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普京总统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如果说，苏维埃人是走出了死胡同的人；那么，中国人，就是还在死胡同里没走出來的人


老高按：普京访华——在目前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下访华，使中俄关系又进入国人视野的中心。没有谁将这次来华仅仅看成一次邻国首脑礼尚往来的普通亲善访问，人们无不从全球大国关系的格局、从这个世纪的战略前景，来品味、来掂量这次访问的多种内涵。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也巧，正是从对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复杂情感说起。

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主政的苏联害惨了中国，贻祸至今：派人来创建苏式革命党，复制苏式专制国，策动蒙古独立、签订苏日协议承认满洲国、扶植盛世才企图让新疆独立，在东北抢劫奸淫……再加上地缘政治、能源争夺等等因素，我不可能不对之由衷憎恶和高度戒备；

但是对从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气节，我又不由得衷心敬佩。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只是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罗斯作家学者的文字，以及各种历史记载中，追慕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那些从容就刑的12月党人及他们义无反顾的妻子，还有那位竟然敢当面对沙皇坦然自承与他们为伍的普希金，在我心目中树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述心中对苏俄这种又憎恶又钦佩的矛盾情感，读到加藤嘉一文章说日本人“讨厌中国，却佩服中国人”，启发了我仿照一句：憎恶俄罗斯，却佩服俄罗斯人。

最近读到中国历史学家、《炎黄春秋》负责人吴思的一篇访问俄国的深度报导，深感兴趣。文中写的是苏俄，但处处让我观照、反思中国；文中许多地方讲“斯大林”，可以将之改成“毛泽东”之后原封不动地用来描写中国，也非常贴切。而文中的俄国有识之士的所思所感，正是我所钦佩的那种俄罗斯人、是19世纪以来那些人文大师的传人，其遭遇其处境，也分明就是我的故国和我的同胞的镜子。

——现任副馆长塔吉亚娜·库尔希娜40岁，结婚生子，在学校里教历史，日子过得很安稳。她热爱这个国家，听说有政治迫害，不肯相信。听了亲历者的故事，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当代史是假的。她没脸再教这样的历史，于是放弃自己一直关注的十八、九世纪俄国史，改修当代史。她说，“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像她一样，到四十岁才知道历史真相”。

——国际记忆协会主席阿瑟尼·罗津斯基认为，恐怖是这个国家的基础。没有恐怖，这个制度就不能存在。另一个虚假的说法是，恐怖只是短期的，很快就停止了。实际上，恐怖是长期的，大规模的，2000万人死于恐怖。

——罗津斯基说，过去和现在绝对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人权。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大规模的恐怖是什么？就是大规模地粗暴地践踏人权。这就是昨天。今天没有了大规模的践踏人权，但依然在破坏人权。今天破坏人权的原因，可以在昨天找到。

——罗津斯基还说，记忆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恐怖时代。谁是恐怖分子？国家。国家机器制造了恐怖。恐怖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俄国的20世纪修建了很多铁路，电站，放了卫星，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是战胜希特勒。所有这些关于胜利的记忆，如何与关于恐怖的记忆联系起来？

可能今天还有不少中国人佩服普京吧。与中国的领导人比起来，他确有让人佩服的过人之处。但是我更佩服吴思文章所写到的这些俄罗斯人，他们才是我们精神上的“老大哥”。

一、争夺彼尔姆-36

彼尔姆-36（Perm-36）是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现在是纪念馆。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一家民间组织正在与官方争夺主办权。

争夺的一方，是彼尔姆-36的现任馆长维克多·施米罗夫（Viktor Shmyrov），他们是俄国最大的NGO“国际记忆协会”的一家分会。另一方，是彼尔姆州州长。

彼尔姆-36坐落在彼尔姆州首府彼尔姆市的东北方，开车要走两三个小时。这里靠近乌拉尔山脉西麓，人烟稀少。纪念馆就是由四层围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的两处院子，院内有一栋小楼，几栋作为车间和住处的平房，废弃的宣传栏，高高的岗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村庄，周围是无边的旷野。

我们去的那天，2013年10月12日，秋雨飘洒，全天只见到两拨访客，十几个人。参观门票200卢布，以当时人民币1元兑换5.6卢布折算，这点游客量，一个月的门票收入不过1.5万人民币，按照莫斯科的工资标准，只够两个人的月薪。

