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了甲午战争时期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个花甲之后，我见到当年台北受降仪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儿子葛天惠老人。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见证了台湾回归后最初的岁月，尤其是对台湾、对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一场大狂欢之后一场大劫难，60年岁月过去，仍然让人心灵颤栗
◆高伐林
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终于取得惨胜，这也意味着洗刷了中日之间前一场大战——甲午战争的耻辱。1945年10月25日，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了被割让出去的台湾及澎湖列岛。
整整一个花甲之后，笔者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了当年台北受降仪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儿子葛天惠，他也进入耄耋之年。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也来到台湾工作，见证了台湾回归后最初的岁月，尤其是对台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一场大狂欢之后一场大劫难，六十年岁月过去，仍然让人心灵颤栗。
葛敬恩与蒋介石、陈仪交情深远
葛天惠是1991年从上海发电设备公司退休的，和夫人陈佳泉常来探望在美国工作定居的儿子葛弘一家。他虽然已经83岁（其时为2006年——高注），但腰板挺直，头脑清晰。
我们从他父亲葛敬恩先生与蒋介石、陈仪的历史渊源聊起。
葛敬恩是浙江嘉兴人，从小个性很强，16岁就虚报年龄去考取了日本人办的浙江武备学校，成绩很好，后来留校做了教官。“我爸爸很早就认识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在杭州见过面。那时上海陈英士、黄郛这几个蒋的结拜兄弟，叫蒋介石带着敢死队到杭州与我父亲取得联系。黄郛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浙江武备学校出来的，比我父亲还晚两三年，但他到日本去得较早，很早就投入了政治风云，后来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也当过蒋的外交部长。蒋来到杭州，那一次军队打抚台衙门，他与我爸爸彼此都留下较深的印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我爸爸是浙江人，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两次叫人来请我爸爸去做黄埔军校教育长，但我父亲不喜欢打仗，就婉言谢绝。他喜欢园艺，在杭州郊区买了块一百多亩的地，办了个农场栽菜种瓜。”
当时的葛敬恩并没有打算与蒋介石深交。葛敬恩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陈仪》文章中说：“一则我把他（蒋）看成是当时所谓嵊县帮（“嵊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原注）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
葛敬恩对蒋介石改变印象，已经是北伐时期了。1924年，陈仪是军阀孙传芳的第一师师长，这支军队是浙军，他便拉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葛敬恩来当参谋长，因为葛敬恩与这一师的关系较熟。第一师两年中屡立战功，陈仪擢升为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葛敬恩也水涨船高，仍然担任他的参谋长。
见北伐军长驱直入湘赣，声势浩大，身为北伐军的对手的葛敬恩与陈仪商议，觉得这么给孙传芳卖命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早作安排。葛敬恩想到当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便自告奋勇当使节，去与蒋联络。他辗转跋涉，在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穿插寻找，终于见到了蒋介石，谈了三天。后来他回忆说：“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蒋介石希望葛敬恩留下来参加北伐，不要为孙传芳效命，葛想到陈仪还在那边等信儿呢，便未应允。蒋把委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的委任状交葛带回去，还写了一封给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
1946年12月，当选为台湾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一行，前往南京开会後，与蒋介石、葛敬恩等摄於蒋介石官邸。正中与手持礼帽的蒋介石并肩而站的穿军服者，即为时任台湾行政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两个月后就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图中不少人被杀害。（葛天惠提供）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段岁月是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何瞬间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葛敬恩冒着危险、惴惴不安返回去将信和委任状交给陈仪之时，这边的局面已经翻了好几番个儿：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长随后又放弃，第一师回到杭州又随即被打散。黄郛再三力劝葛敬恩就此投奔革命，蒋介石也不断来电催促，于是葛敬恩便改换门庭，当上了北伐军总部参谋处长。后来，陈仪也投到了蒋的阵营中。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葛敬恩当了一段参谋本部的次长，1930年被委任为青岛特别市市长，带着全家去了青岛。葛天惠当时八九岁，虽然不是很懂事，但回忆起来，还是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日本坂垣征四郎要来占青岛，几十艘日本军舰开进胶州湾，探照灯到处扫射。我爸爸请日本军事长官吃饭，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戒备森严，国际上列强也都反对他们染指青岛，最后就撤退了。
