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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接触明显增多，西藏问题进入更多汉族知识分子的视野。现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提出一系列独特的看法，例如，藏族“精神向南，身体向北”的民族性格，“西藏与内地社会其实是异质同构”等
◆陈小雅／高伐林
“这本书写了两年。期间我几乎坚持不下去，想把草稿和所有资料送人。但最终，我还是自己完成了这本书，感觉是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现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因2005年脑部受伤，近年著述较少。正因为如此，2010年初夏她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著《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更加引人瞩目。在该书上市之后，她在邮件中回答了我提问。
陈小雅《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以作者对西藏的实地考察感受为经线，以西藏的历史为纬线，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和研究成果，对西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巡礼。介绍了藏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渊源；探寻了吐蕃文明兴衰过程及决定性的三大因素：母系氏族社会遗赠；苯、佛两教的势力角逐；唐朝与吐蕃此消彼长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动荡规律。
写西藏，是因为西藏问题困扰我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你过去主要以研究当代和近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而为人熟知，为什么会写作一本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书？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我不是一个为研究而研究的学者。我事先并不曾为自己预设要成为“某类问题专家”这类人生目标。相反，我所做的一切，不论是做学问，还是选择人生道路，都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心灵。人生和社会充满著困惑，所以有研究和探索。心灵的困惑来自既成的、原有的答案，与我所拥有的知识（包括逻辑能力）出现偏差，为了“解惑”（首先是“解”自己的“惑”），我才会去书写。写西藏，也是因为西藏问题在困扰我。比起八九民运史和毛泽东研究来说，这个问题更复杂、更富有挑战性。
写这本书也有两个契机。一是1985年我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考察团，考察过西藏；二是2008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骚乱事件，这是我写本书的直接导火索。那之后，在全球华人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大辩论，许多人很动感情，把论战的帖子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王千源的小姑娘被围剿，这就闹得我寝食不安了。
高：你近年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这本书的写作想必克服了不少困难？
陈：是啊，2005年的脑伤给我留下一些后遗症。写作这本书时，最大的困难是注意力不集中，常常意马心猿；一打开电脑就感觉厌恶，一看书就有沉沉睡意袭来。要在厌恶感、分心和两次袭来的睡意之间坚守始终如一的目标，扑捉住跳荡的灵感，连缀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所以这本书写了两年。期间我几乎坚持不下去，想把草稿和所有资料送人。但最终，我还是自己完成了这本书，感觉是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
西藏文化是人类遗产的特殊品种
高：十多年来（我感觉，是从1998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在海外出版，并传回国内开始的），达赖及流亡政府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接触明显增多，西藏问题进入更多汉族知识分子的视野。在你的书中，你提出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独特的回答，例如，“精神向南，身体向北”（注1）形成了藏族的民族性格；再如，“西藏与内地社会其实是‘异质同构’，然而在内地遭到批判和否定，而在藏地，至今仍未动摇”（注2），你认为这是因为什么？
陈：这次对西藏历史文化的巡礼，最大的发现，就是藏民族“精神向南，身体向北”的分裂性格，这是用她自身的全部历史写下、至今我们还能够生动地、深刻地感觉到的东西。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内地社会的“异质同构”。
我认为，政教合一、个人崇拜、教会特权、权力寻租、教派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宗教迷狂，这些东西在藏地的根深蒂固有很多原因，譬如，地域上的相对封闭，地理与气候条件的制约，以及她所依附的强权（元朝、清朝）的阴谋，世俗生活的萎缩与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这些，都是西藏形成其独特的制度文化的客观历史原因。二战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兴起，原先的老牌殖民帝国失去了大部分的殖民地，转而接过民族独立口号，以图在战略上削弱敌对阵营的势力。
美国则可能怀著另一类动机——凤凰卫视采访中情局一位特工时，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从事藏独游击势力的培养工作。他说：对于藏独我们并不寄予什么希望，但它可以成为“雄鸡屁股上的一个疖子”，虽然不会危及生命，但可以弄得它很不舒服。这些运作，需要扶持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所以，达赖及其依附的制度权威被保存了下来。以后，“后现代”思潮又席卷而来，种种际遇，会逢其时，使西藏这朵世界民族文化的“奇葩”存活了下来。其实，我最早想写的只是一篇《后现代社会中的西藏文化机遇》——这和我最早只是想写一篇《绿党领袖毛泽东》的情况一样，那次后来扯开去，就变成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牛仔》和《中国废片》两部关于毛泽东的书。
“后现代”的价值观认为，越是少有的、越是濒临绝迹的、越是奇特的东西越珍稀，就越值得保护。中世纪的西藏文化，作为人类制度文化遗产，显然是很特殊的一个品种。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前提，第一是你自己愿意，第二是无害于人。这种后现代思潮，结合“人权”的概念，对从前的一套自由民主进步价值观进行了挑战。于是就发生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己所欲，勿施于人”的两套观念的对抗。
回到你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中国内地已经遭到批判和动摇，在藏地依然不可撼动？最基本的原因是内地中国人愿意，藏人还不愿意。
当然，我知道你提这个问题，并不意味著你想越俎代庖，而是困惑于一些在内地高举反对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大旗的“异议人士”为什么会去景仰一个带有中世纪色彩的“神王”。这个问题最好请他们自己回答。
