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原名徐柏庭）1910年出生于浙江象山县大徐村；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21岁。 殷夫是一位红色诗人，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先生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愤地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其实，左联五烈士之死，与当时中共高层内斗激化极有关系，有人借国民党之刀翦除几个党内对立面。这件公案，待有时间我们将再来细说。 《自由与爱情》这首著名的诗原是匈牙利民主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fi Sandor，1823—1849）1847年创作的。此诗本是一首序诗，是裴多菲24岁生日那天在《裴多菲诗歌全集》扉页上题签的一首诗，因此无题。原文是一首匈牙利文六行格律诗，后经德译者滕尼尔改译成德文四行格律诗，收在1887年维也纳出版的德译本《裴多菲诗集》中。1929年，是19岁的殷夫考入同济大学德语系的第三学年，他将此诗译为四行五言古体诗，就用钢笔译在这诗集中此诗旁边，类似批注，无题目、无标点、无落款。因此，当时有人误认为此诗译者不是殷夫，而是他的大哥、曾经留德的国民党高级将官徐培根。理由是这本诗集是他大哥从德国带回的，扉页上又有亲笔签字。但后来比对笔迹，确认是殷夫的译笔。 （顺便提一句，同样是在1929这一年，“四一二”政变两周年之际，殷夫写下著名诗篇《别了，哥哥》：“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鲁迅先生在殷夫遗物中发现了这本诗集和这首译文，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援引了这首诗，并根据德文加上了题目、标点和落款。这首诗便不胫而走了。 《中华读书报》发表王秉钦的文章《缘何一首小诗，百年不衰？——评殷夫的一首译诗〈自由与爱情〉》介绍：这首诗的中译者在中国至少有八个。最早的是周作人和茅盾的译本，殷夫是第三个。再后来便是翻译家兴万生和飞白的译本。 这么多译本，颇有“打擂台”之意了。谁译得最好呢？ 这首诗的德文原文我没有找到，英文版如下： Liberty, Love! These two I need. For my love I will sacrifice life, For liberty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 ——Jones 中译本不妨引录几首于后（为看起来方便，诗句我就不分行了。这几首都转引自王秉钦的文章）：
殷夫的译诗用的是古典诗歌的形式，他把原诗前三句译成两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用现代汉语就是，生命和爱情都很可贵，但爱情比生命更重要。难道翻译中“need"和"sacrifice"非要分别译成“需要”和“牺牲”才算忠实原文？“诚可贵”和“价更高”就是不忠实原文？这不是胶柱鼓瑟是什么？原诗最后一句被殷夫分成两句译出，难道“两者皆可抛”不比“爱情也可抛”译得更巧妙？难道非要译成“爱情也可抛”才算忠实原意？我们面对的可是诗歌，不是法律文件！我无法理解你说的殷夫译诗的不“信”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译者偏离了原作的原意？不是故意跟你抬杠，我真的觉得不论是诗意还是遣词用语，殷夫的译作都是完美的。 反倒是，你说的兴万生“镜子”式忠实原文的硬译，恰恰译错了，还大错特错。原文：For liberty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will”是表达意愿的将来式，兴译却成了“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的过去式或完成式。裴多菲表示愿意为自由牺牲爱情，在兴万生笔下，裴多菲的爱情却因为追求自由的缘故跑掉了，挺讽刺的哈？在中国诗歌翻译史上，从莎士比亚到庞德，从荷马史诗到惠特曼，你去把那些公认的汉译名作找出来对照读，不知可以找出几首比殷夫译诗更“信”且雅且达的作品了，相信不会太多。我同意你的公式：好诗≠好译，但在殷夫这个例子上，我觉得你举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