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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英國駐京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
◆高伐林
2006年，英國記者貝克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中文版在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國大陸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前一本書重點寫到了河南，後一本書專門寫到了河南。中國人口大省、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中國的腹心地帶河南，在相隔20年的時間裡發生的兩場浩劫，有哪些共性，又各有哪些特點，這兩本書為人們提供了可資對比研究的珍貴資料。
湖北女學者宋致新在武漢家中，對我介紹了關於《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的情況。
 學者宋致新有多種文學研究專著。
文學評論家為何編著災荒史料？
宋致新說，提起抗日戰爭，我們大都會想起“七七”事變、台兒莊戰役、平型關大捷等戰事，以及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戰的正面戰場河南，在抗戰最艱苦的1942年，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至少300萬人死於飢餓。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以“影響抗戰士氣”、“妨礙國際視聽”為由，對災情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這場特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以來被深深地掩蓋了。300萬人死亡的大悲劇，在現代史上竟難找到記載。然而，300萬條生命，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中遇難人數的十倍！
當宋致新這樣說的時候，人們很難想到，她是剛剛從湖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退休的研究員，長期從事的是中國文學、文學評論研究，出版有《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袁枚的思想和人生》等多種專著，還編選、評註過《誰最會享受人生》、《品味人生》、《明清性靈小品》、《閒書四種》等書。
一個文學評論家出於什麼考慮，去編著一本關於60多年前河南大饑荒的書？
宋致新是河南開封人，對家鄉父老命運的眷戀關懷，是可以想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父親。
宋致新在該書的“後記”中這樣介紹：“由於我的父親李蕤（流螢）曾寫過《豫災剪影》，使我得以了解這場災難的基本面貌。而這場災難究竟是如何形成？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會見死不救？為什麼要實行新聞封鎖？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表現如何？災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大量死亡？這一切，引起了我探尋這段塵封歷史的興趣。”
李蕤（1911－1998）在74歲高齡時寫的《豫災剪影》重印後記中，回憶了他年輕時何以能夠去進行一次備嘗艱險的採訪。當時重慶《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從華北回來經過河南，目睹災情嚴重，寫了報道，《大公報》發了社論，批評說中原災民餓死，重慶卻紙醉金迷。這下觸怒了當局，被令停刊三天，受到這樣沉重的壓力，難以再繼續報道災情。這時，南陽的地方民營小報《前鋒報》聘他為“特派記者”去災區採訪報道。他當時與妻兒老母住在河南，每天一開大門就能看到難民倒斃的慘狀，一睜眼就可聽到啼飢號寒的哭聲，作為拿筆的人，他覺得實在不能拒絕這樣的委託。於是李蕤便借了一輛自行車前往災區，從洛陽到鄭州，又南下到汝南，沿途記錄撰稿，寫出《喑啞的呼聲》《風砂七十里》《雨天絕糧記》《“死角”的弦上》《糧倉里的骨山》等通訊。1943年《前鋒報》將他寫的十篇通訊匯集出版，題為《豫災剪影》，署名“流螢”，報社社長李靜之為之作序，印刷了兩千冊。
喚起宋致新立即動手願望的，是一個外國人——美國記者Theodore White，這個名字或許少為人知，說起他的中文名字“白修德”，知道的人就多得多。宋致新說：“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回憶被介紹到國內，引起了國內文化界對於這段歷史的注目，更激發了我探究大災真相的強烈願望。”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作者貝克在書中也曾以滿懷敬意的口氣提起他的這位先驅。1943年春天，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到河南採訪國民政府軍隊和日軍作戰的新聞，但他發現，令人恐怖的不僅是億萬人喪命的戰爭，還有饑荒。貝克的書中引述白修德的文字雖然不算多，但是讓讀者印象深刻。而宋致新《1942：河南大饑荒》書中第一部分，正是“美國記者白修德筆下的河南大災”。她摘選了白修德當年的三篇報道《十萬火急大逃亡》《河南大災：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等待收成》，讀來催人淚下。他描述了離洛陽市不遠的郊外雪地上看來還很年輕的女屍；餓到極點的母親煮食兩歲的孩子、父親被控勒死兩個兒子，然後吃了他們……還揭露河南的國軍強征的糧稅有時比實際產量還高。軍隊到村子裡搶光農民的糧食，老百姓顆粒不剩。
白修德不僅披露了災民的苦難，並不遺餘力地解救他們。他回到重慶，設法見到蔣介石，直接向他展示在災區拍攝的包括野狗在屍骨堆旁情景的照片。蔣不得不相信了他，從臨近的陝西省調入糧食，軍隊打開河南省的一些軍用糧庫，政府在各地設立粥棚賑濟災民。
年輕的記者李蕤四十年代深入河南災區寫下大批報道，讓廣大讀者得以了解災民的苦難。（宋致新提供）
