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上，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有目共睹。然而，一种历史“失忆症”逐渐在人们中间蔓延，其突出特点是：抹杀“文革”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界线，无视“阶级斗争”模式与“路线斗争”模式的差异，混淆两种红卫兵的身份
老高按：不知为什么，今年并非“文革”逢五逢十，但重新关注和研究“文革”却静悄悄地升温。而与往年不同的一个新迹象，就是“造反派”的话题越来越进入“文革”研究 者的视野。享有较高声誉的大型《领导者》杂志，最新一期，又刊出一篇文章谈回复“造反派”的本来面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海内外一些“文革”受害者、参与者（其中不少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作家）患了历史“失忆症”，混淆了界线。作者在文章开头所指出的问题，也是我多年来时常感觉到的。值得关心“文革”的朋友一读。
对“造反派”的误指与妖化
周伦佐，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6期（2012年6月）
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上，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有目共睹，难以混淆。然而，伴随“文革”结束后官方清算运动的深入和民间反思活动的兴起，一种历史“失忆症”逐渐在人们中间蔓延，其突出特点是：抹杀“文革”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界线，无视“阶级斗争”模式与“路线斗争”模式的差异，混淆两种红卫兵的身份。这些人既包括“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文革”的参与者。
一、失忆与误指
何蜀提到“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比如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作者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1966年6月遭到迫害时說：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云云。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不仅造反派尚未出现，就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么“红袖章”。
笔者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这类令人想哭的“笑话”。
一位朋友的母亲，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文革”前任本地区某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漏划地主”而撤职。1980年代某一天她对笔者谈起“文革”中的事，愤恨地说造反派把自己整惨了。笔者知道她的情况，便故意询问她挨整的时间和具体的运动，她说是1966年6月“四清运动”，但强调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正与“四清”交叉进行。笔者告诉她：当时还没有造反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是“文革”，具体整她的人也不会是造反派而只能是官方工作组。笔者还指出1968年该校造反组织曾替她鸣冤翻案的历史事实。她默认并若有所失。
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某农场知青聚会，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领导的宋君偶尔谈到其父1966年9月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事，脱口而出：造反派太坏了。事实上其父是因“地主成分”而被官办红卫兵抄家并揪斗的。当笔者指出这一真相，他承认并解释为：这些年说顺口了。
某学院教授华××，曾是笔者上大学时现代文学课的主讲老师，时任学校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990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么涉及到“文革”话题。他说曾经遭受造反派迫害。笔者知道他戴过“右派”帽子，便指出将他打成“右派”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那时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着解释：打成“右派”后仍然留校工作，是1966年6月19日“文革”时造反派将自己开除公职赶下农村的。笔者说在这个城市，1966年6月不仅没有造反红卫兵，就连官办红卫兵都还没有产生，将他扫出校门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组。他默然，随之流露出像丢失了手中拐杖一样难受的表情。
