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移民面臨挑戰，人們往往脫口而出“文化衝突”，其實只是移民精英遇到的三重挑戰之一。在中國出生成長的美國華裔作家哈金，走上創作道路後感受最深的是第三重挑戰：與居住國的精英之間的衝突——新來者擠占了原來者的空間和資源，讓他們感到了對其遊戲規則和價值觀念的威脅
◆高伐林
（續前篇）衝突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
談到移民面臨的挑戰，人們往往脫口而出“文化衝突”。“文化衝突”真能涵蓋移民來到美國的不適應嗎？
不適應有很多種，“文化衝突”，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第二種，是有較高文化素養、有強烈精神追求的所謂“精英”，與身邊大眾之間的衝突；
還有第三種衝突，是與居住國的精英的衝突——新來者擠占了原來者的空間和資源，讓他們感到了對其遊戲規則和價值觀念的威脅。
這些，都無法用“文化衝突”來一言而蔽之。
我問哈金：你作為移民作家，這三種衝突，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種？
哈金想了想說，第一種，即所謂“文化衝突”，移民生涯剛開頭時很強烈，時間長了，就逐漸緩解。
個人本位還是集體本位？這也是“文化衝突”的重要內容。哈金的前幾本書也涉及這個主題，但是那些故事都發生在原來那個以國家為本位的環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卻是離開了那個環境，在以個人為本位的新國度里展開，這種衝突就更為明顯。
談起第二種衝突，哈金同意說，大眾趣味確實正在低俗化，很多暢銷書簡直是笑話，而體現民族文化精華、心血結晶的作品，在市場上卻競爭不過暢銷書。他回憶寫《好兵》（Ocean of Words）那年，喬治亞州的作家、寫作者們開party，各人把自己的書都拿來陳列，“有人對我說，你寫這麼本書，誰會買呢！說這話的人一點沒有惡意，別人都不買，他就買了一本——他是可憐我。”
學者趙毅衡有篇文章講“往下笨”（Dumbing Down），批評西方社會的文學水準、藝術趣味都不停地往下掉，“很笨，更笨，極笨”（Dumb，Dumber，Dumbest），影視娛樂和教育“白痴化”。有精神追求的精英，越來越鶴立雞群，孤立無援。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作品，市場受到嚴重壓縮。哈金也有同感，他說，這種現象“就是同一國度、就是在中國，也常見”。布蘭戴斯大學一位讀化學博士的同學對他說：你幹嘛學文學，我兒子他們將來就不需要文學！——此人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呢。“我剛開始用英文寫作時，周圍不少朋友就不理我了，看不起嘛！”在哈金看來，這很正常，要有精神追求、文化目標，就得做好被孤立、被譏笑的思想準備。
哈金對《自由生活》修改了N次，一遍遍修改的書稿，堆了幾尺高。（高伐林攝）
這種衝突在哈金的圖書銷售上也體現出來。他的長篇小說英文版賣得最好的是《等待》，“寫了愛情故事嘛！而《戰廢品》基本上沒寫女性、沒寫愛情，賣得就不怎麼樣。”《戰廢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國文壇上評價很高，但讀者不肯掏錢。
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種衝突。“我們來到這裡，不僅占了美國本地精英的空間和市場，而且如果用英語寫作的外裔作家隊伍壯大，那麼確實有可能讓美國文壇的遊戲規則也發生改變。美國文化崇尚創造，美國人也很希望成為作家、藝術家——比中國人這種心態強烈得多。對於中國人擠進這一精神創造領域，他們看得很重。美國人同樣嫉妒，同樣不願意看到外來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為這證明了自己無能麼。這是人的本性，美國與中國都一樣。”
哈金說，由於自己是外來者，用英文寫作必須寫到一般美國人可望不可及的程度，他們才能接受。
哈金的夫人卞麗莎更是快人快語：美國文壇上的傾軋，一點不比中國文壇上緩和。“美國人自己怎麼寫都行，你是外國人，你這麼寫就不行。有個詞兒，說是150年沒人用了，‘他哈金怎麼就用了？’實際上前幾年就有一個美國作家用了。”哈金在一旁笑了：我教書正巧就介紹了那個美國作家用了這個詞兒的作品。
中國人說“一言喪邦”，美國文壇倒真可以說“一言喪書”。哈金介紹，美國不像中國有中宣部這類官方機構下指令，但他們有大的媒體，有一套機制來控制：“像《紐約時報》書評，如果你第一本書出來，它給你一個劣評（bad review），你就好幾年緩不過氣來。我有個黑人作家朋友，第一本書出來得到一個bad review，多年抬不起頭。”哈金的一位老師，是個老作家，也因為《紐約時報》對他的書評不佳，書店把他所有的書全部退回來，“八千本呢！到現在多少年了，他什麼也不敢寫。”
