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並不把紅色國家極權主義與納粹極權主義同等看待，在很多人心目中，納粹德國是真正的魔鬼，共產蘇聯則是被妖魔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像社會公平、人人平等，對於大多數人——不論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的吸引力，要比納粹德國赤裸裸的以強凌弱的種族主義主張要強大得多
曾經在歐洲走過一些地方。無論到哪裡，都不會看見人們標榜法西斯的logo——卍徽章；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卻能發現許多錘子鐮刀圖案的標記：帽子上，T恤衫上，招貼畫上……在前紅色國家的首都布達佩斯，去城郊參觀將許多共產時代的雕塑集中起來的“革命公園”，那裡就出售許多這一類的商品；在德國、法國、美國、意大利……都能發現這一類小飾品、工藝品，少數是那個時代的古董遺物，多數是商家投放市場的仿製品——之所以仿製，當然也是因為有這種需求。我女兒在德國教書一年，回到美國時也帶回不少這一類紀念品：“紅歌”音像製品，旗幟，書籍。
難怪安妮·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一部歷史》的“序言”中寫道：“所有人都會對佩戴卍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可是卻沒有人對T恤衫或帽子上的錘子鐮刀圖案表示反感。……正是通過這種隨意的觀察，我們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圍。因為在這裡，教訓再清楚不過了：當一次大屠殺的象徵令我們充滿恐懼時，另一次大屠殺的象徵卻讓我們微笑面對。”
同樣是大屠殺，同樣是集中營，同樣是極權主義，人們的認識是如此不同，原因何在？如果說，中國人現在還生活在紅色政權之下，了解的真相、真實的好惡受到很多制約；那麼，西方人並非如此呀？西歐、北美的知識分子應該早就知曉極權主義的內幕；就是前蘇聯和東歐，也變色20年了，大量內幕早已解密，駭人聽聞的史實（例如卡廷森林事件、東德的“斯塔西”等等）不斷在揭發，他們還出了那麼多好書、好電影，何以對錘子鐮刀這一類圖騰，並無像對卍徽章那樣的深惡痛絕？
安妮·阿普爾鮑姆還舉了一些學者文人的例子：海德格爾與納粹的不光彩關係使他的名聲受到極大損害，但是薩特在斯大林反人類罪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後繼續歌頌斯大林主義，卻沒有使他名聲受損。我還可以補充類似事例：人們對與納粹有瓜葛的卡拉揚頗有非議，卻對與斯大林也有瓜葛的肖斯塔科維奇放過一馬。
原因顯然也不是左派的極權主義危害較輕：雖然蘇聯與中國沒有毒氣室和焚屍爐，但是紅色高棉居然虐殺全國人口四分之一強！我在華盛頓看過浩劫博物館，在柬埔寨看過“白骨塔”，直覺毛骨悚然；但是中國真要建起“文革”博物館，難道殘酷血腥的程度會比那些遜色嗎？
人們並不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極權主義與納粹極權主義同等看待，甚至許多人並不把前者視作極權主義——儘管斯大林殺的人比希特勒還多（中國大饑荒死人更多，但原因複雜，姑且不論），人們卻並不太在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共產蘇聯和納粹德國是不可同日而語、不能相提並論的：納粹德國是真正的魔鬼，共產蘇聯則是被妖魔化，才有了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對蘇共、蘇聯的無限惋惜，感嘆“卻無一人是男兒”。
想去想來，我只想到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像社會公平、人人平等，對於大多數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納粹德國那種赤裸裸的以強凌弱的種族主義主張要強大得多。儘管斯大林與毛澤東這些人付諸實踐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安妮·阿普爾鮑姆感嘆錘子鐮刀等等革命符號的市場化，類似的現象，在中國怕不比在前蘇聯、歐洲嚴重百倍千倍！中國甚至以紅色旅遊作為標榜，紅色紀念品、紅色主題餐廳、形形色色的毛澤東像章、綠軍裝、紅寶書……更別提“紅歌”“紅書”“紅劇”“紅影”了。也該像安妮·阿普爾鮑姆那樣問一句：是不是“時至今日，認識‘文革’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準則仍然沒有完全到位”？
下面我轉載幾篇孫立平探討極權主義和舉國體制的短文。許多人都知道孫立平這個名字，這位清華大學教授是我早就非常敬佩的中國著名學者，最近才知道，他是當年習近平在清華讀博士時的論文導師，習近平十八大接任後，孫教授就被戲稱為“國師”，但他仍是一介知識分子，沒有依附於政治權力。
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一種新的統治形態
孫立平，作者博客
極權主義無疑是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個最大的謎。儘管此前有種種極權主義的思想和種子，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真正開花結果。它是一場富有感召力的運動，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於誘人的理想和不容質疑的正義，卻釀造了無盡的罪惡；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踐踏着人性，其中卻又夾雜着動人的故事；它是無數人的希望，又是無數人的厄運。可以說，沒有極權主義，人類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會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發着巨大的誘惑力。
這是一個怎樣的謎？
阿倫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此，有人認為，可以說極權主義是現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
