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叱责龚楚的叛徒历史时，也应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龚楚不无后怕地回忆了中共肃反滥杀的惨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种种“叛徒现象”或许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
老高按：看到我这个标题，肯定不少读者纳闷：龚楚？龚楚是谁？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龚楚，并不奇怪。我数年前偶然得到一份龚楚的回忆录时，也懵然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读完他的回忆录，惊心动魄，不能自已。很想写点文字，却因此人的经历实在太复杂了，清理思绪不易，更难以率尔下笔。最近读到中国大陆《同舟共进》杂志的一篇关于龚楚的长文，觉得不妨介绍给读者参考。
龚楚的资格甚老，中共三大起义，都有龚楚的影子，红4军组成时，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陈毅，龚楚担任红4军前委常委。国防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名嘴金一南提到，红四军被称为“朱、毛、龚”，说明他是三驾马车中排位第三的重要将领；甚至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时，龚楚一度被任命为红军代理总参谋长。1935年，他在担任红军中央军区参谋长时，叛变投敌。因为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共叛徒中，他的级别最高，所以得了一个雅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后来在蒋介石军队中卖力表现了一番，后来去香港，到美国，并拿到了绿卡，晚年在香港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两高”宣布：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龚楚得以“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最后以高龄寿终正寝。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叛徒（如果叛国，则还可以加上“汉奸”）是最受国人唾弃的。当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给之安上的最有力、最能让全国人民服气、最让有疑问或者有不同意见者闭嘴的罪名，就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后面两个，弹性还比较大，而第一个却是个“硬指标”，给谁安上了，就铁板钉钉。
十年前，读中国著名作家史铁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获得1996年全国最佳长篇小说第一名的《务虚笔记》，给我震动最深的就是他对这种观念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质疑。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叛徒”——还是一个女叛徒的形象，第一次让我反思，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待叛徒的观念，究竟是否合理。作者史铁生以上万字的篇幅抒写自己的思考。在他后来的《病隙碎笔：史铁生人生笔记》中，他也做了延续的思考。不过，因为不像《务虚笔记》中有具体、生动的人物情节的支撑，可能有些读者未必了然他的议论究竟何所依、何所指；他挑战中国文化传统、挑战民众价值理念的锋芒，也相对来说显得隐晦了一些。
又经过数年，由两个叛徒——张国焘和龚楚写序的《龚楚将军回忆录》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讲述十分翔实，涉及大量当时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党史学界公认可以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可信度如何呢？正如下面我转贴的文章中所转引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记载，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
中共党史中，尤其是对广大民众和青少年所编写的教材中，是决不会提到如下这几个史实的：第一个，是我曾经引用的杨尚昆所说的，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多；另一个，是共产党中的变节者比坚贞不屈者多（大意）——我此前读资料时读到这一论断时吃惊不小，不过这句话的出处我此刻并没有查到，但下面转贴的文章中也提到：“红军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队甚至到了主要军官全部叛变的程度”；此外我还查到历史学家楊奎松所写《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此书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一书中，提供了几个源自《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的数字：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亦即红军南方根据地全面失败的时期。在不过一年时间里，各地共产党人被捕者即达4505人，据称，自首者竟达到4213人！
回到龚楚。几年前读龚楚回忆录的时节，我正巧专访了在美国三一学院当经济学教授的文贯中，他讲述了他的父亲、战犯文强和自己的数十年经历；那段时日，我也接触到关于文强的很多资料。让我印象颇深的是，文强之所以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时却激流勇退，离开革命队伍回到故乡湖南（后来他写文章被戴笠发现，又把他重新拖进了政治风云），是因为他不时发现自己的地下党战友被不明不白地装进麻袋，抛进了嘉陵江，深感中共政治深不可测，无法适应，惹不起，躲得起。 看来，文强、龚楚，是不是都可以归为当年被中共对待自己人的血腥举措吓退、同时对中共的目标、方略、手段日益怀疑而“告别革命”者？
叫一声“革命”太沉重：中共叛徒龚楚其人
散木，《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
所谓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活跃于历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鱼龙蔓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见的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位“红色元老”的一生，即如此大幅度地沉浮于史册之中，他就是龚楚。 龚楚于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就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他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然而，龚楚最终离开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变节投敌，成为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但凡革命处于低潮时，叛徒就会大量出现。有人曾初步统计：江南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队甚至到了主要军官全部叛变的程度，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至于这一时期大军区和军一级的高级将领，叛变的则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
龚楚叛变后，变成了对方的“过河卒子”，在国民党部队中混了若干年后，退役成为国民政府广东省参议员，又于沧桑鼎革之际遁往香港。终于，他等到了大陆的改革开放，等到了历史尘埃的消退。所谓“往事如烟”，1991年，经“老战友”邓小平的批准，他叶落归根，返回广东老家定居，不久病逝。
一生“进进出出”，暮年回归故里
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参加红军后，因其早年有从军??历，成为资历雄厚的将官。早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龚楚即加入粤军第2旅，先后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以后，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的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龚楚戎马生涯，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革命。1924年6月，在广州加入“社青团”，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龚楚参加革命后，又是主要投身农民运动的成员之一。1925年6月，他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的一个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后，参与建立国民党广东乐昌县党部的工作，并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5月，他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亲任总指挥，指挥部队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的军事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一段光荣阅历下来，龚楚站到了时代的高台。彼时大革命失败，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此后一气呵成的三大起义，其间皆有龚楚的影子。先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年7月，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奉命将部队带至江西，随后参加南昌起义，此后，他的补充团被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3营，龚楚任营指导员。不久，他又被调赴长沙参与领导秋收起义，但中途遭敌军袭击，因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继而潜回家乡。彼时又有牺牲惨重的广州暴动，龚楚任广东农军的北路指挥。三大起义功败垂成，其残部又有辉煌的湘南暴动。1927年底，朱德率军抵达粤北，为军阀范石生收留，此时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派龚楚赴朱德部队开展工作，并委以团副的名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随即击溃前来进剿的国民党许克祥部，继而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师，龚楚任党代表。接下来，部队开赴湘赣边境，遥指井冈山。4月，朱、毛会师，红军的第一“山头”由此形成，龚楚亦有与焉。
