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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今天某位大军区司令员，认为国家元首、中央军委主席对某一敌国的抵抗不力，于是暗中竭力争取对中国早已觊觎、多方下手的另一个外国的支持，率领部下将军委主席扣押——这是应予肯定的行为吗？这样的军区司令员，是否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誉？
◆高伐林
（续上篇）“安内才能攘外”反思
为什么张学良奉蒋介石为“一个领袖”的想法产生了动摇？有两条原因。
一个是方针路线上的，张学良自己说，他和蒋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蒋“安内攘外”政策，是先内后外，以剿共安内，谋中国之统一，进而抗日御侮。张本来赞成这套方略，但后来发生变化，认为应先外后内，以联共安内，谋中国之统一，须先抗日御侮。
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抨击“安内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为国内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是代表进步的力量。
“安内才能攘外”的“安内”，其实含义相当广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当然，主要是指红军割据——对于南京政权和当时一般中国人来说，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领东三省，然后扶植出来一个“满洲国”，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首都在吉林省的长春；而在此之前，苏联扶植出来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名，就深深打下苏联烙印），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50天，当时日寇正忙着侵占东北全境，大批东北难民涌进关内），首都为江西省的瑞金，这个政权的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其控制区域称为“苏区”，领导人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指定，军队也归共产国际派来的“毛子”指挥……
“满洲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政权，难道不都打下了“傀儡政权”的印记？而且，后面一个政权，离南京的距离，比占领东北、进窥华北的日寇要近得多！
“安内才能攘外”，这是蒋介石、汪精卫从明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满清，处置失当导致灭亡引出的教训。这个方针受到了无数抨击。但笔者曾请教北京一位中共党史老专家说：如果今天中国遭到某国（例如俄国或者美国）大军压境，国内某地（例如河南）有一支几万人的割据武装，声称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夺天下。当局的力量又无法两面同时作战，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是先御外侮，还是先平内乱？他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当然先平内乱！对外侮，有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有各种国际组织可以申诉、调停和制裁，还可以争取其它国家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施压钳制侵犯国；而对暴力内乱的处置，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不赶紧平靖，反对运动就会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安内才能攘外”正是类似的思路。
位于西安的张学良公馆，现在是西安事变纪念馆。这是公馆中三座主建筑之一，七十年前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就是在这里与张学良等磋商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高伐林摄）
“一个领袖”的涵义演变
张学良对蒋介石这“一个领袖”产生动摇的第二个原因，是1935年10月到11月，张学良在西北与红军交战，共损失东北军107、109和110三个师。他要求蒋介石恢复建制，没得到应允，还被削减军费，国民政府甚至连两位阵亡师长20万抚恤金也不给付。张愤慨地说：自己连20万元也不值！
张学良是否想另奉别的什么人例如毛泽东当“一个领袖”，目前没有看到可信资料。1936年时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还没有充分展现，他当时还不是（至少名义上不是）中共的一把手，在中共和中国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被抬到“万岁”位置上，他也没有与张学良直接打过交道，张学良到晚年也只是说自己最佩服周恩来，不过，张学良显然并没有奉周为“一个领袖”之意。
张学良自己来当“一个领袖”呢？他在1936年未必没有这种想法。“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他父亲和自己的经历，他所处年代许多人的道路，都使他相信，风云际会，自己当上“一个领袖”并非不可能，自己当，也未必就一定当不好。
毛泽东搔到了张学良这个痒处。还在第一次洛川会谈过程中，毛就打电报给彭德怀，要他告诉李克农“暗示彼方（张学良），如有抗日反蒋诚意，（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周恩来在延安会谈中对张学良当面转达了这一建议，还说：“如果你能坐轿子，你能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据说张学良一听，高兴万分，马上给周恩来（转给红军）两万银元等许多好处。
1930年的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时游说张学良支持自己，还只是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司令，1936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却甘愿对张学良俯首称臣！这当然并不意味著毛氏、周氏比蒋氏更礼贤下士，这是在政治和军事的博弈中，对彼此实力进行对比评估之后排的座次。违背共产国际的要求，毛泽东许诺让张学良来当军、政一把手，这是因为张学良的兵力多过红军几倍，若要他当副手，对他还能有诱惑吗？
“西安事变”若是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的想法来处理，很可能上述前景就会变成现实。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使后来的历史划出了另一条轨迹。
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苏联呢？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苏俄。张学良所主掌的东北，正处在这两个国家威胁直接压力之下。
马克思或许真诚地相信“工人无祖国”，斯大林可并不打算当个国际主义者。他秉承沙皇的衣钵，奉行的准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凭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故乡”的光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或者直接出面，处心积虑地在中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远的且不说，就说张学良能看得见的苏联对外蒙和新疆的动作吧。
对外蒙，苏联处心积虑地从中国分裂出去，收入它的卵翼之下。一会儿“自治”，一会儿“独立”，一会儿驻军，就在“西安事变”前九个月，1936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书”，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
