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受到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对中国关注的热度。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美国学界的有识之士，不怕终其一生坐冷板凳，薪火相传，一棒接一棒地开拓研究中国的事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的人越来越多，终于走出了坦途。从普林斯顿大学早期中国研究就可见一斑
老高按：曾经写过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字。虽然我不够资格成为这所名校的学生，但是凭藉地利，常去参观，它丰厚的人文科技资源让我称羡不已，成为它的义务宣传员。今天读到中国大陆一篇关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字，禁不住要转贴于此，让更多朋友了解。
今天我们常常感受到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对中国关注的热度。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感叹：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美国这些有识之士，不怕终其一生坐冷板凳，薪火相传，一棒接一棒地开拓研究中国的事业，那真是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在荆莽中开辟出道路，走的人越来越多，终于走出了坦途，当今研究中国已经成了“显学”，这固然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在国际经济所佔的份额扩大有直接关系，但是也有赖于这些学者长年累月地积累和传播，“饮水思源”，他们就是“掘井人”啊。
无疑，本文中提到的许多学者，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也有许多偏见和局限，在他们的著作中，今人想必能火眼金睛地发现许多瑕疵甚至硬伤。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局限，在他们的基础上超越他们，但我还是更感谢他们付出的心血！这也是我对无数前人，包括中国一代代老学者和同代学者的感想。
在本文的最后贴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内拍摄的几张照片。 最近老高的博客看来引起了公愤，就在今天，就有好几位博客专门写了文章来对我口诛笔伐，真让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有的断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会展出《这一代》，美国的国家博物馆估计也不会对《这一代》太感兴趣”，他们都不收，《这一代》就只能进废品收购站；
有的奚落：“人家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您爱好就得打扮就得用材料吧？搞些数据，做点调研，落定些事实，把人家姑娘好好打扮打扮”；
有的鄙夷：老高做的是“二手资料研究”，这就好比“一直在穿别人的脏内裤。就没见过他穿过一次干净的内裤”；
有的更诘问：老高“到底是爱好还是哀嚎”？ …… 呵呵！感谢各位，如此重视一个手里捏着中美博物馆都不收的“废品”、“穿别人的脏内裤”、不“好好打扮人家姑娘”的“哀嚎”者，加以种种指点！各位的宏论，也正证明了我所说的：历史，谁能垄断？言论，谁又能垄断？虚心听完各位的指教，再认真读书。
普林斯顿大学早期的中国研究
顾钧，《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日19版
 牟复礼教授
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学府，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国研究虽然很难说是全美第一，但无疑是实力雄厚的重镇，与整个学校的水准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以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就中国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 Reischauer，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Edwin O. Reischauer）。Robert本人对日本也颇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时正值日本侵华，在一次中日冲突中被误伤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饶大卫（David N. Rowe），饶本科毕业于普大，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在母校教了几年后就跳槽去了耶鲁大学。此后由于二战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终没有一位在岗的全职中文教师，直到1956年秋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到来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牟复礼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1945年到1946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官员在中国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不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而且也在献县、张家口和共产党有过接触。战争结束后牟本来可以去哈佛继续学习，但是他选择了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并于1948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返回美国后，他于1954年获得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逐步成为一位明史专家。从1956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动普大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在饶大卫和牟复礼一去一来的十几年间，普大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完全停顿，这得力于三位学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专家，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无师自通地研究起中国绘画史，从此直到1960年退休，他一直坚持同时教授意大利和中国绘画史。Rowley教授在中国绘画史方面只培养过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当十，他就是后来美术史界无人不知的方闻（1958年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普大艺术与建筑学系，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 Lockwood，他生于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所以从小就能说一些汉语。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 Levy Jr.，他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但毕竟有限。牟复礼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牟复礼来普大之前，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也就是二至三名学生，由于不算学分，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二人（1967年），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
一个好汉三个帮，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此前他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会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条件都很理想，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牟复礼“举贤不避亲”产生了好的效果，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 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普大的中国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1969年，东方学系一分为二，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研究的基础是汉语教学，普大人不仅研究做得好，基础教学也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牟复礼在哈佛时就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到了普大以后就把赵元任的教材和教学法移植了过来，但这套体系由于太复杂不久就被放弃了。1959年，陈大端全面接手汉语教学工作后，开始探索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教学体系，并编写出了包括《中文入门》（Chinese Primer）在内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终坚持把中文作为一种活用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进行教授，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口语流利，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又羡又妒。
20世纪6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培训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他参加完1963年—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书有中文版。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大量的口语训练，通过口语教授阅读，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后移师北京，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著名品牌。
面对这些成功，普大人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教好汉语，还要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建立了“中国语言学项目”（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这一项目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教材和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大大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在项目早期，赵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语言学家都曾积极参与，1967年—1972年还不定期地出版名为《麒麟》的学术通讯。这一至今仍很活跃的项目使普大一直引领着美国汉语研究的潮流。
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约10万册。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服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有力的理由。
这样的特藏当然必须请专家来管理。1950年—1952年旅居美国的胡适曾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详见拙文《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胡适虽然当馆长的时间不长，但对普大很有感情，后来曾把私藏的全套伪满本《清实录》赠送给了普大（老高注，见下）。胡适离开后，馆长一职由童世纲接替，一直担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来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图书馆工作。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童在25年的任期内大大扩充了普大的中文藏书，使其总量仅次于国会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扩充的过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这当然和牟复礼个人的研究兴趣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20世纪70年代开始组织《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需要图书资料作为坚强后盾。明史卷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普大丰富的明史资料可谓功不可没。
葛思德图书馆藏书中大有来头的为数不少，是研究东亚印刷文化和书籍史的绝好材料，普大学人一直想创办一份以此为对象的刊物，这一愿望最终落实为《葛思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后改名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一期于1986年冬问世。这份刊物作为普大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分，是绝不能被忽略的。
老高注：胡适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是在1950年。本文作者顾钧在另一篇文章《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中说：
“从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国，胡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和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日后愿意出任馆长的一大动因。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任馆长的两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时期。此说固然有它的根据，但我倒并不这么看，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个善于利用孤本秘籍做学问的学者，坐拥10万册书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胡适这个时期写的两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气和消沉。”
在这里阅览，真能忘却尘嚣。——普大葛思德东亚图书馆一角  任何人都能进这书山书海饱览中文图书。——普大葛思德东亚图书馆一角  刘宾雁在这静静观照中国风云变幻。——普大葛思德东亚图书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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