这类张冠李戴式的“笑话”，笔者从各种身份的人口中听得太多。如果说他们都不是社会名流，其误记不足为凭，那么下一则故事的可信度就很强了。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毛志成，常以随笔散文仗义直言点评时弊，据说在散文界相当知名，曾有“南余北毛”之称。对于“文革”中的受害亲历，他也会误记吗？
在《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中，毛志成记述了自己在某城镇中学任教并于“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的一个滑稽场面。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记得某次批斗我的地点是四层楼上的一个大厅。正在“左派”师生们进行吼叫式发言，发誓“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时，发生了轻微的地震，电灯晃动。刚刚有人喊了声“地震”，上千位“革命师生”都作鼠窜状，你推我搡地涌下了楼。使我得以小歇，坐下来美美地吸一支烟。半个小时之后，地震平息。“造反派”们又陆续回来，继续喊些“誓死捍卫毛主席”之类的话。
这个场景的确滑稽。可惜毛先生在记述这些加害人的身份时，同样患了不少文化人的通病：张冠李戴。
从所记场景不难推断：既然被揪斗的是一位恃才傲物的普通教师，加害人又是“上千位”之多的“左派”师生，时间必是“文革”之初，运动所处阶段必是学校权力机构和工作组发动红色师生揪斗“黑五类”师生之际。即便此时该校已有红卫兵组织，也一定是官办红卫兵而非“造反派”，因为这个时期造反红卫兵还没有出现。就算这所中学情况非常特殊，造反派提前产生，他们也不可能立即拥有“上千位”之众，更不可能在如此人多势众之时不去揪斗当权者，而热衷于批判一名普通教师。然而毛先生硬说当年批斗自己的上千位师生是“造反派”！
可能是笔误，可能是误记，可能是人云亦云式的误言。只是不知毛先生们是否想过：在记述“文革”中的个人经历时，文人们通过公共媒介所传播的这类随意性失误，会不会误导众多知情者的历史记忆和不知情者的是非判断？
尤其有趣的是，这类误记、误言竟会瘟疫一般传到海外完全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
澳洲学者杨小凯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两个活证人的故事，说明1967年夏季湖南道县发生的大屠杀是武装部和保守派对造反派和“黑五类”的灭绝性残害。没想到文章在美国《中国之春》发表时，这段文字的标题竟然被误印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郑义写了一篇关于1968年广西大屠杀的文章--《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却对这场人吃人惨剧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支持下武力围剿造反派“四二二”时野蛮施为的事实全然回避，致使“广西造反派吃人”的谬言传遍海外。1993年1月6日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自由派文人自不待言：何清涟和余杰在“广西人吃人事件”上发表了不少引人深思的议论，却不指明究竟是谁吃谁。萧功秦在相信“广西造反派吃人”的前提下，更对为“文革”造反派辩护的人提出警告：“要防止走到另一极端，把造反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广西吃人风潮》这种极端的触目惊心的个案，想一想那些被异化了的造反派，不至于把对造反派的公正批评都说成是‘妖魔化’。”
令人吃惊的，除了普通人的误记和作家的误言，还有学者清醒的误断。
徐友渔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对“文革”的学理性研究掀开了国内“文革学”的第一页。然而在其“文革”研究文章中涉及两种红卫兵时的个别误断，却不能不令人遗憾。
令人遗憾之处在于：他分明深刻分析了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完全不同的等级构成、等级境遇、等级心态，又客观记述了两者截然相反的心理动机和矛头指向，却在涉及北京“老红卫兵”前期行为而产生认定疑难时，硬要将其称为“学生中最早的造反者”，并在对红卫兵青春期行为进行纵横比较时，将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一体，判定他们都“和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
这些说法在原有语境中的语义，自然与它们被人们单独领会时不尽相同。但它们被单独领会时具有的误指含义，却有必要给予澄清。
什么叫造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义解释有两项：发动叛乱或者采取反抗行动。民间最通俗也最准确的理解是：以下犯上或犯上作乱。
在《水浒》故事中，高衙内等“八旗子弟”的行径算造反吗？非也，只是对生存于其淫威之下可归为“反动学术权威”行列的林冲们的构陷与迫害。即使宋江杀惜、李逵斩鬼、武松屠嫂、杨志宰牛，都称不上造反，尽管对象是恶人，但不处高位，杀他们只算义愤除恶。
造反必须是矛头向上：皇帝或者官僚。皇帝骂大臣“造反”，官长骂下属“造反”，家长骂孩子“造反”，其本意都是一样：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
只有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才符合造反本义。