这里有什么值得一争呢？介绍手册上说，彼尔姆-36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古拉格时代的劳改营。

苏联时代存在过476个劳改营联合企业，由数以千计的独立劳改营组成，每个劳改营的囚犯少则成百，多则上万，总管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简称“古拉格”。古拉格创始于上世纪20年代，斯大林时代全盛，劳改犯常年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据估计，大约有1800万人进过古拉格系统，此外还有600万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这些人建成了无数水库、运河、铁路和城市，生产了几乎所有种类的产品。（《古拉格：一部历史》，安妮·阿普尔鲍姆，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2页，正文第637页。）按照彼尔姆-36介绍手册的说法：“没有古拉格廉价的奴隶劳动，斯大林完成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古拉格不仅是包含了数千所劳改营和数百万受害者的巨大的劳改管理系统，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说，彼尔姆-36是人类另类文明的物质遗产。

彼尔姆-36创建于1943年，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国际记忆协会组织当年的劳改犯，包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总共70人，重访彼尔姆-36。他们筹集资金，把荒废的劳改营改建为纪念馆，1996年作为“政治迫害纪念中心”对外开放。

在70人团回访彼尔姆-36的时候，现任副馆长塔吉亚娜·库尔希娜（Tatiana Kursina）已经四十岁，结婚生子，在学校里教历史，日子过得很安稳。她说，她热爱这个国家，听说“家”里有政治迫害受害者，很是愤怒，不肯相信。她在彼尔姆-36见了70人团，听了他们的故事，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当代史是假的。她没脸再教这样的历史，于是放弃自己一直关注的十八九世纪俄国史，改修当代史。她说，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像她一样，到四十岁才知道历史真相。

十几年来，纪念馆开研讨会，建纪念碑，办人权节，多次召集国际会议，名气越来越大。塔吉亚娜说，如果十年前知道彼尔姆-36的人不多的话，现在不知道的不多了。我们成了一个名牌。

这块名牌经常引起争议。支持者出钱出力，反对者指责他们抹黑历史，有人还放火烧了纪念馆的一处院子——关押重要政治犯的那座劳改营。我们去参观时，遭灾的劳改营还在修缮，里边空空荡荡。没遭灾的劳改营，陈设着旧时的生活和劳动用具，还有古拉格的历史介绍。

彼尔姆-36纪念馆的经费，初期主要靠民间赞助，地方政府的资助大约占20％。后来，官方资助的比例逐步提高到80％。

塔吉亚娜说，普京总统和联邦议会都支持我们这个项目，普京还签署了一个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促使总统签署文件的过程很艰难，是社会和民意推动他签署的，纪念协会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普京签署的文件涉及三个项目，准备拨款五亿卢布。塔吉亚娜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大有油水。

这时候，彼尔姆州的州长出面了。他告诉馆长施米罗夫，纪念馆要收回，由政府主办。施米罗夫坚决反对。州长坚持收回，指定10月9日谈判收回的具体方案。于是，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飞往莫斯科，向国际记忆协会主席阿瑟尼·罗津斯基（Arseny Roginsky）求助。

政府掏钱政府办，究竟有什么不好？

塔吉亚娜说，2012年举办人权节，请俄罗斯和各国客人来彼尔姆-36，在旷野上搭帐篷，唱歌，朗诵诗歌，政府就大加限制，这个不许请，那个不许请，否则就不给经费。为难之际，德国的伯尔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2012年的人权节才办成了。2013年的人权节，政府在最后一分钟通知他们，经费砍掉一半，人权节就没办成。如果由地方政府主办，对项目来说是灾难性的。

2013年10月8日，在莫斯科“国际记忆协会”的会议室里，我们初次见到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记忆协会执行主任叶莲娜·热姆科娃（Elena Zhemkova）简单介绍说，他们到莫斯科办事来了，过几天你们还会见到。“办事”这个词，还有两位馆长谨慎的外地人举止，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到京城跑关系的人。

他们确实想跑关系，借助中央力量，对抗地方最高长官。

二、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在俄罗斯历史记忆的版图上，一直有不同力量竞争，记忆协会也是重要角色。