葛敬恩主掌青岛的时间不长，蒋介石为了笼络东北易帜立了大功的张学良，将青岛的人事权交给张，葛敬恩就交出市长大印，还是回到参谋本部。
“九一八”事变，日本突然出兵占了东三省，紧接着又在上海动手，还出动轰炸机，炸了杭州笕桥机场的二十几架飞机。葛天惠对笔者说：我爸爸气坏了，也痛心极了。蒋介石就说，那你来搞航空吧！要他做军政部下面航空署的署长兼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学校就在杭州笕桥，蒋是挂名校长，我爸爸管事。他开始也不肯，觉得自己连飞机都不会开，无以服众，后来才去。那时他的老搭档陈仪，是军政部下面的兵工署长。
葛敬恩出掌航空署时对蒋介石要求说，空军只能用于抗日，不能用于内战。可是后来蒋对江西苏区搞围剿，用了空军去打红军。“我爸爸很生气，批评蒋介石，蒋也生了气，说‘你居然帮共匪讲话，还批评我的连襟宋子文’！就将他扣在江西半年。我母亲为了营救我爸爸，从杭州跑南昌跑了很多次……”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到西南。葛敬恩当时只担任浙江省政府的空衔委员，妻子身体又不太好，就没跟着去重庆，但他也决不愿在日本人治下当官，抗战大半时间就隐居上海。“他在租界里租了一块地种水果，我们这些子女也帮着他种。”
笔者问：“汪精卫、周佛海没来找你爸爸？”
葛天惠说：“找啊，怎么不找？抗战后期，周佛海就来找过我爸爸好几次，希望我爸爸向重庆方面说情——他要找退路么。我爸爸没理他。”
重新出山，参与接收台湾
蒋介石却没忘了葛敬恩。抗战期间，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死了，谁来接任？蒋介石说，叫葛敬恩出来当校长！别人告诉他，葛敬恩不在这里，还在上海呢。蒋介石就任命了陈仪当陆军大学校长。
葛天惠告诉笔者：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上海时，已经是至少半年以后了。我们想，父亲本来一直是大声疾呼抗战的，现在抗战打了好几年了，你还住在上海不去为国效命，讲不过去嘛！就劝我爸爸去重庆。
当时二十来岁、读大学三年级的葛天惠，目标较小，就由他先去给父亲探路。他绕了个大圈，先到了河南商丘，再到洛阳，从西安、宝鸡……最后到了重庆。“我去看陈仪，告诉他我爸爸要来了。又过了一年还是几个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1944年冬天，我爸爸也过来了。”蒋介石要给葛敬恩安排军事方面的职务，但他还是不愿；想做农林部长，蒋又不给他，便去各地考察了一段。
这个时候，日本败象毕露。美、英、苏、中领导人在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反复讨论如何安排世界战后的格局，商定把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归还中国。接收台湾问题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蒋介石指定由陈仪来负责，紧锣密鼓地组成人事班底，策划接管事宜。
日本在统治台湾时期，设总督一人，总务长官一人，下面有各管理机构。国民政府当时的计划是，将台湾作为一个特别省，不设省政府，不任命省主席，而是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当首任行政长官。
笔者问：为什么选定陈仪来执掌台湾？
葛天惠说：“陈仪是浙江人，蒋介石信任他；他本人廉洁，不爱钱。而且，关键是蒋认为他熟悉台湾事务。”陈仪担任过福建省主席，并曾经渡海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访问过，在当时有“台湾通”的称誉。
如果当时不是选定陈仪，是否会酿成后来的“二二八”？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
葛天惠介绍：台湾长官公署设秘书长一人，由我爸爸担任；再下设有工矿处、交通处、财政处、公安处等等，各处处长也都初定了一个名单。其中严家淦能力强，由交通处转财政处兼任台湾银行总裁。（葛天惠说了几遍“严家淦能力很强”，后来老蒋小蒋都很器重他，不是偶然的，他在政坛攀升，一直当到总统。）
还成立警备司令部，司令由陈仪兼任；此外还成立了基隆港务局、高雄港务局等重要机构。
陈仪接受了接收台湾的使命后，立即布置收集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各业现状资料，同时开办各类训练班，如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警察干部训练班、银行干部训练班等，学员都从在职公务员和大、中学生中挑选，台湾人占了相当比例，先后培训了千余人，他们成了日后接收台湾的骨干。陈仪又草拟了《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送呈蒋介石过目，得到蒋的首肯。据葛敬恩后来在文章中说，“他显得很有信心”。“在赴台之前，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几条建议：１，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２，接收事务，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３，无须在台驻扎重兵。这些建议都得到蒋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仪和当时中央、地方官员对接收台湾这么一项大事，还是想得简单了。葛天惠说：“对比一下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央政府做了十多年的准备，而台湾1945年回归的接收事务，只筹备了年把——还是仓促上阵啊。”
