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噩耗，我立即从美国赶回去奔丧，当天就参加了追悼会。作为唯一赶到的儿子，我要求简短致辞。医院领导搞不清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我会讲什么，有点提心吊胆。我致辞说：父亲去世前，去看了节日的花坛。我很欣慰：他临死前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印象，是五彩缤纷的
12月里的25日、26日，都是重要的大日子，而对我来讲，远远比不上30日——今年的12月30日，是我父亲的百岁冥诞。
前几天我妹妹来信说：“忽然想起了我们的父母，那时虽然物资贫乏，但相对同龄人来说，我们是‘富有’的，是让人羡慕的。我们有吃有喝，还有父母的爱，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一个人还祈求什么呢。今年12月30日，爸爸100岁生日——大概只有你和我记得这个日子了……”
关于父亲，我很想写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不用给别人看——对于别人，有多大意义呢，只需要给我妹妹、我妻子和女儿，这些最亲的亲人读。今天却写不了太多，在情绪最沉溺其中的时候，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
先将脑海中涌出的杂乱念头和印象记录下来吧。
抗战前夕，父亲（前排右三）读同济医学院时，是该院“九一八篮球队”的主力之一。
父亲是外科医生，据说，在武汉还是屈指可数的名医。那时在武汉有所谓“三把刀子”或“四把刀子”之说，中科院院士裘法祖（1914－2008年）肯定是“第一”，而我父亲肯定是“之一”。
在子女面前，他不算一个笨嘴拙舌的人，但是到了公开场合，碰到政治问题，他的脑筋就顿时短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实在是太没有政治头脑了。
1960年，不知他和母亲动了哪根筋，此前从来不会送孩子礼物的，那次，要送我和我哥哥新年礼物，买了一本书，是一本相当厚的上海报告文学选。为什么选中这本书？让我至今百思费解。父亲翻开书的扉页，在空白处写下对我们兄弟俩的寄语，最后几个字却很费踌躇：他问我妈，又问我：好好学习，“争取做一个祖国建设有用的人”还是“争取做一个祖国建设的继承人”，哪个好？年幼的我，本能地感觉“继承人”似乎有点陈旧，就回答父亲：你写“有用的人”吧！他就这么写下来了。
那时，“接班人”的说法在报纸上广播中已经铺天盖地，但是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压根儿没有想到应该用“接班人”的现成说法。
父亲期望孩子能做“有用的人”，遗憾，大半生过去，让他的期望付之东流了。
“文革”中我们家被抄家，大的至少有三次之多，一言难尽。富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抱着恶意破坏的快感，将家里一切“砸得稀烂”——凡是抄不走的，就砸碎。他们喝令打开带大镜子的穿衣柜，不等家人遵命过去，就直接一脚将镜子踹得粉碎；杯盘碗盏、衣服、医学图书、被单被褥、餐具厨具，也就那么乱扔一地，他们就直接在上面踏过去踏过来、踢过去踢过来。
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搬走所谓的“高档用品”之后，我们忙着打扫收拾废墟里的满地狼藉；但是两三天之后，就来了第二拨，将家里砸得更乱。他们走后，我们又要收拾，父亲很冷静地制止了我们：别打扫了，就这么放着。
昨天看到中国《文史精华》杂志的文章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文革”后期，当局曾退还了部分抄家物资，但是，我父母告诉我，退还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退还的，都是一些权贵们用不着、也不便收藏和变现的东西。
1968年，学校仍然停课，造反派内部“钢派”与“新派”内斗不已，社会很不安宁。初夏的一个中午，父母都还没下班回来吃中饭，我正在家看闲书，突然外面街上汽车喇叭声大作，还有“砰砰砰”“哒哒哒”的密集枪声，我家住在三楼，只听得楼梯被踏得山响，房门被砸得山响。我去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十几个手持冲锋枪、手枪的壮汉，挤满了楼道。开口就气势汹汹地问：你爸在不在？
是来抓我爸？年轻的我吓坏了，回答：他还没有下班……
话音未落，他们已经冲进来，满屋搜了一通。我们家的老保姆早吓得腿都软了，我年仅七八岁的妹妹也吓得作声不得。
家中当然确实没有我爸。他们商量一下，命令我说：我们要马上找到他。我们不认识他，你跟我们一起去找！——你也莫怕，我们不是要为难他，只是要他去做个鉴定。
这么多持枪的人推着我，我只好披上件衣服，跟他们朝父亲每天中午下班回家的路，迎着走去。一路上，无数街坊邻居围观高家的儿子被造反派武装押走，不知犯了什么事，不知吉凶如何……
他们沒有为难我。在路上，其中有个人对我解释说：
昨天晚上，“钢九一三”（这是武汉“三钢”之一，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保卫部长，从老通城豆皮馆出来之后，突然有个家伙冲过来朝他扎了一刀就跑了。他当时还追了几步，但很快倒下，被送到了我父亲的医院。值班医生马上做了常规处理，並告诉随后赶来的家属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伤势并不严重，出血不多，要他们放心。但是，此人却在今天上午死了！这下，造反派怒火冲天，将值班医生马上抓起来，要追查他是否阶级报复、害死造反派闯将。不知是谁告诉他们，這家医院有个“外科权威”，要他来做鉴定。于是这些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就在全医院找我正被罚扫院子、扫厕所的父亲，他们到处问人，找了半天没找着，就冲到家里来了。“我们就是要他说句话，我们的×××死了，医生究竟是不是搞了鬼下了毒手！”
