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雅說，自己沒見過達賴喇嘛，只能猜想他是個愉快、詼諧、有智慧的人，看問題比較客觀，這是從個人品質角度說；“但他的政治品質，給我以‘靈動有餘，忠厚不足’的感覺”，從社會歷史賦予他的角色來說，他是不幸的。能寫出達賴喇嘛的矛盾的人“一定是當代傳記文學頂級高手”
◆陳小雅／高伐林
 陳小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考察西藏，在拉薩留影。（陳小雅提供）
現居北京的學者陳小雅今年出版了一本新書《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碼》，在該書上市後，她通過電子郵件書面接受我的專訪。這裡是我整理的專訪下半部分。
（續前篇）各民族都面臨生存競爭能力問題
陳小雅（以下簡稱“陳”）：不論是西藏問題，還是新疆問題，其實，中國文化、中國人所面臨的總體問題都是這麼一個：“現代化—全球化”時代民族生存競爭能力的問題。
當中國開放之初，這個危機首先被東南沿海和大城市的人感覺到，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波浪式、梯度式地朝內地推進，逐漸深入深山老林，及至席捲邊陲民族地區。
這個“席捲”為什麼會帶來危機感？一個是過去的國家包養（大家雖然窮，但是平等）被殘酷的競爭代替了；第二，競爭最終集中到資源開發上來，這兩點，對於少數民族地區及其人口來說，是最要害的。隨之而來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當西方同化中國的時候，許多人作辜鴻銘之嘆：中國文化完了！而當內地人披著西方資本的“人皮”進軍邊陲時，少數民族——藏族、維族……等等民族，感覺也同樣：我們這個民族完了！
前些年，我看了一組專題片，叫《最後的“薩滿”》，講的是東北一位薩滿教傳人的故事。由於她堅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既得不到往日部落的供養，其知識在現代商業科技面前也沒有市場，更找不到能交往的朋友。最終，因不能融入現代社會，她只能尊貴地憂鬱而終。這是一個現實的、個體的案例。作為族群，當面臨這種困擾的時候，就不會那麼無聲無息地消失了。而具有宗教凝聚和動員能力的族群，肯定會有聲有色地表現一番的。最後的結局我不知道。也許會很悲壯，也許會處理得很好。這就要看人類是在用智慧，還是用力氣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從歷史上看，一個民族共同體締結的過程越是自然，這個民族共同體越是穩定。但蘇式的計劃經濟和民族政策已經大大銷蝕了歷史上維繫各民族關係的紐帶（這主要是指將“互利共贏”關係變為“包養”和贖買關係），這就好比婚姻中缺少了愛情，這樁婚姻的前景可想而知。而改革開放等於把圈養的羊群放進了狼山，先前最依賴計劃經濟和包養關係的羊群，自然競爭能力最弱。面對已經率先“狼化”的漢人，他們能不仇恨麼？所以，我認為，要健全百病叢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體魄，應該從修復互利共贏機制開始。這才是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樣的婚姻中才可能有愛情。
前人的歷史欠賬，一定要及時償還。特別是在形勢好的時候主動推進，比在形勢惡化以後的撒手，更有利於防止局面的失控。中國內部的問題還很多，根本還不到“恩威遠播”的時候。西方的經濟危機會過去，中國的機會會稍縱即逝。
誰能寫出集中在達賴一身的矛盾？
高：你在本書中，沒有集中表達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是否能在這裡客觀地談談？
陳：據見過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朋友反映，他們無不為之傾倒。有人有見到情人的感覺，有人有見到父親的感覺。我沒有見過達賴，所以只能猜想，他是一個愉快、詼諧、有智慧的人。毛澤東對達賴的評價是，他具有科學家的思維特徵，所以，他敢在這位民族領袖面前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是佛教使藏族不復強大”。據說，達賴認為毛說得還真有道理。這說明，達賴看問題還是比較客觀的。一個擁有上述這些品質的人，肯定是令人愉快的。再就是黃教所信奉的“中觀”哲學，與我們接受的唯物論哲學很接近，與“價值中立”的現代思維也相通，這當然是很親切，也令人愉快的。這是從個人品質角度說。
