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官民矛盾急剧升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的话激怒的。“这是一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他在干透了的柴火上扔了一粒火星——至少，可以说，他是在开始闷烧的火上，浇了一大瓢汽油
今天是“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亡者的“头七”，看到消息，死者人数爬升到40人——我祈祷：就在“40”这个数字上定格吧！
几天来我虽然远在海外，但白天黑夜都高度关注事态，感受到了国内难属、媒体和民众追问事故真相、质疑当局举措的灼人热浪。作为一个前铁路职工，我更为“娘家”中国铁道部门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在事故中及善后阶段的言行而脸红不已——脸红，不仅是害臊，更是愤怒。
看来是人同此心。一位朋友在给我的邮件中怒不可遏：“看到那些后续新闻，杀人的心都有！挪威那哥们，怎么不去中国，不去铁道部？！”
这些且不说了，单说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言论吧。
在我看来，这次官民矛盾急剧升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哥们儿在记者会上的话激怒的，他在干柴上扔了一粒火星——至少，可以说，他是在开始闷烧的火上，浇了一大瓢汽油。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7·23”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
记者：我们得知今天下午又从现场发现一名生还的小女孩，为什么在你们宣布救援行动结束后，在拆解车体的时候仍然还能发现生还的女孩子？
王勇平：这是一个奇迹。我们确实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女孩，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关于掩埋，后来他们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讲这段话之际，王勇平用力一甩脑袋，这段画面被制作成GIF动画，在微博上发布。
王勇平不但没有起到答疑解惑、澄清真相、修复铁道部形象等作用，如果说以前铁道部的“形象分”是零，他这么一说，就直直坠落到负数。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这么回答记者提问，似乎存心就是要激怒媒体和民意，开它干嘛？！
如此給力的“高铁体”语言，在网络上想不火都难。“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传百，百传万，万传亿，各种变种、周边产品风起云涌。
“新周刊”把王勇平称为“逻辑帝”，设计了一件T恤，上面印上“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仔细端详，还能看到T恤的标签上印着一个铁路路徽！
腾讯微博上一位网名就叫“高铁体”的哥们儿，竟发动“高铁体造句大赛”：“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为句式进行造句，优胜者将获得10万Q币和铁道部发炎人职位，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截至北京时间28日晚8点，有7000多网友参与。诸如：“中国足协说：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北京今天没堵车，这是一个奇迹，但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味千拉面拿浓缩液兑汤是因为肉价上涨买不起骨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花样翻新。
新闻发言人，是傻子还是骗子？
王勇平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不少于三次问记者“你们相信吗？”在开场白中他就说：
“既然今天我来了，我肯定会面对所有的问题，而且我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包括我可能答不出来，我就告诉你，我确实还不了解。但是我必须是坦诚地回答你们每一个问题，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吗？”
我的判断是：第一，他非常盼望大家相信他；第二，他对大家是否能相信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作为新闻发言人，为了让大家相信他，他自己带个头，回答“我相信”。他的嘴必须硬，但他心里是否真相信？
这一点，我没有把握回答。
如果他心里也相信，那么，他是傻子；
如果他心里不相信，只是嘴上说相信，那么，他是骗子。
央视（这也是一个往往不被人相信的机构）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说得很好：“你要问我（相不相信）呢？我的答案是，一个多月之前我愿意相信，但是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
白岩松援引专栏作家宋石男微博上一段话：“谅解建立在在真相之上，没有真相，没有谅解。部门要摆脱‘塔西佗陷阱’（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就必须深入调查事故真相，坦然道出事故。任何的遮掩或回避只能激怒民众，加深裂痕”。
人外有人，王外有王
我总觉得，许多社会群体事件，就是被新闻发言人的言论给点燃的。
说起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考察这个制度的初衷，似乎并不坏。
从1982年3月26日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9年，按中国官方的说法，“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会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临时以中国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举行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担任英语翻译的是李肇星。时间还不到5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
两个月后，钱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继任新闻司司长，也成为外交部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1982年起草了一个《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1983年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
这个条例被大多数部委认为只是对外宣传部门的事，主要是对国外新闻媒体。因此，当时只有外交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对台办等几个部委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直到胡温上任后，2003年爆发SARS危机，当局意识到封锁信息，严重损毁政府形象和声誉，开始理解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于是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
就在两个月前，我见到一位来访美国的已是财金行业相当级别官员的校友，谈起官员的公关水平和新闻发言人的素质，他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告诉我：“现在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官员、新闻发言人，都专门培训过，受到专业规范的训练，而且都预演过社会突发事件，哪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都有很清晰的预案。”