無數人為搜集史料獻出心力
其實，關注河南大饑荒的大有人在，著名作家劉震雲就寫過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中篇小說《溫故1942》，後來導演馮小剛要砸下重金，將它拍成一部大片，說要“反映中國人的悲劇史和心靈史”。但是這部作品中寫到了日本人幫助解救部分災民，沾上了敏感話題的邊，選題沒能通過。
宋致新為了鈎沉這段歷史，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精力，也得到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的幫助。她說：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報道和回憶，我一直沒有看到完整的全文，感謝定居美國的大學校友，在圖書館中查找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時代》周刊上發表的那篇轟動國際社會的報道《等待收成》，還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們注意的報道《十萬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2日），又購到白修德自傳《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的英文原版，寄回國內；另一位校友、河南大象出版社副社長崔琰也提供了關於白修德的材料。
《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豫災實錄》和社長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是反映豫災的重要文章。宋致新到湖北省圖書館文獻室查找，發現60多年前的《大公報》原件殘缺不全，合訂本的字跡又難以辨認。她與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聯繫，請他提供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將原文通過電子郵件發來。
更有戲劇性的是尋訪張高峰。他的《豫災實錄》影響甚廣，而張高峰是怎樣一個人，被捕經過如何，都屬未知。宋致新就在網上搜尋，得知張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於是，她打電話給天津文史資料研究室的主任張玉芳，托她代為尋找，但張去世多年，家已遷址，難以找尋親屬。宋致新又托同學、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喬以鋼相助，她費盡周折，打聽到張高峰兒子張東的電話，誰知當宋致新撥通給張東的電話，才知道他父親雖名叫張高峰，卻不是她要找的那個張高峰。同名同姓的兩個張高峰，都是天津人，都是記者，年齡也相仿——世上竟有如此巧合！
正當宋致新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卻柳暗花明又一村，收到張玉芳寄來的天津文史資料委員會所編的《近代天津十二大報人》一書，書中有張高峰的同學張道梁的文章，詳述了張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經過，還附有張高峰晚年的照片，令宋致新喜出望外。張玉芳還提供了張道梁的電話，通過87歲張道梁老先生的幫助，宋與張高峰之子取得聯繫，得到了有關照片和資料。
李蕤的豫災報道都發表在南陽《前鋒報》上，宋致新很想將這家報紙的資料搜集得更為完整。她從《前鋒報》編輯張林翰的悼念父親李蕤的文章中，得知《前鋒報》當時發表過幾十篇有關救災的社評，張林翰和另一位原編輯王駿遠晚年曾專程前往南陽檔案館複印珍藏。但張林翰已於幾年前去世，王駿遠也正病危住院，她無法通過他們得到這些社評。於是她通過全國複印縮微中心購得當時《前鋒報》膠片，又花費大量時間查找、抄寫，收集了該報70多篇鮮為人知的關於豫災的社評。在她編書期間，王駿遠去世，其子王小寧將父親生前留下的有關《前鋒報》的材料集中起來用特快專遞寄給了她。
宋致新說，在挖掘、收集有關河南大災的文史資料方面，尤其值得感謝的是長期主編《河南文史資料》的袁蓬先生。他是《前鋒報》的老編輯。1985年，李蕤剛剛平反不久，是在他提議下，翻箱倒櫃找出僅存一冊的《豫災剪影》，在《河南文史資料》上發表，使這份史料得以流傳。多年來，《河南文史資料》刊登了大量關於河南大災的回憶文章。
宋致新說，對歷史的正確認識來源於真實的史料。首要的工作是挖掘、搶救、整理和匯集來自各方面的有關記載。“新聞是歷史的草稿”，當時能夠勇敢地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報道過這場大災的“老新聞”，無疑是鈎沉這段歷史的重要依據。基於這一想法，她在《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中，收集編選了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對河南大災的報道與回憶，重慶《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報道和社長王芸生寫的社評，河南南陽《前鋒報》記者“流螢”寫的系列通訊和《前鋒報》的系列社評等等。她說，中外報人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冒著巨大風險采寫的文章，能帶著我們身臨其境地走進歷史，感受到那場大災何等的酷烈。此外，這本書還收集了當時親臨災區參與過賑濟工作的國民政府官員和對大災真相有所了解的“知情者”，事隔幾十年之後所寫的回憶文章。例如曾任河南省建設廳長的張仲魯對大災成因的探究，身在台灣的楊卻俗對災情的回憶和對參與救災當事人的尋訪；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大災前後為民請命的多次提案，曾任軍風紀巡察團主任的金漢鼎所披露賑災款如何被經辦人貪污的內幕，此外還有親歷浩劫的災民的血淚回憶。這本書將有關1942年河南大災的材料匯集起來，以使讀者對1942年河南大災的總體面貌有一個了解。
宋致新介紹，她花了很大氣力設法搜尋當年所拍攝的圖片，可惜很不理想，台灣的楊卻俗的文章附了一些照片，但這些照片已經被歲月沖刷得模糊不清。出版社的編輯不得已，配上了一些與河南大饑荒類似的圖片。
1942年河南大災是怎麼造成的
