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7·23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官民矛盾急劇升級，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的話激怒的。“這是一個奇蹟”，“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他在干透了的柴火上扔了一粒火星——至少，可以說，他是在開始悶燒的火上，澆了一大瓢汽油
今天是“7·23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亡者的“頭七”，看到消息，死者人數爬升到40人——我祈禱：就在“40”這個數字上定格吧！
幾天來我雖然遠在海外，但白天黑夜都高度關注事態，感受到了國內難屬、媒體和民眾追問事故真相、質疑當局舉措的灼人熱浪。作為一個前鐵路職工，我更為“娘家”中國鐵道部門從上到下各級官員在事故中及善後階段的言行而臉紅不已——臉紅，不僅是害臊，更是憤怒。
看來是人同此心。一位朋友在給我的郵件中怒不可遏：“看到那些後續新聞，殺人的心都有！挪威那哥們，怎麼不去中國，不去鐵道部？！”
這些且不說了，單說說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言論吧。
在我看來，這次官民矛盾急劇升級，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這哥們兒在記者會上的話激怒的，他在乾柴上扔了一粒火星——至少，可以說，他是在開始悶燒的火上，澆了一大瓢汽油。
“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7·23”事故發生26小時之後，官方新聞發布會在溫州舉行。
記者：我們得知今天下午又從現場發現一名生還的小女孩，為什麼在你們宣布救援行動結束後，在拆解車體的時候仍然還能發現生還的女孩子？
王勇平：這是一個奇蹟。我們確實在後面的工作當中發現了一個活着的女孩，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被問到為何要掩埋車頭時，王勇平又說：“關於掩埋，後來他們做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時在現場搶險的情況，環境非常複雜，下面是一個泥潭，施展開來很不方便，所以把那個車頭埋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便於搶險。目前他的解釋理由是這樣，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講這段話之際，王勇平用力一甩腦袋，這段畫面被製作成GIF動畫，在微博上發布。
王勇平不但沒有起到答疑解惑、澄清真相、修復鐵道部形象等作用，如果說以前鐵道部的“形象分”是零，他這麼一說，就直直墜落到負數。這樣的新聞發布會，這麼回答記者提問，似乎存心就是要激怒媒體和民意，開它幹嘛？！
如此給力的“高鐵體”語言，在網絡上想不火都難。“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傳百，百傳萬，萬傳億，各種變種、周邊產品風起雲湧。
“新周刊”把王勇平稱為“邏輯帝”，設計了一件T恤，上面印上“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仔細端詳，還能看到T恤的標籤上印着一個鐵路路徽！
騰訊微博上一位網名就叫“高鐵體”的哥們兒，竟發動“高鐵體造句大賽”：“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為句式進行造句，優勝者將獲得10萬Q幣和鐵道部發炎人職位，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截至北京時間28日晚8點，有7000多網友參與。諸如：“中國足協說：中國足球能進2014世界盃，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北京今天沒堵車，這是一個奇蹟，但它就是發生了。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味千拉麵拿濃縮液兌湯是因為肉價上漲買不起骨頭！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花樣翻新。
新聞發言人，是傻子還是騙子？
王勇平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不少於三次問記者“你們相信嗎？”在開場白中他就說：
“既然今天我來了，我肯定會面對所有的問題，而且我不迴避任何尖銳的問題，包括我可能答不出來，我就告訴你，我確實還不了解。但是我必須是坦誠地回答你們每一個問題，請你們相信我，你們相信嗎？”
我的判斷是：第一，他非常盼望大家相信他；第二，他對大家是否能相信他，心裡一點底也沒有。
作為新聞發言人，為了讓大家相信他，他自己帶個頭，回答“我相信”。他的嘴必須硬，但他心裡是否真相信？
這一點，我沒有把握回答。
如果他心裡也相信，那麼，他是傻子；
如果他心裡不相信，只是嘴上說相信，那麼，他是騙子。
央視（這也是一個往往不被人相信的機構）主持人白岩松在《新聞1＋1》節目中說得很好：“你要問我（相不相信）呢？我的答案是，一個多月之前我願意相信，但是現在我不敢信，不能信。”
白岩松援引專欄作家宋石男微博上一段話：“諒解建立在在真相之上，沒有真相，沒有諒解。部門要擺脫‘塔西佗陷阱’（當一個部門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就必須深入調查事故真相，坦然道出事故。任何的遮掩或迴避只能激怒民眾，加深裂痕”。