对新疆，通过派苏军打垮地方割据势力，将军阀盛世才培植成“新疆王”，再通过他步步加紧控制新疆。借钱，派人，帮助制订政策，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苏联可以驻军，苏联人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动。
苏联在外蒙和新疆的动作，引起张学良高度兴趣，成为他思考自己出路的重要借鉴。盛世才因“联苏有成”，由一个军校教官成了“新疆王”，唤起张学良的希望。张学良也想如法炮制，结交苏联，获得支持。但他明白，他在苏联眼里是有前科的：在中东路事件上已经被苏联列入“拒绝往来户”，几次要去苏联参观都被拒绝。要想取得苏联信任，必须拿出更大的成果表明心迹。
中共驻张学良身边代表刘鼎回忆，1936年7月初一天，张学良突然把刘叫去说：“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和你们一起干……不如明著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必然大有成就。”张学良还明确表示意愿：他要参加共产党。刘把张的话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向莫斯科请示，共产国际答曰，张学良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中共必须警惕他的动摇性和背叛。这话中共不好对张挑明，只好先对张采取缓兵之计：“你的想法还不成熟”。司马璐还披露说：张去求东北同乡盛世才帮助他参加苏共，也被苏共严词拒绝。
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各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是希望让苏联与日本打起来，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压力；斯大林则正相反，希望中国与日本打起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
整个三十年代，英、美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甚至在武汉、广州失陷后仍如此，危难深重的中国急需找到外援，多次要求缔结中苏互助协定。苏联方面分析认为，蒋介石依赖西方不成，又依赖苏联，极力要求缔结协定，是企图把对日作战的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这是苏联所不能承受的。1935年12月9日，苏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根据其收集的有关中日谈判的情报，向外交人民委员会专电汇报：“从我同南京领导人全部会谈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想加速我们和日本间可能的冲突，我同蒋介石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一推测。”（转引自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
当时欧洲也已经战云密布，而对于苏联来讲，欧洲比亚洲重要得多，苏联在欧亚两线的驻军人数为3比1。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所说：“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更何况德国当时已经扬言，如果苏联介入中日战争，德国就会帮助日本。
苏联强调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与美、英联合行动，十分警惕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图谋。中日战争爆发后，美、英外交官曾劝告苏联代表说：“只要苏联出面，战争将被制止，日本会立刻尊重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苏联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企图挑起苏日战争的外交伎俩”。
斯大林在崔可夫使华前说得再露骨不过：“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
怎么“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推动中国军民用血肉去束缚。确实，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每年在华投入兵力均占其总兵力一大半以上，很难再对苏联用兵。
中国的苦心，苏联的图谋，站在各自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苏联还要对中国趁火打劫。上面所说苏联对蒙古、新疆的种种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利益。与日本有什么两样呢？
当时的中国军民，对日、苏的态度很不同，多能认清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对苏联的企图深为警惕的人却少得多。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女士就此对笔者分析说：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人们对日、苏态度不同，而是人们对东北和新疆、外蒙的经济和文化关注程度不同。在唐代，新疆是中国最重要对外通道“丝绸之路”的汇聚地，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但自元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重心移到了与东北为临的华北地区，传统政治学讲究的是一个“势”──上北下南，东北处于北京的上风，对政治中心北京和国家的东南粮仓形成“虎踞”之“势”。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肌体，东北称得上离心脏最近的肩肘，新疆和外蒙只不过是小腿罢了。况且自清代以来，政府大规模移民辽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就有宁古塔华人（指汉人）“十三省（指全国十三个布政司）无省无人”之说。其中更有一批政治犯都是中原望族后裔，当时就有“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说法。他们是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也维系著与内地人口的血肉联系。另一个原因，就是东北的经济地位远非当日新疆可比。况且，日俄为争夺东北刚刚打过一场世界闻名的战争，这个地区已经被国际媒体炒热，只要有一粒火星，就会引起全球关注！而苏联人在新疆的作为，好比是趁人在前门遇强盗抢劫之际去其后院行窃，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还有一个因素：尽管对中国民众而言，苏联的“支援世界革命”旗帜虽然并不比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更有吸引力，但它在中国执舆论牛耳的左翼知识分子中还是颇有诱惑的。
苏联出卖中国暴露得最充分的，是1941年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布两国共同宣言。宣言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罪恶交易：我认可你日本拿中国的东北，你认可我苏联拿中国的外蒙。
条约签订之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德国驻俄大使强调：“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
中国朝野大为震动。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东北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中国舆论界、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连一向大力赞颂中苏亲善的重庆《大公报》，也痛责苏联。曾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在1957年“反右”中，这成为王造時的罪状之一）。