人們對慘劇嗟嘆之餘，不禁要問：誰之罪？怎麼造成的？宋致新認為，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災的原因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其中較大的戰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軍發動豫北作戰（即平定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後退至黃河以南，豫北全境淪陷。日軍在黃河北岸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
同年5月，日軍發動豫東作戰（即蘭封會戰），6月初日軍攻陷開封、中牟，向鄭州進逼。為了阻擋日軍西犯，蔣介石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黃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泛區以東陷於敵手。
1940年6月，日軍占領了豫南的信陽，控制了平靖關和武勝關。1941年1月，日軍發動了豫南會戰，沿鐵路北進，中國軍隊經過激戰收復失地，日軍退回信陽一帶。
這樣，到1942年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面臨敵。
黃河的決堤泛濫，蔣介石“以水代兵”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89萬百姓喪生，黃水退後形成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沙灘河汊，不願做亡國奴的民眾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的糧食負擔。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軍糧馬料，以及兵源補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從1937年抗戰爆發以來五年半里，河南出兵出糧都是全國第一。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風調雨順年景，農民交糧納賦之後，也談不上任何儲藏。當1942年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又絕收，特大饑荒的爆發就勢在難免。
宋致新還分析說：河南本來鐵路交通最為發達，平漢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跨東西。但在抗戰中兩條大動脈絕大部分癱瘓，只有洛陽以西一段隴海線還開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極落後，自古救濟饑荒，無非“移民”和“移粟”兩法（即將災民運走或將糧食運來），河南交通運輸如此困難，兩法都缺乏效率，災民就像被關在鐵屋，只能坐以待斃。
宋致新指責蔣介石專制腐敗，不恤民命，是造成國統區70多縣河南災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積三分之一的淪陷區，同樣遭受了嚴重天災，災情被封鎖得更嚴，災民死亡總數，迄今無從得知。在國統區，要徹底救災也確有困難。然而，從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線無大的戰事，國統區還有許多省份豐收。國民政府如果誠心抓緊救災，是能夠把災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蔣介石政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置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致使災情日趨嚴重、不斷蔓延，
蔣介石對河南大災始終裝聾作啞，目的是既不救災，又可以推卸責任。1943年3月底，當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1942年8、9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識到危機，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為250萬石，又命令立即徵用所有運輸工具，把陝西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但蔣介石採取這些緊急措施，目的是為了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
1942年10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本是遏止河南災情蔓延的關鍵時刻。因為隨著冬季的到來，災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會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徵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承認河南災情確實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為河南災民涕泣陳情。然而，多方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救災的重視。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撥給河南2億元（1億賑款，1億貸款），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於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當省府大員到各縣督征時，有的縣長談到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情景時，不禁痛哭失聲，跪地磕頭，請求免徵。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自衛隊的團勇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只好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
