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一位远离故乡的中年厨师、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北岛、徐敬亚和王小妮说：“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十年
高按：“青春诗会”参加者徐敬亚这篇文章三大段，只有第二段是讲诗刊社“青春诗会”。但一、三段也都与诗有关，所以我将加上这个副标题还不算离谱。全文照录。
徐敬亚是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当时在该校文学群体中最为著名，1980年一篇两、三万字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以及后他在《深圳青年报》任职时发起的“86诗歌流派大展”更使他有了全国性声誉；不过现在，他的同班同学刘晓波，比他更广为人知；而其妻子，也是他当年的同班学友兼诗友王小妮，比他在诗歌界有更高成就。
诗的疾风暴雨
徐敬亚
题记：
3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朝政更替。诗，随即兴起。
至1989年止，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10年。对于今天，那是艺术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重复一遍：复杂、混杂，多元、多义！
也许洗脑般的革命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主精神复活中，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地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输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又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七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刘晓波、白光、兰亚明），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 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七人与吉林诗人曲有源合影。后左起：邹进、王小妮、白光、徐敬亚、吕贵品。前左起：刘晓波、曲有源、兰亚明。（资料照片）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获得。全国各省市的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带来了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之后，小人物们也纷纷登场抖擞。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超越领导的本事，曾经令这些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们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常常带来在10几页纸上的奋笔疾书。
我挺欣赏我上个月一篇文章的题目：《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实在惊人。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无法考证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我只是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是通联部长吧），除了作为朋友，我可能是他在吉大的联系人。他可能同时与20个徐敬亚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的信，他邀请我校共商大事：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14所院校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代表吉林大学参会。
9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与一幅代表合影。那幅照片拍摄得好，与会代表神情严峻，黑白清晰，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林大学负责的期数，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结社史与出版史。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由于我现在手里没有创刊号原件。只记得诗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长诗。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诗和“赤子心”的发刊辞《心之歌》，还有我们诗社兰亚明的诗《片瓦集》。创刊号对吉大诗社的看重，让我们高兴了很久。
《这一代》创刊号全国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林大学由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临时匆忙装订，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拿到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吉大所订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同学所交征订费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还。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临时以钢板油印数百字说明：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是：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
13所创办院校社团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当年於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35所：兰州大学《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大《渭水》、福建师大《闽江》、北师大《求索》、武汉师院《枫林》、中央民院《百花》、广州师院《春草》、华中师范《桂子山》、贵阳师院《烛光》、徐州师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院《青年》、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大《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院《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
实际社团数量，应不止200。除上述之外，仅在我略熟悉的东北，东北师大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师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师院《新叶》，这些均不在当年统计之内。哈尔滨有潘洗尘，黑大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社1979年末鼎盛时成员超过百人。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之交，百废待兴。
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间抽象萌发，而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只无米可煮的铁锅，清水不仅可瞬间溢满，而且轻易翻滚。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编辑周期一度异常频繁）。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夭亡。著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辅导这些青年诗人，并因此遭受到长时间的不快。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因果。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
而例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有一本京城的民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家油印本的民间、青年文学杂志。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女工舒婷，没有今天的病人食指，没有方含，没有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八十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剧……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年代，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超额诱人的理由。
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
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发生过。
一种急切，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续传遍了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北京地址刘念春收，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典型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青春诗会》。
徐敬亚与妻子、也是当年吉林大学校友、诗友王小妮在深圳家中。（资料照片）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惟一的聚会。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在同一学校，并不认识。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像SAR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哈哈，我多年没使用这个文革味道的词了）一个又一个骚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争夺。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都在北京，八十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九十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出版业，并由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由万夏与杨黎合作，并由杨黎操盘，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怀念式专集《灿烂》，“追认为烈士”般地填补了八十年代诗歌的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追认那些青春的聚会，那些令今天生意人不可思议的壮举。
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八十年代不是跃然纸上吗！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 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这个学生特有的，八十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的组织建制，由对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诗歌的混战……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杨黎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天的晚上（徐注：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产商定的。我的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十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
ａ 改组诗协领导班子
ｂ 尽快使诗协合法化
ｃ 创办刊物
……三天之后，我们夺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变形可爱的诗人。为了争夺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寒风中的热忱。请注意，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全部的码洋！
在八十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应该哭，昨天却是笑。那就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万夏回忆说：当时（徐注：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的。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来，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
1983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厉的社会拷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的另一种声音，以数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时代再次来临了。
1985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翻倍而出。
天下诗人英雄会：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去年《南方都市报》的通栏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的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这样回忆：八十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合诗会有几百个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风起云涌的，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幸或不幸地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7个整版。请注意：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为了扩大影响，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向社会正式发布了消息。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学来的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从3万份升至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后来该报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全部退回了私人订户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却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人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哈哈，我愿意剔除其老气横秋、奖章满襟的真实辛酸与虚幻荣尚的含义，只接收诗歌兄弟们对诚挚工作者的一次拇指竖立。挺好不坏，仅此而已。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我语）；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青春渲泄方式，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后世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中年厨师、一位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我和北岛、王小妮说：“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这话对，还是不对。
作者说明：这篇本原由唐晓渡先生应允的文章，由于其身体突弱，我只能在出差河南途中匆匆写就，时间仅有三晚。感谢王小妮电邮部分资料，对不确之处向读者致歉，并容后补改。
2007/7/3于郑州
原注：本文发表于2007年7月9日《经济观察报》“影响中国三十年之系列报道”专栏。除《题记》及文中哈哈等少量网络语言外，全文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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