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金（2）：语言体现了移民的挣扎-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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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哈金（2）：语言体现了移民的挣扎	2010-10-27 14:54:13


	与哈金前几本书出版后赞誉蜂起有所不同，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界出现一些非议。但哈金在答覆媒体采访时说：《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超过他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等待》，也超过他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十本好书的《战废品》。我问：“最好”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 ◆高伐林（续上篇）中国故事到美国故事　　当然，让哈金感慨的只是朱老板写诗、不放弃精神寄托这一点，朱老板在诗中展现的那种去国怀乡、世事沧桑的情结，却正是哈金在小说的构思孕育过程中，越来越明晰地要超越、要扬弃的。　　我问哈金：《战废品》以后，人们关注你的转型——从叙述早年在中国的故事转到讲述近年在美国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人物身份、背景转换吧？　　哈金说，是的，与以前的书确实有不同，这有两个层次。第一层，场景不一样，人物不一样，新著的故事都发生在美国，对于英文读者来讲，离得这么近，他们对书中所写的生活很清楚，这对作品真实性的要求就更严格了。大概这也是人们错以为这是我的自传的原因之一吧：为什么人物的行踪与我有些相似，很多细节与我自己的生活比较接近？因为我必须写我熟悉的地方，像波士顿、亚特兰大，我自己亲眼见到过才有把握不会失真。我还多次到书中写到的地方实地探访，我过去并没有在纽约打过工，甚至没有在纽约长住，但是纽约是流亡和移民中心，小说主人公必须来到纽约，才能结识各色人等，这样我就去了纽约好多次，详细观察纽约的环境、街道、车辆；书中写到著名的爱荷华大学写作间，我也真到爱荷华大学去了一趟，去实地观察和感受，连房子是平顶还是尖顶都不能搞错。　　小说的主人公当过餐馆老板，餐馆更是哈金关注的重点。他告诉我，他在美国餐馆干过活，但没有在中餐馆打过工，“主要是因为不会说广东话”。在乔治亚教书时，去过好多餐馆，主要是小餐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餐馆。“乔治亚和佛罗里达有些餐馆，厨房是开放式，与餐厅连在一起不分开，可以看到厨师怎么样做。我就从餐厅里仔细观察，慢慢积累，看清楚他们的程序：帮厨的怎样把原料和佐料放到一个个小碗里，大厨做好后怎样放到盘子里……” 　　哈金说，第二个层次，我不可能每件事都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书中有很多细节是根据别人的描述，再加以想象而来。例如这本书最后一部写到武男回中国探亲。我来美国后从没回过大陆，但读过很多回国见闻的文章和图片，能体会到他们回国的感受思绪，关于武男回国时看到到处是垃圾，就来源于我太太丽莎回国的耳闻目睹；靠太太和儿子，我还更广泛地接触到各种层次的美国人，“特别是小孩，如果没有儿子与同学的交往，我从哪里了解得到？” 　　“经常有人问：作品中获得美国大奖的诗人新秀迪克·哈里森的原型是谁？呵呵，这个人完全是我创造的，没有原型。” 　　当然，事实是想象的基础，要有根据地想象、推导——英国作家毛姆说，你不需要吃掉一整只羊，但应该吃一块羊肉，好知道是什么滋味。搜集了再多人的见闻经历，都不能照搬，“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故事有机地串起来”。哈金《自由生活》中文版封面。 “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与《等待》和《战废品》出版后赞誉蜂起有所不同，《自由生活》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界的评价有分歧，出现一些非议。但哈金在答覆《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超过他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等待》，也超过他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十本好书的《战废品》。我问：“最好”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如此斩钉截铁地断言，是否有回应负面批评的意味？　　哈金说，不完全是回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确实比别的书要难写得多：情节上没有大的起伏，只凭日常生活一个一个细节，来描述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本书，光校样我就改了六稿。除了上次你看到的两尺多高一大摞稿纸，后来我反覆修改的稿子又是同样高的一摞。　　再从本书的结构看，一步一步，在艰难环境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在挫折和压抑中寻找缪斯，直到最后，主人公实现精神的升华，用诗来表达——没有几个美国小说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都知道这是多么难。　　哈金在《自由生活》书中描写过主人公武男与妻子入迷地阅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书后附上了主人公的诗篇。有评论指出，哈金的《自由生活》继《日瓦戈医生》之后再次这么做。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是位诗人，而哈金的文学生涯也是从诗歌起步，他在出版小说之前，出版了好几本诗集。　　哈金尤其自信的是这本书在语言上的探索，用语言反映了大部分移民挣扎的过程，“没有别的作家这么做过，”哈金说，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才说“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这本书原稿更长，“编辑要我砍100页，我没砍那么多，但砍了80页。有些情节、有些人物砍掉了。有的很精彩，但不是与主线有机结合，只好砍掉。现在还有人说这本书的篇幅太大，但好多条故事线索，砍了也不行。” 　　其实，美国评论界对这部书的好评也相当多，《Elle》《时尚》等许多杂志都夸奖它“成功”“才华横溢”。这里我们再抄一些：　　“活泼，清澈……哈金对武男日常生活的苦心关注，平静却有力度地给众生相以清楚明确的真实可信性。”（《Time Out New York》）　　“又长又可爱……简单，美丽……（武男）寻求的自由是艺术的自由，比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更彻底，更危险，是哈金本人以有力的结果一向面对的。”（《O：奥普拉杂志》）　　“无所不包……哈金第一部描述所移居国家的小说……充满令人钦佩的丰富故事。”（《西雅图信使邮报》）　　“可爱……了不起。本年度最有力度的小说之一，勾勒出一个在亚特兰大郊外孤独生存的中国移民艺术家丰满的、静悄悄引人入胜的形象。”（《娱乐周刊》，该刊将作品列为A级）　　“引人入胜……积累了现代美国生活的大量细节，表现了一个男人对自由和成功认识的逐渐成熟。”（《大西洋月刊》）　　“让读者放不下手的是哈金捕捉武男寻找，改变生活闪光细节的能力……哈金整个生涯都在冒险，但他又一次证明，他的词典中没有失败一词。”（《基督教观察》）　　“感人至深……引人入胜……《自由生活》的魅力来自它的令人振奋的颠覆性，它对所谓艺术创作最持久神话所进行的温柔颠覆。”（Slate）　　美国桂冠诗人、诗歌编辑、文学评论家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写作，他和作家安·赫尔伯特均提名《自由生活》为2007年最佳图书。