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獨立學者陳小雅早有研究中國“解凍史”“改革史”的計劃，搜集了大量資料並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她父親方克也是她採訪對象之一。方克“文革”後復出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主管哲、史、科教的副總編輯，直接觀察高層領導人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互動。陳小雅介紹了她父親經歷的這段風波和相關背景
◆陳小雅／高伐林
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總結30年來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反思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成為思想界和民眾熱議的話題之一。北京獨立學者陳小雅早有研究中國“解凍史”“改革史”的計劃，為此搜集了大量資料並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她的父親方克也是她的採訪對象之一。方克“文革”後復出，從1978年4月到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以主管哲、史、科教的副總編輯的身份，親身經歷那段歲月，對高層領導人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複雜互動過程有直接的觀察。陳小雅用書面回答我的提問，回憶了她父親親身經歷的這一段風波和相關歷史背景。
最近有位署名為“鉈”的讀者，對我采寫黃萬里教授的女兒黃肖路回憶其父親大加撻伐，認為女兒不僅沒有在法庭上為父親作證的資格，而且連回憶父親也不夠格——“鄧毛毛寫《我的父親鄧小平》，孔東梅接受專訪談父母和‘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瞿獨伊寫《我的好爸爸瞿秋白》，李特特上電視介紹父母李富春、蔡暢，李星華回憶父親李大釗，羅點點回憶父親羅瑞卿，陶斯亮回憶父親陶鑄”……在這位“鉈”眼裡，“都是一堆P”！
呀？這可怎麼好？！
檢視一下我的文字，近年來採訪女兒，請她回憶自己父親的還真不少：我採訪了楊虎城的女兒，林彪的女兒，胡風的女兒，黃萬里的女兒，汪精衛的女兒（和女婿），李蕤的女兒，王盛榮的女兒……當然，還有更多人的兒子。我卻不知道，原來，照這位鉈的說法：“女兒說自己的父親好，沒嘛意義”！
此種妙論，讓我實在忍俊不禁；此種妙論，也只能一笑置之。
陳小雅的答問比較長，我還是分成上下兩篇刊出。
方克與到訪的蘇聯哲學家交流學術。（陳小雅提供）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最近，中共第四代領導重提“思想解放”的口號，把它與政治民主、國家富強、和諧共處一道，作為新時期的奮鬥綱領。2008年恰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30周年，由它而引發的一場聲勢空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你一直關注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與讀者交流一下心得？
陳小雅（以下簡稱“陳”）：肇始於1978年的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的第一回合，實際上是由“真理標準”討論、西單“民主牆”運動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這幾件相對獨立、又前後有機相連的大事組成的。過去，我一直比較關注其主流，對於構成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之整體的側翼，則滿足於表面的認識，2005年以後，我有了一點新發現。
一個來訪電話，揭開一段塵封的歷史
陳：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由胡耀邦親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集宣傳理論戰線各單位主要負責人召開的這次務虛會，是以我父親執筆的一篇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為直接導火索的。十年以後出版的《黨的文獻》記載，鄧小平1978年10月與胡喬木有一段談話：
“……開理論務虛會，是葉帥（即葉劍英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五屆全國人大委員長）看到《紅旗》那篇文章（按：指《重溫〈實踐論〉》）提出來的。要發表那樣的文章，索性扯開來，開個理論務虛會。”
1978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談話時也談到：“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談，免得背後講，這樣好。”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則刊載了胡耀邦在這次會議的“引言”中的一段話，說：