人外有人，王外有王
我總覺得，許多社會群體事件，就是被新聞發言人的言論給點燃的。
說起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考察這個制度的初衷，似乎並不壞。
從1982年3月26日錢其琛首次以“新聞發言人”身份面對媒體至今，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已走過29年，按中國官方的說法，“基本建立了一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務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會市）的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
“外交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布會……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布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臨時以中國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的身份，舉行了第一場新聞發布會，擔任英語翻譯的是李肇星。時間還不到5分鐘，沒有安排記者提問。
兩個月後，錢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齊懷遠繼任新聞司司長，也成為外交部第一任正式的新聞發言人。
中共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1982年起草了一個《關於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請示》，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後，中宣部、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於1983年2月聯合下發了《關於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1983年11月，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制定並下發了《新聞發言人工作暫行條例》。
這個條例被大多數部委認為只是對外宣傳部門的事，主要是對國外新聞媒體。因此，當時只有外交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對台辦等幾個部委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直到胡溫上任後，2003年爆發SARS危機，當局意識到封鎖信息，嚴重損毀政府形象和聲譽，開始理解政務信息公開的必要性。於是開始全面推廣新聞發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開條例。
就在兩個月前，我見到一位來訪美國的已是財金行業相當級別官員的校友，談起官員的公關水平和新聞發言人的素質，他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告訴我：“現在地方和部門的負責官員、新聞發言人，都專門培訓過，受到專業規範的訓練，而且都預演過社會突發事件，哪種情況，應該怎麼應對，都有很清晰的預案。”
“是嗎？”我難以苟同，但又不便反駁，將校友見面弄得不愉快。
我可看到太多新聞發言人信口開河，乃至受到輿論界口誅筆伐的例子。印象最深的，是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舉國將教育視作新世紀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輪番炮轟教育當局倒行逆施之際，王旭明卻發表了一通又一通驚世駭俗的言論。例如，針對有人說高等院校學費偏高問題，王旭明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說：“從2000年到現在，6年過去了，按國家規定的標準，大學學費並沒有提高。” 
時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王旭明。（網絡照片）
王旭明意猶未足，進一步闡發說：“人們對學費問題應當轉變觀念。在計劃經濟時代，孩子從小學上到大學花的錢很少，因為國家都給包了，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智力實力來選擇。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只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現在很多人不考慮自己實力如何，都想讓孩子往好學校里擠，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學貴’觀念重要來由之一。”
說老實話，聽到這番話，我真是瞠目結舌，不敢相信這是代表教育部、代表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說的，竟然公然宣揚“大學校門向南開，有才無財莫進來”？！
且不說兩千多年前孔夫子“有教無類”的平等教育觀；就是袁世凱、張作霖等軍閥和民國政府，也沒有政府公然歧視窮人受教育的權利，公然泯滅窮人通過受教育改變後代命運的希望；更別說美國許多名校只要錄取就決不讓學生因為經濟原因不能入學的措施了。