纵观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难道批斗教师、学生中的“黑五类”子女也称得上造反？难道揪斗被官方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早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用得着造反？难道横扫早就成了专政对象的“地、富、反、坏、右”，也需要造反？不，这明明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公然迫害。它不是以下犯上，而是以强凌弱。
“法西斯”之说用来形容保守派红卫兵的恶行，倒是比较贴切。因为法西斯之所指，除了手段残忍，还包括武装到牙齿的强者对手无寸铁的弱者任意施行残害。比如德国军队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日本军队屠杀南京城的中国老百姓。倘若换成两军对垒互相厮杀，那就属于通常所说的战争行为而非法西斯暴行了。保守派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带有很浓的法西斯色彩。
单凭武斗这一事实，就将造反派红卫兵归入法西斯之列，似难成立。且不论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造反派两大派之间政治观点和派别利益的对立，如何可能导致武力冲突，也不说同样分成对立两派的支左军队在武力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仅就双方武斗的特征来看，也不符合法西斯的含义。因为它是两军对垒式的行动，而非一方全副武装，另一方手无寸铁。称之为造反派与保守派或造反派两派之间的武力内战，无疑更准确。
这不等于说造反派的武斗应该肯定。造反派武斗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社会动乱，远比保守派红卫兵的暴行造成的后果严重百倍，理所当然应该彻底否定。这里只是从学理层面说明：武斗属于造反派内部或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内战，而非造反派对其它社会弱势群体的法西斯暴行。
读徐友渔研究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文章，开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平实的文笔、清晰的论述和独立的见解，使人一睹为快。然而，当再次细读，感觉就变了--总觉得什么地方还不到位。原因何在呢？细细想去，问题不难发现。
一方面，通过他对中国十七年政治弊端的分析，对“文革”初期毛泽东、刘少奇不同做法的对比，对造反派红卫兵等级构成和造反动机的描述，对保守派红卫兵的剖析和谴责，你会和作者一样，对这些被主流话语否定的造反者表示理解和同情。
另一方面，当他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与保守派红卫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统称为“造反”，不加区别地全部装入一个理应否定的“文革”大口袋中与“青年纳粹运动”相提并论，你又会倾向于作者对造反者的否定。
这究竟是读者的误读呢，还是作者的矛盾？
显然是作者的矛盾。矛盾主要发生在感性与理念之间。作者的亲历以及所掌握的大量事实，使其在客观陈述时，不能不流露出对造反派红卫兵的理解和同情。但在对整个事件作价值评判时，作者又不能不遵从自己所信奉并在当下知识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理念，将两类红卫兵一并装入“文革”这个抽象概念之中加以否定。
要是不把造反派等同于“文革”而作为否定的前提，凭着作者对造反派红卫兵的实际了解和客观描述，是很难对其断然否定的。事实上，作者对他们的否定，也是借助于保守派红卫兵的恶行才勉强告成。
徐友渔力图客观反映历史细部真实的个别论断，只是其“文革”研究主体的小小枝蔓，想不到会成为很多文人笔下任意混同两类红卫兵的理论依据。
海外学者侯一谦自称要使造反派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得到更为公认且明确的意义”，但他的第一个定义就违背了自己的许诺。他认为：“最早被称为造反派的”，是北京一些中学1966年5～6月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这样的结论甚至不如“文革”中人们的常识，哪里称得上学理“尝试”！
西方学者在分析红卫兵运动时，由于习惯于先用无区别的“红卫兵”这个称呼来进行泛指，然后才略微言及两种红卫兵阶级成分构成的不同，所以对1968年8月相关事件责任人的认定，也难以避免因这种泛指而产生的误指。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里·哈廷在《危机中的中国》一文中，就有这样的失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看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提出了群众参与运动的组织形式--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没有提及红卫兵，就认为许多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高级干部的子女统治着，易于在党的机构控制之下，而红卫兵则更易于被文革小组所操纵来对高级领导人进行批评。使人觉得这两种组织似乎处于某种对立状态。二是在论述“1966年底”以前“红卫兵运动并未达到毛泽东的期望目标”时，认为这是由于红卫兵的行动主要限于“破四旧，立四新”及其包括的折磨和虐待教师与学校领导、打击和残害被专政人群、洗劫和破坏文化载体、侵犯和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使人感到，这些丑行、恶行、暴行的责任人是包括造反派红卫兵在内的整个红卫兵。这当然过于笼统。
