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中国抗日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阵地争夺战发生在北京昌平南口，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日军伤亡15000人。这场战役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历史的记忆总是那么坚强，70多年后，昌平的一个农民努力搜集这场战役的残片，要为这场战役建一个纪念馆
老高按：这几天连续读到几篇关于北京昌平县农民杨国庆拯救抗战历史的故事，十分感动，情不自禁地要在我的博客上向各位海外读者推荐。
北京北郊的南口，我曾经去过。当时也依稀知道这里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战场，但是放眼四望，天苍苍，山莽莽，炊烟袅袅，溪流潺潺，一片宁静安谧的景象，也就没有想到去探问，在这片群山，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后来，与国军中将、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儿子高斌熟悉了，又去查了有关资料。“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率部奔赴南口前线，在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日军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武器精良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毙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而看了这些关于农民杨国庆的报导，才深切地知道这片群山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这一位同样可歌可泣的48岁的农民。
一位普通农民，有这么深切的历史意识，让我这个自称“历史爱好者”，并且正在从事历史杂志和历史网站编辑的人汗颜。
下次有机会回国，我一定要去看望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拯救者”，并参观他的“南口战役纪念馆”。
一个农民用六年拯救一场被遗忘的抗战
程功、张云，北京晚报
农民杨国庆在昌平生活了整整48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家门口的这场战争。“台儿庄参战4万多人，伤亡7500人，南口战役参战6万多人，伤亡33692人，台儿庄纪念馆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战役呢？”
2009年8月8日，南口战役72周年。杨国庆在海拔1350米的黄花坡上花700多元为南口阵亡的将士立了一座纪念碑，“迟来的丰碑昌平儿女”。至今他还不知道这“算不算犯法”。
昨天是杨国庆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开馆一周年的日子。一大早，他就在门口等着从石家庄赶来的刘通银老人。70岁的刘通银是南口战役阵亡的122团团长刘芳贵的侄子，此次专程来昌平拜访杨国庆，参观“南口战役纪念馆”，凭吊抗日阵亡的先辈。
农民户口的杨国庆经营着一家开业12年的 “亚东熟食”，身着的军绿色美式军装与他手中的酱肉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这几年真正让杨国庆远近闻名的不是熟食，而是店铺地下一层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尽管“纪念馆”不足50平方米，却收纳着杨国庆6年来在南口群山挖出的上千件战争残片，其中包括战役中坠落日机的机身风速管。
建“南口战役纪念馆”，源于2005年杨国庆一次到位于昌平西部的长峪城附近徒步登山。当时，他发现海拔1400余米高的烽火台城墙上竟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弹孔，喜欢军事的他判断这绝不是一般的弹孔。下山后，他四处寻访，最终在县档案馆找到了答案，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场大规模阵地战“南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中国军队第七集团军所部汤恩伯第13军、高桂滋第17军等6万人沿南口长城沿线以伤亡33692人的巨大牺牲，坚守南口18天抗击侵华日军板垣第五师团等约7万人的进攻。
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寥寥，档案馆当时也只有区区2000字资料。从那之后，杨国庆当起了“甩手掌柜”，他花1000多元买了个金属探测器，全身心投入“南口战役”的调查寻访。考察彻底让杨国庆变成了“败家子”，往返一趟南口的车程就要百余公里。为了收集更加翔实的资料，杨国庆挨家挨户地敲村民的门，找到几十位亲历过那场战役的老人。一次，杨国庆从一位老太太家离开时，老太太从床底下掏出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酒壶塞给他，说是当年打日本鬼子捡“洋落儿”得的，她爹在世时都不让她动。“你留着吧，我瞅你不是坏人。”杨国庆感动不已，走时偷偷给老太太炕边塞了100元钱。
“昌平应该记住这场战争。” 从小听十三陵的传说长大的杨国庆在昌平生活了整整48年，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家门口的这场战争。“台儿庄战役参战4万多人，伤亡7500人，南口战役参战6万多人，伤亡33692人，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战役呢？它不应该总藏在我那间熟食店的地下室里吧。”杨国庆说他的梦想就是让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有个安身之地建个像模像样的“南口战役纪念馆”。
杨国庆，一个农民的“南口战役”
《中国新闻周刊》
我想建一个南口战役纪念馆。46岁的杨国庆这样说道。
2009年3月29日上午，北京昌平城区飘起了小雪。杨国庆起得很早，开车拐进昌平区档案馆，看他三年多来收集的那一千多枚战争“残片”。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看看。
“我和他们一样，是个兵”