葉劍英看到此文後“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問題解決一下。”
高：從這幾段引文看，這篇《重溫〈實踐論〉》似乎引發了很大爭議，以至於中央要開這麼大一個會議來討論。
陳：直到最近，我都以為，這大概是一篇理論上陳腐，政治上頗為反動的文章。因為誰都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一個極其淺顯的哲學問題，這場大討論的歷史功用，在於打破“個人迷信”對於面臨新時代、新任務的人們的思想束縛，而這場討論的“關鍵詞”是鄧小平的那句話：“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我也不能出來工作。”這就無形中給人造成一種印象：有人阻止他的復出，不同意“實踐標準”就是反對鄧小平出來工作。不久前，一篇文章仍在說，這篇文章是“從理論觀點上以‘兩個凡是’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我對此一直深信不疑，認為是“陳年鐵案”。
高：那麼，後來有什麼變化嗎？
陳：直到2005年，鄧小平百年誕辰電視劇組的一位女工作人員給我們家打電話，我父親的回答，改變了我原先的一些印象。
高：電話談了什麼事情？
陳：來電說，1978年譚震林投給《紅旗》雜誌一篇文章，《井岡山鬥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紅旗》不發，事情告到鄧小平那裡，鄧作了一個重要批示。她們想拍攝這個批示，但沒能調出檔案來。別人告訴他們，我父親見過這個批件，並且也是他在雜誌社內進行的傳達。她想請我父親回憶一下，當時送審的紙張是什麼格式的？有多大？她們好照貓畫虎，在鏡頭上比劃一下。
高：你父親是怎麼回答的呢？
陳：他耳朵已經聾了，而且行動不便，見到我寫的轉述就生氣了：“怎麼是我們不發呢？譚震林的文章是我提出約請他寫的嘛。”至於送審和批覆的紙張，他記不清楚是什麼模樣了。
之後，他拿出了紅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刊史稿》下冊，翻到有關段落說，“所有的事實都在這裡面”。把書給我以後，他又拿起正在看的報紙，回到他“亙古的沉默”中。
當我看完該書的有關陳述後，多少有些吃驚。這和外界的傳言，以及我多年的印象是不一致的。
 毛澤東與譚震林。
圍繞“真理標準”討論，《紅旗》內部的鬥爭
高：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陳：事情的大致經過是，自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踐標準”）發表以來，《紅旗》雜誌3的編輯們也躍躍欲試，想參加到討論中去。哲史組就向總編輯熊復請示過兩次。但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卻叫《紅旗》“按兵不動”。他多次指令熊復“不准介入”，要求他把它作為宣傳工作的一條紀律來遵守。自6月份以後，汪東興每期都要親自審稿，凡是文中涉及這個話題的文字，一概刪除。還命令熊復“不要輕舉妄動，自作主張”；鼓勵“《紅旗》要一花獨放”。熊復並沒有將上述汪東興的指示傳達給任何人，包括副總編的方克、盧振川在內。（見1979年2月5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的檢查，第6頁）
對於身為黨刊的《紅旗》雜誌的冷漠態度，外界意見極大。有人說，“實踐標準”在全國各地都轉發了，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台灣，另一個就是《紅旗》。言下之意，《紅旗》已經成為汪洋大海中最後的“反動堡壘”了。海外也有人猜測，這是高層權鬥的徵兆。害得鄧小平不得不向來訪的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作解釋。過去，人們把在《紅旗》刊文視為榮耀，而這時，編輯們連約稿都有些困難了。雜誌訂數驟降二百萬份（見1979年2月5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的檢查，第1頁）。所以，雜誌社內部怨聲載道，但沒有人具體想出“突圍”的辦法。
我父親大約是1978年7月到《紅旗》工作的（調令可能要晚於他實際到達的時間），任主管哲、史、科教的副總編輯。據他自己回憶，他很快便想出了兩條主意：一是自己動手寫一篇文章，打着學習毛的《實踐論》的旗號，參加到討論中去，這樣既可以免除“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責，也可以擺脫政治上的被動，突破僵局；二是借紀念毛誕的機會，請當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譚震林撰文。這就是上述電話來訪所說那件事情的來歷。
李先念為何兩次批示譚震林重磅文章？
高：後來的事情，是如何發展的呢？