首先，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在《十六条》公布前就出现了，这些高级干部子女此后普遍成为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而使两种群众组织结为了一体，二者的性质并无多少差异。与文化革命委员会对立的，只是学校里的造反派红卫兵。怎么能以后者来泛指整个红卫兵？
其次，“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行为是1966年8～9月，高级干部子女为首的保守派红卫兵实施的。而且这些行动并非如作者所说“很少有官方的支持”，而是都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大学和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没有参与这类行动。怎么能以前者来泛指整个红卫兵？
学人的误断不像常人的误记可以随风飘散，而是铁板钉钉入木三分，易成定论。因此，以讹传讹不宜继续下去。
如果说文人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也仅在于：普通百姓是为了世俗的需要而篡改历史，文人学者却是为了观念的需要而牺牲事实。这个区别划出了道义上的优劣。但他们又共同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二、附势与妖化
面对中国人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笔者不禁想寻找“病症”的心理机制。首先想到两个形容词：趋利避害、趋炎附势。二者词义相近，但前者偏褒、后者过贬，感到都不太恰当。最后，笔者干脆从中抽象出一个可以归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附势心理。
见过猴王争霸吗？
当老猴王以优势姿态与挑战者展开激战，众猴臣龇牙咧嘴猴视眈眈旁观其变。有的跃跃欲试，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故作悠闲，但由姿态与表情构成的身势语符号，表明它们大多站在独占优势的老猴王一边。随着一声惨叫，战场形势陡变：但见老猴王狼狈逃窜，挑战者正乘胜追击--新猴王产生了。众猴一阵慌乱，但很快反应过来，不约而同地追随新猴王而去，参加将老猴王咬死或者永远驱逐的最后一战。战斗结束后，众猴簇拥在高高在上的新猴王身边，为之搔痒、为之捉虱、为之舔伤、为之捧食……纷纷献媚。好像挑战伊始它们就知道新猴王必胜，好像新猴王刚从娘胎蹦出，它们就知道将成为它的忠诚子民。
这是猴界的附势心理表现。
附势，自然指众猴立即趋附得势的强者，并对失势的弱者翻脸，追逐之撕咬之击杀之。可形象地称之为墙倒众猴推、落井下石。两种行为互相依存：因附势而下石，以下石来附势。淡化其在人界的贬义性，可将其合解为情理之中的行为：趋利避害。其实汉语中“势利”一词的本义也属此范围：为求利而附势，因附势而得利。皆为生存需要使然，无褒贬可言。
因有道德评价，人类的附势心理更深存，附势行为更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心理动因与猴类并无二致：出于利害需要。二者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人类可以不动用野性化的爪子和牙齿，而只凭借文明化的记忆和言语。言语用来向外表述自己对得势者的忠爱和对失势者的憎恨，记忆用来向内蒙蔽自我的良知并掩饰自身的卑下。
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那么多人把自己说成造反派的受害者？这是人类附势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附势记忆使然。
所谓附势记忆，是指受附势心理支配的记忆，特征通常为：顺应现实形势需要，对往事只记起于己有利者而遗忘于己无利者，有时甚至可将无利之忆偷换为有利之忆。许多人将自己受害之事的责任人误记为造反派便源于同类需要：造反派随同“文革”被官方宣判了死刑，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势，将自己记成造反派的受害者，不仅可以证明自己历来就站在现在的强势者一边，还可以让内心产生曾为现在的强势者付出过惨重代价的光荣感。至于外界的道德评价，只要众人认同便无所谓。对于内心的良知审查，只要记忆掩盖得住即无妨碍。就像1949年10月1日之后，人们争说遭国民党压迫和受地主资本家剥削一样。
这同样是追杀：记忆形式的过去时追杀和言语形式的现在时追杀。与猴类的追杀方式相比，它无疑更高明：追杀层面不限于肉体更指向精神，追杀范围不限于空间还包括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健忘或失忆往往表现为某种下意识行为。须知现在私下涉及这个话题时，不仅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可以放胆言说，就是国内的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嘴上也没有什么封条。可是人们仍然不假思索地乐此不疲。
一位画家朋友认为，行为艺术家大多有自虐倾向。这使笔者联想到对造反派的追杀行为--它不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行为艺术吗？只不过艺术家是以肉体的自虐实现艺术的追求，附势者则是以人格的自虐满足非艺术的需要。
因为这类无视社会道德和个人良知的自虐，隐藏在附势者双重追杀行为背后的人格，肯定很不健全。附势者人格很难独立，因为他是在虚假地趋同，而非真实地存异。
