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移民面临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其实只是移民精英遇到的三重挑战之一。在中国出生成长的美国华裔作家哈金，走上创作道路后感受最深的是第三重挑战：与居住国的精英之间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威胁
◆高伐林
（续前篇）冲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谈到移民面临的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真能涵盖移民来到美国的不适应吗？
不适应有很多种，“文化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第二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所谓“精英”，与身边大众之间的冲突；
还有第三种冲突，是与居住国的精英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威胁。
这些，都无法用“文化冲突”来一言而蔽之。
我问哈金：你作为移民作家，这三种冲突，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种？
哈金想了想说，第一种，即所谓“文化冲突”，移民生涯刚开头时很强烈，时间长了，就逐渐缓解。
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这也是“文化冲突”的重要内容。哈金的前几本书也涉及这个主题，但是那些故事都发生在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环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却是离开了那个环境，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国度里展开，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
谈起第二种冲突，哈金同意说，大众趣味确实正在低俗化，很多畅销书简直是笑话，而体现民族文化精华、心血结晶的作品，在市场上却竞争不过畅销书。他回忆写《好兵》（Ocean of Words）那年，乔治亚州的作家、写作者们开party，各人把自己的书都拿来陈列，“有人对我说，你写这么本书，谁会买呢！说这话的人一点没有恶意，别人都不买，他就买了一本——他是可怜我。”
学者赵毅衡有篇文章讲“往下笨”（Dumbing Down），批评西方社会的文学水准、艺术趣味都不停地往下掉，“很笨，更笨，极笨”（Dumb，Dumber，Dumbest），影视娱乐和教育“白痴化”。有精神追求的精英，越来越鹤立鸡群，孤立无援。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市场受到严重压缩。哈金也有同感，他说，这种现象“就是同一国度、就是在中国，也常见”。布兰戴斯大学一位读化学博士的同学对他说：你干嘛学文学，我儿子他们将来就不需要文学！——此人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呢。“我刚开始用英文写作时，周围不少朋友就不理我了，看不起嘛！”在哈金看来，这很正常，要有精神追求、文化目标，就得做好被孤立、被讥笑的思想准备。
哈金对《自由生活》修改了N次，一遍遍修改的书稿，堆了几尺高。（高伐林摄）
这种冲突在哈金的图书销售上也体现出来。他的长篇小说英文版卖得最好的是《等待》，“写了爱情故事嘛！而《战废品》基本上没写女性、没写爱情，卖得就不怎么样。”《战废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国文坛上评价很高，但读者不肯掏钱。
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种冲突。“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占了美国本地精英的空间和市场，而且如果用英语写作的外裔作家队伍壮大，那么确实有可能让美国文坛的游戏规则也发生改变。美国文化崇尚创造，美国人也很希望成为作家、艺术家——比中国人这种心态强烈得多。对于中国人挤进这一精神创造领域，他们看得很重。美国人同样嫉妒，同样不愿意看到外来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为这证明了自己无能么。这是人的本性，美国与中国都一样。”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到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及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
哈金的夫人卞丽莎更是快人快语：美国文坛上的倾轧，一点不比中国文坛上缓和。“美国人自己怎么写都行，你是外国人，你这么写就不行。有个词儿，说是150年没人用了，‘他哈金怎么就用了？’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一个美国作家用了。”哈金在一旁笑了：我教书正巧就介绍了那个美国作家用了这个词儿的作品。
中国人说“一言丧邦”，美国文坛倒真可以说“一言丧书”。哈金介绍，美国不像中国有中宣部这类官方机构下指令，但他们有大的媒体，有一套机制来控制：“像《纽约时报》书评，如果你第一本书出来，它给你一个劣评（bad review），你就好几年缓不过气来。我有个黑人作家朋友，第一本书出来得到一个bad review，多年抬不起头。”哈金的一位老师，是个老作家，也因为《纽约时报》对他的书评不佳，书店把他所有的书全部退回来，“八千本呢！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什么也不敢写。”
丽莎说，《时代》周刊这次就给哈金来了一下。哈金导师的儿子是《时代》周刊编辑，他母亲是位小说家，他本人和他弟弟也写小说，但默默无闻，他在许多重要场合批评《自由生活》。
哈金介绍，这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给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林语堂为什么后来离开美国去南洋大学当校长？就是因为美国评论界不给他好脸色。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
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
哈金能够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休假没在，聘我不是他决定的，他就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噎我一句。”系主任跟哈金所在项目的老板不合，这位老板原来在耶鲁教书，出过很多著作，系主任搞不动他，但认为哈金是他的人，就来整哈金出气。