国际记忆协会的前身，是一个名为“记忆”的小组和非法出版物。

上世纪70年代，罗津斯基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村当中学教师。他发现教科书上的许多内容与当事人的记忆不符，就组织了“记忆”小组，约稿子，采访历史当事人，每年汇编出版，刊名也叫《记忆》。

《记忆》发表的文章，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大罢工事件。当地工人因物价上涨和计件工资下降罢工，军队开枪镇压，23人死亡。消息被严密封锁，这个话题成为禁区。

记忆小组将文稿弄到巴黎，印刷后弄回国内传播，一年出一本。出到第四本，1981年，罗津斯基被捕，判刑四年，罪名是泄露秘密档案。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罗津斯基出了劳改营，接着做《记忆》。苏联解体前，他已当选代表，进入最高苏维埃人权委员会。罗津斯基参与了有关平反和监狱管理法律的制订，1996年担任国际记忆协会主席。

国际记忆协会，又译国际纪念协会（International Memorial），全称是“国际记忆-历史、教育、人权和慈善协会”，响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倡议，于1989年1月成立。现在俄国各地有60多个分会，还有80个国际分会。

罗津斯基说，协会是非政府组织，与官方组织无任何关系。我们遵守所有法律，此外不服从任何官方命令。这在俄罗斯很不寻常。很少有什么组织能够独立于官方。官方不喜欢我们，但也不敢对我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社会舆论不允许。社会舆论支持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支持我们维护今日人权。这些问题在当代俄罗斯非常重要。

罗津斯基向我们介绍了官方对恐怖记忆的控制及政策变迁。

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红色恐怖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亲友也受到牵连。这些事实，当时不许公开谈论。

赫鲁晓夫时代开放了一些，但是半遮半掩。那时的口径是：恐怖是针对党的，党是正确的，坏事是斯大林干的。

实际上，罗津斯基说，恐怖是针对全体人民的，并不仅仅针对党。但民众的记忆被扭曲了。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总体是好的，有个别错误。可是，我们认为，恐怖是这个国家的基础。没有恐怖，这个制度就不能存在。另一个虚假的说法是，恐怖只是短期的，很快就停止了。实际上，恐怖是长期的，大规模的，2000万人死于恐怖。（由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的死亡人数，有1000万说，1200万说，2000万说。见《古拉格：一部历史》第639页）

赫鲁晓夫下台后，媒体连这些也不提了。在官方版本的历史记忆中，恐怖并不存在。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有了谈论这些话题的自由。记忆协会成立了。我们要公开地把罪恶说成罪恶，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血腥时期。我们要把受害者的名字公布于世。我们要把这些刻上纪念碑，写入教科书。这就是我们在80年代末期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一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开始追溯历史，以便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说，民众也渴望确认自己是谁，俄罗斯是谁。政府在90年代推出了历史上的光辉形象——斯托雷平、彼得大帝等等，但民众没有接受。他们太遥远了。

叶利钦时代之后，政府想打造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这个国家永远伟大，光荣地克服了重重考验。政府需要这种历史形象来团结民众，恢复国家权威的连续性。在这个背景之下，斯大林的伟大领袖形象再次凸现出来。

与政府的努力相反，国际记忆协会不断强调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历史，在集体记忆的版图上，强调那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罪行。

记忆协会的档案馆馆长阿廖莎带我们参观了她们搜集的史料。25年前，他们开始冒着风险搜集苏联时期的档案。现在，大房间里排满了档案柜，一些房间里还保存着古拉格时期的服装、信件、手工和绘画。档案和图书向社会开放。他们还搜集整理受害者名单，据她们介绍，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估计有1200万人（出处同上），目前已经搜集到300多万，其中包括有名有姓的11900多个中国人。档案馆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叫“最后的见证者”，请古拉格受害者讲述亲身经历，他们搜集整理出来的470个小时的音像资料已经放到网上。

为什么专门搜集这类资料？罗津斯基的说法是，恢复历史真相不是恢复所有的真相，而是核心部分的真相。然后，用立碑或挂牌的办法保存人们的记忆。

我们参观了记忆协会建立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当年的克格勃大厦旁边，放了一块从古拉格发源地索洛韦茨基群岛运来的岩石。虽然巨大而沉重，却是倾斜的，让人感觉基础不稳。在比较偏远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公墓，我们看到了纪念雕像。很多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在顿斯科伊火葬场火化，雕像下边的池子里，就有成千上万受害者的骨灰。

