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共产党的首任领袖……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的风口浪尖活跃了20年；却被他亲自组建的政党开除，他领导的中国“托派”与他分道扬镳。在国民政府监狱里度过六年以后，他流落武汉、重庆，直至埋骨异乡。难怪他自嘲为“失败者”。但是……
老高按：5月27日，是陈独秀逝世70周年（1942年）。如果说陈独秀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之一，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吧。在中国全面反思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中共成立到建立政权之后所作所为气氛中，对陈独秀的遭遇、他的思想，理应有更多关注才对。
然而，奇怪，最近虽然海内外一些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多在外围一些问题打转。例如，翻炒出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27—1929年间为陈独秀鸣不平的五位中共党人”啦（共识网。五位中共党人是：易礼容、杨明斋、王若飞、郑超麟和彭湃），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文革”中逃港，晚景凄凉啦（《羊城晚报》），1932年10月陈独秀“危害民国罪”那场的经典诉讼啦（共识网）……等等。还有的媒体，翻出1919年3月陈独秀“嫖妓争风”的丑闻；只有一篇彭劲秀的文章，“浅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历史功绩。
我几乎就想自己动笔来写一篇通俗介绍陈独秀的悲剧的文章了，幸亏还没有动笔，就看到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特约撰稿人”马国川的文章《陈独秀：光荣的“失败者”》。奇怪，英国，《金融时报》？居然发表了似乎与该媒体的业务范围八杆子打不着的文章！
“特约撰稿人”马国川，倒是个在中文传媒界相当有名的人物。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一段时间，我读到他一连采访了余英时、袁伟时等海内外多位在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
网上关于他的简介说：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1971年出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先后供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新华出版社）（这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我读过其中部分章节，颇有收益——老高注）《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三联书店）《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三联书店）《大学名校长访谈录》（华夏出版社）《我和八十年代》（三联书店）《没有皇帝的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等。
这里就借转贴马国川的文章，提请各位网友，别忘了陈独秀：他的经历和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在寻路的中国人，其意义并没有过时。
 陈独秀 陈独秀：光荣的“失败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马国川
五四一代的风云人物，晚年大多功成名就，荣光加身，唯有陈独秀落魄孤独，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当63岁的陈独秀在四川小城江津寂寞辞世时，身无长物。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一度活跃在中国现代史的风口浪尖，叱咤风云。但晚年的陈独秀却被他亲自组建的政党开除，他领导的中国“托派”也与他分道扬镳。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度过六年以后，他流落武汉、重庆，直至埋骨异乡。难怪他自己也自嘲为“失败者”。
然而，七十年过去了，当历史的粉饰剥落以后，多少所谓伟大人物身上的光环黯然失色，陈独秀的身影却如巨石一样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历史隧洞的火炬，直抵当下。
陈独秀一生推崇民主与科学，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虽然五四以后，他误入列宁主义的思想藩篱，以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可以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随后的革命活动中，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斯大林的“大清洗”又使他认识到斯大林的本质——残暴的个人独裁。
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就像德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陈独秀还指出，“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直到苏联解体二十年、俄罗斯人早已唾弃斯大林体制之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人为斯大林辩护。而七十多年前，陈独秀就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罪恶并非个人品质所致，而是制度使然。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陈独秀言中了，斯大林、铁托、齐奥塞斯库、霍查、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不断产生。
晚年的陈独秀痛定思痛，回归五四，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认同民主的价值。他在深入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他尖锐地说，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陈独秀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后60多年后，中国一位学者竟然由于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轰动。假如不认同民主的价值，当初推翻清王朝的帝制、建立民国有何意义？在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代，很多中国人还在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而争论，真令人慨叹不知“今夕何夕”。
陈独秀凄然离世之时，二战战火方炽，他在最后的文章里提醒国人：“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重读陈独秀七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对着当下的中国说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假如陈独秀还活着，他是否会学得“聪明”些呢？不会的，因为他早就宣布：“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一个自认的“失败者”，他的言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如暮鼓晨钟，足以在中国现实的铁幕前激起巨大的回响。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陈独秀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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