麗莎說，《時代》周刊這次就給哈金來了一下。哈金導師的兒子是《時代》周刊編輯，他母親是位小說家，他本人和他弟弟也寫小說，但默默無聞，他在許多重要場合批評《自由生活》。
哈金介紹，這幾家書評媒體之間也有聯繫，有一家不給好評，另幾家也都不給。“林語堂為什麼後來離開美國去南洋大學當校長？就是因為美國評論界不給他好臉色。不過，好在美國的文壇沒有人能夠永久控制。”
對美國文壇詩苑的盤根錯節、勾心鬥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動的描繪。
哈金能夠在美國文壇一路奮鬥寫出來，辛酸苦辣難與外人道。“艾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雇我當助理教授時，系主任休假沒在，聘我不是他決定的，他就百般看我不順眼。系裡開會時我每說一句，他就噎我一句。”系主任跟哈金所在項目的老闆不合，這位老闆原來在耶魯教書，出過很多著作，系主任搞不動他，但認為哈金是他的人，就來整哈金出氣。
這是第一份工作，怎麼受氣也得堅持。麗莎回憶：“那段時間，哈金一開學往學校走，肚子就開始疼；回來肚子鼓老大，兒子和我就給他按摩。我們要他辭職，他不辭——他就是犟！那幾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氣，白天晚上廢寢忘食寫東西。”
哈金苦心琢磨如何讓閃現在腦海里很久的人物走出來，他用寫作驅走焦慮，也用寫作顯示實力。直到他出的第四本書《光天化日》獲得奧康納獎之後，系主任態度才變了——他已經趕不走哈金了，哈金的處境這才大為改觀。
難怪《自由生活》的獻辭是：“獻給麗莎和文，本書裡有他們的身影”。哈金說，妻子與兒子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在我寫作時，能有一個穩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順利的事，就得回家養息，靠家裡人的安慰”。
歧視傾軋，也有地域和族裔之別。哈金說：“（美國的）南方厲害，當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艾默里大學人文科目就只有我一個亞裔；轉到波士頓大學，這裡亞裔就多了，相對來說就好一些。”哈金還介紹：白人之間好一點，圈子大，資源多，出版社、媒體多半控制在他們手裡；他們對黑人也不敢太過分——惹不起；亞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視，“印度人為何那麼厲害呢？因為紐約文學出版界有個叫薩尼·梅塔的總裁是個印度人，他可以被稱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詩篇》作者）、奈保爾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來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種勢力”。
《自由生活》獻辭：“獻給麗莎和文，本書裡有他們的身影”。哈金一家三口合影。（高伐林攝）
移民作家擁有邊緣的獨特優勢
用移居國語言創作的華人作家怎麼定位？這也是哈金思考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像自己，以及湯婷婷、譚恩美，現在又多了裘小龍、李翊雲等等，這些用英語寫作的作家，到底算中國作家，還是算美國作家？
哈金對我說，中國打開國門，有人出來，就有人用移居國語言來寫作。我們這群多少寫出點名堂的人，中國不能全都不要了吧？有人說，“這些人不用中文寫作，不是中國作家”，竟然一筆全勾銷了！但是你看文學史，哪個國家是說得這麼武斷的？
哈金在前面提到的演講中，也從“外語腔調”引申到移民作家的定位：幾年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中有一種共識，用中文寫作的屬於中國文學，用其它語言寫作的屬於外國文學。哈金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分作家有雙重國籍。康拉德既屬於英國文學也屬于波蘭文學，雖然他從未用母語寫作過；納博科夫也是一個俄羅斯作家，儘管他堅稱自己是美國作家。”對於個體作家來說，分類可能不那麼重要，“因為在世界文學史中，沒有一個有份量的作家是沒有歸宿的。但大多數寫過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運是被一個以上的國家承認，因為他們存在於國與國之間的空間，那裡是不同語言和文化交織並互相滲透的地帶。在這個邊緣地區出現的任何有價值的作品，很可能會被一個以上的國家認可，用來提高該國的軟實力。”