罗津斯基说，现在的年轻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走过，他们不知道，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这里被捕。没人记得他们。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应该有标志牌——某某在此地被抓走，某某杂志在此处被查封。这些事应该做，可是我们做得不够。
罗津斯基所说的，是记忆协会推出不久的一个项目：“莫斯科，我们记忆的地方”。他们在一些历史地点挂上铁牌：“1938年，某某在此被抓走枪决。”他们并未寻求谁的批准，一批标志牌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吸引了许多人，有些地方还有人献花。

罗津斯基想做大的事，我们曾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城市里看到。走在柏林或维也纳街头，经常可以发现某个建筑物门前镶嵌着铜制的地砖，上面刻着某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说他于某年月日在此被抓走，死于某地。德国人把这个活动称为绊脚石运动。这些标志将眼前的建筑与重要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在城市里营造出意味深长的历史时空。

这些工作对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罗津斯基说，过去和现在绝对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人权。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大规模的恐怖是什么？就是大规模地粗暴地践踏人权。这就是昨天。今天是什么？没有了大规模的践踏人权，但依然在破坏人权。今天破坏人权的原因，可以在昨天找到。

三、面向年轻人

伊琳娜·谢尔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在记忆协会里负责高中生作文比赛项目。她说，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搜集保存史料，但成立十年后，大家明白了，协会的意义在于面向年轻人。

通过中学教师，她们发动学生采访家里的长辈，记下家庭的历史记忆，参加作文比赛。如何不带偏见地聚焦人权受到损害的历史？她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客观的题目：人的历史。伊琳娜说，苏联只讲权力的历史，不讲人的历史。人被看作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发动孩子访问家人，就是要补上人的历史。

作文比赛已经坚持了14年。获奖作文都放到了网上。伊琳娜说，我们每年会把最好的作文汇编起来，出一本书。例如，《我们祖辈的三十年代》、《围绕家庭圈子的历史》等等。

伊琳娜说，现在俄罗斯的多数孩子想学法律或经济。他们在访问长辈和查找档案时发现，案件中没有律师出场。他们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孩子们在采访中形成了对历史的认识，培养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一个小女孩在作文中引用了艾赫玛托娃的一句诗：在俄罗斯/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送进监狱/一部分把人送进监狱。小女孩写道：我不认为只有两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像小草一样被践踏。这些顽强的小草，只想自己生活下去，生存下来。

普京总统也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但倾向不同。2012年9月12日，他向社会各界代表谈到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俄罗斯能否保存并且使自己得到增强，能否成为当代有前景的和有效发展的国家，同时，在当代很不一般的形势下，能否不使自己迷失，不丧失独特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教育青年。”（转引自张盛发：《普京重任总统后再次治理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6期。以下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介绍和引文出处相同。）

普京认为，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包括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自决性、精神和道德价值都证实，这是一个竞争残酷的领域，有时是公开的信息对抗的目标，不想说进攻性，但准确地说是对抗，这是精确策划的宣传进攻。”

普京总统在前两个任期内，多次发起攻势，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两次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他说，历史教科书应当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2003年讲话不久，多卢茨基编写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便从俄罗斯联邦推荐书目中被剔除，理由是“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有偏见的阐述”。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是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在这本书里，斯大林以有效的管理者形象出现。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更大争论。

普京在第一个任期禁了多卢茨基的教科书，在第二个任期扶植了菲利波夫的教科书。2012年5月，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干脆釜底抽薪，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用政府中意的教科书统一课堂。

2012年12月，第三次就任总统不久，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他的整体目标：“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主权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发展，而且要保持自己的民族和精神认同，作为一个民族不使自己迷失方向。”

四、记忆与身份的纠葛

俄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俄国人是谁？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这类身份认同问题与历史记忆关系密切，在俄国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罗津斯基说，过去，我们是谁的答案很清楚，我们是苏维埃人。现在肯定不是了。现在是谁有争论。一种说法是，我们是东正教徒，这是我们的传统。但很多人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传统信仰没那么强大。有人说我们是俄罗斯人，但这只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且，俄国是多民族的，把俄国人称为俄罗斯人也不准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混乱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听到苏维埃人这个词，我想起70年代读过的一本日本左派写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当时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已有不同看法。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人，只是苏联官方的说法，相信的人多，一时便成为主流看法。现在，回顾历史，谈论那时社会的性质，罗津斯基用的词是“斯大林主义”。