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丽莎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他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哈金苦心琢磨如何让闪现在脑海里很久的人物走出来，他用写作驱走焦虑，也用写作显示实力。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哈金的处境这才大为改观。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也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美国的）南方厉害，当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艾默里大学人文科目就只有我一个亚裔；转到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就多了，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梅塔的总裁是个印度人，他可以被称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诗篇》作者）、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来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种势力”。
《自由生活》献辞：“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一家三口合影。（高伐林摄）
移民作家拥有边缘的独特优势
用移居国语言创作的华人作家怎么定位？这也是哈金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像自己，以及汤婷婷、谭恩美，现在又多了裘小龙、李翊云等等，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到底算中国作家，还是算美国作家？
哈金对我说，中国打开国门，有人出来，就有人用移居国语言来写作。我们这群多少写出点名堂的人，中国不能全都不要了吧？有人说，“这些人不用中文写作，不是中国作家”，竟然一笔全勾销了！但是你看文学史，哪个国家是说得这么武断的？
哈金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也从“外语腔调”引申到移民作家的定位：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共识，用中文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它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哈金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份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为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
哈金再三感叹：中国过去文明悠久，在当今世界上却软实力不强，那么，国家怎么能将这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作家一刀划走？
在创作中奉行现实主义的哈金，看待现实问题更十分现实：“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如果我们对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著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来，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哈金还说：“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他说的是作家，但是，这对所有胸怀抱负的移民，不论电脑工程师、建筑师、餐馆老板、还是律师、会计师，也都有借鉴意义。
哈金的“下一球”
哈金的眼光已经又盯著“下一球”了。在马萨诸塞州山区一条林荫小道尽头的寓所里，他仍然与往常一样埋头著述。《自由生活》英文版和中文版相继问世之后，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阐述关于移民文学的各种话题。他目前正在写关于法拉盛华人移民的短篇小说，已经写了多篇，刊载于《纽约客》等刊物，已经有两篇获得欧·亨利小说奖。全书大概要一两年才能完成。
哈金作品的中文版，都由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大陆只出版了一本《等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哈金介绍，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了出版五本书简体字版的合同，“想先给《光天化日》，结果一拿去就给枪毙了”。我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说过，有的“因人废书”，有的“因书废人”，你算是哪一种呢？哈金无奈地笑了，“都算吧！我说将书里有的篇目拿下来，拿下来也不行。”
说“因人废书”，哈金是有根据的。2004年，他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应聘教授的申请，结果北大没有任何回应。有人评论说，“没有回应”或许“也是一种进步”，北大总不可能对一个在美国好几所名校专门教授英语写作、写了很多获奖作品的著名作家回信说“你不符合资格”吧。“没有回应”，是因为“不便回应”。
哈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1999年获得美国第50届全国图书奖，是第一位华人获得这一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大奖，才在华人中声誉鹊起。九年来，他反反复复地回答过关于他的问题：为什么出国20来年一次都没有回国？为什么他选择用英文而不是中文写作？为什么他不自己翻译成中文，而是委托给别人翻译？……他不唱高调，老老实实解释的次数太多，这里我就不炒现饭了。直到最近，他的回答才有了一丝形而上的意味：“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种冒险，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
关于哈金，有了各种非议，更有了各种赞词：“文学奥运领军人物”，作品“写出文化中国”，是“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时代的镜子”……我也曾经给他奉上过一顶“美国文坛的获奖专业户”的高帽。但是哈金本人，似乎充耳不闻，在这个人迹罕至、野兔、乌鸫和鹿出没的山峦深处，一个劲地写自己的书。（2008年7月）
高伐林附注：上文中提到的两本书后来都出版了：小说集《A Good Fall》（我笑说，中文译名应该就叫“摔得好”），哈金自己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书名译为“落地”，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评论集《The Writer as Migrant》，中文本由明迪翻译，书名为《在他乡写作》，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2003年，哈金到新泽西演讲后与读者交流。（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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