平斯基的书评说：“哈金的第一部描写美国生活的书，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把自己变成美国人的故事。但它远比听上去有意思得多：如果这部迷人的作品是一部‘移民小说’，它便改变了这一题材。” 　　今年元月台北国际书展期间，适逢哈金创作并自己翻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集《落地》在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元月27日晚，出版社在一家靠近台大的诚品书店，为他举行签名售书，哈金做了简短发言。旁边女士为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叶美瑶。（高伐林摄）语言体现了移民的挣扎　　我问：在精神价值上你可能比较认同武男；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你最喜欢你笔下的哪个人物？　　哈金毫不犹豫地说：萍萍。从中文看不是很明显，但是从英文来看，她说的那种语法不通的话，很有个性，正是一点不会外语的人初来美国所说的英语。她的精神上始终都很乐观。　　——那么，在在所有作品人物画廊中，你自己认为哪个人物塑造得最满意呢？　　——还是萍萍。在我塑造的所有女性当中，她是最丰满的、最生动的。　　从萍萍的英文半通不通，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语言。语言是哈金这部书探索的重点，也是这部书引起文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和英国有些评论家批评其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文坛名宿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评论哈金这部作品，对其语言也有微辞，认为“累赘”（在哈金与我这次谈话之后，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两次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厄普代克于2009年元月27日去世，享年77岁。他的《兔子四部曲》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过去25年中出版的最佳美国小说”之一）。　　哈金不认为语言是《自由生活》这部长篇小说的“阿喀利斯脚踵”，他在这部作品出平装版时，并没有修改所谓“累赘”之处。哈金认为，自己这样运用语言，是表现移民真实生活的需要：移民来自外国，他们怎么可能一到美国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像武男将“thank you”说成“sank you”，萍萍说“We not open yet”，语音不准，语法不通，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现出这些人物在刚来新大陆这一特定时空的困境。哈金对我举了好几个熟人为例：许多人在祖国、运用母语时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来到异国他乡，处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就变得迟钝、畏缩，甚至封闭。“纳博科夫《普宁》那本书的主题就是移民的语言。主人公是俄国移民，在英语人群中像个傻瓜，但是在母语人群中就好像变了个人。” 　　我记得有人曾半沉痛半调侃地说：当用外语思索和表达时，“智商要减一半”；哈金所用纳博科夫的比喻更为形象：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这对移民的心态和性格产生极大影响。哈金告诉我：纳博科夫从来不接受当面采访，都是用笔来回答记者提问。　　要准确地表现这些人的心态，现成的英语是不够用的，必须自出机杼来创造。“美国人受不了，私下说‘中国人的语言不规范，对英语纯正造成冲击’——但许多词，因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确实没有常见的英文词可以信手拈来。例如‘官迷’，就很难找到对应的英语单词。‘officer seeker’（职位追求者）比较接近，但是没有表达出著迷和疯狂。”哈金只好选择了一个很生僻的词“emplomaniac”——这也许使美国人觉得生硬，但在中国语境中，只有它最准确了。　　不仅如此。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就题为《为外语腔调辩护》（明迪中译，刊于《多维时报》）。他开门见山：“英语的一个独特荣耀是，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是由英语为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所得语的作家所创作的。”哈金指出，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生于波兰）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于俄国）则代表它的高峰。　　这两人走了不同的英语创作路径。哈金说，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由英语字典所界定的语言边界——他不会创造那种会使英语耳朵感到陌生的词句。“在这样一个边界内，他设法写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纳博科夫不同，“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标准英语里，而是经常把这个语言的边界向外推移”。“即使是韦氏词典也没有对他构成一个边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图，因为他会毫不迟疑地创造新字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词典里没有的话”。哈金指出，“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尽管“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这正是外来者对英语做出的贡献。　　对约翰·厄普代克所列举的《自由生活》语言上的“小违规例子”，哈金说，“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么不妥。” 　　哈金告诉我：他接到很多亚裔美国人的电子邮件，他们喜欢《自由生活》，没有一个说这本书不好；但是母语是英文的白人，却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未完待续）　　台湾曾被誉为世界上仅剩的三个最爱读书的国家（地区）之一，另两个是日本和德国。我亲眼所见，传言不虚。图为今年元月台北国际书展上，应邀作为嘉宾的旅美作家哈金与台湾作家马家辉一起举行讲座，听众发言提问十分踊跃。（高伐林摄）　　相关文章：　　专访哈金（1）：为自由愿付出什么代价　　专访哈金（3）：移民面临着三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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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评论

作者：sinorhetor

留言时间：2010-10-28 14:52:15

Please continue writing about Ha Jin. I wrote him to thank him for writing A Free Life. Reading in Chinese about him is a little hard because I have to translate a lot back to English. But I am interested. Thank you for writing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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