在造反派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便是人们习惯于附势的结果。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得势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留意他的优点或长处，并且少不了放大和夸张，异口同声地从那光彩照人的肯定面对他进行抬高、吹捧和赞誉。他的缺点和短处，也会因赞誉之光的映照而异常可爱。当一个人失势，人们的神情又会陡变，从目光所及到内心感触，都会对他的缺点和短处最为敏感。贬低、攻击、毁损之辞在放大的视野和夸张的情绪中一涌而出。这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样被阴暗的否定面消解成含义可憎的碎片。
前者的指向是什么？是神化。
后者的指向是什么？是妖化。
二者的指向范围，都大大偏离个人真实存在的中轴线--尽管神化者极度偏高，妖化者严重偏低，但都是对一个人真实状态的歪曲。
这是人类的特权，伴随评价心理而生，环绕在人际关系之中，又以饱含毁誉功能的语言作为投掷器。兽类很简单，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只要涉及生存利害，直接付诸行动了事。人类复杂而高级，即使与自身利害无关之事也要参与，而且是用语言，远远地向对方投掷鲜花或者粪便。
别小看这类看似无意的行为。它往往形成某种赋有同化作用和感染力量的评价氛围，使被神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是而飘飘欲飞，使被妖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非而一蹶不振。所谓众口成碑、众口铄金，便是这个道理。
一次朋友闲聊。无意间谈到某人近来状态很差，因为经常受到周围人的责备和嘲笑，完全被搞“妖”了。一位朋友谈起自己倒霉之时被妖化而萎靡不振的亲历，感触很深。一个“妖”字，生动而准确，将人处颓势时那些畸形贬义评价的虚张性和丑化性一网打尽。
这使笔者想到扩大至政治范围的妖化现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化，共产党对帝、修、反的妖化，“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妖化，“文革”后人们对造反派的妖化。它们的用意都一样：为了达到否定对方的目的，先从外观上将对方形容成妖魔一般可怕、可恶、可憎的模样。
人们的附势心理分很多方面，例如附主流政治话语之势，附主流社会心理之势，附主流文化思潮之势。在造反派问题上，人们的误记、误言、误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某种对应--尽管多数人并非有意为之，而且其中存在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道德范畴的差异。
这些主流氛围的强势存在，必然会影响现实中人的记忆、思索、判断和言说。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不同方面的失误性的记忆、思索、判断、言说，一旦相互渗透互相认同，就会形成一张社会化的公共话语之网，无形中罩向人们的常识，强迫你接受。使不明真相者只能人云亦云，使明知真相者只能保持沉默，更使那些被误指的责任人有口难辩--要么自认倒霉，要么也云里雾里地跟着自认有罪，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只好自我隐藏，生怕一旦暴露会遭到谴责甚至惩罚。
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实情。
赵紫阳时代的官方改革派知识分子陈一谘、何维凌等，“文革”中都是激进的造反派，他们坐在官方长椅上时不得不竭力隐藏过去的造反经历。1989年“六四”事件后，这段历史仍然成了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重要理由。
某朋友，曾是很活跃的省城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1968年毕业分配后又积极介入笔者所在地区激进造反派的活动，“文革”结束后考上研究生，后任某科研院实验室主任。1987年获知笔者到省城开会，约以小聚。席间再三嘱咐：勿将其现供职单位及个人情况告诉考研究生前工作单位的熟人朋友，以免自己的造反派身份被不怀好意者捅到现单位而引起非议。
某作家，作品曾获国家级大奖，“文革”中为所在公社造反派知青头目，现任某企业党委副书记。一次见面，有人偶而谈及造反往事，他立即嘘了一声并指指窗外，言下之意：隔墙有耳，谨防失言。
某高级工程师，曾是北京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有朋友打算推荐其接受“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的采访，他一口拒绝并说明理由：女儿正在北京读硕士，准备出国留学，怕采访内容公开后影响孩子前途。
某著名诗人，曾任笔者所在地区一大派中学造反红卫兵的宣传部长，现为某中央级文学刊物主编。一次在刊物上读到其自撰小传，涉及“文革”经历之处令人咋舌。其中一段文字大意为：“文革”中因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自己被排斥于红卫兵组织之外，受尽了红卫兵的欺凌和侮辱。他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现，却被隐藏得踪影全无。
