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且圆说：万里桥谈不上雄伟，更没有“世界第一”，就像父亲辛劳一生的脊背。我们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诚实，不可说谎。父亲至死都是那样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却变得越来越老成、持重和犬儒。这种可悲的逆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老高按：刚刚过去的8月20日，是黄万里诞辰（1911——2001）100周年；8月27日，是黄万里的忌辰10周年。读到黄万里的大女儿黄且圆在清华大学纪念黄万里百年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他的回忆如此平实、亲切，却让我对这位老人的敬意又深了一层。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小女儿黄肖路、接触过关于他的资料，因为我关心与他的名字密切相关的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因为我更关心由他的厄运、由三峡争论所折射的中国决策程序的弊病，及其导致的深重祸殃，当然，也因为一些人（包括在这万维博客上的一些人）对这位“民族的脊梁”的丑诋辱骂……这些，都让我更关注黄万里。
黄万里並沒有建立彪炳显赫的奇勋，並沒有发出振聋发聩的豪言。他的整套水利学说未必无懈可击；他关于三峡工程“永不可修”“必将炸掉”的预言尚待检验……按照时下一些人的看法，黄万里的一生，不过就是一个“loser”（失败者）而已；有人说，要把黄万里“从神坛上拉下来”；有人套用毛泽东的句式说：“反对，失败，再反对，再失败，直至无人理睬——这就是黄万里的悲剧！”这当然是黄万里的悲剧，但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是我们每个人的悲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黄万里当然不是“神”，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我曾瞻仰法国巴黎的先贤祠，被供奉的有多少人“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不为时俗所容、不为时人所识啊！未来的中国也应该建起这样一座先贤祠，黄万里应该列入其中——一代又一代的人祭祀他、缅怀他，就是在呼唤和振奋民族的精神，就是在提升自己，做一个不愧“人”这个称号的人。
回忆父亲黄万里
黄且圆，共识网 2011年8月30日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好！
父亲黄万里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对于子女来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我对他的记忆就像粼粼的波光，只是一段段、一片片地在那里闪耀，倒是别人的回忆、讨论、评价不时地激励着我，把记忆中的片断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三岁左右时，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在散步，月光洒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那是父亲在四川三台工作的水利工地，我们家就在工地的边上。父亲边走边对我说：“我刚修好了一座桥，这座桥就用我的名字，叫万里桥。”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兴奋不已。但事后我听说，祖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批评父亲骄傲了，建议此桥从当地地名，命名为高家桥，并给刚出生的妹妹起名“无满”，以示警戒。就在这个工地上，一次日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上天保佑，那颗炸弹没爆炸，当大人们惊魂稍定时，看见我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黄万里在四川柳林滩航道工程完公典礼上，1942年秋
三台的工程结束后，我家又搬回成都，父亲仍经常出差，勘查长江上游诸河流。一次看见父亲乘吉普回来，他满脸都是紫红色的小斑点，那是因流血结成的小伤疤。父亲告诉我们，路遇土匪劫车，开抢射击他乘坐的小车，子弹打在前窗的玻璃上，碎裂的玻璃又刺进他的脸部……这太危险了，万一子弹射中父亲的身体那又该怎么办！还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不到四五岁的弟弟去看望在野外勘测的父亲，回来途径绵阳，那边正发大水，许多灾民堵在河边准备抢渡，母亲好不容易登上最后一班渡轮，算逃过了一劫，而父亲还得坚守岗位。在当时险恶的工作条件下，他仍不忘写文章，像《金沙江道上》等，报道沿河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见诸报端。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父亲应聘在水利部工作，这本是一个“美差”。但不久，水利部派遣他去江西任职。这里地处江南，河流湖泊遍布，是可以大施拳脚的机会，也还算是个美差，父亲甚至已到江西察访，准备履新。可是不久部里认为更需要人考察黄河中上游水情，解决甘肃省的干旱问题，于是又改派父亲到兰州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父亲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奔赴兰州。
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市民的食用水是用牲口架着的木制水车，把黄河水拉往各家，倒入缸中。人们再在缸中加上明矾，等到沙石和脏物沉到缸底，河水变清后方能饮用。就是在市内，也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因为没钱买裤子而光着下身。除了看家犬外，还有许多野狗满街乱窜。那时我只有八九岁，一次，天朦朦亮起身赶早上学，被狗咬了一口，还打过一阵子狂犬病预防针。可是父亲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没有忘记改学水利，服务农民的初衷。他甫一到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为该省水利工作拟定的方针是：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很实在，绝不搞形象工程。为勘察地质水文，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到达玉门、安西、敦煌，甚至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等地。现在去这些地方并不困难，但在六十多年前，他得和同事们一起，坐骡车、骑马，甚至经常遇到劫匪。当时，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一方面吸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也接纳处于困难境地的共产党干部的子女。父亲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同时向为该校师生筹粮，为学生讲演。