陳：經熊復和編委同意，兩件事分別於當年7月底和8月中旬展開。向譚震林約稿，是8月17日《紅旗》雜誌編輯部負責人陸德生布置文藝組負責人雷聲宏、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借調到雜誌社的張炯、陳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他們向譚震林談了要求後，譚欣然同意。並說，要我寫，我就要談井岡山鬥爭的實踐，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還說，兩個月來，他一直在關注真理標準討論，《紅旗》已經很被動了，他願意給《紅旗》一把梯子“下台”。隨後，三位編輯按照譚震林的意思，走訪了井岡山根據地，以張炯為主，寫出了初稿。譚看後，略作了增補。
但譚的稿子，在熊復那裡沒有通過。他要求刪去與“真理標準”相關的內容。三位編輯誰也不願意轉達這個意思，大概是出於“解鈴還需系鈴人”的考慮，他們死活拉上了我父親，一同前往譚府。
不出所料，“譚老闆”果然火了。但怒火併沒有擾亂他的思維，他說了一段擲地有聲的話：
“我已經想了兩個多月，才想出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敢于堅持；凡是實踐檢驗是錯誤的，就要敢於糾正。我就是拿這兩個‘凡是’和他們的那兩個‘凡是’相對抗。”
“當前正在展開的真理標準的討論，是關繫到全黨的大事，要旗幟鮮明，決不能含含糊糊。”
父親於是當場向譚老闆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請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定奪。
《紅旗》的報告送上去了，大樹已倒的汪東興不敢得罪譚震林，他們雖然都是從井岡山出來的，但文革“二月逆流”譚老闆“大鬧懷仁堂”的故事盡人皆知。加之，當時黨內已經出現“討汪”呼聲，而且來勢甚猛。所以，汪閱後即批轉：“請華、葉、鄧、李閱示。”
幾個人的批示頗有意思：華在自己的姓上畫了個圈。葉當時遠在廣州。李開始批示說：“文章確長，沒有時間看，（群眾）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小。”鄧則動真格的，批了那段著名的文字：
“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
得知鄧的批示後，李又作了重新批示：“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被動了。”
鄧的批示下達《紅旗》的時間，是11月23日。這樣，經過三個月的來回拉鋸終於有了結果：譚震林的文章，在《紅旗》1978年12月號刊出了。
此事直接引發了《紅旗》社內的“批熊”浪潮。大字報又重新出現在圖書館的西牆上。有一位副總編還領銜簽名“倒熊”……
這中間還有一些有意思的插曲，譚老闆發火時，講了一些類似“《人民》上天，《紅旗》落地”之類的話，加上鄧小平的批示，這可把《人民日報》的人給樂壞了！《人民日報》當時在胡績偉、王若水的主持下，思想解放，是真理標準討論的中堅力量。他們還試圖通過關係，向《紅旗》的編輯運動這篇稿子，說是要落實領導的指示啊。但自我解放了的《紅旗》編輯，又變得很矜持了，說“那是不可能的”，“他們約不來這樣有分量的文章”。
右起：1948年譚震林、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粟裕在淮海前線。
譚震林文章的執筆人是誰？
高：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展開後，華國鋒、汪東興的政治生涯的終點已經倒計時了。在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為“兩個凡是”作了檢討。如果《紅旗》不鬧事，只要等幾個月，是不是自然也會被解放？
陳：被別人解放和自己解放自己當然就不一樣了。何況全境的解放都是由局部的突破組成的。與這件事幾乎同時發生的，是《中國青年報》復刊號事件（指汪東興扣發1978年11月2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那也是局部戰鬥的一個案例。
高：網上有一些“回憶”文章，說此文是譚震林本人執筆的，還有“夏日炎炎”、“奮筆疾書”之類的描述。據你所知，到底是誰執筆的？
陳：這事我問過我父親，他也認為是譚震林自己寫的，他說譚“不是那種人”，指他不會讓別人代筆，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雷聲宏先生（《紅旗》雜誌編輯，紅旗出版社副社長、編審——高注）在《〈紅旗〉發表譚震林文章的前前後後》一文中所說的是實情。理由有三：
第一，我父親當時在專注寫《重溫〈實踐論〉》這篇長文，對約稿以後的具體情況就沒有過問了，所以他對於這個具體情節，可能並不知情。
第二，譚震林當年已經七十六歲，五年後就去世了。
第三，如果這篇文章是譚執筆，那麼，它肯定應是譚一生最重要的文字，但出版的《譚震林傳》中，寫到這一段時，沒有詳寫這麼大一篇文章是怎麼出來的，而是只談了譚的指導思想，還引用了兩段文字。我認為，那兩段精彩文字的確是譚震林所寫，而且是畫龍點睛之筆。這足以證明譚是此文靈魂的賦予者。但是，在這本傳記的附錄部分，沒有收入這篇重要文章。
總之，這篇文章的原稿肯定已經存檔，雷先生不會沒考慮這一點。
（未完待續。寫於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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