2005年，杨国庆“退了休”。他把熟食店交给妻子，自己当起甩手掌柜。
此前，他对南口战役一无所知。
1963年，杨国庆出生在昌平西北15公里的长陵镇下口村。再往西北6公里，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在杨国庆的记忆里，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十三陵的传说，“没有人给我提过战争，就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从小学到高中，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抗日战争历史的他，对发生在北京附近的所有大战役几乎都能说上来，对南口战役却是一片空白。
1987年，高中还没毕业的杨国庆，在昌平区粮食局十三陵粮食管理所顶了班，但不是正式工。“工作很清闲，有空就看书、看电影。我看的都是关于战争、历史的书，电影最喜欢《南征北战》，我对战争从小就很有兴趣。”
1994年，从单位“下岗”的杨国庆，在医院被检查出结核性胸膜炎。“从95年到97年，一直养病，什么活都不能干。那几年，我有了一个新职业。”杨国庆说的新职业，是猎手。杨国庆扛着枪满山跑，抬手就可以将飞到半空中的野鸡给撂下来。打猎让杨国庆觉得自己像是在打仗。
病愈后，他进过修理厂，开过车。1999年，三十好几的他，揣着积攒下来的钱在昌平开了一家小熟食店。四五年里，他和妻子苦心经营，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杨国庆说，为了生意，他放弃了所有的爱好。
“头几年，每月能赚个万八千，房子和车都是那时挣下来的。生活安定下来，我就觉得心开始变野了。”
2005年，杨国庆告诉妻子薛佩英，要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妻子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杨国庆自由了。除了看书、打猎，他还把店里的地下室改造成一个小小的登山俱乐部，组织一帮驴友专拣有山的地方跑，近的在京郊，远的到西藏。
5月，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几名成员到昌平西边50公里的长峪城登山。那里有海拔1400多米的山岭，有长城。临近夏季，杨国庆低着头在半山腰上走。起身喘气，发现山梁上有一片接连在一起、极为明显的人工壕沟，同伴都断定是附近的村民挖的。熟悉战争历史的杨国庆越看越不像，觉得这些沟沟坎坎很像是工事。
“到了山顶的烽火台，我就看见墙体上全是子弹孔，有平射的，有俯射的，外面口径大，里面口径小，我对枪很熟悉，知道是枪射击的。”杨国庆断定这个山梁上打过仗，而且规模还不小。
从山顶下来，他专门到长峪城村打听，从一个叫岳长玲的村民口中，得知这地方1949年前打过大仗，“村里的老人，有一半人都知道这里发生过战争，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场战役，只听老辈说战争打得很激烈，甚至还用上了熏炮（毒气弹)。”
这件事情就一直萦绕在杨国庆的心头。2006年年初，杨国庆跑到昌平区档案馆查资料——原来69年前，在昌平，竟发生过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役。
1937年7月29、30日，平津相继沦陷，日军以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酒井第一混成旅团、川岸第20师团一部及板垣第五师团等约7万人进攻南口，中国军队第七集团军所部汤恩伯第13军、高桂滋第17军等6万人沿南口长城沿线迎敌。
南口，在昌平县西部，燕山与华北平原交接处，因在居庸关南之口，故名。现设南口镇，南距北京德胜门38公里，东距明十三陵9公里。昌平整个西部山区成为战争的最前沿。这场战役从日军8月8日进攻南口，到9月1日中国军队撤出长城沿线，历时20余天。其中有18天的阵地争夺战，战线都在海拔千米左右的崇山峻岭之中，长达500余里，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日军伤亡15000人。
读完惨烈的记载，杨国庆一夜未眠。
三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同伴去东北参观抗日联军遗迹。杨国庆想：“人家那边又是展览，又是纪念馆，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弄起来呢？”
从东北回来，杨国庆跑到城里花1050元钱，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之后就钻进地下室，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出门。妻子薛佩英觉得奇怪，便下去查看，发现杨国庆的桌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堆起一叠叠厚厚的资料。
2007年6月11日，杨国庆又上山了。他先到北领长城，在碉楼里发现大量的弹片，挖掘出马蹄铁和弹夹。天黑了，他打着灯步行五六公里，到黄花坡长城高楼下，在那里他挖掘出中国军队遗留下来的罐头盒、枪探条以及众多的子弹壳。
这天晚上，杨国庆睡不着。半夜，从帐篷里爬出来，看见月光照在弹痕累累的长城上。
“风很大，呜呜的，好像是那些战死的英灵在吼。那时，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农民，我和他们一样，是个兵。”
两头蒜
最让杨国庆感动的，是在南口挖到的两头蒜。
2008年4月的一个下午，杨国庆在南口清理一段两米的战壕。那天他小心翼翼，生怕损坏了什么东西。他发现一个铁壶，旁边挨着一个搪瓷碗。
杨国庆移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壶，在碗里面发现两头蒜。
“70多年了，这两头蒜还在。大概是旁边的铁壶使得蒜在碗里面和外界隔绝，让它没有腐烂。”杨国庆不止一次向别人提起这两头蒜，每次都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还在周围发现筷子和水壶。“水壶、筷子、碗，这些东西都是士兵随身的东西，打完仗他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挂在身上转移。在战壕里发现这些东西，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个战士不在了。”
杨国庆说着，眼睛湿润起来。
在那段战壕里，杨国庆还找到几段脊椎骨。他说，那天他并没有像发掘其他残片那样兴奋。那天下午，他坐在阳光里，点上一根烟，放在阵地上。
