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的勤奮和人品贏得了廣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電視台曾派攝製組去牛津大學拍攝中國學子的故事。當攝製組聽到張煒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淚下，寧願片子通不過審查，也要拍下張煒的鏡頭。“即便不考慮張煒過去的經歷，單是北大學士、哈佛碩士和牛津博士這中美英最好大學的學位，張煒就是一個人物。”
◆高伐林
（續上篇）從體制內破門而出
1989年5月19日，張煒聽到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等人關於戒嚴的決定，內心的幻滅和悲憤之情難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後，34歲的天津市經貿委主任、外事辦主任、市委外經外事工委書記張煒，寫下了這樣一份辭職聲明：
“我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群眾，我不贊成李鵬的講話，現在執行我的職務和忠於人民發生了矛盾，我只能選擇後者，因此，我請求辭去我的職務。”
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自己為之獻身的黨，怎麼竟會到了這樣不講道義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從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轅北轍。而且，他判斷這是對改革的全面清算，這個黨走到了這一步，還能更新、還能改革、還能擔負起無數次宣稱自己被賦予的使命嗎？他覺得無法對之抱一絲一毫的幻想。自己作為改革派一員，需要權力是要用來推進改革和民主，黨已經拋棄改革和民主了，我還要這權力幹嘛？
“……心裡也不是沒有一點這樣的希望：我的行為，能激勵共產黨的幹部更多一點正義感——現在看，自己的想法還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沒有這一條，前面幾條也足夠我辭職了。”
沒過幾天，“六四”槍聲大作，更讓他震驚、悲憤。張煒驅車來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大學同窗吳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議。
他能做的只有這麼多。做了這麼多，使張煒這個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我問：你那時是相當高級別的領導幹部，比我們有更多內部信息來源，是否聽到一些關於中共領導層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趙紫陽反對強硬對待學生運動，但意見被否決嗎？
張煒回答：一點兒都不知道。學生抗議運動起來之後，我跟北京沒有任何聯絡。辭職、寫信完全是我激於義憤的自主的道義行為。“他們懷疑我背後有人指使，後來為這個追查了很長時間，但查去查來找不到憑據——根本就沒有人指使我麼！”
我繼續追問：你是怎麼權衡的呢——留在體制內的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當然會受到很大折磨，但是為了能推進改革事業，是否就應該付出忍辱負重的代價？當時和現在肯定都有很多人會這麼說：張煒要不辭職，在改革開放中能夠作出多少貢獻！
張煒笑答：能作出這種貢獻的人，不在於我一個人——說實話，我知道很多人會有這種權衡，我也不認為沒有辭職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擔當這種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張煒。但趕在那種關頭敢於辭職，表明一種道義勇氣，同時也可能給別人一種激勵、一種提醒——能起這種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意味著更高層次的需求麼？
張煒對那些為他可惜的朋友說：“這個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絕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沒有達到我的位置，但他們的能力、見識比我強得多。還可惜什麼呢！”“我不認為什麼東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一定是屬於誰的。”
張煒剖析自己說：自己那時還是一個相當單純的青年人，對於政治的複雜、骯髒、妥協與博弈，並沒有太多認識，對於“政治”與“理想”也沒有分得很清楚——以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現在的許多年輕人那麼會算計……
我問：你當時對後果怎麼評估呢？在這麼重要的歷史關頭聲明辭職，這不就像捅了馬蜂窩？
張煒回答：我當時最壞的估計是會抓我。我這個級別的幹部，沒有那個資格和能耐“分裂黨”，所以給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動亂”。當時有極少數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負責人沒有同意這樣做。當有人提出來要把我抓起來時，天津市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沒有點頭——他甚至堅持對我不“撤職”，而是“免職”：“撤職”是處分，“免職”則是我辭職、組織上批準的一種正常手續。這實際上是對我的保護。
不過，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張煒仍然被宣布“監視居住”達兩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時在門口，我出外他們也都跟着。他們還趁我出門的時候，自己拿鑰匙開了門來搜查。”打電話，不用說也是有第三隻豎起來的耳朵的。
