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说，自己没见过达赖喇嘛，只能猜想他是个愉快、诙谐、有智慧的人，看问题比较客观，这是从个人品质角度说；“但他的政治品质，给我以‘灵动有余，忠厚不足’的感觉”，从社会历史赋予他的角色来说，他是不幸的。能写出达赖喇嘛的矛盾的人“一定是当代传记文学顶级高手”
◆陈小雅／高伐林
 陈小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察西藏，在拉萨留影。（陈小雅提供）
现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在该书上市后，她通过电子邮件书面接受我的专访。这里是我整理的专访下半部分。
（续前篇）各民族都面临生存竞争能力问题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不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其实，中国文化、中国人所面临的总体问题都是这么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时代民族生存竞争能力的问题。
当中国开放之初，这个危机首先被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的人感觉到，以后，随著改革开放波浪式、梯度式地朝内地推进，逐渐深入深山老林，及至席卷边陲民族地区。
这个“席卷”为什么会带来危机感？一个是过去的国家包养（大家虽然穷，但是平等）被残酷的竞争代替了；第二，竞争最终集中到资源开发上来，这两点，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人口来说，是最要害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当西方同化中国的时候，许多人作辜鸿铭之叹：中国文化完了！而当内地人披著西方资本的“人皮”进军边陲时，少数民族——藏族、维族……等等民族，感觉也同样：我们这个民族完了！
前些年，我看了一组专题片，叫《最后的“萨满”》，讲的是东北一位萨满教传人的故事。由于她坚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既得不到往日部落的供养，其知识在现代商业科技面前也没有市场，更找不到能交往的朋友。最终，因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她只能尊贵地忧郁而终。这是一个现实的、个体的案例。作为族群，当面临这种困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具有宗教凝聚和动员能力的族群，肯定会有声有色地表现一番的。最后的结局我不知道。也许会很悲壮，也许会处理得很好。这就要看人类是在用智慧，还是用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共同体缔结的过程越是自然，这个民族共同体越是稳定。但苏式的计划经济和民族政策已经大大销蚀了历史上维系各民族关系的纽带（这主要是指将“互利共赢”关系变为“包养”和赎买关系），这就好比婚姻中缺少了爱情，这桩婚姻的前景可想而知。而改革开放等于把圈养的羊群放进了狼山，先前最依赖计划经济和包养关系的羊群，自然竞争能力最弱。面对已经率先“狼化”的汉人，他们能不仇恨么？所以，我认为，要健全百病丛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体魄，应该从修复互利共赢机制开始。这才是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样的婚姻中才可能有爱情。
前人的历史欠账，一定要及时偿还。特别是在形势好的时候主动推进，比在形势恶化以后的撒手，更有利于防止局面的失控。中国内部的问题还很多，根本还不到“恩威远播”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危机会过去，中国的机会会稍纵即逝。
谁能写出集中在达赖一身的矛盾？
高：你在本书中，没有集中表达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是否能在这里客观地谈谈？
陈：据见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朋友反映，他们无不为之倾倒。有人有见到情人的感觉，有人有见到父亲的感觉。我没有见过达赖，所以只能猜想，他是一个愉快、诙谐、有智慧的人。毛泽东对达赖的评价是，他具有科学家的思维特征，所以，他敢在这位民族领袖面前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是佛教使藏族不复强大”。据说，达赖认为毛说得还真有道理。这说明，达赖看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拥有上述这些品质的人，肯定是令人愉快的。再就是黄教所信奉的“中观”哲学，与我们接受的唯物论哲学很接近，与“价值中立”的现代思维也相通，这当然是很亲切，也令人愉快的。这是从个人品质角度说。
但他的政治品质，给我以“灵动有余，忠厚不足”的感觉。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他的言论和著作。所以，我觉得，从社会历史赋予他的角色来说，他是不幸的。用古典的民族英雄和宗教领袖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和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却经常扮演“逃跑者”的角色。有人说他的性格非常坚毅，几乎可以说是百折不回，但他却不能像甘地那样直接面对暴政；有人说他聪明过人，用鼻子就能辨别风向的逆转和机会的所在，并适时改变自己的颜色，但他却常常被谣言和大国的机会主义玩弄于股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言论难免前后不一，这会使他的宗教信徒觉得他在“说谎”；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需要经营一种道德的形象，但伴随他的活动信息，总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他关注本土同胞的人权状况，这反倒使他的支持者处境更加恶化……
我曾经鼓动苏晓康写这个人。谁能够写出集中在达赖喇嘛一身的矛盾，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当代传记文学的顶级高手。
高：在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如何把持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将自己的理念在所有的问题上一以贯之，这很不容易。
陈：刚才说了，我书写，首先是“解”我自己的“惑”。但我也愿意与读者分享；至于“如何把持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我只能做到使自己的心灵安适为止。它有多大社会作用，现在还不是盘点的时候。
陈小雅（左一）在西藏与当地官员、学者合影。（陈小雅提供）
政教合一领袖身份有违世界民主潮流
高：过去我们谈到西藏，涉及的外国谈得比较多的是英国、印度，后来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你在书中，用了一节来谈俄罗斯，为什么要在书中专门写这个问题？与你的书出版几乎同时，俄罗斯令人诧异地对西藏问题表态（注3），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陈：有可能是一个巧合。我曾就“罗刹女”是不是“俄罗斯女郎”的问题，咨询过朱学渊教授。对语音学特别敏感的他，这一次却没有一点犹豫地断言，“罗刹女”与“俄罗斯”不过是同音的符号而已。正在修证佛学的魏承思是本书草稿的先睹者之一，他也认为俄罗斯人不会与藏人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他还真建议我删去这一章。但我把它保留下来，是为了保存某种信息。首先，提出这个尚未见于文字的问题，说“罗刹女”是俄罗斯女郎的那位甲央，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西域称俄罗斯女郎为“罗刹女”这总是一个事实，而西域与西藏的联系，在历史上毕竟比内地要紧密。至于二者有没有关系，可以存疑。二是在中华民族积弱的时刻，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制衡，而不是所谓“公理”“正义”保全了中国形式上的基本完整，国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高：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接见达赖（奥巴马于2010年2月18日在白宫的地图室，而不是在正式会客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达赖喇嘛），你有何看法？
陈：我注意到他暗示达赖，政教合一领袖的身份有违世界民主潮流，这是他理想主义光芒的泄露。不管怎么“后现代”，这个肯定是达赖的事业绕不开的一个“结”。尽管他们一再表示，流亡政府已经非常“民主化”，但“民主化”标志是什么？是达赖依然以双重身份演义着双重人格，并且准备搞“终身制”？奥巴马的这一言论，表明美国的政治精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政策和理念之间存在矛盾。（2010年6月）
注释：
3，2010年5月13目，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说，俄罗斯准备帮助解决中国与达赖在西藏问题上的争端。他对俄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说：“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与达赖之间关系的进展，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希望达赖不要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并与分离主义势力拉开距离。”他说：“我们有意让北京与达赖之间的关系实现正常化。如果各方尝试着将纯粹是宗教上的接触与政治交往区分开来，这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拉夫罗夫的表示引发媒体猜测和争议。香港媒体说，在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外国干预西藏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姿态“令各方面感到困惑”。
中方对拉夫罗夫批评达赖“表示赞赏”，没有评论他提出的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也对俄罗斯的意图表示“不确定”。达赖上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04年，俄罗斯当局2010年4月拒绝了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徒联合会提出的达赖入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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