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死後34年來，至今很多民眾仍然崇敬毛澤東。陳小雅認為，這並不能用“洗腦”來解釋。“毛熱”具有以毒攻毒的意義，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之前，在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惡勢力沒有被制衡的情況下，老百姓不能沒有自我保護的工具，打毛的旗號維護自己的利益是本質
◆陳小雅／高伐林
（續上篇）還原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
陳小雅：前人的研究對我都有啟發。俗話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如果說，我自認為還有必要寫這本書，而不算多餘的話，只不過是我想把一個“機械”的毛澤東，一個舊式研究中的“政治人”，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一個生活在我這片土地上，大家一看就覺得似曾相識的毛澤東。我想把毛澤東的“魂”還給他，把毛澤東的“神”還給他，而不是把他披上虎皮或癩蛤蟆皮就算了。毛澤東曾經把我變為一個沒有思想、沒有個性、沒有感情和人性，甚至沒有性別的“機械人”，但我要用我的復活，來為毛畫一幅像送給他，作為我對此生的回報。
高：你通過什麼方式才能把一個“機械人”變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陳：一個活生生的人，是有成長過程的，而且他的成長是受周圍物質文化條件制約的。比如我在本書中提出的“毛澤東的第一桶金”問題，相信每個不富裕家庭的孩子都碰到過，但得沒得到過一筆來路不正的“橫財”，我相信對他們今後的道路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不僅在經濟境遇上，在精神素質上也會產生很大影響。比如你做一件善事，這件善事就會成為你人格的一部分，佛教講究修行，不是要你做表面文章，而是它真的對你的身心有益；你做一件壞事，一件苟且的事，你的人格也會得到部分的扭曲。從這個意義上說，“心理歷史學”的創立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它還沒有成熟，或發展出引人注目的成果。又比如，人與人的關係是互動的，不會存在一方的絕對無理和另一方的絕對清白，除非你面對的是一個偏執狂、一個精神病患者。這幾乎是常識。但一個人被一種野心驅動時所表現出的占有欲、控制欲、擴張欲，與一個處在收縮狀態或心平氣和過日子的人是不同的，而只要確證了這一點，基本就斷出了是非……我想，這大概就是“活生生的人”，比“機械人”更難描述和評價，而研究起來也更有意思的原因吧！
也就是說，對於“活生生的人”，你要不斷地注意“變量”；而“機械人”是沒有變量的，只要看看尺寸合適，貼上標籤就完事了。
北京學者陳小雅。我2005年跟陳小雅作了這次長篇書面漫談，一年多後才在北京第一次見面，我拍下這張照片。
毛是否越到晚年越背離“水滸精神”
高：你從毛澤東與《水滸》的關係入手來分析毛的心理、性格，別具慧眼。但是《水滸》強調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一個“義”字，而毛澤東，我們知道越到晚期越孤獨。你怎麼解釋他這種與“水滸精神”相背離的現象？
陳：我非常感謝你提這個問題，也是給我一個解釋的機會。我認為，任何用於比喻的外在事物，都不可能與主體完全重合。但我肯定是做得不夠周到。我可能應該強調一下：道統的繼承，不是文化精神的繼承。前者是政治範疇的事物，後者是文化範疇的事物。給我寫序的王鵬令博士，批評我過分強調《水滸》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意義，恐怕也是出於和你的同感。
毛從青年時代起，就已經確立起“自我中心”的世界觀，這在他的《倫理學原理》讀書筆記（又稱《心之力》）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這種世界觀、人生觀與《水滸》所表現的“江湖倫理”，完全是對立的。《水滸》描述的是江湖上的故事，但又不是完全的江湖，它是“理想化”了的江湖。我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輯大辭典·政治學》中，介紹了兩本研究中國民間政治的專著：一本是陶成章的《教會源流考》，一本是蔡少卿的《中國秘密社會》。這裡所說的“教會”不是基督教的那個教會，而是“教門”和“會黨”的合稱。事實上，中國在有現代政黨之前，除了幾大宗教是“非政府組織”外，民間存在的就是教門和會黨。近代中國的教門，始於元朝；會黨始於清朝。他們都是國家破碎時民間自組織的產物。教門和會黨的出現，都與民族主義有關。所以我說，小說家的“玻璃飛沙”理論，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深厚民間自組織傳統的社會，幾乎沒有演示的可能。
