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且圓說：萬里橋談不上雄偉，更沒有“世界第一”，就像父親辛勞一生的脊背。我們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誠實，不可說謊。父親至死都是那樣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而我們年輕的一代，卻變得越來越老成、持重和犬儒。這種可悲的逆轉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老高按：剛剛過去的8月20日，是黃萬里誕辰（1911——2001）100周年；8月27日，是黃萬里的忌辰10周年。讀到黃萬里的大女兒黃且圓在清華大學紀念黃萬里百年誕辰座談會的發言，他的回憶如此平實、親切，卻讓我對這位老人的敬意又深了一層。
因為我曾經採訪過他的小女兒黃肖路、接觸過關於他的資料，因為我關心與他的名字密切相關的三門峽工程和三峽工程，因為我更關心由他的厄運、由三峽爭論所折射的中國決策程序的弊病，及其導致的深重禍殃，當然，也因為一些人（包括在這萬維博客上的一些人）對這位“民族的脊梁”的醜詆辱罵……這些，都讓我更關注黃萬里。
黃萬里並沒有建立彪炳顯赫的奇勳，並沒有發出振聾發聵的豪言。他的整套水利學說未必無懈可擊；他關於三峽工程“永不可修”“必將炸掉”的預言尚待檢驗……按照時下一些人的看法，黃萬里的一生，不過就是一個“loser”（失敗者）而已；有人說，要把黃萬里“從神壇上拉下來”；有人套用毛澤東的句式說：“反對，失敗，再反對，再失敗，直至無人理睬——這就是黃萬里的悲劇！”這當然是黃萬里的悲劇，但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是我們每個人的悲劇：“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阿房宮賦》）！
黃萬里當然不是“神”，他是一個大寫的人。我曾瞻仰法國巴黎的先賢祠，被供奉的有多少人“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不為時俗所容、不為時人所識啊！未來的中國也應該建起這樣一座先賢祠，黃萬里應該列入其中——一代又一代的人祭祀他、緬懷他，就是在呼喚和振奮民族的精神，就是在提升自己，做一個不愧“人”這個稱號的人。
回憶父親黃萬里
黃且圓，共識網 2011年8月30日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大家好！
父親黃萬里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今年是他誕辰的一百周年。對於子女來說，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父親，我對他的記憶就像粼粼的波光，只是一段段、一片片地在那裡閃耀，倒是別人的回憶、討論、評價不時地激勵着我，把記憶中的片斷一點點地連接起來……
三歲左右時，一次父親拉着我的手在散步，月光灑在一片光禿禿的土地上，那是父親在四川三台工作的水利工地，我們家就在工地的邊上。父親邊走邊對我說：“我剛修好了一座橋，這座橋就用我的名字，叫萬里橋。”那時父親還很年輕，對自己的工作成績興奮不已。但事後我聽說，祖父對此很不以為然，他批評父親驕傲了，建議此橋從當地地名，命名為高家橋，並給剛出生的妹妹起名“無滿”，以示警戒。就在這個工地上，一次日機來轟炸，一顆炸彈落在我家隔壁的院子裡。上天保佑，那顆炸彈沒爆炸，當大人們驚魂稍定時，看見我從床底下爬了出來。
黃萬里在四川柳林灘航道工程完公典禮上，1942年秋
三台的工程結束後，我家又搬回成都，父親仍經常出差，勘查長江上游諸河流。一次看見父親乘吉普回來，他滿臉都是紫紅色的小斑點，那是因流血結成的小傷疤。父親告訴我們，路遇土匪劫車，開搶射擊他乘坐的小車，子彈打在前窗的玻璃上，碎裂的玻璃又刺進他的臉部……這太危險了，萬一子彈射中父親的身體那又該怎麼辦！還有一次，母親帶着兩個不到四五歲的弟弟去看望在野外勘測的父親，回來途徑綿陽，那邊正發大水，許多災民堵在河邊準備搶渡，母親好不容易登上最後一班渡輪，算逃過了一劫，而父親還得堅守崗位。在當時險惡的工作條件下，他仍不忘寫文章，像《金沙江道上》等，報道沿河的風土人情，特別是少數民族的生存狀態，見諸報端。