唯一欢呼苏、日这个分赃协议的只有延安。中共中央对外发表意见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发言权”，“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甚至说“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举”。（见人民网）
应张学良邀请，中共委派代表去参与解决“西安事变”。右起：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资料图片）
通过兵谏赢得苏联信任的幻想落空
回到张学良。苏联暴露面目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苛责张学良为何在1936年没有预见之明。但是无可否认，张学良有想通过“西安事变”来赢得苏联的信任和支持的动机；也无可否认，他事与愿违，搞砸了锅。
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见中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秘密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他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表态输诚，讵料苏联对他有很深的成见，不予理会，夹在当中的中共，为了拉住张，不便对他直言相告，致使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一直存在误解，有著不切实际的期望。
1936年3月下旬，张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书，张倍受鼓舞，更重视联苏。因为，苏联与名义上仍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签订这样的条约，显示苏联也完全可能给予邻近苏联、外蒙的中国区域政治军事实体以实力援助。
当时这么看的不仅仅是张学良。中共中央同样相信这是一个信号。毛泽东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会上喜形于色：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但是随后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苏联提交抗议照会，称互助协定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著，南京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协定书的合法性。
张学良这时的思路很接近盛世才了：莫斯科说什么事（例如与外蒙订互助协定）能办，他的心朝之靠拢一步；南京说什么事不能办，他的心将之推开一步。
193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50岁生日，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都到洛阳祝寿，蒋在次日阅兵训话时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汉奸）殷汝耕不如”，藉此训张。张于沮丧中回到西安向杨虎城诉苦，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虽然愕然，但是应允思考商讨，同时与中共叶剑英商量怎么办。叶于11月5日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托他带去致毛泽东的亲笔信，意图甚明：如俄援有把握，即准备与蒋摊牌。（参见蒋永敬《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谏蒋的背景及经过》）
张学良一门心思认为苏俄肯定提供援助，“西安事件”爆发之后，他最关心的是莫斯科如何表态。当张学良得知苏联的报纸广播不仅没有热烈欢呼，反而严辞谴责，抨击“西安事变”是日本人搞的阴谋，想让中国群龙无首以便火中取栗，他宛如被兜头浇了一瓢冰水。原打算发动兵谏“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中共代表）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著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张学良传》）
张学良还幻想这是苏联不得不对外撇清责任而作出的姿态，见到赶来的周恩来，张学良急问苏联是否能支持，已经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周恩来给予否定回答，并解释说，苏联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目前只有蒋介石才能号令全国，所以还得与蒋介石谈判，逼他停止剿共，积极抗日。——张学良弄得里外不是人。有人回忆说：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是否有被中共出卖、摆布的感觉，他自己最清楚了。
张学良为什么会发动“西安事变”，上面所分析的仍然是粗线条的，他究竟怎么想，还有待更多第一手资料问世。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与哥伦比亚大学手稿图书馆，是美国东西两岸搜藏中国近代文献的双峰对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档案，恰恰也分藏这两处：张学良捐赠的日记、文物和口述资料收藏于哥大；而胡佛研究所成立“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史料中心”，收藏了蒋介石日记。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红军。张学良是中共的“千古功臣”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是不是中国的“千古功臣”呢？
一位来自北京、定居美国的历史学者对笔者分析说：试想，假设今天某位大军区司令员认为国家元首、中央军委主席对某一敌国的抵抗不力，于是暗中竭力争取对中国早已觊觎、多方下手的另一个外国的支持，将军委主席扣押——这是应予肯定的行为吗？这样的军区司令员，是否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美誉？
从“西安事变”获得喘息之机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自己党派和军队的实力，在抗日战争后许下诺言，赢得了民心，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可惜，立即背弃对人民的全部许诺，将中国推入一次次政治动荡，直至“文革”浩劫。这让我们想起汪精卫在“西安事变”后的断言：共产党过去曾经失信，且向无守信观念，其“共同御侮”之承诺绝不可靠。（汪精卫《怎样救亡图存》）无疑，有人认为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但是他这句话难道不是恰恰说准了吗？
所幸1978年以后，中共终于改弦更张，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然而，除了独缺“民主”，当前推行的一套路线，不就是七十年前的三民主义么？
这成为一个奇特的景观：今天的中共执政者，纪念、缅怀“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但却扬弃了他们的主张；中共执政者仍然将当时的蒋介石（更不用说汪精卫）安置于反面角色，但是不声不响地接续上了他们的政策主张。
（全文完。2006年12月初稿，2010年7月小改）
坐落在陕西省政府大院里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西安事变期间的张杨指挥部显得破旧。（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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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1：苏联策划外蒙独立