当然，接收香港，是在和平环境中，接收日期也早已知晓；而接收台湾，却事出仓促。许多事情想得不周全，也难以避免，不可苛求前人的。
笔者查到，1945年8月，有重庆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确系有感而发，却不是陈仪等人能体会的。
中国收回台湾后担任台湾行政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葛天惠提供）
葛敬恩主持日军受降典礼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受降典礼，葛敬恩主持，陈仪宣读了受降书。从这一天起，台湾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归之后的台湾，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南京与台北，专制统治与民主思潮，大陆来台人员与台湾本地人士，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中国与美国，乃至族群、阶层、地域……都营垒重重又犬牙交错。
葛天惠介绍说：日本在台湾经营半个世纪，建立了较多工矿企业。中国抗战年代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通管全国的工矿企事业，对台湾的工矿业十分眼红。资源委员会的头头钱昌照（他是黄郛的连襟，是葛天惠的二表姐夫）等人于1946年到台湾考察，打算将台湾经营管理的工矿业都收到资源委员会去管，台湾当然不肯。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台湾特别省行政长官公署协商调停，组织了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糖业公司、台湾化肥公司、台湾机械造船公司、台湾造纸公司、台湾交通运输公司等十大联合公司，管理台湾的工矿业。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本征兵赴大陆、东南亚参战，到1946年底，这批具有作战经验的台湾复员军人返回台湾，找不着就业机会。日据下成长起来的台籍精英以为光复了可以出头了，但行政长官公署是集权体制，大陆来的空降官员占据各衙门，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许多台籍精英转而参选各级民意代表……
在众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中，权力者没有“走钢丝”的高超技巧是不行的，而当时陈仪等人恰恰陷入左支右绌。例如，陈仪遣返20万日本军人及30多万日本移民，但他留用了八千日籍技术人员，这本是为了使台湾的行政、经济部门得以维持运转的必要之举，但是一般老百姓对此很不谅解：政府接管后仍“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写于2006年。未完待续）
附：中国发电及机械动力工业的有功之臣
葛天惠老人娓娓讲述了父亲葛敬恩当年主持日本交还台湾给中国仪式的情况和他亲历的台湾“二二八事件”。
1944年，葛天惠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机械系，到抗战年代中国内地最主要的机械制造厂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抗战胜利后去台湾机械造船公司的基隆造船厂工作，边学习造船轮机。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到温哥华造船厂工作一年。1948年，他去英国利物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汽轮机世界级的著名专家及汽轮机创始人之一W. J. Kearton，论文在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上宣读讨论并刊于会刊。
1951年他与另外两位在英汽轮机专家响应召唤回国服务，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与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亲自安排他们设计制造发电厂汽轮机。中国从来没有造过汽轮机，50年代列强“遏制共产主义”，禁止向中国进口发电设备。时已调任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黄敬为部长）的汪道涵，在北京中山公园约葛天惠等人茶叙两天，决定派人去捷克购买6000千瓦汽轮机图纸及关键零部件，并将上海通用机器厂改为上海汽轮机厂，葛天惠为该厂设计科长。花了四年半，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终于在淮南发电厂发电。
随后他们立即投入自行设计12000千瓦汽轮机，这是中国机械动力工业的创举，两年半后在南昌电厂发电。随后25000千瓦，50000千瓦，125000千瓦……等机组及其他各类汽轮机等，总共设计制造二三十种。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其专机的JT3D型航空温扇喷气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先进、使用最广泛的航空发动机，美国已造一万多台，中国没有。上海承担测绘制造项目，葛天惠主动参加并主持。经六七年努力，研制数十种新材料、高温材料，造出12台，各种试车并装上飞机试飞均得到满意结果。葛天惠立了功，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人民代表。后来美国买去一台，进行分解测量装配试车，对材料、加工质量性能都很称道。
1991年葛天惠在回国工作满四十年后退休，又被返聘八年，近80岁才离开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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