抗戰勝利後，全家回到南京，父親應聘在水利部工作，這本是一個“美差”。但不久，水利部派遣他去江西任職。這裡地處江南，河流湖泊遍布，是可以大施拳腳的機會，也還算是個美差，父親甚至已到江西察訪，準備履新。可是不久部里認為更需要人考察黃河中上游水情，解決甘肅省的乾旱問題，於是又改派父親到蘭州任甘肅省水利局長兼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父親二話沒說，就帶着全家奔赴蘭州。
當時的蘭州還很落後，市民的食用水是用牲口架着的木製水車，把黃河水拉往各家，倒入缸中。人們再在缸中加上明礬，等到沙石和髒物沉到缸底，河水變清後方能飲用。就是在市內，也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因為沒錢買褲子而光着下身。除了看家犬外，還有許多野狗滿街亂竄。那時我只有八九歲，一次，天朦朦亮起身趕早上學，被狗咬了一口，還打過一陣子狂犬病預防針。可是父親對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沒有忘記改學水利，服務農民的初衷。他甫一到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為該省水利工作擬定的方針是：先改善舊渠，次動新工；勘測全河西走廊的水資源以擬定通盤建設計劃，很實在，絕不搞形象工程。為勘察地質水文，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到達玉門、安西、敦煌，甚至沙漠邊緣的不毛之地民勤、紅柳園等地。現在去這些地方並不困難，但在六十多年前，他得和同事們一起，坐騾車、騎馬，甚至經常遇到劫匪。當時，新西蘭共產黨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肅山丹辦培黎學校，這是一所職業學校，半工半讀不收學費，一方面吸收貧困家庭的孩子入學，也接納處於困難境地的共產黨幹部的子女。父親數次去山丹，幫助當地開發地下水，同時向為該校師生籌糧，為學生講演。
父親所到之處總是充滿生氣。他非常注意培養人才，特別是年輕人。在局裡，他通常都是親自授課，編講義，外加對學員的考核。有一次，他從上海招來一批中專畢業生，對他們最初的培訓就是學騎馬。看到這一切，我們這些孩子興奮極了，圍着那幾匹馬又蹦又跳。這些年輕人後來很多都成了工程師，甚至是高級工程師。改革開放後，他們中還有人來看望過父親。局裡的京劇票友們自己排演了京劇《蘇三起解》，演出時十分熱鬧。
記得剛到蘭州沒兩天，一大早，父親就帶着全家去吃羊肉泡饃。他告訴我們，這是蘭州最好吃的東西。飯館的鋪面只是一大間屋子，泥土地上放着方桌和窄條凳。端上的食物只是大塊大塊的肥羊肉煮成的湯，所謂的饃就是死面烙成的餅子。周圍的人看起來都是干體力活的；這種東西最當飽，適合乾重活的人吃，父親就是這樣說的。父親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可是我只能勉強喝進幾口湯，吃了一小塊麵餅。羊肉泡饃的確很當飽，我一整天都沒再吃下其他東西。
每逢節假日，父親常帶我們外出遊玩。到了黃河邊，全家分乘兩面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也就是在一個長方形的木排下，綁上幾隻全羊皮（去除了羊毛）吹成的氣袋而已。羊皮筏子上既無扶手，亦無欄杆，洶湧渾濁的黃河水就在你的身旁，我們隨着波浪一上一下地浮動、顛簸，可也有驚無險。
在父母的呵護下，蘭州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即使到現在，每當我見到黃河，見到黃河母親的塑像，見到那滿是溝壑的黃色高原和臉上刻着同樣深壑的高原老人的形象，心中都充滿無限的感動，眼淚甚至會奪眶而出。
1949年初，父親感覺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威脅，先把我們送往上海（他料到上海會比西北先被解放），自己出走香港。解放後他又乘香港至上海的第一班郵輪迴到上海。其實，父親是非常眷戀自己的故鄉的。他在羈留北方後寫過一首詩《清華園風雨憶江南》，其中有句子曰：“苦憶江南欲住難，羈棲北國少娛玩，少時力學圖晚成，映水文心盼璀璨。鏡里莫悲添白髮，書成那得知音喚，案頭埋首甘為牛，恐負江山扶枕嘆。”江山雖美，可不得辜負她啊！