清初把蒙古分为三部分：漠南（即内蒙古）、漠北、漠西蒙古（二者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时机已到，在总领事指挥下，宣布蒙古独立，一年后签定条约，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虽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不能驻军和移民外蒙，而沙俄倒可以。这使得中国徒有“宗主”虚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1919年蒙古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蒙古人民党成立，1921年3月蒙古临时政府成立，6月苏俄派驻红军。1922年俄蒙签订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外蒙独立遭到中国抗议，苏联从蒙古撤了军，但就在这一年11月，乔巴山创建蒙古人民共和国，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定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允许苏联驻军。但中国及英、美等主要国家皆未承认，这年签订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一直内外交困，无力处理外蒙事务，外蒙逐渐从事实上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1927年，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中国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与之发生小规模战斗。此后，南京政府忙于剿共与应付日本侵略，日本则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蒋介石忧心忡忡，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1934年11月，苏蒙达成“君子协定”，规定遭到侵略时互相援助，苏军重新驻扎于外蒙。1936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书”。中国政府马上提出抗议：“苏俄政府不顾其对中国政府所为之诺言，而擅与外蒙签订上述协定，显系侵害中国主权，违反中俄协定，中国政府断难承认，并不受其约束。”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其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指责说，中国政府是企图把《苏蒙互助协定书》与日本占领华北“等量齐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软硬兼施，终于达到了外蒙独立的目的：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议》，承认外蒙独立；中国为获得同盟国的继续支持，只好吞下了这一苦果。虽然1953年，败走台湾的蒋介石根据苏联未履行“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关于外蒙的换文，重新不承认其独立，但这不过是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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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2：苏联通过军阀盛世才染指新疆
苏联控制新疆是通过盛世才实现的。盛世才出生于奉天开原，曾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盛世才回国后1930年底到新疆，被任命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两年后当上东路剿匪总指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不得民心，一些地方统治者趁机割据独立。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逃离，手中握有相当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很快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盛世才想，南京远在天边，苏联近在眼前，苏联力量也远远大于中国，苏军随时可以开进新疆。盛世才把争取苏联垂青作为巩固权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向苏联求援，表白自己“信仰共产主义”。
对于苏联来说，这不啻天赐良机。虽然共产国际致信联共(布)中央，罗列不能支持盛的各种理由，但斯大林这时才不管意识形态呢，他考虑的是苏联利益。1933年12月到次年1月，苏军分两路入疆击败盛世才的政敌，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支援，派遣技术专家、党员干部来新疆帮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借机大力渗透。
1934年，盛世才财政紧张，想向苏联借款，但地方政府无权借外债，便电请南京。蒋介石先说“能将款直接借给中央政府则更好”，并要求了解合同细节；后来想想，此事可能并不单纯，便说：必须经过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立法院审议，方为有效。但盛世才1935年擅自与苏联签了500万金卢布借款合同。张群含蓄地提醒苏方：国内有人拿日本控制的华北与新疆作比较，认为情况相似。苏联则反覆辩白，称他们承认南京对新疆的主权。
1936年，盛又向苏联开口借金卢布，苏方再次允诺，于1937年1月达成250万协议。
自恃有苏联支持，天高皇帝远，盛世才对南京政府越来越不买账。1936年盛世才当面向周恩来请求派中共党员到新疆工作。中共为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援助，同意了，从1936年底开始，派数批干部到达新疆。1937年4月，陈云担任中共驻新疆第一任代表。后来也曾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盛世才采取与苏联同步的政策，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利用苏联大“肃反”，在新疆大抓所谓“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余人，不少人被处死。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来新疆工作并与盛世才的妹妹结婚，也被盛逮捕押送到苏联处死。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又制造“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逮捕毒死（据陈守中《劫蔣者之梦》介绍，主审杜重远的是中共代表毛泽民），牵连达数千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惨案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军火物资通过新疆运往抗日前线的。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进驻哈密，使得中国军队难以西进。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此行没向南京政府泄露，但中共是知道的。盛世才受到苏方极热情接待，斯大林三次会见他，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得到的礼遇。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
盛世才当面申请加入苏共，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1938年9月2日盛与斯大林等人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秘密入党，只是担心此事泄漏会引起蒋介石不满。盛世才回新疆前，一位苏共官员带著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要盛签署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盛世才迟疑片刻，同意了。