就在朱、毛会师不久，红4军组成，下辖3师8团，首长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陈毅，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被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龚楚任党代表，此外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委。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工作。彼时，龚楚以龚鹤村为化名，在广西省政府办公室任机要秘书，策动俞作柏等。是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7军宣告成立，首长为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即邓斌）、参谋长龚楚（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后部队进入湘南，遭遇粤军和湘军的“围剿”，龚楚因受伤留在地方疗养，而红7军则开入江西苏区，此后龚楚秘密潜入上海疗伤，待伤愈后又潜赴香港，再经广东、福建回到中央苏区。
在苏区，龚楚见证了苏区的辉煌与衰落，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回到中央苏区，即被委任为红12军34师师长，后接任红12军参谋长。其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发飙，就在龚楚到职不及一周，起义首领李明瑞已在“肃反”运动中被杀，龚楚仓促接任红7军军长，随即率红7军参与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不料是年底，龚楚也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去军长一职，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龚楚任团长；又不久，被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最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决定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并调赴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当然，历史往往在吊诡中蹒跚而行，在这里，真理与谬误，坚定与动摇，光荣与可耻，明暗只在咫尺间。
还在龚楚受训期间，1934年4月，他在“红大”的高级研究班结业。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任代理总参谋长，此时正是悲壮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期。不久，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由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后又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转战至湘南，以收容在湘江之役失散的红34师部队，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此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千余人从江西于都突围，经历了多次战斗之后，终于抵达湘南。此时，国民党当局也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龚楚原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又对苏区革命产生了看法，此后在革命失利时曾多次试图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如今条件成熟，他终于以行动告别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开赴湖南郴县某地。晚上，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入寝。半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逃离队伍，潜回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悍然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北山事件”了。叛变之后，他急于邀功，10月13日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这支“伪红军”来后，先与当地土匪武装（周文山部）乱打了一气，随即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的一支，来寻找当地游击队，最后竟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也告叛变。此后，龚楚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由，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投降。当时这支游击队奋起反抗，但除数人冲出包围之外，其余30余人皆壮烈牺牲，这就是“北山事件”。不仅如此，事后，两个叛徒——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清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即当时项英、陈毅等的驻地，途中，偶遇正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龚楚假借要寻找项英等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幸好吴识破对方，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结果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李乐天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难。这也是红军长征后江南游击部队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却说龚楚听到山上鸣枪，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考虑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乃慌忙夺路而逃。这也是天数，让他免了又一重罪过。
此后的龚楚，也就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国民党的军旅生涯。一晃，抗战爆发，龚任第5战区孙连仲部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7战区少校参谋、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等。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第5战区时，奉命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阻止日军西犯武汉，再后日军侵入广东，龚楚曾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从而保卫了韶州的安全。抗战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广东省第4区（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时间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打到了广东北江，此时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慌忙逃到了乐昌的瑶山。据说这时的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规劝龚楚投诚，龚楚也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率部下山，随后被送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是年12月，四野大军兵临海南，时海南国民党守将正是龚楚的同乡、抗战时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将军，为了减少伤亡，时任广东省省长叶剑英请示军委意见，决定派龚楚去策反薛岳。当时龚楚满口答应，随即潜入香港，按计划应转道海南，但龚楚滞留香港不进。原来他考虑到自己的叛徒历史，恐遭清算，于是在香港“隐”起来了。据说其间他曾应邀赴台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大陆。然而此时的龚楚已窥破国民党的命数，他婉言谢绝了老蒋的委任，回港后索性“立地成佛”，彻底脱离了政治漩涡，而且名字也由“龚楚”改成了“龚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没有背景的“龚松庵”先是办实业以维持生计。不久，香港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隐”于此，如中共元老张国焘等。为了生计，他们不约而同分别以撰写回忆录赚取版税，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龚楚在香港有40年矣，据说他曾到过美国，并拿到了绿卡，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以写作和书画自娱，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
