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司馬璐，他的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他一度在歷史的聚光燈下，跟眾多風雲人物同台演出活劇；激流勇退後，他咀嚼酸甜苦辣，總結一處處陷阱和死角急彎，遠觀中國政治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高伐林
我受《新史記》雜誌委託，去採訪92歲的司馬璐。當我走進紐約法拉盛一家老人院的房間時，他正坐在輪椅上聚精會神讀報，中文報紙攤了一床。
字很小，又是繁體字，望去密密麻麻黑糊糊一片，但老人卻似乎樂在其中。翻開的這一版上，赫然有大字標題“中國肅清腐敗，難也”。
老人對“你不戴老花眼鏡竟能看報”的驚嘆，浮起一絲微笑，無言地領受，似乎這是小菜一碟，我如此大驚小怪，倒反而是小瞧了他。不過，他還是頗帶愧意地說：“我九十多了，記憶力不行了。”
 92歲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高伐林攝）
在我看來，與其說他記憶力不行，不如說他的口頭表達有點力不從心。當我問到某位他認識的歷史人物時，從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不僅立即想起了那個人，而且分明在腦海中身臨其境，回到了當時的場景，只是他已經不能細細對我講述了。
對於一位以歷史為業、以文字為業的人，找不著一個合適的詞兒恰當地表達感受，真是一種折磨！
中共追隨者－同路人－反對派
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的司馬璐老人，此前我見過多次，但可惜無緣深談，只是聽過他演講，讀過他最後的一本書《中共歷史的見證》。
司馬璐這個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
他本不姓司馬。“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出生於江蘇海安，是個私生子，由一位馬姓人家收養，於是便姓了馬。讀過兩年私塾、三年小學，隨後行乞、揀破爛、當學徒、當報館練習生和圖書館管理員。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取名馬義。1937年，18歲的馬義被中共發展入黨，隨後來到延安，曾任抗大圖書館主任、《新華日報》駐延安辦事處主任，據其自述，還一度擔任幾個機構合併而成的新華通訊社的通訊部主任。
但是，在中共黨內，他只待了四年。期間，組織上對他被捕後是否寫悔過書或自首，以及在延安是否參加過一個叫“新哲學研究會”的小團體進行審查，讓他感到在這個革命隊伍中，很難真正受到信任。1939年他被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到重慶等地工作後，在思想上漸行漸遠，終於脫黨。
司馬璐加入過中國民主同盟，又在重慶創辦過一個“中國人民黨”。1949年底，他隻身從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後，司馬璐憑藉自己對眾多中共重要領導人有過直接觀感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在中共黨內外的人脈，投入對中共黨史的研究，自辦了自聯出版社，從舊書堆中悉心搜購到很多資料，分門別類出版。由於追慕中國歷史泰斗司馬遷，又思念年輕時的戀人璐，他便改名為司馬璐。
從中共的追隨者，到中共的同路人，再到中共的反對派，這就是司馬璐人生和思想軌跡的三部曲。
司馬璐說，“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為中國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個縮影”。“整個中國的一大悲劇，也鍛煉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為中國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個結論。這結論就是：個人自由、國家獨立、現代科學，三者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們的觀念和共產黨人之間，根本是無法共存的。”
 司馬璐的最新著作《中共歷史的見證》（明鏡出版社）
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產黨人中，他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中國民主黨派中，他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他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幾個後來成為話題人物的知識份子，像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他還記得，江上青讓他讀了《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費爾巴哈論》、《哲學的貧困》（恩格斯），還有蘇聯的一套哲學著作，還將共產黨的一些文件給他讀。