父亲所到之处总是充满生气。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局里，他通常都是亲自授课，编讲义，外加对学员的考核。有一次，他从上海招来一批中专毕业生，对他们最初的培训就是学骑马。看到这一切，我们这些孩子兴奋极了，围着那几匹马又蹦又跳。这些年轻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们中还有人来看望过父亲。局里的京剧票友们自己排演了京剧《苏三起解》，演出时十分热闹。
记得刚到兰州没两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全家去吃羊肉泡馍。他告诉我们，这是兰州最好吃的东西。饭馆的铺面只是一大间屋子，泥土地上放着方桌和窄条凳。端上的食物只是大块大块的肥羊肉煮成的汤，所谓的馍就是死面烙成的饼子。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干体力活的；这种东西最当饱，适合干重活的人吃，父亲就是这样说的。父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可是我只能勉强喝进几口汤，吃了一小块面饼。羊肉泡馍的确很当饱，我一整天都没再吃下其他东西。
每逢节假日，父亲常带我们外出游玩。到了黄河边，全家分乘两面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也就是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排下，绑上几只全羊皮（去除了羊毛）吹成的气袋而已。羊皮筏子上既无扶手，亦无栏杆，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就在你的身旁，我们随着波浪一上一下地浮动、颠簸，可也有惊无险。
在父母的呵护下，兰州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即使到现在，每当我见到黄河，见到黄河母亲的塑像，见到那满是沟壑的黄色高原和脸上刻着同样深壑的高原老人的形象，心中都充满无限的感动，眼泪甚至会夺眶而出。
1949年初，父亲感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先把我们送往上海（他料到上海会比西北先被解放），自己出走香港。解放后他又乘香港至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其实，父亲是非常眷恋自己的故乡的。他在羁留北方后写过一首诗《清华园风雨忆江南》，其中有句子曰：“苦忆江南欲住难，羁栖北国少娱玩，少时力学图晚成，映水文心盼璀璨。镜里莫悲添白发，书成那得知音唤，案头埋首甘为牛，恐负江山扶枕叹。”江山虽美，可不得辜负她啊！
父亲在上海稍事逗留后，便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携全家到沈阳的东北水利局任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先回母校唐山交大（现西南交大），后经院系调整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了他50多年的教授生涯。他的思想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交大实行了开卷考试。到清华后，他深感自己和工科出身的教师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提高，特请了中科院的专家到水文教研室开概率、数理统计课。
到大学后他出差少了，但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变。他著书、写论文，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父母三代同堂的家被塞进一间简易的学生宿舍里。那时大家受到压力，都不敢读书，搞业务了。父亲用书架把一间房子一分为二，一半是他和母亲的卧室，靠窗的一面放着他的书桌。除了到系里打扫卫生，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外，他都雷打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文革后期，父亲可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同时在清华水利系驻三门峡的教学科研基地劳动和接受批判。此时，用他的话说是白天俯首听批，夜晚竭思治黄，对研究工作丝毫不肯放松。正因为他几十年一贯的努力，才能拟定出改建三门峡水库的方案，全面治理黄河的方案等等。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在被迫告别讲台的20多年后，还能给青年教师开出结合水利、水文应用的概率统计课。
父亲只知道坚持科学的真理，不论这真理多么令人难堪。当别人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时，他却说黄河不可能变清，也无必要变清。当别人说在长江三峡上建坝是孙中山先生的宿愿，曾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其发电量可以照亮半个中国等等时，他却屡屡上书中央，高呼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待政治问题也如此。自从戴上右冠之后，他受尽凌辱，但仍心胸坦然。一次他走在清华园里，被一名貌似工友的路人拦住，指着鼻子批判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仅仅对我们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他这样做也是对的。”