杨国庆说的这个战士，如果不出意外，十有八九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第五二九团的一员。在位于昌平以西10公里从得胜口到虎峪再到南口的这段阵地上，曾经有一个整团的编制消失了。
1937年8月8日，从昌平来的日军在得胜口开始小规模的进攻。10日晨，日军1000多骑兵和步兵在10余门大炮和5架飞机的掩护下发动第一次冲锋。一天之后，2000多步兵、六七百骑兵连同20多门大炮和9架飞机进攻南口和得胜口。12日，南口正面战斗进入最激烈阶段，天刚亮，敌人增加5000多步兵，大炮增至60门，二三十辆坦克也出现在阵地前沿。
负责防守的第520和第529团，在全线工事悉被破坏的情况下，如同钉子一般将日军阻止在阵地之前。第529团团长罗芳带着第三营第七连夜袭南口镇，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镇子，全连牺牲三分之二，曾经用手榴弹制服敌人坦克的战斗英雄七连连长隆桂铨阵亡。
从13日到15日，日军源源不断集结，轮番进攻。罗芳的第529团在击退日军的一次坦克进攻之后，全团只剩下100多人，罗芳本人也受重伤。这100多个九死一生的士兵，随后参加14日夜晚和15日的战斗，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全部牺牲。
8个月后，全团唯一幸存的罗芳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以身殉国。
这片阵地，是一个团的坟墓。
“罗团长芳兄：文电诵悉。贵团连日力挫强敌，已确立本军未来全部胜利之基石，曷胜欣慰。南口阵地，关系国家之存亡，敌人仅恃其炮火之威力，而不能完全毁灭此一带者，吾侪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地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死者，共患难之全部官兵，为盼。”
杨国庆说，每一次读到第13军军长汤恩伯发给部下罗芳的这封慰勉电文，他就会想到那个被炮火带走、连两头蒜都没有来得及吃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
2008年7月21日，杨国庆在黄土洼后面的山梁北大台上挖到一枚日军身份牌。
杨国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军的身份牌战时是绑在士兵的腋下，如果不是丢了性命，就不可能遗落。“铜质的身份牌，上面有明显的冲撞痕迹，肯定是子弹或者是弹片撞击，而且是近距离的。”
几分钟后，杨国庆在一个角落里一榔头下去，刨出6枚没炸过的炮弹。“当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起来。”杨国庆回忆起这件事，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
杨国庆说他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在北大台上找到那么多残片。“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恶仗。”杨国庆判断。
“一场恶仗。”1937年8月21日的那个早晨，驻扎在黄土洼上的傅竞芳可能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他的身份是第七集团军第13军第4师第19团的团长。
日军在南口、居庸关遭到挫败，这天拂晓，开始迂回到中国军队右翼全线发起总攻，其中的一个主攻阵地，就是昌平西南45公里的黄土洼。这也许是整个南口战役迂回线上战况最激烈的。
40多门大炮的无间断轰击，3队飞机无休止地盘旋在上空，机关枪的扫射和炸弹的轰炸，这道山梁陷入一片火海。在一个垭口，第一波轰炸过去，19团的一部分就葬身于炮火之中。
紧接着日军蜂拥而上，19团团部被围，伤亡殆尽。团长傅竞芳带着伙夫、马夫等人在山梁上和敌人展开肉搏，双方往返拉锯。日军一次次进攻，一次次铩羽而归，终被打退。北大台上尸山血海。
杨国庆说，那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和衣服将那6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炸弹单个绑捆，运回昌平，交给治安大队。
“治安大队把我叫去训了好几顿。我前前后后去了三次，又是写材料，又是按手印。”杨国庆提起这件事，挠了挠头。
此后不久，杨认识了黄土洼村的马复增和他的侄子马全文。
1937年农历七月十二，18岁的马复增，在家门口吃饭。村里有人跑来说日本人过来了，他就收拾家里的东西，带上吃的，拿些衣服，牵上牲口往北边跑。
之前他就听说南口那边在打仗，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山头都是中国的兵，日本人从下往上打，满坡死的都是人。开始是在南口打，打着打着，战场就朝这边转移，然后双方在北大台上交上了火。
北边是水头村，不像黄土洼村这么靠近战场。当天他没进水头村，在野地里蹲了一宿。4天后回来，在村口的小庙跟前看到两个伤兵。马复增说，当时他不清楚这场仗是怎么回事，但知道中国兵是自己人。
打完仗，村里人在北大台上捡了不少东西。马复增也去了，他说他到山梁上，特别难受，山梁上中国兵死了一地，人走过去都插不进去脚，尸体没有完整的，很多人死时手里还攥着枪，扯都扯不下来。
马复增和乡亲们把那些中国兵埋在山上，两个伤兵养在村里。一年后大伙凑了盘缠钱，送他们上路。
之后的几十年，马复增常去北大台。那场战争让他一直念念不忘。身为农民的他，内心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像传递东西一样交给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
马复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如今已近60岁的侄子马全文。作为昌平区一名小学教师，马全文用文字记录了叔叔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记忆。他把这些材料系统整理，交给昌平区档案馆。这些材料，后来流落到杨国庆的手里。
在杨国庆看来，马复增“本人就是活的历史。我从他身上发现了很多史料上空白的地方，甚至还纠正了史料上的一些错误记载，比如史料上说日军进攻黄土洼时使用了毒气弹，但是马复增说没有，他亲自到了北大台，没有看到过任何熏炮的使用痕迹”。
如今，90岁的马复增住在南口镇七间房村的一个小院里，靠着每月150元的补贴生活。负责照顾他的，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几个月前马复增开始哮喘，而且越来越严重。他说他恐怕没有几天活头了。