司馬璐在延安時，正是血氣方剛，這就不難理解，他對延安的一些活躍女性也記憶猶新，像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美麗大方”；陳昌浩的妻子張琴秋，“聰明能幹”。至於江青，司馬璐更說：“我清楚地記得見到她的那一天。為什麼呢？因為1938年1月28日，是日本人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個紀念晚會，會上有一個話劇演出。這個話劇的主角是孫維世，江青做配角。”
在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司馬璐一度跟這些風雲人物同台；後來，他激流勇退，到舞台側幕後的一隅，咀嚼酸甜苦辣，總結一處處陷阱和死角急彎。最後，他來到這裡，從紐約法拉盛的一家老人院，遠觀中國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老人院裡他的書最多
老人院裡，兩位老人住一間房，房間不算大，但還實用，衛生間考慮到了老人的特點和需要，相當寬敞，輪椅推進去都可以轉彎，牆上也安裝了結實的扶手。
我沒有見到司馬璐的室友。司馬璐告訴我，室友是位意大利裔老人，屢屢嫌房間內太悶，於是常常去活動室、閱覽室，或者別的老人房間串門聊天。這也好，與司馬璐可以互不干擾。
司馬璐很少串門。他有自己的樂趣：讀書、讀報。書報中或許沒有黃金屋、顏如玉，但卻是一片浩渺天宇，任他的思緒遨遊，天馬行空，“精騖八極，思接千載”。
老人院管理相當嚴格周密。在我與司馬璐聊天的這段不長的時間內，護理服務人員三次進門來探望老人。一看他有客人，禮貌地跟我打個招呼，問問他有什麼需要，便退出門外；也巧，正是一黑一白一黃，黃的那位，看上去像華裔，卻不會說中文，司馬璐說她是韓裔。她告訴我，整個好幾層樓高的老人院，沒有哪一位老人，有“Mr.Ma”這間房裡這麼多圖書雜誌。
這些書刊，有的是他正在讀和打算讀的，有的是他撰寫和編輯的，在床榻旁的書架上擺放得滿滿當當。
這在司馬璐畢生撰述編纂的書刊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司馬璐將他編纂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帶到了老人院。（高伐林攝）
司馬璐離開中共之後，在重慶組織中國人民黨，曾主辦《自由東方》、《人民周報》等雜誌；1949年定居香港，他出版《展望》雜誌；1983年移居美國，他又主持《探索》雜誌。
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告別共產黨的曲折歷程；他主編了一套《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
幾十年間，司馬璐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資料，也通過自己的研究、查證糾正了不少原先黨史上的錯誤，業內人士指出，這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司馬璐舉過一例：
“原來大陸一致公認在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是在1905年……後來，我找到了在1902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書，這一套書我從舊書店買來才五毛港幣，後來，它的拷貝件一份就賣一百港元。”
司馬璐還對若干中共領導人物，如瞿秋白、張國燾等，作過深入的專門研究。他告訴我，瞿秋白他並沒有見過，但非常景仰他、欽佩他，所以寫了一本《瞿秋白傳》，這是他寫得最早的一本書。
“張國燾我很熟，他長得很高大、很儒雅。”司馬璐直言：與中共創始人之一張國燾不僅有很多交往，並且對他印象很深，中共官方黨史中，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醜化張國燾，常常並不符合事實真相。
司馬璐在回答周義澄問題時說，他與張國燾是後來在香港真正認識的。在陝北見面是在1937年底，梁漱溟訪問延安時由張國燾主持的歡迎會上。此外，司馬璐還聽過張國燾的課。他認為，張國燾吃虧在江西土話太重，別人聽不懂。“他對政治經濟學很有研究，聽課時聽得出來。他是北大的學生，有書生味道。”
司馬璐也熟悉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他告訴我：“她人長得並不漂亮，但是非常能幹。”
 晚年張國燾。（網絡圖片）
用自己的眼看，用自己的心想
司馬璐告訴我，老人院的生活很有規律，他早上八點鐘就起床了，然後在護理人員協助下在走廊里散步；天氣晴好時，也到花木蔥蘢的庭院去呼吸新鮮空氣。房間裡一人一台電視，可以各得其所。到進餐時間了，就都到餐廳。老人告訴我，“這裡不供應中國飯，但是還是照顧到了亞裔的飲食習慣。別的族裔的食品，我也吃得慣。”
吃完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翻開書刊——頓時，思緒脫離了輪椅、臥榻和床頭柜上高高低低的藥瓶，回到了海安、陝北、重慶、香港，掠過多姿多彩的生涯，掃視有聲有色的人物……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有自己不從流俗的獨立看法。
他說，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延安時期的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漢年“是我所最喜歡的兩個人之一，另外一個是董必武”；他對周恩來和高崗的評價卻很低。