自古以來，災區人民通常是不納糧的。蔣介石政府為什麼偏偏違背救災的道理，把“納糧”和“賑災”攪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釋：他“救災”是假，征糧是真。由於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幾十萬河南駐軍的口糧，從外省調運至少也得好幾個月。軍隊不可一日無糧，軍民交困時，蔣介石採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徵收170萬大包小麥。
宋致新算帳說：國民政府撥了2億元賑災款，當時平糶糧按最保守估計已漲到每斤10元，2億元只能購得2千萬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國民政府從河南徵收的是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200斤，共計3.4億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四十年代在擔任《時代周刊》駐亞洲特派記者期間，真實報道了1942年河南大災寫下他記者生涯的輝煌一頁。（資料圖片）
如何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思想財富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為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徵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以致老百姓把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為，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眾，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產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斗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餘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寧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眾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為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
最直接的惡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衊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裡面還存有麵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眾多參政員極大憤懣，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為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為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為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產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係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為全都歸咎於（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的（地委書記）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
而宋致新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啟迪今天的我們進行更多層面的深入思考：共產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附錄：《前鋒報》特派員流螢：《走出災民的“大聚口”》（1943年4月8日，此處從略）
相關文章：略談河南兩次大饑荒的異同——採訪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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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鄙視五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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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1 09: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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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意思啊:
1942年河南省的饑荒,國內的出版社可以自由出版.1960年代全國範圍的大饑荒,國內沒有哪一家出版社敢出版,只能去一國兩制的香港出版.
1942年河南省的饑荒,當時的政府以抗戰影響士氣為由,封鎖真相,但還是有重慶《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敢於在陪都重慶報道.1960年代全國範圍的大饑荒,當時誰敢報道?我們一直被灌輸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加上蘇修逼債,怪老天爺,怪蘇聯,根本怨不得黨.