說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是因為它具有此前任何統治都不具備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極權主義是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烏托邦基礎上的對社會的系統改造，推進這場改造的是激昂的社會運動，結果是一套在邏輯上似乎是盡善盡美的體制。無論是其強調的意志的力量，還是精神的原子彈，深層的也許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極權主義打破了傳統的“統治”或“治理”邊界，傳統專制主義的統治與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再暴虐的統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領域留有自由，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總體性的，瀰漫於全部的社會生活。它壟斷的不僅是權力，也不僅是財富，它還壟斷着社會的“場所”和“空間”，換言之，它是對全部社會生活的重新組裝。
再次，極權主義模糊了“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使“被統治者”成為“統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鮑曼注意到，納粹大屠殺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專制主義僅僅要求被統治者的“服從”，而極權主義要求的是“被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合作”。為此，它要求對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換言之，傳統專制主義是一部由車頭牽引的列車，而極權主義則是在每節車廂上都安裝了發動機。
極權主義的能量
來源於對社會情緒的烏托邦式系統整理
孫立平，作者博客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之處，是它的巨大誘惑力和能量。正因為如此，許多討論極權主義的文獻都使用了“極權主義的誘惑”這樣的字眼，而在現實中，人們更能感受到極權主義的巨大能量。而這種誘惑和能量，最突出地體現在它能使被統治者成為營造統治關係的積極參與者，甚至使極權體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為它最忠實的擁護者和捍衛者。
這樣的誘惑或能量來自哪裡？
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誘惑都一定是在苦難和無望中升起的燈塔。德國納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剛上台時，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甚至更多，通貨膨脹達到四十多億馬克兌換一個美元。構成這種災難性現實的背景有兩個。一是一戰後作為戰敗國受到的嚴厲懲罰，二是席捲西方的30年代大蕭條。無疑，一個能夠結束這種災難的力量，就是人們的救星。
但這樣說，並不能解釋極權主義為什麼是一個現代現象。因為我們知道，災難，甚至更一般意義上的苦難，都是貫穿於整個人類的歷史的。那麼，為什麼那時候沒有形成如此強有力的極權主義？這裡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溝通了天國與地氣的現代烏托邦對社會情緒的系統整理。從極權主義形成的歷史來看，通過意識形態對困惑、孤獨、怨恨、欲望、失落、恐懼、無力感等社會情緒進行系統整理，並以跳過人性的辦法形成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是極權主義的誘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當然，另一個原因是現代的組織技術、信息技術等為極權主義提供了客觀的條件，這個問題將另文探討。
極權主義最容易發生在苦難深重的地方。因此，對於苦難的整理總會給社會運動以巨大的動力。希特勒在一場著名的演講中說，“那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就沒有了！那些戰勝者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一個歐洲大陸上最高貴的民族地尊嚴！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像本傑明·馬丁一樣去做一個自由的鬥士，還是一個奴隸？！”無論在個人的還是在社會的層面上，喚醒苦難的記憶，激發擺脫苦難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動力的。我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憶苦思甜，也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這裡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散射的自然狀態的苦難轉變成可以將社會動員起來的系統的苦難，這裡需要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框架。比如，如何將婆婆對媳婦的虐待引申到社會的框架之中。
苦難的訴說有兩個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難的理想主義目標，二是製造出有利於內部整合的敵人。而製造敵人依賴的就是從苦難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轉化。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從學理的角度對怨恨進行過探討，甚至認為怨恨是現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斷言，怨恨牽制着整個歐洲的現代性的頹廢與虛無。舍勒則認為怨恨與現代性同構。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極權主義這裡才發揮了其最大的潛力。因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需要不斷地製造敵人。製造敵人的意義，一是可以在社會中製造緊張狀態，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規的統治措施提供依據；二可以在內部製造緊張感，從而強化內部的整合。