我们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诚实，不可说谎。这个教育实施起来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出了真情，就不会受到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有时我并没说谎，但父母不放心，竟让我白白挨一顿揍。时光荏苒，到我们成年后，位置倒转，我们也可以“训诫”父亲了。文革后期，母亲就常常让我帮助父亲写检查。那时他对批林批孔运动想不通，便在家中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他更透露给我们：“我见过孔德成（孔子的后裔，1949年后去台湾），你们的外祖父还当过他的老师呢。”我立即告诉他，在会上不可这样说，会引来大祸的，他的回答却是：“我在会上已经交代过啦。”果然，为此他又遭到一次特大的批判。总之，在写检查方面，他从没有接受过我的“帮助”，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父亲至死都是那样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却变得越来越老成、持重和犬儒。这种可悲的逆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关于我国的水资源利用，父亲屡屡致信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时代起直到他自己去世。他指出，三峡高坝不可修，主要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一个大坝建在河中，可以反过来影响河床、河流的水势，河流及两岸的地貌和生态等等。高坝的建成，会给国计民生带来极为不利，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响。他说黄河是一条利河，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了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是全世界最大的由河流淤积而成的三角洲，汉满蒙回各族人民在这里征战、融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甚至愤慨地声言：“说黄河是一条害河是中国水利界的耻辱。”他认为中国的水资源丰富，所缺的是水量丰富地区的耕地，因此，以淹地换取电力是不可取的……。
父亲的看法常与我国水利界主流的意见相左，撇开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谈，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和背景就不相同。在父亲看来，人类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地都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包括阳光、土地、大海、山脉、河流等等，孕育出了人类。所以人类必须适应自然才能生存，人类也必须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近些年来，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污染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敲响警钟，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我们的面前。我想，这才是父亲的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去年，一个令我们惊喜的消息传来：抗战时期父亲负责修建的涪江航道工程的一部分高家桥历经70年的天灾、人祸都没有倒塌，仍然屹立在那里，成为三台古堰永和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关于这座桥，中新社四川网记者兰婧在2009年12月22日的报道中这样说：
“怀着对这古堰的好奇，记者日前来到了永和堰的标志性的工程之一高家桥段。这是地处争胜乡坝南通向新德的一个石拱渡桥。桥体用花岗岩条石砌筑，高50多米，长约150米，宽4米余。由于两岸是滑坡台地，据说施工时用了三万多根青杠树棒（一种很坚实的树木，在水中永不腐烂，常作建材），逐台梯次打桩，编栏护坡。桥中间是渡槽，只两边不足一米宽处可通行人。远远看去，就像两条白色的缎带，搭连在青山绿树之间。走在桥上瞥见石拱下深深的水道，又不免让人心有余悸，只感叹这座出自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之手的杰作，感叹当年工程之精妙雄伟、设计者之独具匠心。
黄万里先生是黄炎培之子，在美国主攻水利工程学，1937年回国后受三台县长郑献徵邀请设计这座难度极大的渡槽，修成后取名‘万里桥’。黄炎培先生认为不妥，改以地名‘高家桥’，但当地老人仍称它为‘万里桥’。为此黄万里曾赋诗一首以纪念：‘我尝治水涪关道，三载移家到梓州。凿石开河资灌溉，一桥飞若彩虹浮。’”
父亲生前曾对我说过，他是公费出国留学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这座桥建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节约资金，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先用一段时期，抗战胜利后还可重建。他还高兴地说，节约的钱就算偿还了留学的费用。他所谓的便宜建材大概就是指那种青杠树棒了。
7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了万里桥。它朴实无华，谈不上雄伟，更没有“世界第一”；它的桥拱，就像父亲辛劳一生的脊背，驮着水渠，70年了，它把泊泊江水送往耕田，默默地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农民繁养生息。
万里桥仍然屹立在那里，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最后，感谢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和水利系为先父百年诞辰举办纪念座谈会；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对于先父品格和工作的肯定，更感谢公众和网友对于先父精神的推崇和褒扬！父亲的挚友、老革命、长期关注我国水利事业与生存环境的李锐老先生与一大批人今天未能与会，谨向李老及大批朋友致以衷心的敬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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