盛世才还多次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中国，加盟苏联。苏联担心国际干预，没敢答应。但1940年11月，苏联与盛世才签了为期50年的《新（疆）苏（联）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可以在新疆驻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在全新疆自由活动。
苏联对新疆的野心，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得以遏止。盛世才势利嘴脸大暴露，转而投靠蒋介石，杀害了他请到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以下大批中共党员；1942年10月，盛要求苏联三个月内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包括撤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苏联对新疆的野心并不因盛世才变脸而收敛，在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地下工作人员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在宗教上层和知识青年等各阶层群众中活动，建立秘密组织。
（本文注释众多，为便于阅读，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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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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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令狐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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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9 20: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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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看了高兄关于张学良的文章和高兄与信济兄的对话，兄弟有一点读后感，篇幅太长，因此放在自家院园里了。烦请移步：
<a href="http://blog.creaders.net/fumi/user_blog_diary.php?did=66394" target="_blank">http://blog.creaders.net/fumi/user_blog_diary.php?did=6639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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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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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8 16:2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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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济没有回答我“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苏联呢？”及与此相关的系列问题，却说我“您至今不能明白日急苏缓、不可两线作战的道理”，让我哭笑不得：我何时要中国“两线作战”了？对苏搞好关系，这与张学良一心投靠，希望在苏联援助之下与中共组织西北联合政府，再另立一个政权，是一回事吗？
信济还批评我：
“很多预设，大如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小如讥笑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和吹捧汪精卫的政治人品”。
这也让我茫然：我什么时候讥笑了“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又什么时候吹捧了“汪精卫的政治人品”？
信济的批评，让我感到彼此的对话确实相当困难。困难的原因，有价值观念上的（如阿妞所说“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通盘观点”不同），更有思维方式上的——信济这种离开对方的文本、也离开对方所涉及的史实，一味“把握大节”的“宏观讨论”，让我实在适应不了。
前面我说过，“我的一个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是，认识必须从史实出发。”信济说：“完全同意，但我同时认为，掌握史实却并非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还是史识，也就是在大量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轻取重以把握大节的能力。”
这话，原则上我也同意。但问题是，信济在已经有了一个“史识”之后，就以此划线，凡是与此“史识”不相符的，就一概划之为“伪”“粗”“轻”“小节”，弃之不论。有越来越多的“史实”逸出了这种“史识”，这种“史识”面对众多“史实”无法解释，那么是该怪这些“史实”，还是该怪自己的“史识”呢？
如果从自己的“史识”出发，想象出对方不符合自己“史识”的观点（例如上述“讥笑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吹捧汪精卫的政治人品”），这就更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话说回来，信济忠告我“只梳理史料而尽量少做分析可能是明智之举”，我深以为然。我半路出家，学识不够，目前就只能是通过采访和阅读，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行一些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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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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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8 16:0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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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阿妞不牛的评论，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有几点：
你说“蒋的‘安内’拿中共首先开刀，是刚学剃头就找了个瘌痢头”，我的看法是，蒋当时“安内”也包含“剃”别的地方势力的头（像“福建人民政府”）。並非拿中共首先开刀。中共也还不算当时最难剃的头——当时不买老蒋帐的广东和广西势力，比红军的实力更强。
但蒋在1933、34年确实最忌惮红军，最想消灭的就是红军，因为赣东南、闽西这些地方，离江浙太近了——心腹之患啊！
斯大林何尝不想选蒋？但到了1948年之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不争气啊。即使那时，苏联不也期望“划江而治”吗？
