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立学者陈小雅早有研究中国“解冻史”“改革史”的计划，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她父亲方克也是她采访对象之一。方克“文革”后复出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直接观察高层领导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互动。陈小雅介绍了她父亲经历的这段风波和相关背景
◆陈小雅／高伐林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总结30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思想界和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北京独立学者陈小雅早有研究中国“解冻史”“改革史”的计划，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她的父亲方克也是她的采访对象之一。方克“文革”后复出，从1978年4月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以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的身份，亲身经历那段岁月，对高层领导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复杂互动过程有直接的观察。陈小雅用书面回答我的提问，回忆了她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一段风波和相关历史背景。
最近有位署名为“铊”的读者，对我采写黄万里教授的女儿黄肖路回忆其父亲大加挞伐，认为女儿不仅没有在法庭上为父亲作证的资格，而且连回忆父亲也不够格——“邓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孔东梅接受专访谈父母和‘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瞿独伊写《我的好爸爸瞿秋白》，李特特上电视介绍父母李富春、蔡畅，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罗点点回忆父亲罗瑞卿，陶斯亮回忆父亲陶铸”……在这位“铊”眼里，“都是一堆P”！
呀？这可怎么好？！
检视一下我的文字，近年来采访女儿，请她回忆自己父亲的还真不少：我采访了杨虎城的女儿，林彪的女儿，胡风的女儿，黄万里的女儿，汪精卫的女儿（和女婿），李蕤的女儿，王盛荣的女儿……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儿子。我却不知道，原来，照这位铊的说法：“女儿说自己的父亲好，没嘛意义”！
此种妙论，让我实在忍俊不禁；此种妙论，也只能一笑置之。
陈小雅的答问比较长，我还是分成上下两篇刊出。
方克与到访的苏联哲学家交流学术。（陈小雅提供）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最近，中共第四代领导重提“思想解放”的口号，把它与政治民主、国家富强、和谐共处一道，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纲领。2008年恰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0周年，由它而引发的一场声势空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你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与读者交流一下心得？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第一回合，实际上是由“真理标准”讨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这几件相对独立、又前后有机相连的大事组成的。过去，我一直比较关注其主流，对于构成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之整体的侧翼，则满足于表面的认识，2005年以后，我有了一点新发现。
一个来访电话，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陈：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由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集宣传理论战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召开的这次务虚会，是以我父亲执笔的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为直接导火索的。十年以后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1978年10月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
“……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即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看到《红旗》那篇文章（按：指《重温〈实践论〉》）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则刊载了胡耀邦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的一段话，说：
叶剑英看到此文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高：从这几段引文看，这篇《重温〈实践论〉》似乎引发了很大争议，以至于中央要开这么大一个会议来讨论。
陈：直到最近，我都以为，这大概是一篇理论上陈腐，政治上颇为反动的文章。因为谁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个极其浅显的哲学问题，这场大讨论的历史功用，在于打破“个人迷信”对于面临新时代、新任务的人们的思想束缚，而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是邓小平的那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也不能出来工作。”这就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有人阻止他的复出，不同意“实践标准”就是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前，一篇文章仍在说，这篇文章是“从理论观点上以‘两个凡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认为是“陈年铁案”。
高：那么，后来有什么变化吗？
陈：直到2005年，邓小平百年诞辰电视剧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给我们家打电话，我父亲的回答，改变了我原先的一些印象。
高：电话谈了什么事情？
陈：来电说，1978年谭震林投给《红旗》杂志一篇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不发，事情告到邓小平那里，邓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她们想拍摄这个批示，但没能调出档案来。别人告诉他们，我父亲见过这个批件，并且也是他在杂志社内进行的传达。她想请我父亲回忆一下，当时送审的纸张是什么格式的？有多大？她们好照猫画虎，在镜头上比划一下。
高：你父亲是怎么回答的呢？
陈：他耳朵已经聋了，而且行动不便，见到我写的转述就生气了：“怎么是我们不发呢？谭震林的文章是我提出约请他写的嘛。”至于送审和批复的纸张，他记不清楚是什么模样了。
之后，他拿出了红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下册，翻到有关段落说，“所有的事实都在这里面”。把书给我以后，他又拿起正在看的报纸，回到他“亘古的沉默”中。
当我看完该书的有关陈述后，多少有些吃惊。这和外界的传言，以及我多年的印象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与谭震林。
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内部的斗争