它們的地域分布、內部結構和運作方式有什麼不同呢？一般來說，教門的活動地域在北方，而會黨的活動地域在南方。教門的大派鼻祖是白蓮教（又稱“紅巾”），發源於荊襄。朱元璋依靠紅巾軍起義建立王朝以後，白蓮教也在民間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我在《中國“牛仔”》一書中，曾經提到毛澤東的祖源，就在離荊襄不遠的原陽，毛太華曾經參加“紅巾軍”——這裡其實就埋下了一條研究的線索，誰能夠做出這個題目，肯定是博士無疑！以後的“聞香教”、“八卦教”、“在禮教”，都是從白蓮教演變而來的。而會黨的大派鼻祖是天地會（又稱“洪門”），發源於閩浙，毛澤東的祖上在浙江也逗留過。“三點會”、“三合會”、“哥老會”、“青紅幫”，都是從這個組織中生長出來的。
北方的教門與南方的會黨
教門主要靠神權迷信維繫。《水滸》中宋江要托“九天玄女”的密札來確定自己的領導地位，和鼓吹“天才論”樹立毛的權威沒什麼兩樣。而且教門裡的等級制度比較森嚴，是一種很“專制”的民間組織。金庸的《鹿鼎記》對此有些反映。有金庸的讀者看出，書中那個“洪教主”不就是毛澤東嗎？其實換句話說，毛澤東是後代的“洪（紅）教主”。《水滸》小說產生的初期，也就是白蓮教產生的初期，這種民間政治組織的發育還不明顯，所以哥們義氣還比較重，但到了小說成熟的時代，宋江已經可以命令弟兄們喝下毒酒，這已經顯現“教門”的猙獰面目了。
南方的天地會是反清民間政治組織，更重視江湖義氣一些，也有一些“共和”的氣象，所以孫中山起事，很借重這股力量。但由會黨發展起來的“太平天國”，一旦坐上龍庭就變質。這並不是李自成才有、也不是洪秀全才有的悲劇。毛澤東所處時代，是一個不新不舊的時代，他和他的同代人的人生軌跡，以及與黨內其它派系的關係，有很多是不合現代政黨規範的，毛澤東本人基本也遵循這同一發展的方向。所以，我近年來比較重視“規則”、“規範”的建立。但我的研究都是初級的，我希望有人站在我的肩上繼續向上。
高：中國“教會”的這種分布，與中國近現代史有什麼關係嗎？
陳：太有關係了。一般來說，北方黨（教門）比較難於聯絡，成員思想比較保守，但保守秘密，易於統一指揮，就是說，它有整合的便利。一旦得其襄助，便會為你效死力。這和北方人的性格很相似。大概是由於天氣寒冷，人們喜歡扎堆取暖的緣故。南方黨（會黨）成員思想比較活躍，追求平等，所以組織發展很快。但它們很容易鬧“山頭主義”，內訌、叛變之事時有發生。這與南方人的性格也很相似。大概與天氣炎熱，人們需要各自涼快有關係。用這個思路去考察共產黨、國民黨，為什麼都是從南方興起，在北方取得成功，蔣介石為什麼始終不能整合“桂系”，就很好理解了。而且我認為，蔣的失敗，其實不是對共產黨的失敗。他的關鍵性失敗是內部整合失敗——他沒有成功的處理與桂系的關係——這都是能出博士的題目！對於如何任用南方人、北方人，應如何與南方人、北方人打交道，也可以由此得出一些啟示。但是，這千萬不能視作教條。
中國當局精心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中國民眾崇敬毛澤東是否“洗腦的結果”？
高：毛澤東死後中國幾度掀起“毛澤東熱”，至今為數相當不少的民眾仍然崇敬毛澤東。張戎對這種現象解釋為是“中國人被洗腦的結果”。你認為呢？
陳：我認為，“崇敬”毛，是一種表面現象；打毛的旗號維護自己的利益則是本質。被“洗腦”的問題肯定也是存在的，比如我就是一個典型。但我的體會是，“洗腦”一事，對於不同的人，意義和效果是不一樣的。比如一個靠信仰、靠價值追求支撐全部生命的人，被“洗腦”的後果是嚴重的；而一個平凡的體力勞動者，生命、生活和追求的動力完全是另一些很樸實的東西，毛澤東政治攻勢的洪水對他們來說，猶如“水過鴨背”。這後一部分人，無論何時，在中國都是占大多數的。
據我的觀察，我的同胞們在政治思維和行為方式上有一個特點，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也是一致的，就是善於“微調”——注重每一個細節和時間段的平衡。一無所有時，他們很容易扯旗造反；一旦籃子裡有了幾個雞蛋，首先是護雞蛋要緊；儘管他們一肚子意見，但他們不和強大的東西公開作對，而是喜歡搞“暗渡陳倉”——腐蝕你、軟化你，最後實際上拋棄了你，還給你“面子”——依然打你的旗號。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是誰？不是鄧小平，而是農民的消極怠工。他們即使是被“洗腦”，也不會“洗”到算不清自家的那本賬。如果農民不消極怠工，工人不消極怠工，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反毛的底氣從哪裡來？鄧小平搞改革的依據是什麼？不就是他們要反映民間欲望嗎？最近，在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黃金時間播出的三十多集連續劇《如此多嬌》，那個貪腐分子簡直就是毛的縮影，從語言、做派，生活經歷——包括兒子參加抗美援朝，最後犧牲；出了兩爐廢鋼；被老婆甩了以後找個“唱戲的”人民群眾進行“聯繫”，最後也是“孤家寡人”——都在影射毛。而且他所有的鏡頭，都是以毛像為背景的，沒有人看不懂這個安排的意義。