我这篇文章，本意只是分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并无将他与毛、蒋等人排座次、比高下的意图，探究当时苏联对中国政策的得失本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我也没有深入思考过。但是此文引出了信济和阿妞关于这些话题的很多高见，在我是意外的收获，相信许多读者也会得到很多启发。
顺便说一句，看到阿妞今天写的《判断大跃进和文革的荒谬需要智慧吗？》，写得非常痛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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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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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8 00:3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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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伐林的历史探幽系列文章。俺只有读的份，没有评的功底。
也非常欣赏信济的批判。虽然觉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是能感受他的知识功底与顽强的信念逻辑。
更喜欢你们两人的探讨交流。高博儒雅长者，信济文明闯将。
信济的火药味中间，虽然有强烈的情绪，但是也有对史料的掌握与大处的宏观分析。
很希望你们具体从这样几个问题继续交流探讨：
1，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和动机
（俺认为这是伐林文章的重点与精细之处）
2，西安事变中共的卷入程度，尤其是事前的参与
（俺觉得这也是高文之重要之处）
3，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立场态度以及事变后的决定性作用
（俺觉得信济在这方面的分析看法站得比较高）
4，西安事变的历史性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共之命运的影响
（俺觉得这是你们最难交流获取共识的地方，因为这一定离不开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通盘观点，还一定要做历史的假设。）
俺不鬼搞。亮出俺的基本观点：
张学良这个“民族英雄”，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个人善变自保寻求靠山，歪打正着的。成全他和蒋介石以及中共的，都是对中国野心最大而又最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而从心地里最讨厌张学良的，应该是斯大林。
无论从苏联的利益还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张毛蒋三人中间选一个当中国的最高领袖，张都是最坏的人选。斯大林有眼光。从本妞的角度，当然当时应该选蒋，哪怕选张也比毛好。可惜没让俺参与选拔，嘿嘿。
信济的分析中最有理有力的一点，是毛和中共不可能被消灭。蒋的“安内”拿中共首先开刀，是刚学剃头就找了个瘌痢头。除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已经是无法稳定的燎原烈火之外，最根本的一点，是斯大林不会容忍蒋或张或任何人物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就象日本人不会退出中国一样。蚕食支解瓜分中国，是日本与俄国在清朝衰败之际就拟定的既定国策。就象日本明治维新发达之后必然要向朝鲜中国扩张一样，俄罗斯共产革命之后在世界上崛起的主要国策，就是抵挡欧洲强权而向中亚东亚“蛮荒”落后孱弱国家扩张。斯大林这个靠山，比日本人和欧美西洋人都最为可靠，这不能不佩服毛的眼光。而老毛后来能够甩开苏联光膀子干，也不能不佩服毛的“曲线救国”比汪精卫高明得多。
张毛蒋这三个人都完全够得上民族枭雄，张最多敬陪末座。对中国民众带来的灾祸以及对中华文明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上，没有人敢与毛争雄。真正在民族大义上，在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传承以及民族福祉的贡献上，可能还只有老蒋靠点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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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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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18:3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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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您说对历史的认识当从史实出发，我完全同意，但我同时认为，掌握史实却并非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还是史识，也就是在大量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轻取重以把握大节的能力。其实我并没有对您笔下留情，而只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您的文章——总是些小节受到重视而大体反而失却的偏颇论调。比如我从未否认过毛公曾对中华民族造成灾难，甚至两度造成深重灾难，这确实是个没什么好说的明显道理（即使如此很多人还是理解夸张了）。但同时，我作为放眼长远的新儒家学者，也不会囿于门户感情用事的否认毛公曾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是革命统一开国、朝鲜战争定国、重工核武护国和新法家治道探索，功远大于过。您对这些贡献恐怕基本上是彻底否认的吧，而对毛公的私德和一些非等闲人可解的夸张言论也许更感兴趣。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才是我们的根本分歧，通盘见解仅其余事。
张学良本来是个全独立的大军阀，是他不顾杨常强臣之私心阻挠、追随忠孝大义自己选择做了半独立的大军阀，所以蒋公才不得不敬他，无论他多么“荒嬉”。这“荒嬉”之徒看出日寇之逼急、苏俄之险缓，所以去轻取重，成功发动兵谏以联苏抗日兼自保，无论苏俄反应如何，无论其自保目的是否达到，于中国之危局立成转折，一旦和平解决，便是中苏双赢，唯日本大损，这一点您不是也承认吗？张将军是义利兼谋而以义为主的热血汉子，在热河抗战溃败之后尤其心系大义以图雪耻，这是不会错的，所以他后来虽然对东北军将士怀愧、对自身拘禁不满，却绝然不悔（希望您不会拿他57年的“反省”之谋当真），正是因为其所图之事虽利失而义成。当然，就像您不理解我为什么说您重视的一些话是毛公等人的面子话一样，这种判断也是综合归纳判断，基于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贯通了解，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史识眼光，却不能完全避免猜测的成份，所以您恐怕仍然难以接受。这我完全理解。可全用演绎法，历史的逻辑是永远讲不清的。您自己又何尝没有用归纳法呢？您的很多预设，大如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小如讥笑张学良的军政才能和吹捧汪精卫的政治人品，虽然对中国历史全无印证，不也用之不疑吗？您至今不能明白日急苏缓、不可两线作战的道理，难怪您对西安事变相关历史的判断屡陷荒谬而不悟。您在明末为帝，恐怕也不会抚闯敌清或和清灭闯吧。