一路上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医院大门口、围墙上已经刷满了“揪出凶手、讨还血债”之类杀气腾腾的标语。门卫见了这些凶神恶煞，哪敢拦阻。我带着他们到了父亲当“牛鬼蛇神”时的各个工作地点，都没有见到他。最后来到父亲在“文革”前工作的外科，才突然发现父亲就在那儿呢——原来造反派一拨人到家来的时候，另一拨人马已经找到了父亲，他所作的尸体鉴定已近尾声：“……根据病人的情况看，被刺的时候，刀在腹内翻搅，导致肝脏、脾脏已经完全破裂；但因刀十分锋利，腹部刀口很小，所以並沒有太多外出血……值班医生的操作是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的。这不算责任事故。”
房间里，还有一大帮人，我看到医院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外科负责人，都在场，一言不发，神情尴尬复杂。他们围着会议桌上横陈的一具硕大无朋的尸体——那位保卫部长，膀大腰圆，极其魁梧。
父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说的不一定对，请院、科领导下结论。”
一场惊天大祸就这么消弭无形。押我的人早已不知去向。他拿起桌上自己打扫厕所和院子时的手套，离开那个房间时，医院和外科的负责人，还有那位摸了一把鬼门关的值班医生，都来对他说：谢谢你！而他本来是他们的批斗对象。
我跟父亲一起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医院里面一乱起来，院里的一个花匠刘师傅急急忙忙地跑来找到他，把他藏到了花房的地窖：“老高，他们要捉你，捉到了你就冒得（没有）命了！你躲好，我不叫你，千万莫出来……”后来几个花匠弄清楚了这伙人并不是要来杀他，才把父亲叫出来。
父亲还对我说：其实值班医生还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没有做必要的仪器检查，没有及时发现内脏已经搅碎。如果马上开腹缝合，可能还有救……“但那时我能照实说吗？我要一说，那个医生马上就没命了！”
六十年代父亲查看刚动完手术病人的恢复情况。
父亲不是个善于教育子女的人，属于对子女虽然有所期望，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一类人。而且因为忙，一般来讲，他对我的学习也不太过问。只是在平时的交谈中，他不时有些只言片语，既无高度，也无光彩，更无个性，甚至有的还不那么“政治正确”，当时我没有太留意，但是40年、50年过去，回想起来，都实际上是最浅显、最简单、但也是最基本的人生教诲。他自己秉持这些观念过了一辈子（虽然他未必百分之百做到），也希望子女能有这样“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人生。
我现在想得起来的有这么一些：
——一辈子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本事！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别人都可以夺走，只有自己的本事，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跟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你帮了别人的忙，不要总记在心里；受了别人的恩惠，你要牢牢记住；
——不要讲假话，你讲了一句假话，就得用一辈子来洗刷；
——做事就要实实在在，交给你的事情你就要做好，要对得起别人的托付，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答应了别人，你就要守信用，做不到，你就不要答应，答应了，你就要拚命做到；
——四个人，五个包子，你只能吃一个，千万不要伸手去抢那第五个；
——要对得起朋友，贪小便宜的事不要做，吃亏的事不要怕做；贪便宜，谁愿意跟你交朋友？你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吗？
——人命关天，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大！
——越是不肯做小事的人，越是做不了大事；
…………
1998年10月1日，85岁的父亲独自一人，搭乘公共汽车去滨江公园看为节日布置出来的花坛。回家时刚踏上门前台阶，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往后一仰，倒到地上，再没有苏醒，送医院抢救后当天晚上不治。
我得知噩耗，立即从美国赶回去奔丧。回家当天，就参加了医院的追悼会。因为哥哥已经去世，妹妹没有赶回家来，作为唯一在场的子女，我要求简短致辞，对父亲说几句心里话送行。医院领导搞不清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我会讲什么，有点提心吊胆，要求我写个草稿，给他们看看。我无心与他们理论，提笔刷刷地写了一个稿子，他们看了什么也没说，还给了我。
我致辞说：
你去世前，去看了节日的花坛。我很欣慰：你告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印象，是五彩缤纷的……
湖北电影制片厂六十年代初来拍《高氏医家》纪录片，摆拍了这么一个家庭生活的场景。左一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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