题是，信济在已经有了一个“史识”之后，就以此划线，凡是与此“史识”不相符的，就一概划之为“伪”“粗”“轻”“小节”，弃之不论。有越来越多的“史实”逸出了这种“史识”，这种“史识”面对众多“史实”无法解释，那么是该怪这些“史实”，还是该怪自己的“史识”呢？
如果从自己的“史识”出发，想象出对方不符合自己“史识”的观点（例如上述“讥笑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吹捧汪精卫的政治人品”），这就更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话说回来，信济忠告我“只梳理史料而尽量少做分析可能是明智之举”，我深以为然。我半路出家，学识不够，目前就只能是通过采访和阅读，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行一些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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