高：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陈：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标准”）发表以来，《红旗》杂志3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想参加到讨论中去。哲史组就向总编辑熊复请示过两次。但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红旗》“按兵不动”。他多次指令熊复“不准介入”，要求他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自6月份以后，汪东兴每期都要亲自审稿，凡是文中涉及这个话题的文字，一概删除。还命令熊复“不要轻举妄动，自作主张”；鼓励“《红旗》要一花独放”。熊复并没有将上述汪东兴的指示传达给任何人，包括副总编的方克、卢振川在内。（见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6页）
对于身为党刊的《红旗》杂志的冷漠态度，外界意见极大。有人说，“实践标准”在全国各地都转发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红旗》。言下之意，《红旗》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最后的“反动堡垒”了。海外也有人猜测，这是高层权斗的征兆。害得邓小平不得不向来访的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作解释。过去，人们把在《红旗》刊文视为荣耀，而这时，编辑们连约稿都有些困难了。杂志订数骤降二百万份（见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1页）。所以，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但没有人具体想出“突围”的办法。
我父亲大约是1978年7月到《红旗》工作的（调令可能要晚于他实际到达的时间），任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据他自己回忆，他很快便想出了两条主意：一是自己动手写一篇文章，打着学习毛的《实践论》的旗号，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样既可以免除“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责，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被动，突破僵局；二是借纪念毛诞的机会，请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这就是上述电话来访所说那件事情的来历。
李先念为何两次批示谭震林重磅文章？
高：后来的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呢？
陈：经熊复和编委同意，两件事分别于当年7月底和8月中旬展开。向谭震林约稿，是8月17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布置文艺组负责人雷声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借调到杂志社的张炯、陈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他们向谭震林谈了要求后，谭欣然同意。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随后，三位编辑按照谭震林的意思，走访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张炯为主，写出了初稿。谭看后，略作了增补。
但谭的稿子，在熊复那里没有通过。他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三位编辑谁也不愿意转达这个意思，大概是出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考虑，他们死活拉上了我父亲，一同前往谭府。
不出所料，“谭老板”果然火了。但怒火并没有扰乱他的思维，他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
“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
父亲于是当场向谭老板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
《红旗》的报告送上去了，大树已倒的汪东兴不敢得罪谭震林，他们虽然都是从井冈山出来的，但文革“二月逆流”谭老板“大闹怀仁堂”的故事尽人皆知。加之，当时党内已经出现“讨汪”呼声，而且来势甚猛。所以，汪阅后即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
几个人的批示颇有意思：华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开始批示说：“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邓则动真格的，批了那段著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得知邓的批示后，李又作了重新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邓的批示下达《红旗》的时间，是11月23日。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来回拉锯终于有了结果：谭震林的文章，在《红旗》1978年12月号刊出了。
此事直接引发了《红旗》社内的“批熊”浪潮。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的西墙上。有一位副总编还领衔签名“倒熊”……
这中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插曲，谭老板发火时，讲了一些类似“《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之类的话，加上邓小平的批示，这可把《人民日报》的人给乐坏了！《人民日报》当时在胡绩伟、王若水的主持下，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坚力量。他们还试图通过关系，向《红旗》的编辑运动这篇稿子，说是要落实领导的指示啊。但自我解放了的《红旗》编辑，又变得很矜持了，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约不来这样有分量的文章”。
右起：1948年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在淮海前线。
谭震林文章的执笔人是谁？
高：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后，华国锋、汪东兴的政治生涯的终点已经倒计时了。在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为“两个凡是”作了检讨。如果《红旗》不闹事，只要等几个月，是不是自然也会被解放？
陈：被别人解放和自己解放自己当然就不一样了。何况全境的解放都是由局部的突破组成的。与这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中国青年报》复刊号事件（指汪东兴扣发1978年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那也是局部战斗的一个案例。
高：网上有一些“回忆”文章，说此文是谭震林本人执笔的，还有“夏日炎炎”、“奋笔疾书”之类的描述。据你所知，到底是谁执笔的？
陈：这事我问过我父亲，他也认为是谭震林自己写的，他说谭“不是那种人”，指他不会让别人代笔，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雷声宏先生（《红旗》杂志编辑，红旗出版社副社长、编审——高注）在《〈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所说的是实情。理由有三：
第一，我父亲当时在专注写《重温〈实践论〉》这篇长文，对约稿以后的具体情况就没有过问了，所以他对于这个具体情节，可能并不知情。
第二，谭震林当年已经七十六岁，五年后就去世了。
第三，如果这篇文章是谭执笔，那么，它肯定应是谭一生最重要的文字，但出版的《谭震林传》中，写到这一段时，没有详写这么大一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而是只谈了谭的指导思想，还引用了两段文字。我认为，那两段精彩文字的确是谭震林所写，而且是画龙点睛之笔。这足以证明谭是此文灵魂的赋予者。但是，在这本传记的附录部分，没有收入这篇重要文章。
总之，这篇文章的原稿肯定已经存档，雷先生不会没考虑这一点。
（未完待续。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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