他介紹說，審查的重點是他與“動亂者”之間的關係，另外，查他辭職有沒有“後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負責人支持他辭職？中央這些人原來對張煒一直是比較欣賞的麼。實際上清查者搞的還是順藤摸瓜的把戲，想借張煒這件事來找到攻擊所謂“後台”的炮彈。
張煒說：調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負責人（指胡啟立——高注），實際上對我一直是嚴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與我的關係非常單純，遠不像現在一些上下級那樣庸俗。我從來就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公事談公事，沒有公事就不見；不叫不到，不去主動找他，絕不會去找他談個人的事，更不會送一分錢的禮。
張煒被免職後，當局令他到工廠去。“這其實是我的本意，我畢業之後就要求到基層去，但這個時候我不接受懲罰：我辭職了麼，應該我自己來找工作！哈哈……這說明我還是有書生氣。”
他要求回開發區去從事研究，當局不同意，僵在那兒了。張煒說，“六四”之後被鄧小平點將上調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負責人（指李瑞環——高注），有次回天津來視察，張煒通過市委秘書長李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向他轉達要去搞研究的願望。這位負責人很痛快便答應了，還直接給天津社科院院長王輝打了個電話，王輝是張煒以前在市政府辦公廳工作時的老上級，馬上打電話給張煒，要他將人事關係轉過去。“天津要整我的人並不知道這個情況，他們納悶：要張煒下工廠，他怎麼還不去？一查，說我的人事關係轉到天津社科院了！他們氣壞了，去責問王輝。但是一聽說這麼個背景，只好不吭聲了。不過，我實際上也沒有去社科院上班——監視居住麼。”
張煒（左）與前來英國進行學術訪問的北京大學老同學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前合影。（張煒提供）
用另一種方式關注祖國
帶孩子出國治病以後，一邊為孩子求醫，一邊聯繫學校讀書。很快，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都錄取了他。張煒決定，先到哈佛讀公共管理的碩士，向牛津那邊申請推遲一年入學。他解釋說：“我的英文和數學基礎比較差，年齡畢竟也大了些，我離開北大、遠離學術那麼多年麼，我的托福成績並不理想，只考了553分，聽起課來還是很吃力。而讀這個專業的碩士，課程選擇餘地比較大，而且對數學的要求比正規的經濟學專業稍低，可以作為一個過渡。”
除了讀書就是給孩子治病，苦讀一年加一夏，張煒拿到了碩士學位。1995年，他帶著孩子去英國牛津大學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五年之後得到了學位，被劍橋大學聘用。張煒謙虛地說：“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機會，正好當時劍橋開放這個職位麼，我運氣比較好，趕上了。”
但運氣，只青睞那些準備好的人。王軍濤曾經寫過：在牛津大學，張煒的勤奮和人品贏得了廣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電視台曾派攝製組去牛津大學拍攝中國學子的故事。當攝製組成員聽到張煒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淚下，寧願片子通不過審查，也要拍下張煒的鏡頭。王軍濤說：“即便不考慮張煒過去的經歷，單是北大學士、哈佛碩士和牛津博士這中美英三國最好大學的學位，張煒就是一個人物。”
我問：鑑於目前中國的局勢，讓你回國發揮專業才能的機會相當渺茫，你堅持讀經濟有什麼考慮嗎？
張煒回答：“我本來就對經濟感興趣，本科讀經濟，畢業後搞經濟，主要關注領域是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從實際事務中得到的經驗使我再回到學術殿堂來鑽研經濟相對容易，回不了國也可以搞研究。不讓我為中國做事，就做研究、寫書。”
張煒在劍橋對本科和研究生開兩門課：“中國經濟”和“經濟轉型理論”，還帶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生。
2002年，他在劍橋大學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張煒介紹說：我從哈佛到牛津後，感覺英國對中國的研究比較弱，一直想盡我的能力來促進一下。這個心願得到關心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莫里斯和另一位專研中國唐代政治、法律、官職的學者麥大維（這是他的中文名字，實際上他是地道的英國紳士）這兩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來了，莫里斯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張煒當主任。
1996年榮獲諾貝爾經濟獎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是劍橋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他在經濟學領域的主要貢獻是對於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激勵制度的研究，還因解決了最優稅收制度問題而聞名於世。而麥大維（David McMullen），是劍橋亞非學院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他們都經常應邀到中國去講學、交流。
“是啊，他們英國學者可以經常去中國，但是我這個中國學者卻不被允許回國。”張煒說起這一點，一臉無奈。
我吃驚不小：真的？你是留學出來的，為什麼不讓你回國？你嘗試回去過嗎？