哈金再三感嘆：中國過去文明悠久，在當今世界上卻軟實力不強，那麼，國家怎麼能將這些用移居國語言寫作的作家一刀划走？
在創作中奉行現實主義的哈金，看待現實問題更十分現實：“跨越語言邊界、返祖歸根的願望在美國少數族裔作家群體中很常見，但恐怕並沒有回歸之路。如果我們對此保持理性，就可以看到，大部分處於中間地帶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離或排斥。他們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們的不利條件和邊緣化，而不應該死抱著回歸的夢想。他們什麼也不應該依靠，只依賴可以給自己定位的有價值的作品就行了。由此而來，只要寫出有分量的作品來，身份這個概念也許就毫無意義。”
哈金還說：“在移居作家看來，邊緣是他們的工作空間，這對於他們的存在來說比其他區域更加重要。他們不應該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們必須保持他們的邊緣化，獲取各種資源……正是這個邊緣化使他們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他們獨特的抱負。”
他說的是作家，但是，這對所有胸懷抱負的移民，不論電腦工程師、建築師、餐館老闆、還是律師、會計師，也都有借鑑意義。
哈金的“下一球”
哈金的眼光已經又盯著“下一球”了。在馬薩諸塞州山區一條林蔭小道盡頭的寓所里，他仍然與往常一樣埋頭著述。《自由生活》英文版和中文版相繼問世之後，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的論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闡述關於移民文學的各種話題。他目前正在寫關於法拉盛華人移民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多篇，刊載於《紐約客》等刊物，已經有兩篇獲得歐·亨利小說獎。全書大概要一兩年才能完成。
哈金作品的中文版，都由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中國大陸只出版了一本《等待》（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哈金介紹，跟上海文藝出版社簽了出版五本書簡體字版的合同，“想先給《光天化日》，結果一拿去就給槍斃了”。我問：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說過，有的“因人廢書”，有的“因書廢人”，你算是哪一種呢？哈金無奈地笑了，“都算吧！我說將書裡有的篇目拿下來，拿下來也不行。”
說“因人廢書”，哈金是有根據的。2004年，他向北京大學遞交了應聘教授的申請，結果北大沒有任何回應。有人評論說，“沒有回應”或許“也是一種進步”，北大總不可能對一個在美國好幾所名校專門教授英語寫作、寫了很多獲獎作品的著名作家回信說“你不符合資格”吧。“沒有回應”，是因為“不便回應”。
哈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文壇上開始嶄露頭角，1999年獲得美國第50屆全國圖書獎，是第一位華人獲得這一美國文學界最重要的大獎，才在華人中聲譽鵲起。九年來，他反反覆覆地回答過關於他的問題：為什麼出國20來年一次都沒有回國？為什麼他選擇用英文而不是中文寫作？為什麼他不自己翻譯成中文，而是委託給別人翻譯？……他不唱高調，老老實實解釋的次數太多，這裡我就不炒現飯了。直到最近，他的回答才有了一絲形而上的意味：“對我來說，生活就是一種冒險，抵達遠比回歸更有意義。”
關於哈金，有了各種非議，更有了各種讚詞：“文學奧運領軍人物”，作品“寫出文化中國”，是“深刻反思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的“時代的鏡子”……我也曾經給他奉上過一頂“美國文壇的獲獎專業戶”的高帽。但是哈金本人，似乎充耳不聞，在這個人跡罕至、野兔、烏鶇和鹿出沒的山巒深處，一個勁地寫自己的書。（2008年7月）
高伐林附註：上文中提到的兩本書後來都出版了：小說集《A Good Fall》（我笑說，中文譯名應該就叫“摔得好”），哈金自己將這本書譯成中文，書名譯為“落地”，由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評論集《The Writer as Migrant》，中文本由明迪翻譯，書名為《在他鄉寫作》，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
2003年，哈金到新澤西演講後與讀者交流。（高伐林攝）
相關文章：
專訪哈金（1）：為自由願付出什麼代價
專訪哈金（2）：語言體現了移民的掙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