欢迎您继续谈谈您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不过就我的浅见，像张海迪一类的人物与现象您可能会容易把握一些，像毛蒋汪张一类的人物与现象恐怕就太难为您了。所以如果一定要写的话，只梳理史料而尽量少做分析可能是明智之举，否则文章水平恐仍不免大打折扣如本篇。无论如何，我对您探索历史秘辛的执著与诗人气质的文采，还是欣赏的。
弟愚直之言，诚发肝胆，如蒙采纳一二，亦兄之雅而弟之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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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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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16:0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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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信济，你对我的文章笔下留情，相当婉转客气，只是说我“对当时形势和后来变化缺乏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才胜于识”。
你用了很多笔墨来论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如何正确，这一点我跟你没有分歧（至于你说中共“毛公等人在捉蒋之初发的话都是面子话，私底下肯定什么都想明白了”让我莞尔——您怎么猜出来的？可有史实支持？）。
问题是，我这篇文章的着眼点并不是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式正确不正确，而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否如世人所说，是为了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正确不正确？——“全国一统的军区司令”扣押军委主席不对，那么“半独立的大军阀”张学良在日寇大敌当前之际，极力通过中共勾结对中国百般觊觎的苏联，扣押军委主席，难道就对了？
若没有苏联再三批判张学良、再三告诫中共必须说服张放蒋，“西安事变”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即便是和平解决了，对解决当时的危机算是上策，但对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我感觉，您与我的分歧，在史料与史识两方面可能都有，而最主要是在对当时和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通盘的看法上——这确实是根本的分歧。
我的一个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是，认识必须从史实出发。目前我的认识，是建立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几代中国人的亲身经历（而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并沒有任何特殊之处）基础之上的。这百年历史给予我的体会，使我对您关于毛泽东的看法，更不能同意。呵呵，借用您的话，百年历史，毛泽东明明造成了中华民族如此深重的灾难，“这么明显的道理，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倒是很想知道，您对我在本文中举出的这些史实，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例如苏日中立条约，例如张学良对盛世才的羡慕，例如张学良对苏联援助的期待，例如张学良再三表示要加入中共，例如中共对张许以“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允诺……这些您不会都视而不见吧？“投靠日本千夫所指，投靠苏联呢？”我文中的这个问号，您怎么回答？难道能够双重标准吗？
在我下面的文章中，还会涉及很多历史人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可能您都会感觉到这种根本的分歧。
顺便澄清您一个误解：我何时说过汪精卫是“英雄”了？我只是从一件一件具体事情来分析，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话、这些事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和做的？可能我这样分析的一个结果，就是将过去涂抹在他脸上身上的油彩擦掉了一些而已（例如您说的“小白脸”之类），但我可从来没说过他是“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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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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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06: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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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笔误：应该是“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斯大林硬压中共造成的，纯属无稽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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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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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06: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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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尽管您在搜集史料方面好像还是比较严肃的，但对史料的分析和采择就明显让人感到您对当时形势和后来变化缺乏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比如您总是把当年半独立的大军阀张学良和现在全国一统的军区司令等量齐观，把毛公结合中国实际一手建立的江西苏维埃革命政权与日本人全盘操控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等量齐观，其荒谬之不言而喻，不知您何以面对？
张学良是忠义爱国的军政狙击手，但不是毛公、蒋公那样目光远大的战略雄杰，所以在兵谏后果上有些判断失真是完全正常的。但一则其兵谏的操作非常漂亮，二则其事后的应变更加漂亮，团结抗战自此而始，即使同时符合苏联的利益，又还有什么理由指责张学良呢？何况他当时觉得蒋公的法子不行（无论攘外必先安内这理论原则上多好，不行就是不行），剿共既无前途又无尊严，所以想结交中共、结交苏联以保军抗日，在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来说，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他又不是黄埔系的胡宗南。至于他想不想自为领袖，就更无关宏旨了。