父親在上海稍事逗留後，便應東北人民政府之聘，攜全家到瀋陽的東北水利局任職。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他先回母校唐山交大（現西南交大），後經院系調整又到清華大學任教，開始了他50多年的教授生涯。他的思想活躍，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在交大實行了開卷考試。到清華後，他深感自己和工科出身的教師需要在基礎理論方面提高，特請了中科院的專家到水文教研室開概率、數理統計課。
到大學後他出差少了，但埋頭苦幹的工作作風不變。他著書、寫論文，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父母三代同堂的家被塞進一間簡易的學生宿舍里。那時大家受到壓力，都不敢讀書，搞業務了。父親用書架把一間房子一分為二，一半是他和母親的臥室，靠窗的一面放着他的書桌。除了到系裡打掃衛生，做一些體力勞動之外，他都雷打不動地坐在自己的書桌前。文革後期，父親可在監督下進入當時的“三線”潼關以上地區，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勢，同時在清華水利系駐三門峽的教學科研基地勞動和接受批判。此時，用他的話說是白天俯首聽批，夜晚竭思治黃，對研究工作絲毫不肯放鬆。正因為他幾十年一貫的努力，才能擬定出改建三門峽水庫的方案，全面治理黃河的方案等等。更令我驚奇的是他在被迫告別講台的20多年後，還能給青年教師開出結合水利、水文應用的概率統計課。
父親只知道堅持科學的真理，不論這真理多麼令人難堪。當別人說“聖人出而黃河清”時，他卻說黃河不可能變清，也無必要變清。當別人說在長江三峽上建壩是孫中山先生的宿願，曾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其發電量可以照亮半個中國等等時，他卻屢屢上書中央，高呼三峽高壩永不可修。
他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對於學術觀點是如此，對待政治問題也如此。自從戴上右冠之後，他受盡凌辱，但仍心胸坦然。一次他走在清華園裡，被一名貌似工友的路人攔住，指着鼻子批判了整整一個小時。回到家中他僅僅對我們說：“如果他說的都是真話，他這樣做也是對的。”
我們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誠實，不可說謊。這個教育實施起來很簡單：孩子犯了錯誤，只要自己承認，說出了真情，就不會受到懲罰，否則定是一頓痛打。有時我並沒說謊，但父母不放心，竟讓我白白挨一頓揍。時光荏苒，到我們成年後，位置倒轉，我們也可以“訓誡”父親了。文革後期，母親就常常讓我幫助父親寫檢查。那時他對批林批孔運動想不通，便在家中說：“你們大伯是搞哲學的，可我對哲學一竅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學淺顯易懂，我從小就接受了。”他更透露給我們：“我見過孔德成（孔子的後裔，1949年後去台灣），你們的外祖父還當過他的老師呢。”我立即告訴他，在會上不可這樣說，會引來大禍的，他的回答卻是：“我在會上已經交代過啦。”果然，為此他又遭到一次特大的批判。總之，在寫檢查方面，他從沒有接受過我的“幫助”，一如既往地實話實說。父親至死都是那樣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而我們年輕的一代，卻變得越來越老成、持重和犬儒。這種可悲的逆轉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關於我國的水資源利用，父親屢屢致信中央領導人，從毛澤東時代起直到他自己去世。他指出，三峽高壩不可修，主要因為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一個大壩建在河中，可以反過來影響河床、河流的水勢，河流及兩岸的地貌和生態等等。高壩的建成，會給國計民生帶來極為不利，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響。他說黃河是一條利河，水少沙多，歷史上南北漫流，形成了25萬平方公里的黃淮海平原，是全世界最大的由河流淤積而成的三角洲，漢滿蒙回各族人民在這裡征戰、融合，形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它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他甚至憤慨地聲言：“說黃河是一條害河是中國水利界的恥辱。”他認為中國的水資源豐富，所缺的是水量豐富地區的耕地，因此，以淹地換取電力是不可取的……。