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一套国家统治的体系，是斯大林时期的特定政治实践的总称。其一般特征是：将恐怖作为普遍手段来解决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有国家暴力和恐怖，才可能实现统治的集中化，才可能强势地推介某种意识形态，才可能出现大批的奴隶劳工以及其他许多现象。
我不清楚这个概念的来历。西方政治学界描述斯大林时代的常用概念是“极权主义”，从斯大林死后到转型之前是“后极权主义”。可见，对苏联时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和命名之乱。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仅仅是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对政治身份的看法如此杂乱，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更混乱了。

俄国人对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也是矛盾混乱的。

罗津斯基说，记忆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恐怖时代。谁是恐怖分子？国家。国家机器制造了恐怖。恐怖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可是，就说俄国的20世纪吧，修建了很多铁路，电站，放了卫星，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是战胜希特勒。我们是绝对的善。所有这些关于胜利的记忆，如何与关于恐怖的记忆联系起来？为俄罗斯骄傲？为俄罗斯羞耻？怎样把这两种东西放在一个脑袋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罗津斯基说，很多前苏联的共和国正在编写自己的历史，例如格鲁吉亚，他们的叙述是：“我们原来正常地生活，俄国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恐怖，我们一直反抗，最后我们胜利了，自由了。我们是受害者，俄国是刽子手。”确实，我们没有被占领，我们自己建立了恐怖制度，杀了自己人。我们是刽子手，同时又是受害者。当然，也可以把党说成黑的，我们是白的。但也不好办。谁是党呢？我们自己就是党，党就是我们。

听到这里，我想到一对中国概念：官-民。官不是民众选的，造了孽怎能追究民众？那么，是否可以说官是黑的，民是白的？

我又问自己：难道民众真有那么白吗？官方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官来自哪里？执政前他们就是民间的一股势力。执政后，大量的官员也是从民间选拔的。如果民众方面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说成单纯的受害者，如某些反右和文革积极分子那样，这种总结不会掩盖真相吗？

我知道，德国人总结历史教训并没有绕过民众。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德国人民对于当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他说，“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并非突然产生。思想上的野蛮残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纳粹意识形态是人民自愿接受并且予以执行的。”

德国总理在讨论责任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纳粹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劣等民族，苏联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不是人，而是毒蛇猛兽。

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1918年9月3日在《消息报》上号召：“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来压死反革命的多头毒蛇！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每个持有武器的人都要被当场枪毙，每个哪怕敢于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微小反抗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并关押到集中营去！”

契卡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拉齐斯说：“革命之剑砍下时应该沉重和致命。被授予了这把剑的手要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把锋利的剑刃插入反革命的多头毒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编造出来的旧的道德准则和‘人道’。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将所有人从奴役和奴隶下解救出来的人……要流血？那就流血吧，只要能够把强盗的旧世界染成鲜艳的红色就行。”

（闻一：《契卡的“十字军讨伐”》，《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我想，为了达到自己认定的目标，漠视他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这不是许多民众认可的观念吗？退一步说，容忍这种观念，容忍对自由和生命的大规模残害，这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吗？如果是，自我反省，有所承担，吸取教训，警示未来，就应该成为全民性的道义责任。

回想起来，罗津斯基把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混为一谈，还有一个理由：今天俄国民众手里的选票管用。从根本上说，未来掌握在他们手里。有一张选票，就有一分责任。民众的认识，民众的反省，民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决定着他们对政府和政策的选择。

罗津斯基这一派人，真把自己当公民，希望俄国民众也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等待雨露阳光的臣民，于是就特别关注公民的素质，强调公民的承担。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便形成公民式的历史记忆。在公民式的记忆版图上，人权、公民权利、自由的边界，标志得最为醒目。至于铁路、电站和原子弹之类的物质成就，只是次要的东西。有了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这些东西就能创造出来。如果这些物质成就来自大规模的奴役劳动，它们在记忆版图上的重要性还会降低，对这些成就的评价也会让他们感到内心纠结。

