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列举了湖南农会的14件大事，包括禁花鼓、禁酒席、限养猪，限鸡鸭……评价一律是：“好得很！”而陶希圣看到：农会竟用扁担、锄头一次性地处决26名“土豪劣绅”。农会的行为不仅动摇北伐军心，而且严重破坏地方经济，经济被破坏之后，受害最深的还是工农等底层民众
老高按：昨天在这里回忆了一件1980年的亲身经历，转贴了一篇雷颐对陈凯歌回忆录的读后感，主旨是：中共几十年来的仇恨教育要不得，遗毒贻害至今。
感谢众多读者关注这一话题，感谢各抒己见的朋友！从跟帖看，认同共鸣者很不少，口诛笔伐者声更高。不少观点对我有启发，但也有不少跟帖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例如有人质问我：“老高你疯了：人家日本倭寇杀了我的爷爷奶奶，而且篡改历史，我能不恨他们吗？人家疯狂掠夺我们的资源、污染我们的环境，我能不恨他们吗？什么‘仇恨教育毁了中国几代人’放你ｍ的ｂ！”——最后这个“ｂ”，我想是他气结发不出来爆破音，本应是“ｐ”吧？这位，将应有的对罪恶的仇恨，与罪恶的“仇恨教育”混为一谈了。
还有朋友责怪我提这个话题“不是都在继续着仇恨教育吗”？这位的逻辑大概是：批评“仇恨教育”，就等于“仇恨教育”！
几年来的老友华山发了两个跟帖，更是让我哭笑不得：第一帖上来就给我一顶“高帽”：“仇恨是当今万维的主旋律，老高阿妞等就是这类主旋律中的领军人物”——原来我竟有这样的崇隆地位！还痛责我“心里仇恨的毒汁必须要有发泄的地方”；第二帖却口气大变：“老高在这儿是在创造一种宽容和解的气氛，想用所谓‘人道主义’阉割‘民族主义’”。难道不觉得自己在狠抽自己的嘴巴？当然，逻辑问题是此公从来不屑顾及的。甭指望他会说话负责、拿出依据：何以证明“仇恨是当今万维的主旋律”？何以証明老高是“这类主旋律中的领军人物”？
不由得长叹：“噫吁嚱，危乎高哉！”（高，当然是老高了）仇恨是仇恨者的通行证，人道是人道者的墓志铭！
也巧，今天读到两个正好相反的资讯。一个，是中共以最高规格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国际研讨会，并做了长篇讲话；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文中强调“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诸位想必会做出极其丰富的解读吧！这就是中国当前的现实，也就是昨天我呼吁大家认清“仇恨教育毁了中国几代人”的原因——至少是毁了社科院长王伟光，而他又在毁更多的人。
今天还读到共识网上关于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一篇短文，谈及仇恨教育——说“教育”都太文绉绉了，其实应该说“仇恨煽动”——造成的恶果，在87年前中共初起时已经显露。关于20年代中期中南各省农民运动如何严重冲击、干扰了当时的目标，以及对中国走向现代化长程中产生了哪些负面效应，中外历史学家有很多论述，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这里就不细写了。但这篇文章，正好给我们昨天所说的问题，做了一个注脚，所以转贴于下。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三份报告
拾月霜寒，共识网
第一份报告，形诸于文字，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者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会，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篇文字，后来被奉为革命经典。
不过，就好象所有的经典一样，这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的人多，仔细读过的人少。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这份报告里，毛泽东还列举了农会所干的“十四件大事”。这十四件大事包括：“组织”农民入会，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直接枪毙），禁止牌、赌、毒——同时还禁止花鼓、禁轿子、禁酒、禁糖，限制养猪（猪吃苞米），限制鸡鸭、禁杀牛、禁酒席、禁游民、禁鞭炮……
对于农会的行径，毛泽东的评价一律是：好得很。
毛泽东的这份报告，后来被奉为红色圣经。不过，这份报告，当时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得到赞同。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被免去农民部长的职务。原因之一是：违背了孙中山的“和平解决农村问题”的政治遗嘱。
第二份报告，来自陶希圣，散见于个人的记录和学术文字里。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同时兼修法学。1927年参加北伐军，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教官。
1927年的陶希圣，思想是明显左倾的。他是农民运动的同情者，曾把自家的土地，主动地分配给农民。当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兴起时，陶希圣发现：他的左倾，比起共运的左倾来，还远远不够“左”——在革命的旗号下，共运的农会，已经从一个权利组织，蜕变成一个“权力组织”。共运的特别法庭，已经存在滥施刑罚的问题，而在很多地方，已经连法庭都不需要了。在一次农运中，农会竟用扁担、锄头一次性的处决了26名“土豪劣绅”。 陶希圣看到：农会的过激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农村的经济被破坏之后，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的农民（参见李杨《陶希圣在1927》）。
陶希圣的思想发生了转折。在咸宁，当农会抓捕了六名拒绝入会的贫苦农民，按照“惯例”，要就地枪毙时，在场的陶希圣勃然大怒，他拔枪与农会主席对峙，力阻死刑执行。农会主席向省委告状，陶希圣随即被捕，五花大绑地押解回武汉。幸亏陈独秀及时出面表态，陶希圣才逃过一劫。
劫后余生的陶希圣，转向学术研究。1938年参加汪精卫政府，次年与汪伪政权决裂。1942年，投向重庆国民政府，历任要职。1988年，陶希圣病逝于台北。
第三份报告，由个人经历而成。
1927年，在风云激荡的共运潮流下，一个名叫李昌圭的私塾教师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是晚清的一名秀才，祖上曾经家境富裕，但是到他这一代，已经家道没落，每年只能收大约20石租谷——合1200公斤。当共运的烈火烧到眉毛时，李昌圭跑到武汉，向儿子求助。他的儿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人部长。于是，他的儿子为他开具了一张证明，证明他：决不会反对农会。
拿着儿子开具的证明，李昌圭老先生回到乡里，随即——被枪毙了。
在历史的大记事里，李昌圭的命运无足挂齿。不过，他的儿子，却赫赫有名。他叫：李立三。
听到父亲被处决的消息时，李立三同志是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在这里陷入盲区。我们所知道的，是此后李立三同志的活动轨迹：参加南昌起义，参加广州起义，出席中共六大，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同志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主义，为了这个正确的主义，父子人伦可以弃之不顾。
之后，李立三同志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同志赴莫斯科检讨，在苏联肃反的大潮里，坐牢一年，羁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继续为解放战争做贡献。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同志在哪里？他在参加开国大典，就在毛泽东旁边。不过，在后来的影像里，他的位置成了空白。
1960年，当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前农会组织的成员们在饥谨中号泣、大规模死亡时，李立三同志在干什么？他在做检查，而且他的检查，又一次通过了。
1967年，在文革的风暴中，李立三同志被授予走资派、苏修、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等称号，莫名地“自杀”了。他的真实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是悬案。他的妻子，即他的“特务上级”，被判刑入狱。李立三死后，尸体或骨灰失踪。
至此，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三份报告，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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