父親的看法常與我國水利界主流的意見相左，撇開具體的技術問題和一些人為的因素不談，這兩種意見的出發點和背景就不相同。在父親看來，人類賴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地都是大自然的賜予。是大自然，包括陽光、土地、大海、山脈、河流等等，孕育出了人類。所以人類必須適應自然才能生存，人類也必須按照自然規律行事，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求得自身的發展。近些年來，自然災害的頻頻發生，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地震引發的核污染等等，無一不向人們敲響警鐘，將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再一次擺到我們的面前。我想，這才是父親的觀點越來越引起人們關注的根本原因。去年，一個令我們驚喜的消息傳來：抗戰時期父親負責修建的涪江航道工程的一部分高家橋歷經70年的天災、人禍都沒有倒塌，仍然屹立在那裡，成為三台古堰永和堰的標誌性工程之一。
關於這座橋，中新社四川網記者蘭婧在2009年12月22日的報道中這樣說：
“懷着對這古堰的好奇，記者日前來到了永和堰的標誌性的工程之一高家橋段。這是地處爭勝鄉壩南通向新德的一個石拱渡橋。橋體用花崗岩條石砌築，高50多米，長約150米，寬4米餘。由於兩岸是滑坡台地，據說施工時用了三萬多根青槓樹棒（一種很堅實的樹木，在水中永不腐爛，常作建材），逐台梯次打樁，編欄護坡。橋中間是渡槽，只兩邊不足一米寬處可通行人。遠遠看去，就像兩條白色的緞帶，搭連在青山綠樹之間。走在橋上瞥見石拱下深深的水道，又不免讓人心有餘悸，只感嘆這座出自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先生之手的傑作，感嘆當年工程之精妙雄偉、設計者之獨具匠心。
黃萬里先生是黃炎培之子，在美國主攻水利工程學，1937年回國後受三台縣長鄭獻徵邀請設計這座難度極大的渡槽，修成後取名‘萬里橋’。黃炎培先生認為不妥，改以地名‘高家橋’，但當地老人仍稱它為‘萬里橋’。為此黃萬里曾賦詩一首以紀念：‘我嘗治水涪關道，三載移家到梓州。鑿石開河資灌溉，一橋飛若彩虹浮。’”
父親生前曾對我說過，他是公費出國留學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錢，這座橋建在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為了節約資金，因陋就簡，使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先用一段時期，抗戰勝利後還可重建。他還高興地說，節約的錢就算償還了留學的費用。他所謂的便宜建材大概就是指那種青槓樹棒了。
70年後的今天，我第一次從照片上看到了萬里橋。它樸實無華，談不上雄偉，更沒有“世界第一”；它的橋拱，就像父親辛勞一生的脊背，馱着水渠，70年了，它把泊泊江水送往耕田，默默地滋養着這方土地上的農民繁養生息。
萬里橋仍然屹立在那裡，父親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最後，感謝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和水利係為先父百年誕辰舉辦紀念座談會；感謝各位領導和老師對於先父品格和工作的肯定，更感謝公眾和網友對於先父精神的推崇和褒揚！父親的摯友、老革命、長期關注我國水利事業與生存環境的李銳老先生與一大批人今天未能與會，謹向李老及大批朋友致以衷心的敬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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