这些人为何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因为害怕--怕引来政治权力的报复，怕招致社会舆论的歧视，怕因此影响自己或孩子的前途。
这些年，在国内公共话语空间，文人们敦促过去的造反派大胆站出来忏悔自己罪行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不认真想一想，在当下这种由误记、误言、误断构成并充满误会、误解、误差的公共话语环境里，能有真实的忏悔和客观公正的评判吗？他们究竟要这些被误指的责任人站出来忏悔什么？忏悔当初被打成“反革命”的绝望感受吗？忏悔随后批斗当权派和解放“三、四类”的内心欢欣吗？忏悔后来搞武斗的惨痛教训吗？该忏悔的是要忏悔，不该忏悔的自不忏悔。据笔者所知，该忏悔的他们已经忏悔，只不过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心里，不该忏悔的他们有权保持沉默。为何一定要逼着别人用公开忏悔来证明自己改恶从善呢？何况这些该忏悔和不该忏悔的往事，原本就与这些敦促者毫无牵连，即使别人站出来忏悔，这些敦促者也成不了正义的化身。为何在这些人眼中，自己就一定是光明的使者，别人就一定是黑暗的代表？这些人既然已经垄断了阳光，把阴影投给了别人，难道还要别人将阴影拾起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再走到他们面前来做陪衬？
而且，造反派除了武斗之外，还做了什么值得众口讨伐和自我忏悔之事？
他们为何不想一想，即使有人愿意站出来忏悔，哪家出版社敢开绿灯？哪家报刊敢给版面？明知公共话语权历来只属于少数人，凭什么要强人所难，指责别人沉默寡言呢？
原“新北大”造反派红卫兵陈焕仁撰文述说，自己写了一部旨在坦白和忏悔的《红卫兵日记》，但是一直出版无望。
这些敦促者为何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敦促忏悔的声音中，要数季羡林和刘心武的音调最为恳切。笔者不否认二人的愿望中包含的道义感，但其敦促言论同样难免误指。
季羡林在《牛棚杂记》自序中，写明应该站出来检讨和忏悔的对象，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指北京的“老红卫兵”，但被他误称为“造反派”。
刘心武同样如此。在《难以忏悔》一文中，他原本指明“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那些“‘破四旧’毁坏文物、抄别人家、打人致残致死的人”，即北京“老红卫兵”，但又称其为“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造反派之谓已属误称，“主潮”之说更缺时间限定：“老红卫兵”处于主潮仅在“文革”第一阶段中的半年，造反派红卫兵处于主潮则在“文革”第二阶段的两年。被敦促的究竟是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误指在很多文化人涉及“文革”这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巴金先生晚年所著《随想录》中，这类误指就有几十处之多。
说句重话：误指之言看似激进，其实不然。因为它恰好掩护了那些本应受到遣责的权贵子弟。
“文革”十年，最为知识阶层痛恨的是最初党委时代的半年，最为官僚阶层痛恨的是随后造反派时代的三年，最为广大民众痛恨的是后来军队时代和干部时代的七年。由文人们发起的控诉和反思，主要依据的明明是在“文革”第一阶段直接受害的半年，却被演绎成了整个“文革”，好像十年中的斗争指向和实际内容都和这半年一样是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这种以偏概全式的认知，还在“知识”和“文化”的名义下，获得了社会代言的权力，让人觉得它所表达的不是部分人的感受，而是全社会的感受，它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社会的利益。
这种“半年期综合症”逐步蔓延开来，完全弥漫了整个“文革”问题的话语空间，使得不属半年受害者的反思，甚至站在十年之外的言说，也不得不受其牵引。
文化界对四位享有公共话语权力的作家不同忏悔态度的议论，同样充满误指。四位作家分别是粱晓声、张承志、戴厚英、余秋雨，都被认为有造反派嫌疑。梁晓声、张承志在北京，皆属不忏悔的典型；戴厚英和余秋雨在上海，前者深深忏悔，后者默不做声。众多议论，自然对戴厚英大加赞扬，对另外三位义愤填膺。忏不忏悔是各人的权利，不必深论。笔者只想说明，他们并非都是造反派，没有必要全部放在造反派范畴中来加以追问。四人中，梁晓声是哈尔滨某中学前期的保守派红卫兵和后期的造反派红卫兵，张承志属北京某中学的保守派--“老红卫兵”，余秋雨为上海某高校的保守派红卫兵，戴厚英也并非上海文化界“响当当的造反派”，而是随大流卷入过造反，只因家庭出身较好和个人身份可靠而在运动初期和革委会成立后受过重用的红色小人物。这都是他们的自我介绍，而非主观推论。认清这个事实，便不难明白他们在忏悔问题上所持态度的不同含义。忽视四人在“文革”中的不同身份，硬要将他们归为造反派而大加追问，岂能有真实之论！
事实上，文化人误指的手势，不仅无助于揭开那段历史的内幕，反而会让内幕中的真相更加沉默。是的，那段历史的真相，正是被政治权力高悬的利剑、受害者虚假的记忆和文化人失误的言说共同制造的多重阴影遮蔽起来的。明白真相者的沉默仅仅是多重阴影覆盖的结果，而非相反。对此，误指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关简介：周伦佐，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该刊编辑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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