其實極權主義進行整理的社會情緒遠遠不止這些。轉型期人們會特有的孤獨、困惑、失落、恐懼、無力感等更是富有潛力的社會情緒。達倫多夫的研究表明，極權主義誘惑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於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達倫多夫指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很容易掉進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極權主義的許諾，就可以看出，其具體內容往往都是針對這些情緒的。
走火入魔式的發展何以可能？
孫立平，作者博客
走火入魔式的發展，可以在一時之間轟轟烈烈，成果輝煌。於是有時也會引來無數人們的艷羨，據說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都有一些人對這種發展感到羨慕不已。勢利的學者也會不失時機地營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謂“中國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是不是隨便哪一個國家都可以學習的。因為它背後需要一種體制。
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一種極為自負的體制。中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體制。由於這種體制，我們前三十年是用這種自負運動式地改造了社會；同樣地，也是由於這種體制，我們後三十年用這種自負運動式地發展了經濟。而現在又要把這種自負進一步地推進到所謂“中國夢”。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的體制化的結果。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舉國體制。這種舉國體制在體育、經濟發展和救災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其實，明白了體育，也就明白了中國經濟。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舉國體制是總體性權力的產物。它建立在兩個東西的基礎之上。一是權力的全面控制和滲透能力，二是社會各個部分的不能獨立運轉。因此，舉國體制只存在於總體性社會中，在專制社會中是不存在的。因為專制社會調動不了社會的各個方面。
舉國體制的第一個特徵，是政治化，無論做什麼都是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發展體育贏金牌是如此，經濟發展也是如此。一切出於政治考量，為此不惜違反自然規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價。
舉國體制的第二個特徵，是運動式的運作方式。有人將這些年的發展方式稱之為“經濟文革”，就是這個意思。正如童大煥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經濟掛帥”的指導下，這種“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過那時候是“政治掛帥”，實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則是“經濟掛帥”，實行的是“經濟文革”。
舉國體制的第三個特徵，是全面調動資源，用盡一切手段。比如為了經濟發展而進行的拆遷中，政治與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會的手段，社會的手段甚至株連九族，經濟的手段等等，輪換交替使用。這因為權力是總體性的，滲透於社會各個領域才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將直系親屬停職停薪，停止子女上學等作為威脅手段，其他的社會是無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舉國體制與此前的舉國體制不一樣的。新的舉國體制是在催生了市場，並用權力重組了市場因素之後形成的。如果對這種舉國體製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其內部的具體機制：
（1）動員機制：可以體育、救災、盛會和高鐵為例，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過新舉國體制延伸出來的；
（2）動力機制：可以以強制拆遷為案例，看看權力驅動與市場驅動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3）控制機制：可以以輿論和互聯網為案例，權力和市場式如何配合的。現在推進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為了在體制上將兩種機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權力式的，又是市場式的；
（4）吸納機制：可以以兩會為案例，看看是如何對社會精英進行吸納的；
（5）整合機制：如組織系統；
（6）汲取機制：可以以房地產為案例，看看政府與企業是如何作為一個鏈條上的不同環節汲取社會財富的。
這種舉國體制是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近期文章：
“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普世價值破滅的歷史
一份關於近30年中國汪精衛研究的“導遊圖”
“90後”問：處在那個時代我會怎麼做？
歷史學的關注重點在於把史實搞清楚
拋棄“必要的惡”的邏輯，中國才有希望
不遵循自由規律社會將走向懸崖和崩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