1942年河南省的饑荒,沒有人為當時的政府開脫(人走茶涼嘛).1960年代全國範圍的大饑荒,立刻就有信濟網友發言(護主心切?):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國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
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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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辰的翅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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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1 01:2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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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常聽父親說遭年饉，後來才知道是指1942年大饑荒。父親那時還小，說是蝗災造成的。普天蔽日的蝗蟲，一定給年幼的父親很深的印象。他常常說我們吃飯太慢，遭年饉一定會餓死等等。唉，我現在就吃飯奇快，不利於健康啊。
很多歷史事件，都很微妙地影響了我們每個人的心理狀態，即使我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就是歷史、文化的潛移默化作用，通過一代代人傳遞着。許多大的歷史事件都活在我們的民族性格中，只是我們不知道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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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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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20:2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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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苑夢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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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17:4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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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高！你解決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大疑問，從小學寫作文時起就認為那個“湯”就是湯恩伯，經您這麼一說，我想我老家的“湯蔣”，應該就是“蹚匠”或者“蹚將”。這幫土匪曾攻下我們村子的寨門，殺了很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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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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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10:5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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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兄，謝謝您的長篇回應。
關於少出生人口，我說“過了那幾年還會補要”的前提是“只要還想要孩子”，不一定就是損失，因為本來人們可能就不想要那麼多孩子，只是避孕乏術，畢竟避孕藥的發明在美國也是55年的事。新中國建立後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個人養不起孩子國家會幫你養，所以孩子多在家庭來說不像現在是大負擔，從國家的角度來講那時也還沒有意識到人口需要控制，所以少出生也許當時確實會視為損失，但現在來講就不是了，甚至可能是貢獻。
關於准戰時，我強調的是發動大躍進的政治背景與政治動機。當時全國一盤棋，無論是邊防區還是內地，都在做備戰備荒的工作，典型如三線建設，農業生產是為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發展服務的，因為中國的獨立尚未穩定，且完全有可能發生世界大戰，中國甚至可能不得不同時與美蘇超強作戰。所以大躍進的思路過了，錯了，但不意外，因為確有需要。近二十年當然不同，雖然也發展軍事，尤其最近十年，因為受了美國侮辱和刺激，但總體上國家顯然還是以發展經濟為優先，也確實有這個國際條件（冷戰已結束）和國內條件（護國工作的基礎已在毛公時代篤定）。大饑荒在各地程度不同的出現，僅僅是地方政策差別的緣故，無關宏旨。
關於左右翼，歷來區分混亂。我有一篇小文《漫談左和右》，做了我的定義，您可以參考一下。現在的中共基本上是右派和騎牆派的天下，即使思想上仍然相信共產主義，也不一定就是左翼。關鍵還是要看他是支持下層還是中層，維護下層利益還是中層邏輯。
我很欣賞您那個“操之過急”的說法。我認為現在過多的做大饑荒人口史學討論本身就是操之過急，因為情緒化的因素和政治觀點的對立不會讓這種討論有什麼公認的新結論，而只會成為進一步撕裂左右翼的人口政治學罵戰。應該把精力更多的放到現實問題上來，而把人口史學問題拖後。
另外，關於美國1930年代的饑荒，Liny網友可以去我那裡看一下，有一些相關討論和鏈接。我查過美國人口歷史，800萬以上“人口損失”（按照楊繼繩的說法），是確切的。當然，這包括饑荒直接致死人數（餓死或營養不良致死）、少出生人數和少移民人數。右翼學者再誇大後兩種成分，第一種成分也不是一個小數字。那個瀏陽河為了左翼說當時800萬美國人餓死的事告狀，可是自己卻胡說當時美國人開始避孕了所以故意少要孩子，罔顧避孕藥55年方才發明的史實，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罵戰效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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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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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9:5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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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濟兄還談到左翼學者與右翼學者的區別。實際上我的許多關係甚好的師友（包括像劉賓雁、許家屯這樣的，都是組織上出了黨，思想上仍是共產黨員）大概都屬於左翼，我探訪的許多人，也與右翼完全不沾邊。
