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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的司马璐，他的名字，就浓缩了丰富信息。他一度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跟众多风云人物同台演出活剧；激流勇退后，他咀嚼酸甜苦辣，总结一处处陷阱和死角急弯，远观中国政治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高伐林
我受《新史記》杂志委托，去采访92岁的司马璐。当我走进纽约法拉盛一家老人院的房间时，他正坐在轮椅上聚精会神读报，中文报纸摊了一床。
字很小，又是繁体字，望去密密麻麻黑糊糊一片，但老人却似乎乐在其中。翻开的这一版上，赫然有大字标题“中国肃清腐败，难也”。
老人对“你不戴老花眼镜竟能看报”的惊叹，浮起一丝微笑，无言地领受，似乎这是小菜一碟，我如此大惊小怪，倒反而是小瞧了他。不过，他还是颇带愧意地说：“我九十多了，记忆力不行了。”
 92岁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高伐林摄）
在我看来，与其说他记忆力不行，不如说他的口头表达有点力不从心。当我问到某位他认识的历史人物时，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不仅立即想起了那个人，而且分明在脑海中身临其境，回到了当时的场景，只是他已经不能细细对我讲述了。
对于一位以历史为业、以文字为业的人，找不著一个合适的词儿恰当地表达感受，真是一种折磨！
中共追随者－同路人－反对派
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的司马璐老人，此前我见过多次，但可惜无缘深谈，只是听过他演讲，读过他最后的一本书《中共历史的见证》。
司马璐这个名字，就浓缩了丰富信息。
他本不姓司马。“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出生于江苏海安，是个私生子，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于是便姓了马。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取名马义。1937年，18岁的马义被中共发展入党，随后来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新华日报》驻延安办事处主任，据其自述，还一度担任几个机构合并而成的新华通讯社的通讯部主任。
但是，在中共党内，他只待了四年。期间，组织上对他被捕后是否写悔过书或自首，以及在延安是否参加过一个叫“新哲学研究会”的小团体进行审查，让他感到在这个革命队伍中，很难真正受到信任。1939年他被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派到重庆等地工作后，在思想上渐行渐远，终于脱党。
司马璐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又在重庆创办过一个“中国人民党”。1949年底，他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司马璐凭借自己对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有过直接观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在中共党内外的人脉，投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自办了自联出版社，从旧书堆中悉心搜购到很多资料，分门别类出版。由于追慕中国历史泰斗司马迁，又思念年轻时的恋人璐，他便改名为司马璐。
从中共的追随者，到中共的同路人，再到中共的反对派，这就是司马璐人生和思想轨迹的三部曲。
司马璐说，“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为中国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的一大悲剧，也锻炼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后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个人自由、国家独立、现代科学，三者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我们的观念和共产党人之间，根本是无法共存的。”
 司马璐的最新著作《中共历史的见证》（明镜出版社）
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司马璐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他自己不无得意地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产党人中，他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中国民主党派中，他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他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几个后来成为话题人物的知识份子，像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他还记得，江上青让他读了《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和《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恩格斯），还有苏联的一套哲学著作，还将共产党的一些文件给他读。
司马璐在延安时，正是血气方刚，这就不难理解，他对延安的一些活跃女性也记忆犹新，像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美丽大方”；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聪明能干”。至于江青，司马璐更说：“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她的那一天。为什么呢？因为1938年1月28日，是日本人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个纪念晚会，会上有一个话剧演出。这个话剧的主角是孙维世，江青做配角。”
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司马璐一度跟这些风云人物同台；后来，他激流勇退，到舞台侧幕后的一隅，咀嚼酸甜苦辣，总结一处处陷阱和死角急弯。最后，他来到这里，从纽约法拉盛的一家老人院，远观中国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
老人院里他的书最多
老人院里，两位老人住一间房，房间不算大，但还实用，卫生间考虑到了老人的特点和需要，相当宽敞，轮椅推进去都可以转弯，墙上也安装了结实的扶手。
我没有见到司马璐的室友。司马璐告诉我，室友是位意大利裔老人，屡屡嫌房间内太闷，于是常常去活动室、阅览室，或者别的老人房间串门聊天。这也好，与司马璐可以互不干扰。
司马璐很少串门。他有自己的乐趣：读书、读报。书报中或许没有黄金屋、颜如玉，但却是一片浩渺天宇，任他的思绪遨游，天马行空，“精骛八极，思接千载”。
老人院管理相当严格周密。在我与司马璐聊天的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护理服务人员三次进门来探望老人。一看他有客人，礼貌地跟我打个招呼，问问他有什么需要，便退出门外；也巧，正是一黑一白一黄，黄的那位，看上去像华裔，却不会说中文，司马璐说她是韩裔。她告诉我，整个好几层楼高的老人院，没有哪一位老人，有“Mr.Ma”这间房里这么多图书杂志。
这些书刊，有的是他正在读和打算读的，有的是他撰写和编辑的，在床榻旁的书架上摆放得满满当当。
这在司马璐毕生撰述编纂的书刊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司马璐将他编纂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12大册带到了老人院。（高伐林摄）
司马璐离开中共之后，在重庆组织中国人民党，曾主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等杂志；1949年定居香港，他出版《展望》杂志；1983年移居美国，他又主持《探索》杂志。
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写出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告别共产党的曲折历程；他主编了一套《中共党史暨文献精粹》。
几十年间，司马璐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资料，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查证纠正了不少原先党史上的错误，业内人士指出，这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司马璐举过一例：
“原来大陆一致公认在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是在1905年……后来，我找到了在1902年(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书，这一套书我从旧书店买来才五毛港币，后来，它的拷贝件一份就卖一百港元。”
司马璐还对若干中共领导人物，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作过深入的专门研究。他告诉我，瞿秋白他并没有见过，但非常景仰他、钦佩他，所以写了一本《瞿秋白传》，这是他写得最早的一本书。
“张国焘我很熟，他长得很高大、很儒雅。”司马璐直言：与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不仅有很多交往，并且对他印象很深，中共官方党史中，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丑化张国焘，常常并不符合事实真相。