有人说西安事变是斯大林硬压中共造成的，纯属无稽之谈。西安事变后斯大林确实在给中共的电报中说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但无论斯大林怎么想，如果西安事变不能和平解决，倒真的等价于日本阴谋，因为蒋公死后中共加上西安方面同南京政府就只有鱼死网破一途了，于是中国必大乱，苏联人也没奈何，只有日本人最舒坦。这是其一。中共当然没有那么傻。毛公等人在捉蒋之初发的话都是面子话，私底下肯定什么都想明白了——只有和平解决才对中共最有利同时也对抗日最有利——等斯大林一说话正好压住底下的盲动派。毕竟当时中共立足尚未稳固，还非常需要苏联支持。这和司马懿明明不想战诸葛亮而只愿坚守，却怕诸将闹，于是千里迢迢到洛阳向魏明帝请旨出战，是一个道理。后来与基辛格接触筹划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同时，不也是照样大骂美帝以掩人耳目吗？都是一个道理。这是其二。张学良后来也想明白了，兵谏之前单方面联苏联共的想法确实不成熟，而且蒋公既然捉了，大家共同点又都在抗日上，那么就总要有个了局，于是才主动谋求和平解决方案，并亲送蒋公回京以补全君臣伦理，也是保全东北军地位的努力，这些都不是出于哪一方的逼迫，而且也都是维护大义的正确抉择。至于后来其为蒋公拘禁、东北军树倒猢狲散，则是国家统一抗战之大势所趋，蒋公也不过顺势而为，并非张学良个人意志可以转移。东北军垮而抗战得以团结，总比中央军垮而抗战群龙无首要好，更比兵谏前大家自相残杀以快日寇要好。这是其三。
言史，贵在上下贯通以识大体。我做新儒家探索，也着重深追圣贤大体。您对中共建国以来直到当前的历史有偏见，所以判断此前的历史也就难免重小节而失大体。这也许与您早年的个人经历有关吧，很令人遗憾。与您交流这几次，深感您涵养甚好而才胜于识，为懦夫粉饰而苛责豪杰，是所以不敢与您论交也。
在我的博客还有一些补充说明，包括史料来源与摘引，原文也有一些修改和增加，您可以过去再看一看。关于毛公与蒙古，我有一篇小文，就叫《毛公与蒙古》，您也可以去看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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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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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03:5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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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到信济的一篇反驳我的博文，转贴于此，供读者兼听则明。
再谈张学良驳高伐林
作者：信济
恕我直言，《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似乎是迄今为止见高伐林兄写的最差的文章了。除了一些表面的史实堆砌之外，分析很少靠谱。即使高兄想为汪精卫这软骨小白脸树碑立传，也不一定非要把张学良这硬汉的脊梁打断来垫背吧？！
那个所谓党史专家司马璐可以说非常无知。他说什么晚年不去大陆是张唯一聪明正确的选择，真正好笑。张学良这人是个有胆有识的翻云覆雨手，铁骨铮铮一条汉子，虽然决策不都合理，吸毒成瘾那几年在抗战处理上尤其昏悖，但也绝不是汪精卫这号货色可以相提并论的。不理解他而理解汪精卫——我不敢恭维发言者的心态。
郭松岭（笔误，应为“龄”。下同——高注），恩师也，而忍痛平之，张家所以稍安；杨宇霆，强臣也，而一旦杀之，东北所以易帜；中共，宿敌也，而置怨结之，大义所以顾全；蒋公，领袖也，而兵谏逮之，抗战所以团结。这都是张学良一生做的漂亮事，但还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两件，第一是戒毒。以他的身份可不是什么医生主导，没有个人的坚强意志想也别想。想想现在的戒毒者，有几个人能成功？第二是西安事变后亲送蒋公回京，挺身担当，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所以心地坦然，得享高寿，真正是大丈夫气概。如果这些都是不聪明不正确的选择，我就不知道在某些人眼里什么才是聪明正确的选择了。
郭松岭不死东北军势必大乱，所以张学良把他灭了。但他反军阀、谋易帜，一身正气，兼有师生之谊，死的着实可惜，所以郭死后张学良心情坏透，才染上鸦片，接着又中了杨宇霆奸计以吗啡针代鸦片烟，因此后来杀反对易帜的杨于公于私都是说的过去的。关注法西斯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因为法西斯主义确实一度非常有效，蒋公也是很感兴趣的，而且张后来也看出法西斯主义还是不行就没再追随，所以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就像他爱玩爱美女的邋遢小节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样。至于交中共，劫蒋公，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指责之处。西安事变本身就说明中共是剿不干净的，再剿下去最多把中共赶到新疆去（实际上也不可能），却无法除根，徒增党际仇恨，而且日本全面侵华一来，还是没有一个上下一心团结抗战的局面，丢城弃地如儿戏的局面还是会不断重演。关键中共虽然是蒋公心腹大患，各地军阀也不是省油的灯，没有一个特殊的转折无人会心甘情愿的听蒋公指挥抗战。蒋公当初也就是想彻底剿灭中共以立威兼削弱群雄、统一事权，但这条路确实是很难完全走通的，因为国民党在组织上先天不足，后天又碰上不会给你时间慢慢整顿的日寇。多亏有个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既停，大家的面子也得以保存，才能团结抗战，力御强冦。张将军后来虽然自己未能上阵杀敌以报家国之仇，但家国之仇终因其非常作为而得报，其智其仁其勇皆足以名垂千秋。
写到这里我都烦了。这么明显的道理，还有什么好说的？怎么现在汪精卫反而成了英雄了？张学良反而成了无德无能的小人？这无德小人让中共夸了几十年，树为民族英雄，难道中共是弱智骗子吗？这无能小人让蒋公关押了一辈子，终身视同猛虎，难道蒋公是庸懦鼠辈吗？这无德无能小人让中华民族的左右两翼终于能够团结抗战所以最终熬到了强敌的投降，国家的独立现代化由是得以展开，难道中华民族是个走狗屎运的民族吗？这都是什么逻辑？
说实话，我真的为高兄的文才可惜了。不能以识驭才，而言史者，过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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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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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7 03:5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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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双旗镇看客。历史不能假设，是说发生的历史成了既成事实，不能改变；但历史研究当然是可以运用“假设”的方法来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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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双旗镇看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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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26 19:4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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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资料颇用心，但下结论则踌躇。其实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面面俱到，并不就是客观。窃以为，现在的中国加上“民主”并不等于三民主义。有个问题请教：历史研究到底可否做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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