作為政府部門，不想着制止濫收費、不想着打擊教育領域的嚴重腐敗，不想着爭取國家增加教育投資……卻責怪老百姓，說什麼“非理性”的風涼話！到底是無知呢，還是無恥？
當時我的一位朋友針對王旭明把教育比作“逛商場買衣服”的說法駁斥說，按照這個說法，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索性就拍賣錄取通知書吧，誰出價高就給誰！
有人在網上質問教育部長周濟：你出國留學哪來的錢？你自己掙的還是你父母給的？你當時的學費和生活費不是來自中國政府就是來自對方學校！你敢說不是嗎？你臨走時，你的父母有沒有對你說：“孩子，咱穿不起一萬塊錢的衣服，就買一百塊錢的；咱上不起外國的學就老老實實在家裡待着”？
也有人苦口婆心地教育教育部：“每一個有能力進入名校的孩子都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貝，能拿得起學費的讓他們念，拿不起學費的國家拿也要讓他們念！有誰敢說那些因為貧窮被排斥在校門外的孩子不會成為明天的鄧稼先、明天的華羅庚？”
王旭明受到口誅筆伐，我沒有看到他認錯道歉，更沒有看到教育部更高層領導出面來澄清補救。只能理解為，他這麼冒天下之大不韙大放厥詞，是得到教育部長或副部長授權才這麼說。但就是不談是非，這位教育部發言人也是將自己的衙門淪為千夫所指的眾矢之的了。
“專業培訓”是培訓發言，還是發炎？
我那位來訪的校友倒沒有說錯，這些新聞發言人確實都是經過培訓的。鐵道部的王勇平和教育部的王旭明還都是“黃埔一期”的：2003年9月22日起，來自教育部、國家環保總局、衛生部等66個部委的一百多名新聞發言人在北京順義天竺鎮的天龍賓館參加了為期5天的第一期培訓。
不過，我一看他們的課程：第一節課是“用三個代表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統領新聞發言工作”；第二部分是基礎理論課，由李希光等學者主講……這樣的題目，這樣的教員！他們受到的是什麼樣的“專業培訓”基本上也就別抱指望了。
新聞發言人制度本來是世界通例，但是任何東西到了中國就變了味：各層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據說使政府信息的公布有了一個歸口的部門，可以避免信息的不準確，其實是為了壟斷信息，也正好成為推搪記者採訪的好盾牌。有些地方設立新聞發言人，目的正是為了減少、限制政務信息公開的渠道，對政務信息資源向社會提供的行為進行嚴格的梳理與控制。新聞發言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他要麼壟斷信息，“無可奉告”，躲避記者；要麼文過飾非，強詞奪理，使新聞媒體原本很困難的採訪變得更加困難。
既然新聞發言人成為該部門唯一與外界接口的人，不就活該承受所有向該部門傾瀉的炮火嗎？
被選作新聞發言人的官員，說明他（她）在該機構算得上政策和情況熟悉、思想素養深厚、反應敏捷、能說會道者。王勇平和王旭明的官職都不低，前者是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長，後者是教育部辦公廳副主任，而且他們兩人還都算做過新聞工作——當然都是黨的新聞工作。但他們在新聞發言人的話筒前，都說出如此之多的蠢話、昏話、渾話！其它那些等而下之的官吏更可想而知。中國吏治墮落的程度實在是駭人聽聞了。
中國特色的“新聞發言人”惹的禍
本來這篇急就章快寫完了，突然讀到一條報導，與我這裡寫到的兩個人都有關係：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寫了一封六千字的長信給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提出批評，又印證了“只有退下來才能變回明白人”這句官場調侃的話，千真萬確。
王旭明在信中說：“新聞發言人”這一詞組在語文教學上講是偏正結構，偏是新聞發言，正是人（他的意思是：“新聞發言”是用來限制、修飾“人”的，核心，是“人”，新聞發言人首先應該具有人性、人品、人格！此話講得好。當然，王旭明賦予他所講的“人”什麼涵義，我們不得而知。——老高注）。
王旭明還說：“那天發布會上，你的語態太強勢了，語調過於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錯的，倒像是別人犯了錯。”
王旭明還以過來人的身份規勸說：“勇平兄，說這話，你真別生氣。這個發布會根本就不該開，領導一定要開也不該由你一人開；即使你一人開了，也不該這麼開。我幹過這行，知道這行的苦處，有許多事兒，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態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實，比如如何遣詞造句、語氣語態等，我們是能有一點作為的啊！可不能一場新聞發布會之後，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導輿論，相反引來更多質詢和譴責。”
本來我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極為不齒的，但是看他這封信，我要說，雖然他主要是從表達技巧、公關策略這個粗淺層次幫助王勇平總結經驗教訓，沒有涉及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政務如何透明等根本，但王旭明其人恢復了點人味兒。看來是當了新聞發言人，就不是他了；不當新聞發言人，對百姓所思所感、所愛所憤就多少能夠體察一些了——說到底，還是中國的這個“新聞發言人”的職位惹的禍，誰當，誰就被扭曲；誰當，誰就不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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