司马璐在回答周义澄问题时说，他与张国焘是后来在香港真正认识的。在陕北见面是在1937年底，梁漱溟访问延安时由张国焘主持的欢迎会上。此外，司马璐还听过张国焘的课。他认为，张国焘吃亏在江西土话太重，别人听不懂。“他对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听课时听得出来。他是北大的学生，有书生味道。”
司马璐也熟悉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他告诉我：“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非常能干。”
 晚年张国焘。（网络图片）
用自己的眼看，用自己的心想
司马璐告诉我，老人院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早上八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在护理人员协助下在走廊里散步；天气晴好时，也到花木葱茏的庭院去呼吸新鲜空气。房间里一人一台电视，可以各得其所。到进餐时间了，就都到餐厅。老人告诉我，“这里不供应中国饭，但是还是照顾到了亚裔的饮食习惯。别的族裔的食品，我也吃得惯。”
吃完饭，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翻开书刊——顿时，思绪脱离了轮椅、卧榻和床头柜上高高低低的药瓶，回到了海安、陕北、重庆、香港，掠过多姿多彩的生涯，扫视有声有色的人物……
司马璐对中共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有自己不从流俗的独立看法。
他说，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延安时期的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汉年“是我所最喜欢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个是董必武”；他对周恩来和高岗的评价却很低。
他不赞成把陈云说成“左派”，把邓小平说成是“反左的英雄”，谈起史实根据来，有条有理。他说：“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是老右派，邓小平是左右反覆过好几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不久，陈云在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理论性、报导性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鲁晓夫。苏共二十一大后，该杂志编辑部‘请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家’就苏联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谈一些看法。陈当时以中共副主席的身分在该杂志的1959年第一期上，著文称赞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文革’时中共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依我看，陈云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司马璐很感激陈云。他在延安受到审查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将他派到重庆去工作，“陈云还讲了几句训导和鼓励的话，给了我八块大洋，让我走路。这是1939年。“现在想想，我得感谢陈云，要不是他让我离开延安，在后来的‘抓特务’运动、‘抢救’运动、‘整风’运动中我总难逃一死，可能象王实味一样。”
到后方后，他被派到朝鲜义勇军的中文编辑委员会里工作，“周恩来跟我说了很多为什么要做朝鲜义勇军工作的原因。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把义勇军的人搞到华北，去配合八路军抗日。周恩来要我做义勇军队长金若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凤，后来是北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内阁劳动相。当时我还担任了金的秘书，写了一些关于朝鲜问题的文章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发表。周恩来交给我的任务是说服金若山答应把手下的人员转移到华北。而这支军队原来是国民党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复了共产党的党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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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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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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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07-05 15:2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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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胜寒先生：刚刚看到您的留言。抱歉！老人怕打扰，容我先去征求一下老先生的意见，再给您答覆，如何？多谢您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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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胜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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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07-03 17:2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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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林先生：
我是马义先生的老朋友，失去联络，为了个人隐私，可否将于马义先生的联系方法，用电子邮件通知我？我的Email是 GaoShengHan@aol.com
谢谢。
高胜寒 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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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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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07-01 18:1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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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妞博，你对司马璐和许家屯两位老人各自优势和局限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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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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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1-06-30 23:1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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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先生留下的中共党史书籍，是宝贵资料。俺曾翻阅过一些。主要是他以过来人加旁观者的经历和眼光，加上他写作发表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与动机，也应该没有特别的顾忌，因此有充分的客观性与可信度。缺点是他虽然见识过不少大人物，但他当时都不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真正知情者，加上司马老似乎也并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甚至突出的政治学历史学基本理论框架，因此他的史料回忆与整理，俺感觉只能是其他专家学者的资料素材，而不是特别引导读者思考启迪读者思想的著作。
老先生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丰富资产资料，令人敬佩。祝愿他晚年幸福，长命过百岁！
而许家屯老先生则不同。他是中共高官，对中共许多内部运作要熟悉知晓的多而深。可是他没有司马老这样的超脱，来客观坦率记述评议。因为他自己还在保留被开除的党籍身份，世界想知道的他不说，他说出来的人家又不一定信。
张国焘那张照片，怎样看都象一个洋人老头，很豁达智慧安逸的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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