在大饑荒的問題上，我看不論左翼與右翼，只要是認真嚴肅的學者，當前的階段性訴求，應該是一致的：這就是促請當局完全開放關於大饑荒的歷史資料，完全開放關於大饑荒的討論。
將來占有的資料充分了，對這些史實如何分析歸納，那時會有左、右翼之分。現在怎麼分呢？難道真正的左翼學者會支持當局繼續“保密”、繼續利用權力來封殺探討？
在當前的討論中，有人急於要追究或者辯解最高層的責任。在我看來，也屬於操之過急，情況都不清楚，能說清是誰的責任？有人認為毛澤東是罪魁禍首；有人認為，毛澤東是反五風的，造成饑荒的是劉、鄧等人；還有人認為，中共不應負造成餓死數千萬人的政治責任，這是交的學費，前進當中的失誤……現在不是不能討論這些問題。但我覺得，在目前信息還遠談不上完整的情況下，很難爭論出一個接近真實的、大體得到公認的說法。據我所了解的有限的資料，當時毛、劉、周、鄧和各省領導人，在不同時期甚至同一時期，都吹過熱風，也都有“實事求是”的告誡。今天的研究者如果各執一端，都可能得出片面的結論。
而老百姓，以及市、縣、社、隊的幹部，當時基本上都聽不到毛、劉、周、鄧說什麼，他們只能根據人民日報社論和典型報導，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所播送的新聞來，更重要的是：根據自己的頂頭上司的指示來——對他們來說，那就是“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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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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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9: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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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信濟先生也聽信網上的謠言了？！
“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國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
大概對這話的真實性你也有些心虛把，於是又來補上一句：上說不確，應為800萬“人口損失”。
你的潛台詞無非是說：號稱民主自由的頭號富國美國尚且餓死800萬人（或者隱晦一點的說法：“人口損失800萬”），那麼中國60年代初即使餓死數千萬人，那算個屁呀？
佩服信濟先生的辯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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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留言時間：2010-07-31 09:46:07
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國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
作者：信濟 留言時間：2010-07-31 10:26:18
上說不確，應為800萬“人口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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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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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9:5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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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濟兄，昨天拜讀你的大作《談大饑荒人口政治學分析的常見誤區》，你論述的幾點意見，關於人口政治學討論中右翼學者與左翼學者的差異，關於如何看待少出生人口，關於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災荒的國際和國內背景……我覺得都很有啟發，
關於“少出生人口”，我不懂人口學，覺得應該列為饑荒的間接損失，以區別於餓死人的直接損失。戰亂、饑荒，都會導致人口少出生，戰亂、饑荒過後，又會出現補償性多出生，這是常態，不唯中國六十年代獨有——例如美國戰後“嬰兒潮”。但是稱其為“補償”、補要（你文中說“過了那幾年還是會補要”），就說明“少出生”畢竟還是一種損失，才要將之補回來。只不過，對多數家庭而言，這種損失還算是“可以彌補的損失”而已，而餓死人，則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當時算不算和平時期？你所說的“金門炮戰，59年西藏平叛，62年有中印藏南戰役和數萬新疆人叛亂奔蘇”等等邊患、外部威脅，確實都屬實，但這些威脅顯然都並沒有影響中國和平建國的大局，我更不認為應該將那個年代列為“准戰時”。正如您所說，“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面為戰、災難深重的國度”，而直到現在，當局聲稱的“盛世”，也存在多重內憂外患，那麼難道能認為，中國一直就得處於“准戰時”狀態？
真正對中國和平建國大局產生重大衝擊的，是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急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決策。
在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有幾點：一是大批餓死人的，並非備戰任務相對更嚴峻的邊疆省份，而是河南、四川、安徽等相對來說最和平的省份；二是，餓死人則明顯“遵守”行政區劃（江蘇和安徽邊境就相當明顯，毗鄰的縣、鄉、村，災荒、饑饉程度十分懸殊），說明各省領導人的認識和所制定的政策是導致餓死人的非常突出的因素。
我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對您的文章做出全面回應，一些零碎想法，就寫在這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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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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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9:4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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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楓苑夢客”：
我從小就聽說過“河南四殃，水旱蝗湯”的說法，將湯恩伯的軍隊歸為“四害”之一。2006年聽宋致新這麼說，我也就這麼寫上了。
但這次在萬維這裡重新貼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原來還挺有爭論的呢。你問起來，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在《“水旱蝗湯，河南四荒”——歷史上農民反抗行為的饑荒動力學分析》（載《學習時報》2004年12月6日）中這麼分析：