“70年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场仗。即便是知道的，能够活到现在的也寥寥无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
此时，杨国庆就在他的身边。杨国庆说，一场这么大的战役，如果到最后只有三个农民记住，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纪念馆：有，总比无好
杨国庆想给南口战役建立一个纪念馆，是因为台儿庄。“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台儿庄弱。从规模上讲，南口战役中国军队参战6万人，伤亡3万多，致敌伤亡15000人。台儿庄参战46000人，伤亡失踪7500人。从时间上讲，南口战役早于台儿庄战役半年多。虽然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南口战役却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军阵地作战。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有纪念馆又被拍成电影，南口战役却没有多少人记住呢？”
杨国庆固执地认为，南口战役之所以和台儿庄战役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因为他的指挥者是汤恩伯，而不是李宗仁。
1937年，南口战役发生，《大公报》的记者方大曾到战场实地采访这位将军——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都不要命了，大家都决心把一条命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他的那样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来维持着，瘦得跟‘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是一定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经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我们要好好地打呀！’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来呢？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
这位将军，在南口战役几个月后，再次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后来，人们只记得李宗仁。
“都是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就应该有人记住。”杨国庆点燃一支烟，手在发抖。他铆了一股劲，要在南口建一个纪念馆。和杨国庆熟悉的人，都说他现在魔症了。
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见。店里生意都交给她，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天不亮带上点水就上山，风雨无阻，三年算下来，车的开销、店里雇人、活动的开销，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特别让薛佩英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谁知道战场上都埋了些什么，万一出个意外，怎么办？
“建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身份问题。”杨国庆谈起他目前的困境，叹了口气。
平时上山收集残片，杨国庆没少被护林人、管理者驱赶。“他们问我干吗的，我说收集战争残片的。人家问我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是个农民，结果人家就把我轰下山。”
杨国庆觉得需要开个介绍信，证明他不是干坏事的。他到昌平区档案馆，希望馆里能给开个证明文书，结果失望而归。
此前，有人在日本购得两册有关南口战役的画册，捐给昌平档案馆。这是档案馆关于南口战役的唯一文物。档案馆文物征集科科长徐连英说，杨国庆收集战争残片，我们表示欢迎。
2008年清明节，杨国庆再次上山，看到那些散乱在山梁上的战士的遗骨，杨国庆的心里沉甸甸的。回来之后，他修修改改，认真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昌平的区委书记，一封寄给区政协主席。现在也没有回音。
“也许是人家工作太忙了。”杨国庆这样解释道。
时代也在变化。2007年1月，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昌平区区志办公室汇编有关历史资料，出版了《南口战役》一书。
2009年3月29日上午，杨国庆又去了一趟昌平区档案馆，看望他存放在档案馆里面的东西。那些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的残片，现在被堆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这是在昌平发生的战役，昌平应该做出一些事情。政府不来弄，我就自己弄，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总比无好。”
这天晚上，平时不喝酒的杨国庆要了几瓶啤酒。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最近想做个碑。“我去有关部门提过这个想法。他们说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政府不同意，我就想自己掏钱做块碑，自己背上阵地。比如850阵地，牺牲了那么多人，应该有个碑。”
其实，70多年前，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和他一模一样的想法。
“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说这句话的人，正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时任第13军军长，后来被列为“战犯”的汤恩伯。
至今，南口克复已经64年。
（本文参考了《南口战役》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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