基於上面的觀察， 2001年《亞洲周刊》的江迅就“毛澤東熱”問題採訪我之後，我就寫了《俯瞰毛熱第三波》。
俯瞰毛熱第三波
高：這“三波”是怎樣劃分的呢？
陳：在毛去世以後的，最早把毛澤東再次請上“神壇”的，並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車司機。他們掛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們的眼裡，毛一生大起大落，兇險無數，仇家如蟻；自家人損之八九，同道也皆無好下場；但他居然得以壽終，死在自己的病床上，從迷信的眼光看，實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運。而方今民眾，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勵下，折衝商海，在官商巨輪的夾縫邊拾得少許魚蝦，便心懷僥倖，患得患失，期待未來，有一個“守護神”來保佑他們發財。而毛，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因此，他們對毛的“崇仰”，實質是下層既得利益人眾企圖維持現狀的一種精神寄託。我把這個浪潮定為所謂“毛熱”的“第一波”。
高：九十年代初期也出現過一波“毛熱”，它與第一波有何不同？
陳：九十年代初期的“毛熱”，較之此前的一波，性質有了極大的變化。它的出現，和那時的“武俠熱”、“軍事題材熱”、“傳統文化熱”一樣，帶有嚴重的政治色彩。作為一種大眾情緒的寄託，它們對於當時的“主旋律”，既不反對也不配合，體現出人們用“不作為”進行“消極抵抗”的特點。進而以懷念前朝為藉口，曲折發泄對當朝的不滿。其目標雖然閃爍迷離，但意識指向，總是圍繞著那個無論從感情、還是從理性上來說，都解不開的“六四情結”。此處表現的對毛的“崇仰”，實質是廣大民眾與當朝者精神分離的象徵。我把這個浪潮定為“毛熱”的“第二波”。
高：最近的這波“毛熱”有什麼背景呢？
陳：自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1993年）到他逝世25周年（2001年）“忌日”，這期間發生的一波“毛熱”，與同時發生在知識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則具有相重疊的歷史內涵。它們都是以當前社會“分配不公”現象為背景，企圖對急劇轉型中的社會現實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而如果說，理論上的爭論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話，那麼，由大眾文化呈現出來的圖景，則是它的情感表達。此時的毛澤東，與歷次運動——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鍾馗”形象毫無二致，不過這次反映的卻是利益被損害階層的呼聲。我把它定為“毛熱”的“第三波”。
高：看來，所謂“毛熱”並不是簡單的毛澤東的文化復辟，而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的。這是否就是你說的，讓民間把毛作為“小神”保留的意義？
陳：是的。以毒攻毒的意義。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民眾沒有法制保護。在惡勢力——權力與資本結合的勢力沒有制衡的情況下，老百姓不能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和工具。
如果我的“三波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那麼，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作為大眾文化表現的“毛熱”和對歷史負責的理性“評毛”，是存在天然距離的。前者直接地反映著社會現實的問題，是社會的“晴雨表”，是一切政治家與政治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徵候；後者凝聚著對文明的反思，是知識分子不因氣象變遷而轉移的航程。這就是說，我們既不能因“毛熱”的群眾性，而喪失對“極左專制”復辟的警惕；也不必因“評毛”的艱巨性，而忽視新“財政－暴力集團”的“極右專制”的可能。（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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