对于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罗津斯基表述得很清楚。他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历史记忆是集体意识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在过往之中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实，它形成了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的素材，是真实的和想象的过去：历史记忆将事实分门别类并且系统化，只选择那些它愿意呈现的，符合身份认同的事实。”

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便选择甚至想象什么样的史实，建构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反过来，什么样的记忆，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两者相互促成。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身份可以从不同角度区分。从信仰角度可以分成东正教徒或共产主义者，从社会分层角度有官民和士农工商，也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政治权利角度有臣民有公民还有人民群众，从民族角度有俄罗斯人有乌克兰人、车臣人、鞑靼人，等等。人们认为自己是谁，不仅取决于他在这些分类体系中的位置，还取决于他特别在乎的那种身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身份。

苏维埃人是凝聚了巨大能量的综合性身份：信仰共产主义，属于劳动阶级（消灭了剥削者和寄生虫），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空前自由和权利，还带着俄罗斯的民族色彩。更重要的是，苏维埃人把自己想象为最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先锋，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

历史进程并不支持这种想象。

1999年12月，普京总统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回顾历史：“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错误更大了。”“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如此说来，苏维埃人是谁？就是闯入死胡同的人。令人自豪的身份认同解体了。原来的次级认同逐鹿中原，各自在历史记忆中寻求支持。不同的看法，还包含着对俄国走向的主张，试图影响并塑造未来。

五、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

今日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仅仅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说，也是众说纷纭。

俄罗斯官方早已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对旗帜道路之类的话题不感兴趣。我请中国社科院俄国文学专家苏玲寻找官方说法，她找到的官方观点是：俄罗斯是联邦共和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俄罗斯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彼得堡独立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伊琳娜·泽沃米斯罗娃（Elena Zdravomyslova）教授对我们说：“在当代俄罗斯，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财产或经济资本的作用。没有政治关系，很难得到保护。”她认为俄罗斯依然是专制制度，可以称之为“温和的威权主义”，或者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俄语和英语一样，专制主义与威权主义是同一个词。

莫斯科国立经济高等学院教授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向我们介绍了俄罗斯的当代政治情况。会后我问他对当代俄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他用英语回答说：

“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被翻译为“权贵-资本主义”。

我质疑道：当代俄罗斯，资产阶级能主导或“主义”吗？叶利钦时代，资本寡头一度控制了金融和传媒，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策和选举，那一段或许是权贵资本主义。普京上台后，收拾了几个资本寡头，重新控制了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现在，到底是官方说了算，还是资本说了算？他说，官方说了算。我说，如果是官方主导，权贵主导，那就不应该叫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叫资本-权贵主义。我说中国也有这类争论，我提出的概念是：资本-官家主义。权贵主义就是官家主义。

彼得罗夫教授说，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我继续追问谁是主导者：到底是选民说了算，还是威权说了算？如果选举是真的，选举真管用，就不应该叫威权主义，而应该叫民主主义，威权色彩浓重的民主主义，“威权-民主主义”。

实际上，彼得罗夫在会上介绍过俄罗斯民主的复杂情况，选举是真的，但是选举制度很不成熟。政党竞争很弱。在地方选举中，普京设定的规则让当权者更容易当选。不过，选民和官方之间存在一个隐性契约：民众认可这种统治，政府向民众提供好生活。本届政府的竞选口号就是“提高养老金！提高工资！”

彼得罗夫说，普京还承诺大国复兴，多数人支持他的强国梦。问题是，过去经济比较好，石油价格上涨，官民双方都被骗了：官方以为统治很容易，不用改革；民众以为不换政府也过得不错。后来经济危机了，需要经济政策了，而普京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政策，普京的班子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普京的爱国阵线党被称为强盗小偷党。一些民众重新走上街头。

彼得罗夫说，官方对付民众抗议的办法，让人想到专制时期。一是镇压，让抗议的人不再上街。2012年6月有群众抗议，40多人被抓，司法过程还在进行，有人已被判罪。二是让政治人物不再活跃，不反对克里姆林宫，最好拉拢过来。三是对公民社会进行限制。不过，官方也做出一些让步，出台了一些新法令，例如禁止官员财产转移出境。

