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共，一切开支全部由国库开支，作为一个政党，财力之雄厚，不仅冠于全球，而且前无古人。但创建初期白手起家，别无选择，不拿苏联给的卢布作启动资金，就活不下来。怎么看待靠外国输血创党、建党这件事？中共经费来源的变迁如何制约中共的政策走向？
◆陈小雅／高伐林
“中共一直宣称‘独立自主’，不容外来干涉，所以，中共对早期拿苏联卢布讳莫如深。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叫‘苏维埃’？苏区的货币，上面为什么印著个外国人的光头，为什么‘防伪标识’是邓子恢和毛泽民的俄文签名？”
中国共产党的90周年生日，成为朝野许多人反思中共历史经验、研讨中国发展方略的又一个契机。寓居北京的政治学者陈小雅，在其《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两本书中，分析过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政坛上崛起的“第一桶金”，她也曾谈到过中共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或政策调整后面的经济原因。我受在香港出版的《新史记》杂志的委托采访她，请她顺著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中共经费来源的变迁，以及经济因素如何制约中共的政策走向等话题。
北京学者陈小雅，2011年摄于阿尔卑斯雪山湖畔。（陈小雅提供）
陈小雅，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她出版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等书，主编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政治学》等。
中共对早期拿苏联的钱讳莫如深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在您的几本专著中，多次谈到毛泽东和中共的经济来源。您是怎样对闹革命的经济基础问题感起兴趣来的？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正如杨奎松先生追溯共产国际援助，是从现实政治生活的常识开始一样，我开始重视经济问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出于我对当今一些海内外民间组织生存之道的观察——我发现，二者的早期形态没什么两样。然后，我发现了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实际上是湖南军阀谭延闿贿赂毛的资金。这一点，我前几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牛仔》、《中国“废片”》的书中，已经说清楚了。拿人的钱，自觉不自觉地就要替人办事。毛泽东拿了谭延闿的钱，立即把“警惕新军阀”的口号，变成支持新政府的“革命行动”！
高：今天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财力之雄厚，不仅冠于全球，而且前无古人。不过，最初十多年，白手起家，左支右绌，别无选择，不拿卢布就活不下来。您怎么看待靠外国输血创党、建党这件事？
陈：中共拿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的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当然，中共的创始人中，不少人从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意识，譬如陈独秀，他就不主张拿卢布。但党要生存，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你们各省的支部可以向共产国际申请资金，我党中央不写这个申请。这种姿态，基于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应该是民族统一和民主革命，而不是阶级革命。既然如此，就应该是国民党为主，“共产”是以后的事。这就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的来历。实际上，共产国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基于这种认识和主张。 后来“左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速胜论”，主张攻打大城市，制造“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的舆论，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同一心态。
 陈独秀曾坚持不领共产国际的经费。
高：根据您的了解，“输血者”与“被输血者”的心态如何？
陈：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口口声声讲唯物史观，但讲老百姓造反、追随革命是出于经济动机，可以；说党的活动资金来源，就讳莫如深。为什么讳莫如深？这实际上就说明了“被输血者”的心态。因为依赖外援确实会丧失独立自主。
高：最近看到一篇报导，中国以打假声誉鹊起的司马南，痛斥先锋艺术家艾未未“你拿著国外的钱”搞“不靠谱的政治”。艾未未是否“拿著国外的钱”、是否“搞政治”，不属我们这里讨论范围，但这至少说明，在一部分人眼里，“拿著国外的钱搞政治”很不光彩。中国一些官方媒体，也往往将披露和指斥一些异议人士从国外获得资助，作为将其置于“千夫所指”境地的手段。
陈：是的，中共一直宣称“独立自主”，不容外来干涉，所以，中共对早期拿苏联卢布讳莫如深。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叫“苏维埃”？苏区的货币，上面为什么印著个外国人的光头，为什么“防伪标识”是邓子恢和毛泽民的俄文签名？抗日战争是一个牵动全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为什么竟然有一条口号是“保卫苏联”？别说老百姓是打死了也弄不懂，就是我这个历史系学生直到毕业，都不习惯。前两天，我翻阅中共历届党代会的原始文件，才悟到，“文化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为什么都千篇一律地从世界革命形势讲起，原来中国革命，就是从“世界革命”生出来的！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有一个回忆：当时，他们在广州举行纪念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活动，用彩亭抬著二位的遗像，吹吹打打地游行，群众都不知道画面上那两个外国人是谁，以为是哪位牧师和他太太死了。
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
高：那么，从给中共“输血者”，也就是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这一方来说，向中共提供经费，您认为，意图该如何归纳呢？
陈：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钱，是希望能在苏联帝国的东方，筑起一道抵御英、美、日本的战略防线。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必须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所以，它两次促成“国共合作”，首先是希望中国统一于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势力，不希望革命党内斗互相消耗了，让其他帝国主义钻空子。在二战时，主要目标是牵制日本，尽量避免在东西两线作战。花一点小钱，让别人替它挡住日本，还是很合算的；其次，才是共产主义理想。
高：您曾说过，在建党初期，党内群雄竞争时，毛异军突起，与他握有“第一桶金”至关重要。
陈：这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常识和经验做出的判断，而不是陈述句。您应该比我更了解，当美国总统，可能没有财团的支持吗？蒋介石娶宋美龄，不也是政治与经济的联姻吗？其他人在党建时期也有一些是依赖军阀的财力支持的，主要是当时中国南方的军阀还比较进步。但由于各地军阀的后面是各帝国主义，或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收买，这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决定，至少先把他们养起来。
筹款的人地位是最稳固的
高：那么，申请共产国际的经费，在当时有什么程序、手续呢？
陈：杨奎松先生引用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生动：
“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
高：这种方式的漏洞可不小！
陈：王明为了多要钱，向斯大林谎报红军人数。长征结束时，红军到达陕北的只有三万。王稼祥到莫斯科汇报情况，斯大林问他，他如实说了“三万”，但王明马上插话，大概想抢在翻译之前“纠正”这个说法，说“30万”。对于这些“穷哥们儿”，斯大林心里明镜儿似地，不过，他也很给面子，说兵贵精不贵多啊！
我很久以来都不理解，中共老一代都是出生入死、见过大世面、有大见识的人，为什么一度会听命于王明这样的人把党玩弄于股掌，而且玩得那样拙劣——就像一个突然暴得了一大堆筹码的赌徒，敢于那样“豪赌”！但一旦我们获得观察党的活动的经济视野，就会清楚，王明是被“国际”看重的人。所谓“国际”，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或他派往中国的代表。这个主管或代表喜欢的人，就是众人都必须依赖的“财神爷”的代表！
您前面问“被输血者”的心态，王明的心态就很典型。这个钱不是他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所以他有赌徒的“豪迈”。毛泽东得到“第一桶金”时，也有过类似的豪迈。有文字记载，他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的时候，在码头上与小流氓大打了一架。这种事情，在这位“教师”的一生中，恐怕是很少的。
高：外国拨给的钱，相比于在全中国发动革命这样的宏伟目标来说，实在并不算多，只能当作启动资金。中共如何开辟属于自己的财源呢？例如，内战时期，苏区如何解决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又靠什么支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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