晚年的龚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谢之前了却心愿，叶落归根，并造福乡梓。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两高”宣布：因时间超期，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此时的龚楚不仅有心，也有了能力。原来他的几个在香港办实业的亲属也愿意帮他实现宿愿，他的侄孙、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庆韶还愿意回乡投资，并牵线引资等。改革开放之后，地方领导也愿意促成好事，所谓“常回家看看”。就这样，龚楚在家乡的祖屋得以恢复，还有了新居，也得以“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
1990年9月13日，龚楚夫妇坐火车抵韶关，乐昌当地政府为之设宴接风。在宴会上，垂垂老矣的龚楚拿出三封书信，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致“老战友”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的三封书信，委托当地代为寄发。这些书信，内容是问候之意及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此外他还特别向邓小平发了电报，告知他已返乡的消息。
晚年的龚楚还有一段逸闻。原来人们盛传龚楚手中有三宝：一是从前蒋介石颁发给他的一件“中将高参”的委任状，二是唐寅的一幅名画，三是香港数名书画家联袂为他创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然而他能够向人展示的，却只有最后一件。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5岁。
叛变之后的龚楚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到了沧桑鼎革之后，人们更不屑提及此人了。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根本不知道，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位高级将领龚楚。于是，不久前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有一篇文章就特别吸引眼球。他问：你知道红军叛将龚楚是如何度过落魄余生的么？文章中，金一南提到龚楚曾在历史上留下的几个纪录：
一、龚楚曾是我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红四军被称为“朱、毛、龚”，就是说朱德、毛泽东、龚楚。这么高的地位，最后却变成了叛徒。
二、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后来龚楚向他原来的部下投降，又留下了这样的故事——向“部下”投降的“首长”。这个曾经的“部下”，抑或所谓“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正是有中共“战神”之称的林彪。也正因此，龚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跑到香港不回来了。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揣测。
笔者还在网上看到了黄文治先生的《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一文，他说：“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
谈到所谓的“深层次动因”，这就要联系到党史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了。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包括反思力度的加大，以及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历史档案的公开），沈志华、杨奎松、高华、何方等史家的新著也一改人们惯常的史观和认知，甚至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深入，其实是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的。作为历史反思，历史上的那些故事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正如温总理在本届人大会议结束答记者问时所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越到后来，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战资源面临极大挑战，而在错误路线之下，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加上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的先导，其遗害之大，已为人所共知。那段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龚楚回忆录里的“亲历、亲见、亲闻”
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张国焘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张国焘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张国焘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呈多元。龚楚现身说法，似乎更增添了“过来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分量。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毛泽东，“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龚楚对毛泽东就有了戒心，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见，因为在此前后当地军政首领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后来“杜修经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等。
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
彼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呈紧张态势，龚楚认为“朱、毛”发生龃龉，原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二）（朱德）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愿跟着毛泽东作抗命行为……”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
由于是“三亲”史料，龚楚的上述回忆自然很有分量。毛泽东随后又与退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据龚楚回忆，围绕“长征初期的争论”，“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但龚楚在回忆往事时，因其身份和资历的特殊，难免自炫，看轻他人。他认为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对于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认为是《龚楚将军回忆录》的最大看点。龚楚也以此暗示读者，他之“告别革命”，并非没有原因。
十年内战之初，龚楚说：“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联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何以“难过”和“苦闷”？“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残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不仅于此，对龚楚来说，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难过”和“苦闷”是来自于“苏式”的“肃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最后又滥杀到了起义首领的身上，赫赫宁都起义（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国民党26路军经赵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黄宗岳等长官率1万7千余人之众、携两万多件武器起义，后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来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31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不料长征初期，起义首领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龚楚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无后怕地回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这本回忆，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经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拉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大概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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