彼得罗夫说，目前，除了普京无人能够左右俄国局面，如果他下台，对俄罗斯未必有利。

我对这几段话的理解是：普京当选是民众权衡的结果。民众需要他来维持稳定，即使专制一些，腐败一些，也比乱了好。俄国人见识过半无政府状态，那时黑帮横行，公共服务严重缺乏。既然威权人物是民众选择的，这个社会就不是威权社会，而是民主社会，“威权-民主主义”的说法可以成立。

那么，“强盗小偷党”又该如何理解呢？民众选择了威权人物，并没有选择强盗和小偷。可是，据伯尔基金会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殷兹·西格特先生（Jens Siegert）介绍，这里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政府耍流氓的事。

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Alexander Cherkasov）是著名记者，他介绍说，现在的某些官员，工作起来的方式，让人想到黑社会。有些地下组织暗中得到了秘密警察的支持。官方的某些组织部分地私人化了。一位观察者说：“同一帮人，管理着这个国家，也占有着这个国家。”

管理者是管家，拥有者是东家。占有者不讲谁有谁管，只说占着位置。如果用这些概念分析，那么，在今日俄国，到底谁是东家？

在名义上，官方当然不是东家，俄罗斯人民才是东家。官方只是人民委托的管家，选举或委托手续，每四年重复一次。当然，苏联时代的人民也是名义上的东家，但那时的选举太走过场了，从人民代表到最高领导人的委托链条多处断裂，不完整也不真实。现在的委托链条也有毛病，但大体真实完整。

当前的问题是，获得巨大授权的管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东家。管家管理着俄国，占有了俄国，部分拥有了俄国。发生这种转变的机理包括：

1. 民众授权过多，太信任铁腕人物，给他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容许管家近似东家。

2. 官员掌握的使用权扩张。内部人控制，代理人把持，代理权多跨一步，便侵入了所有者的领域，于是管家近似东家。

3. 国家机器和司法机构不健全，疏漏甚多，官员很容易在某个局部偷偷越界，将代理权部分地私人化，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服务。

4. 民间经济和公民社会都比较弱，民间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监督不力。政党政治不成熟，民众选择空间有限，替换麻烦，对越权的容忍度也被迫提高。还有很多民众习惯于不尊重人权的管理方式，对公民权利边界不敏感，忽视了代理人越权。

经过这一系列的跑冒滴漏，再说人民是今日俄罗斯的东家，肯定会有争议。但是，说管家或官家是东家，照样会有争议。

确切的定性，需要多方面的计算和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名义收入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国际市场行情比较，将管家与东家的收入比较。此外还需要职责比较，工作质量比较，行为特征比较。我不了解这些数据，无法准确判断。我感觉，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在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

俄国社会性质的模糊和争议，决定了俄国人身份之不确定。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可以辨认出民众的三种权利身份。一是臣民，他们是政权的服从者。二是公民，他们是平等的国家主人，是政府的东家。三是人民群众，他们在名义上崇高伟大，在实际上服从追随。而且，人民与敌人之间的边界由最高领导人掌握，一旦沦为敌人就比臣民还惨，近乎奴隶。从历史角度看，人民群众是臣民和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

如此看来，俄国人应该处于人民群众和公民之间。俄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还在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身份也在转型和重建之中，所以，身份认同必定是变动的，模糊的，有争议的。

政治和社会身份方面的认同如此，文化身份也处于模糊和变动状态。例如宗教信仰，也需要转型，需要适应新时代，否则很难获得广泛深刻的认同。

六、阶段性的结果

最后，应该交待一下彼尔姆-36争夺战的结果了。

馆长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到了莫斯科，找到罗津斯基，又通过他找到了总统班子里边的人。

依照法规，总统签署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之后，有权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实施和款项的使用。这个委员会由许多民间人士组成，改革派的影响比较大。委员会之下还有普京总统任命的管理小组，协调项目间的拨款谈判。委员会和管理小组里都有记忆协会的朋友，委员会和小组的决定，州政府必须服从。

10月9日，预定谈判回收彼尔姆-36具体方案的日子，州长没有露面。他派来的代表也没提回收的事，相反，他说我们的想法与馆长一致。那天，所有与会者都赞扬民办+官方支持的模式，说这个模式可在各地推广。