“是吗？”我难以苟同，但又不便反驳，将校友见面弄得不愉快。
我可看到太多新闻发言人信口开河，乃至受到舆论界口诛笔伐的例子。印象最深的，是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举国将教育视作新世纪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轮番炮轰教育当局倒行逆施之际，王旭明却发表了一通又一通惊世骇俗的言论。例如，针对有人说高等院校学费偏高问题，王旭明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2000年到现在，6年过去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大学学费并没有提高。” 
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网络照片）
王旭明意犹未足，进一步阐发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说老实话，听到这番话，我真是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是代表教育部、代表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的，竟然公然宣扬“大学校门向南开，有才无财莫进来”？！
且不说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就是袁世凯、张作霖等军阀和民国政府，也没有政府公然歧视穷人受教育的权利，公然泯灭穷人通过受教育改变后代命运的希望；更别说美国许多名校只要录取就决不让学生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入学的措施了。
作为政府部门，不想着制止滥收费、不想着打击教育领域的严重腐败，不想着争取国家增加教育投资……却责怪老百姓，说什么“非理性”的风凉话！到底是无知呢，还是无耻？
当时我的一位朋友针对王旭明把教育比作“逛商场买衣服”的说法驳斥说，按照这个说法，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索性就拍卖录取通知书吧，谁出价高就给谁！
有人在网上质问教育部长周济：你出国留学哪来的钱？你自己挣的还是你父母给的？你当时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来自中国政府就是来自对方学校！你敢说不是吗？你临走时，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说：“孩子，咱穿不起一万块钱的衣服，就买一百块钱的；咱上不起外国的学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也有人苦口婆心地教育教育部：“每一个有能力进入名校的孩子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贝，能拿得起学费的让他们念，拿不起学费的国家拿也要让他们念！有谁敢说那些因为贫穷被排斥在校门外的孩子不会成为明天的邓稼先、明天的华罗庚？”
王旭明受到口诛笔伐，我没有看到他认错道歉，更没有看到教育部更高层领导出面来澄清补救。只能理解为，他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放厥词，是得到教育部长或副部长授权才这么说。但就是不谈是非，这位教育部发言人也是将自己的衙门沦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了。
“专业培训”是培训发言，还是发炎？
我那位来访的校友倒没有说错，这些新闻发言人确实都是经过培训的。铁道部的王勇平和教育部的王旭明还都是“黄埔一期”的：2003年9月22日起，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66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在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天龙宾馆参加了为期5天的第一期培训。
不过，我一看他们的课程：第一节课是“用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发言工作”；第二部分是基础理论课，由李希光等学者主讲……这样的题目，这样的教员！他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培训”基本上也就别抱指望了。
新闻发言人制度本来是世界通例，但是任何东西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各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据说使政府信息的公布有了一个归口的部门，可以避免信息的不准确，其实是为了垄断信息，也正好成为推搪记者采访的好盾牌。有些地方设立新闻发言人，目的正是为了减少、限制政务信息公开的渠道，对政务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梳理与控制。新闻发言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要么垄断信息，“无可奉告”，躲避记者；要么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使新闻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变得更加困难。
既然新闻发言人成为该部门唯一与外界接口的人，不就活该承受所有向该部门倾泻的炮火吗？
被选作新闻发言人的官员，说明他（她）在该机构算得上政策和情况熟悉、思想素养深厚、反应敏捷、能说会道者。王勇平和王旭明的官职都不低，前者是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长，后者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而且他们两人还都算做过新闻工作——当然都是党的新闻工作。但他们在新闻发言人的话筒前，都说出如此之多的蠢话、昏话、浑话！其它那些等而下之的官吏更可想而知。中国吏治堕落的程度实在是骇人听闻了。
中国特色的“新闻发言人”惹的祸
本来这篇急就章快写完了，突然读到一条报导，与我这里写到的两个人都有关系：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写了一封六千字的长信给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提出批评，又印证了“只有退下来才能变回明白人”这句官场调侃的话，千真万确。
王旭明在信中说：“新闻发言人”这一词组在语文教学上讲是偏正结构，偏是新闻发言，正是人（他的意思是：“新闻发言”是用来限制、修饰“人”的，核心，是“人”，新闻发言人首先应该具有人性、人品、人格！此话讲得好。当然，王旭明赋予他所讲的“人”什么涵义，我们不得而知。——老高注）。
王旭明还说：“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
王旭明还以过来人的身份规劝说：“勇平兄，说这话，你真别生气。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是能有一点作为的啊！可不能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导舆论，相反引来更多质询和谴责。”
本来我对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极为不齿的，但是看他这封信，我要说，虽然他主要是从表达技巧、公关策略这个粗浅层次帮助王勇平总结经验教训，没有涉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政务如何透明等根本，但王旭明其人恢复了点人味儿。看来是当了新闻发言人，就不是他了；不当新闻发言人，对百姓所思所感、所爱所愤就多少能够体察一些了——说到底，还是中国的这个“新闻发言人”的职位惹的祸，谁当，谁就被扭曲；谁当，谁就不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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