……當地流傳的“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八字民謠，其中之一的“湯”，當代治史者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與抗戰期間駐紮此地的國民黨軍隊的首領湯恩伯直接劃上等號。……上一世紀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一書中曾經提及：
“河南人民叫土匪為‘老湯’，不知是什麼意思，他們提起了‘老湯’，就談虎色變。” 由此看來，上述民謠中的“湯”字，其實很可能就是“老湯”，原意指的是土匪，而且早在抗戰以前，這一民謠大概就已經廣泛流傳，它所揭示的本是水、旱、蝗等自然災害與土匪活動之間的關聯。
文章還說，從語源學的角度來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湯”，也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因為晚清民國年間，在土匪活動最頻繁的豫西南山區，常年流動着一支數量相當龐大的青年農民打工隊伍，每到冬日的農閒季節，則應募從事梯田、溝渠等農田灌溉工程的修理、養護工作。這些人在當地被稱做“蹚匠”。一旦工作減少，無所事事，成隊的蹚匠極易變成杆匪，以致兩者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所以在在魯山的方言裡，土匪統稱“蹚將”。同音諧轉，也就成了“湯”。
《民國匪禍錄》（民國春秋叢書，蘇遼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豫鄂軍追殲老洋人》：豫西土匪自稱“蹚將”，當土匪稱“蹚”，似從下河蹚水轉化而來。
姚雪垠的小說《長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帶的土匪稱做“蹚將”（姚雪垠熟悉這一帶的方言）。《李自成》第一卷第24章的註解中說：蹚——動詞，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螳光棍”，高級一點叫做“蹚紳士”，土匪又稱做“蹚將”。
春秋網上一位名叫“老胡”的作者，在上述考察的基礎上又認為：夏明方的觀點實際來自英國Phli·Bilingsiey著《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三章。
“老胡”說，古籍《周書》中有一句“天有四殃，水旱饑荒。”
這個民謠顯然仿照這個句式形成的。這個民謠也有版本為“河南四殃，水旱蝗湯”，當為最初版本，民間流傳之中逐漸轉化成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湯”。
但老胡認為：“抗戰中，該民謠毫無疑問是變成了專指荼毒百姓的湯恩伯部隊”。老胡舉出的例證有：《宋任窮回憶錄》、孫曉村在《我的回憶》。尤其是1944年11月18日，八路軍南下支隊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訴大家——南征途中對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員的講話》中提到：“河南老百姓說得好，河南有四荒：水、旱、蝗、湯， 湯就是湯恩伯的兵災。老百姓恨湯恩伯猶如恨蝗蟲一樣，湯恩伯的軍隊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搞光，日本實行‘三光’政策，湯恩伯也是如此。”
老胡還說，湯恩伯部的軍紀敗壞，國軍方面的記錄也有不少。例如《李宗仁回憶錄》提到：“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後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據我所知，這並不是對湯軍過分誣衊之辭。”
但近年來，有文章反駁上述針對湯恩伯的觀點，例如網易刊出署名“空氣”的《“水旱蝗湯”：對國軍湯恩伯部的不實之詞》。
不管怎樣，你家鄉的“湯蔣”，看來與這些資料中所說的“蹚匠”“蹚將”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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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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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9:3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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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饑荒餓死三百萬人，我以前只是聽說過，並不知道詳情，看了此文後對那段歷史才有了較清晰的了解。
讚賞樓主的寫作態度。一個有良知的作者的基本素質就應該是客觀公正，不因人因黨廢言，也不因人因黨興言，作者告訴讀者的事情應該能夠經得起歷史事實的檢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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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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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7:2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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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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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1 06:4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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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不幸的是，美國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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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苑夢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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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7-30 21: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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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高介紹這段歷史。小時候在家鄉聽老人說起湯恩伯，都是恨得牙痒痒的。俺老家有一個詞叫做“湯蔣”（我搞不清楚是“蔣”還是“將”），壞得很，大概就是湯恩伯軍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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