在送别晚宴上，副馆长塔吉亚娜向我们介绍了上述情况。她说，俄国在政治上处于困难时期，但这一仗打赢了。馆长也累得心脏病发作。她笑道，公民社会的组织者通常心脏不好。为他的健康干杯！

从记忆协会的角度看来，整个俄国都是这样：大局不容乐观，但苦斗之下，不时取得局部性胜利。

在维权领域，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一直在追究车臣的侵犯人权案件。车臣战争期间，未经法律程序，遭受私刑拷打或失踪的大约三千人。例如，一个俄国警察，绑架拷打了车臣平民。两个车臣警察，对一位车臣平民的失踪负有责任。在各方努力下，这三个人受到审判。但是，三千案件，只有三个小人物受到惩罚。并且，坚持追究的三个人，一位著名记者，一位年轻律师，一位记忆协会的工作人员，后来都被谋杀，可谓代价惨重。

记忆协会人权律师受理的车臣案件，包括失踪、私刑、针对居民的轰炸等。在国内打不赢，他们就诉到欧洲法院。欧洲法院如果判政府赔偿，俄国政府一概执行。但是，涉及责任追究便执行不力，有赔偿而无清算。

在历史问题领域同样如此。罗津斯基介绍说，受害者一般都平反了，还为有的人立了纪念碑，但是迫害者都没有受到追究。他的个人经历便是如此，释放了，平反了，但有关他的14卷档案已被销毁，他只拿到了销毁证明。从1990年到1991年，俄国政府，尤其是克格勃，销毁了大量档案，涉及跟踪窃听的，线人密报的，95%已被销毁。剩余部分也不开放，只有安全部门才有权查看。

事实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官员犯罪，无论是侵犯人权还是贪污受贿，都没有受到追究清算。唯一的例外是，有人贪污了国际援助的钱，在国际法庭被起诉，于是被捕入狱。

在记忆领域，罗津斯基说，俄国人的记忆是关于受害者的记忆，却没有关于罪犯的记忆。国家恐怖没有受到追究。

确实，我们在城郊公墓看到了纪念受害者的雕塑，在涅瓦河畔看到了受害女诗人的雕像，但我们也在市中心区，在莫斯科安全局办公楼门前，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俄国安全部门依然尊敬这位制造国家恐怖的前辈。

即使对受害者的记忆，也被挤到了边缘地带。罗津斯基说，对受害者的纪念场所主要是墓地。城市中心那些与恐怖有关的建筑，并没有成为纪念场所，没有挂上纪念牌。

他说，在全国300家博物馆中，国家恐怖的主题经常以碎片方式呈现，呈现为个人的和短暂时期的记忆碎片。关于国家恐怖的专题纪念馆，各地不到十家，但没有国家级的。

关于斯大林主义记忆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收录了150多万受害者的名字。但是，这些书籍印数很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不是国家层面的，对国家记忆几乎不起作用。

这种格局，在我看来正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平反了，赔偿了，这是受害者的胜利。无追究，无清算，这是迫害者的胜利。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但人权边界大体得到了保护。

记忆协会的自由派认为自己是少数：他们在边缘，他们的胜利只是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胜利。罗津斯基说，走向胜利的路还很漫长。现在是国家监督我们，并不是我们监督国家。我们正在追求达到这一点。应当是人在国家之上，而不是国家在人之上。

在记忆协会的工作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的进步和自我完善的渴望。俄国现实的许多方面仍在延续历史，如果不追究侵犯人权的历史，不谴责对人权的漠视，现在的俄国仍是过去的俄国，未来的俄国人仍将是过去的俄国人。揭露和批判历史上的侵权，表现了一种不许重复的决心，一种改进现实和自我的努力。

我们这个访问团由德国伯尔基金会的博盟先生、朱易和夏澜女士组织安排，成员有张思之律师，秦晖、金雁、朱学勤和贺卫方教授，翻译是新华社前驻莫斯科记者陈启民先生。访问快结束的时候，金雁教授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的批评，主要来自公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打交道时受挫比较多。如果换作普通民众，批评就不会这么多。

陈启民先生也说，俄国人现在的生活，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比20年前好多了，比十年前也好多了。穿着更时尚了，政治更宽松了，人们更敢讲话了。

他说，他的俄国老朋友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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