但他的政治品質，給我以“靈動有餘，忠厚不足”的感覺。這種感覺主要來自他的言論和著作。所以，我覺得，從社會歷史賦予他的角色來說，他是不幸的。用古典的民族英雄和宗教領袖的標準來衡量他，他和他的前世（十三世達賴）卻經常扮演“逃跑者”的角色。有人說他的性格非常堅毅，幾乎可以說是百折不回，但他卻不能像甘地那樣直接面對暴政；有人說他聰明過人，用鼻子就能辨別風向的逆轉和機會的所在，並適時改變自己的顏色，但他卻常常被謠言和大國的機會主義玩弄於股掌；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的言論難免前後不一，這會使他的宗教信徒覺得他在“說謊”；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他需要經營一種道德的形象，但伴隨他的活動信息，總是和暴力聯繫在一起；他關注本土同胞的人權狀況，這反倒使他的支持者處境更加惡化……
我曾經鼓動蘇曉康寫這個人。誰能夠寫出集中在達賴喇嘛一身的矛盾，我想，這個人一定是當代傳記文學的頂級高手。
高：在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如何把持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將自己的理念在所有的問題上一以貫之，這很不容易。
陳：剛才說了，我書寫，首先是“解”我自己的“惑”。但我也願意與讀者分享；至於“如何把持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我只能做到使自己的心靈安適為止。它有多大社會作用，現在還不是盤點的時候。
陳小雅（左一）在西藏與當地官員、學者合影。（陳小雅提供）
政教合一領袖身份有違世界民主潮流
高：過去我們談到西藏，涉及的外國談得比較多的是英國、印度，後來是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但你在書中，用了一節來談俄羅斯，為什麼要在書中專門寫這個問題？與你的書出版幾乎同時，俄羅斯令人詫異地對西藏問題表態（注3），你認為這是巧合嗎？
陳：有可能是一個巧合。我曾就“羅剎女”是不是“俄羅斯女郎”的問題，諮詢過朱學淵教授。對語音學特別敏感的他，這一次卻沒有一點猶豫地斷言，“羅剎女”與“俄羅斯”不過是同音的符號而已。正在修證佛學的魏承思是本書草稿的先睹者之一，他也認為俄羅斯人不會與藏人有什麼血緣關係，所以，他還真建議我刪去這一章。但我把它保留下來，是為了保存某種信息。首先，提出這個尚未見於文字的問題，說“羅剎女”是俄羅斯女郎的那位甲央，是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西域稱俄羅斯女郎為“羅剎女”這總是一個事實，而西域與西藏的聯繫，在歷史上畢竟比內地要緊密。至於二者有沒有關係，可以存疑。二是在中華民族積弱的時刻，是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制衡，而不是所謂“公理”“正義”保全了中國形式上的基本完整，國人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高：對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接見達賴（奧巴馬於2010年2月18日在白宮的地圖室，而不是在正式會客的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達賴喇嘛），你有何看法？
陳：我注意到他暗示達賴，政教合一領袖的身份有違世界民主潮流，這是他理想主義光芒的泄露。不管怎麼“後現代”，這個肯定是達賴的事業繞不開的一個“結”。儘管他們一再表示，流亡政府已經非常“民主化”，但“民主化”標誌是什麼？是達賴依然以雙重身份演義着雙重人格，並且準備搞“終身制”？奧巴馬的這一言論，表明美國的政治精英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政策和理念之間存在矛盾。（2010年6月）
注釋：
3，2010年5月13目，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說，俄羅斯準備幫助解決中國與達賴在西藏問題上的爭端。他對俄議會上院聯邦委員會說：“我們一直在密切關注中國與達賴之間關係的進展，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希望達賴不要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並與分離主義勢力拉開距離。”他說：“我們有意讓北京與達賴之間的關係實現正常化。如果各方嘗試着將純粹是宗教上的接觸與政治交往區分開來，這將是解決問題的一種途徑。我們準備在這方面提供幫助。”拉夫羅夫的表示引發媒體猜測和爭議。香港媒體說，在中國政府一直堅決反對外國干預西藏問題的情況下，俄羅斯的姿態“令各方面感到困惑”。
中方對拉夫羅夫批評達賴“表示讚賞”，沒有評論他提出的幫助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西藏流亡政府”也對俄羅斯的意圖表示“不確定”。達賴上次訪問俄羅斯是在2004年，俄羅斯當局2010年4月拒絕了卡爾梅克共和國佛教徒聯合會提出的達賴入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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