張煒說：“嘗試過啊，被趕出來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朝鮮政府邀請劍橋大學派一個小型代表團去考察，我也參加了。英國到北朝鮮必須到北京轉機，而且基本上所有歐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朝鮮的飛機是上午起飛，所以我們必須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國護照麼，所以我也就理直氣壯地登上了飛機。但是到了北京，將我攔住了，讓我飛回倫敦……”
他們給你出示什麼理由呢？
“他們需要給我理由嗎？”攔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氣地請張煒理解，這是“上面的意思”。幾個小時盤問後，他被兩人“陪同”上了即將返航的飛機。面對滿艙乘客驚訝的目光，張煒索性來了場即興演說，對當局不讓自己一個學者為學術活動在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國籍所在國過境停留一夜，表示質疑和抗議。他講完後，機艙里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讓那兩人尷尬不已。
對中國當局某些人的思維邏輯早就瞭如指掌的張煒，分析說：不讓我回國，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懲罰你的不馴服；第二是擔心你攪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國問題嘛，封殺你的空間。不讓你回去，你研究什麼？——其實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國人知道的多多了，怎麼封殺得了？
雖然當局不讓自己回國，但張煒儘量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響。中心請國內經濟學者和官員前來英國劍橋進行交流，像厲以寧、茅于軾、周其仁……還有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都請來過，與英國同行對話交流。中心還組織關於中國的學術討論，像去年就搞了一個國際討論會，請來了日本、美國、法國、加拿大的學者。“我們希望研究中國的學者知道到哪裡找到同行來切磋。現在，英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知道找到我們這裡來討論問題了。”
我問：“你們現在的經費從哪裡籌措？”
“我出面募捐，到處找人化緣啊，企業，個人，機構……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國很著名的企業家支持。”
張煒本人現在鑽研的課題，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地區之間的差異”。都不僅指中國，也涵蓋其它國家的增長動力和地區差異，“當然，我更多地還是關注中國。”
張煒在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中曾經寫下過這樣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劇的根源”——他習慣於尊崇黨性，而“所謂的黨性，在大多數共產黨員那裡，其實只不過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意志的代名詞而已”。“因此，當這個最高領導人誤入歧途的時候，人民性和黨性就不可避免的發生衝突。胡耀邦是一個老老實實做人的共產黨人，在這樣的衝突面前，他希望選擇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個黨的強大官僚機器卻要強迫他尊崇所謂的黨性。他忠於人民，又不想與這個他為之終身奮鬥的黨決裂。”
張煒也曾經面臨這種悲劇性衝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與許多同時代的人已經走出了這一悲劇。
（2006年9月）
張煒（右一）與他帶的部分研究生，和劍橋東亞研究所所長麥大維教授（右四）合影。（張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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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
張煒發言摘錄
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博士，於2006年8月下旬來美國新澤西，參加中、美、歐學者關於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轉型的研討會，他的發言摘要《中國的宏觀調控和主流經濟學家的困境》，曾刊載在當時多維旗下的各個媒體：多維網、《多維月刊》、《多維時報》。這裡我整理、摘錄的是他在跟其他與會者爭論駁難中的部分見解。
▲中國的危機是否迫在眉睫？我認同諸位對中國嚴重問題的描述，也深知環境、資源的約束，但我認為中國畢竟是大國，迴旋餘地很大。當局的統治有很多危機，但是仍然有一定化解能力，所以我不認為會有立即的變化。
但到下一代成為社會主體的時候會發生變化。有兩個因素在中國未來會很重要：
一個是鎮壓的效應會衰退。現在為什麼人們不反抗？因為人們知道反抗會遭到鎮壓；當局為什麼不讓步？因為知道一讓步，民眾就要“蹬鼻子上臉”。但是這種效應會逐漸衰退。什麼時候起質變呢？我寄希望於六十年代末以後出身的人。
多年的經濟改革，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一些實惠。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文革”，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生活比文革時期好多了。應該承認，除了對鎮壓的恐懼，改革所帶來的實惠也使得民眾對現實中的許多腐敗現象有較大的容忍性。比我們年齡更老的一代，他們經歷過戰亂，更有縱向比較，更怕戰亂。但是，下一代年輕人不管這些了，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縱向比較了。1970年出生的，現在已經36歲，再過十來年，他們就成了社會中堅，天下就是他們的了。屆時，普通民眾的不滿會增長，容忍性會降低；下一代人的生長環境使個性得到發揮伸展，人性的東西更成長，不像我們這一代人的人性泯滅了不少——我小時候父親瞪我一眼，我會害怕，你現在瞪你的兒子試試！