我本人主张，以民主化为最终目标的、由本土藏人自主的社会进步改良。流亡藏人回到那片土地后，可以行使自己的一票权利。
民族情绪很容易借“题”发挥
高：谈到西藏问题，让人们常常感到困扰的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搅合到一起——新疆问题也有类似困扰，你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如何？
陈：人类分为不同的民族，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赋予一定人群的特性；人类分为不同的宗教群体，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发展历史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差异就会有矛盾，即使有一天世界大同，还会有男女的矛盾，老少的矛盾。差异越大，矛盾的结构越复杂，不同民族加上不同宗教，矛盾本身就更复杂。多民族国家本身是自然、历史和人类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在这类国家形成时，各民族并非都是出自心甘情愿，也并非都是被迫。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和吐蕃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他的政策：如遇抵抗，一旦城破，则一个不留；如果归顺，除了纳贡，则一切照旧。他走出蒙古高原时，也真的做出了示范，开始是大片的屠城，以后威名在外，便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再后来，忽必烈将西域各民族和吐蕃旧部带入了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期，各民族相处还是很好的。蒙族人畜牧，女真人狩猎，汉族人农耕，藏族人农牧兼营，在这些民族之间，有一个很会做生意，也很讲信义的民族——回族，把不同民族的物产进行交流，人们互通有无，在东亚大陆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互惠体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辛亥革命提出“五族共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再则，民国政府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了令人感动的努力，但中共接掌大陆政权后，为了意识形态战争，不承认其合法性。例如，将有西藏代表参加的那次国民大会称为“伪国大”，这是割裂“中华统绪”的危险动作。这正是藏独运动可以利用的。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同学中都有少数民族（回族、瑶族、朝鲜族、土家族）。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政府一直奉行的是优待少数民族政策。这使我们从小就视他们为“珍宝”！所以，不存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和歧视。但与中国历代的情况一样，这并不妨碍执政党（执政民族）垄断其他民族地区的统治权力。现代人都知道，在国家机关中，处级以上正职必须是中共党员。这其实是从蒙族和满族统治者那里学来的。在元朝的官制中，有个叫“达鲁花赤”的官名，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中央政权以下的各级行政首长，是正职。副职一般由汉人担任，叫总管、知府州尹之类。次官一般由“回回”担任。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也有类似严格等级。共产党没有这样的民族限制，但有党籍、阶级限制，说明也是少数统治。同时，它也没有真正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许诺，这是有目共睹，而并非无关紧要的。所以，少数民族有意见，是肯定的。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或宗教问题。“文革”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的灾难也是一样，这都是政治的欠账。由于有这些历史欠账，又没有兑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许诺，所以，民族情绪很容易借“题”发挥。
那么，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呢？是一个大问题，我把它称作“现代化—全球化”时代民族生存竞争能力的问题。不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其实和中国文化、中国人所面临的总体问题都是这么一个。（未完待续）
注释：
1，藏民族“精神向南，身体向北”：是陈小雅在《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她认为，藏民族处在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汇点，这使得藏族在精神上倾向位于南边的印度，在追求生存和财富的实际活动中，却是向北、向东，即向中华文明的版图扩张。
2，藏汉“异质同构”：陈小雅在本书中提出，民主改革（1959年）前的西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内地社会，二者看来差异很大，其实结构相同：
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同是国家“宗教”的权威和诠释者；由于政治特权的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文化上，二者都是“一花独放”，使得文学、艺术、宗教、医学、天文等等文明成果，不得不托庇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小雅在书中说：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背景，当我看到无所不在的、热烈的宗教氛围时，难免会想起文革时期的“红海洋”；当我阅读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内战史时，难免会想起文革各派之间的“语录仗”；当我发现原始苯教得以借佛教之身还魂，而佛教和苯教结合方能在雪域扎根的解说时，难免想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命运……
不仅如此，在西藏，寺院办经济，与“党经营产业”、“产业办社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藏人踊跃送弟子出家，喜欢把田产赠与或托庇于寺院，与内地人争取入党，农村人口向往城市户口、“集体所有制”向往“全民所有制”、“体制外”向往“体制内”……均有相似的诱因。而无论是古代寺院从王朝包养的“大锅饭”转变成百姓“承包制”的改革；还是近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们遭到的厄运，也与我们所熟悉的内地社会大同小异。最有趣的发现，莫过于僧侣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噶厦政府中法定的僧人任职比例，到普通喇嘛在民众婚丧嫁娶事业中如同政治思想工作般的“念经”……每每都使我想到党的作用，及其无处不在的身影；而十四世达赖全球劝善的讲演，更使我想到从来不曾忘记的《毛主席语录》。
陈小雅问道：问题是，许多现象，在内地疯狂了数十年后遭到鄙弃和否定；而在藏地，却延绵不绝了几百上千年，在人的心理深处至今仍未动摇，是什么原因呢？
陈小雅小档案
陈小雅，1955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已出版著作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汉尼拔》等；主编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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