他不贊成把陳雲說成“左派”，把鄧小平說成是“反左的英雄”，談起史實根據來，有條有理。他說：“陳雲在中共歷史上是老右派，鄧小平是左右反覆過好幾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上台不久，陳雲在當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理論性、報導性的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魯曉夫。蘇共二十一大後，該雜誌編輯部‘請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活動家’就蘇聯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談一些看法。陳當時以中共副主席的身分在該雜誌的1959年第一期上，著文稱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向全世界展示了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文革’時中共稱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依我看，陳雲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司馬璐很感激陳雲。他在延安受到審查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將他派到重慶去工作，“陳雲還講了幾句訓導和鼓勵的話，給了我八塊大洋，讓我走路。這是1939年。“現在想想，我得感謝陳雲，要不是他讓我離開延安，在後來的‘抓特務’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象王實味一樣。”
到後方後，他被派到朝鮮義勇軍的中文編輯委員會裡工作，“周恩來跟我說了很多為什麼要做朝鮮義勇軍工作的原因。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把義勇軍的人搞到華北，去配合八路軍抗日。周恩來要我做義勇軍隊長金若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鳳，後來是北朝鮮勞動黨的中央委員，內閣勞動相。當時我還擔任了金的秘書，寫了一些關於朝鮮問題的文章在《新華日報》、《群眾》雜誌上發表。周恩來交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答應把手下的人員轉移到華北。而這支軍隊原來是國民黨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復了共產黨的黨籍。”
（未完待續）
相關文章：
專訪司馬璐（下）：他看透了中國共產黨
專訪陳小雅（1）：黨史上有隻看不見的手
專訪陳小雅（2）：長征目的地為何變來變去
專訪陳小雅（3）：邊區大生產包括種鴉片？
專訪辛子陵（1）：黨過生日不是毛澤東做壽
專訪辛子陵（2）：黨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澤東
專訪辛子陵（3）：盼習近平率黨走出毛陰影
|
|
|
|
|
|
|
|
 |
文章評論 |
 |
|
|
作者：高伐林 |
|
留言時間：2011-07-05 15:22:36 |
|
|
高勝寒先生：剛剛看到您的留言。抱歉！老人怕打擾，容我先去徵求一下老先生的意見，再給您答覆，如何？多謝您關注！ |
|
|
|
作者：高勝寒 |
|
留言時間：2011-07-03 17:24:23 |
|
|
伐林先生：
我是馬義先生的老朋友，失去聯絡，為了個人隱私，可否將於馬義先生的聯繫方法，用電子郵件通知我？我的Email是 GaoShengHan@aol.com
謝謝。
高勝寒 敬上 |
|
|
|
作者：高伐林 |
|
留言時間：2011-07-01 18:11:39 |
|
|
阿妞博，你對司馬璐和許家屯兩位老人各自優勢和局限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
|
|
|
作者：阿妞不牛 |
|
留言時間：2011-06-30 23:11:39 |
|
|
這位老先生留下的中共黨史書籍，是寶貴資料。俺曾翻閱過一些。主要是他以過來人加旁觀者的經歷和眼光，加上他寫作發表沒有特別的政治背景與動機，也應該沒有特別的顧忌，因此有充分的客觀性與可信度。缺點是他雖然見識過不少大人物，但他當時都不是重要的參與者甚至真正知情者，加上司馬老似乎也並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甚至突出的政治學歷史學基本理論框架，因此他的史料回憶與整理，俺感覺只能是其他專家學者的資料素材，而不是特別引導讀者思考啟迪讀者思想的著作。
老先生為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研究留下了豐富資產資料，令人敬佩。祝願他晚年幸福，長命過百歲！
而許家屯老先生則不同。他是中共高官，對中共許多內部運作要熟悉知曉的多而深。可是他沒有司馬老這樣的超脫，來客觀坦率記述評議。因為他自己還在保留被開除的黨籍身份，世界想知道的他不說，他說出來的人家又不一定信。
張國燾那張照片，怎樣看都象一個洋人老頭，很豁達智慧安逸的那種。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