再一個：當局再對學生開槍，不見得下得了手了。他們也弱了——李鵬比鄧小平更弱，胡錦濤比李鵬更弱——他不敢殺。
▲中國變化將會是“看東不看西”。中國政府煽動民主主義情緒，反對西方的進步思想。這一招現在看來似乎還很成功。政府對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控制也很嚴格。但是，問題可能會出在他們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認為東歐未來十年的變化將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政府有意誇大東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困難，藉以嚇唬中國民眾，作為維持一黨專政的一個藉口。現在，東歐國家不僅基本完成了政治體制的民主轉型，根除了政治上產生大的風波的可能性；他們的經濟恢復也初見成效，並逐步走上了穩定成長的軌道。我對東歐的進一步發展十分樂觀。
反觀中國，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如果經濟放緩甚至停滯，中國人就會對東歐的政治、經濟並舉的改革模式重新進行評價。一個長期穩定和發展的東歐與一個動盪、腐敗、經濟無法持續增長的中國的對比，就會使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重新思考究竟那種模式更好，就會拋棄一些人正在鼓吹的所謂“北京共識”。
▲在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和國際戰略研究所聯合召開的一次講演會上，北大教授朱峰舉了很多例子說中國是守法的國家，對國際社會沒有威脅。我說：沒錯，現在中國在國際上還算是守法；但是看一個政府是否真心實意地守法，不能光看它在國際上是否守法，還要看它在國內是否守法；不僅要看它在力量不足的時候是否守法，還要看它在強大的時候是否守法。中國政府在國內“無法無天”，這說明它在國際上守法是被迫的、是權宜之計。這樣的政府一旦強大，沒有了制約，在國際上也會無法無天。這個問題不解決，最終將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就像當年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給本國人民帶來災難一樣。
▲有人指責中國說，消耗了世界多少資源、抬高了市場價格。我要為中國辯護，這些指責是擺不到檯面上的。中國消耗這些東西有其合理性。很簡單，中國人口多嘛，你要看中國人均消耗水平嘛。而且，中國是花錢買的嘛，不是講自由平等嗎？你買可以，中國買就不行？抬高了價格，我願意嘛！過去你買那麼多，我沒有說你，現在我買，怎麼就要指責我？世界上其他國家以此為理由批評中國，缺乏合法性。
▲“增長”是流量的概念，不是存量的概念。英國、法國現在增長率很低，論人均國民收入的絕對水平，已經沒有一些東亞新興國家高了。但是英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還是東亞新興國家遠遠比不上的。因為他們存量較高。
還有一個質量問題。現在長安街上已經炸掉五十年代的建築了，像（建國十周年時蓋的）“十大建築”中的工會大樓等。但是英國、法國，幾百年前蓋的房子，現在還好好的，還在使用，這就是存量。他們今天的老百姓，還能享受過去幾個世紀的流量轉為存量的好處。而中國的質量比較低，不能同樣享受。
▲中國財富增長的分配不合理，不僅表現在對同一時段的不同人群之間不合理，對社會形成威脅；而且也表現在代際分配上不合理。為什麼這麼說？
這一代人的成長與前一代人的犧牲是很有關係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國家按照當時的人力資本、資源條件、經濟結構，採取強制積累的方式，令當時那一代人作出犧牲，雖然這種犧牲並沒有造成多少存量，但是創造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增長的前提，成就了後來的一代人。沒有過去人為造成的城鄉分割的制度，強制的剪刀差，對農民超經濟的強迫，現在中國能靠這麼大規模的便宜勞動力向國際擴張嗎？
這一代人享受了上一代人的東西，如果在八十年代就實行一種均衡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話，中國的社會矛盾會小一點，增長的速度會低一點，但是不致於從領導到下面都憂心忡忡。
從另一方面看，這一代“超享受”，剝奪了下一代——有顯性的剝奪，像破壞資源，瘋狂掠奪性開採煤礦、亂砍濫伐森林、污染江河，等等，你砍一棵樹，下一代就少一棵樹；你污染一條河，下一代就少一條乾淨的河；本來一座煤礦儲量是一定的，將好采的采完，東挖一個坑，西打一口井，本來可以出一百萬噸的，我挖了25萬噸就廢掉了——要算成本，應該將破壞掉的都算進成本。這就遠遠超出產出！
還有經濟學家稱作的“隱性剝奪”：這一代本來有條件改變所有制、進行社會變革的，這一代人的增長速度就會慢一點，福利低一點，但是給後人創造了更多平穩發展的社會環境條件，且不談民主本來是人性本來的訴求。但是這一代就是拖著不干，就剝奪了下一代人平穩發展的社會環境條件。
1996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劍橋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支持張煒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出任該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他經常應邀到中國去講學、交流，受到中國學生熱烈歡迎。（轉自北工大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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