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外敵入侵，由民眾自發形成的義和團運動，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民族意識覺醒”，“在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讀新華社此文，我神志昏亂，以為自己穿越時空，回到了文革高潮的1966年11月


　　老高按：近來中國讓人啼笑皆非的怪事，可說一樁接一樁。中央官媒重新讚頌義和團就是其中之一。二十多年來經過很多人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從海外到國內，從史學界到民間，對義和團逐漸有了比較客觀、全面和理性的認識，沒想到11月13日，新華社發表記者邵魯文的專題報道《民族意識覺醒——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為義和團大唱讚歌，第一段這樣定性：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這首一百多年前流傳於民間的歌謠，見證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反帝愛國運動的重要一幕。由於外敵入侵，由民眾自發形成的義和團運動，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
　　最後一段說：
　　雖然義和團發起過程和組織運動具有籠統排外色彩，但義和團在抗擊八國聯軍中所表現出來的互相聯絡、互相支援、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精神，仍然體現出中國人民在抗擊外國侵略中的決心和勇氣，在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讀這樣的文字，真有不知“此身何處，今夕何年”之慨！莫非我們真的穿越時空，回到了文革高潮的1966年11月？這樣的文字，就像直接從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文章中拷貝而來。
　　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有篇文章《關於義和團》，依稀記得早就在老高的博客上推薦過，但一時難以翻出。索性重新刊出此文，很有現實針對性啊，正好是對新華社這篇奇文的回答。


　　關於義和團

　　秦暉，老秦塗鴉 公眾號

　　一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鬥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後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於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1]。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並繼而使列強有藉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讚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儘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意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並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後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於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2]見於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藉口時尚未至，或雲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3]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衝突並不多。”[4]如後所言，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並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200來人吧。而死於義和團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有兩萬三千多人，[5]這是確實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6]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鬨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後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就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禦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後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衝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麼沒贏？如果不是，那麼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觀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7]
　　多麼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

　　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餘部在廣東最後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可是義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着，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杆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也要多得多呀。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大家也知道，既沒隔着河溝，又沒隔着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着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衝鋒，哪怕前仆後繼犧牲一批也就衝過去了，怎麼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說實話，還就是並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後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覆，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二

　　總觀義和團運動，基本是官慫則興，官壓即滅。義和團起自山東，可是山東官府一彈壓，後來也沒聽慈禧那一套，庚子時那裡就沒什麼動靜。山西本無義和團，但巡撫毓賢一鼓動，庚子時那裡的“忽然團民”殺人就最多。老佛爺有賞，京城突現團民“其眾不下十數萬”[8]，六洋鬼子臨近，如此多團民又“盡都拔旗拆棚，掩門潛逃”。[9]庚子年國難波及地區，無武裝的教堂基本都遭毀滅，有武裝的雖有被攻破者，更多的還是如西什庫那樣得到保全，團民常常繞着走。真正兇殘不法的武裝教民（確實有）大多安然避過庚子，而大量手無寸鐵的無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貪家捏指為教者卻大量死於非命！整個庚子國難中，少量洋兵基本死於官軍而非死於“神團”，死於義和團者幾乎都是中國人，而義和團的死難者，尤其是老師、師兄們，死於中國官軍官府鎮壓者也遠遠多於死於侵略者槍下。
　　那時不僅大師兄們難得“愚昧”，慈禧老佛爺也是“理性”的不得了。過去都說她下詔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是發瘋了。後來有史家考證發現：其實那宣戰詔書根本就沒有遞送給列強（不是不懂規矩，時至庚子，宣戰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係也很微妙。儘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10]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後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並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後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鑑》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麼“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壓異端完全不同。在中國歷史上，“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並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裡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後，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後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幹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並肩戰鬥”。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迴避這些基本事實，楞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
　　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後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後支持豈可忽視？而後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於列強。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於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麼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麼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儘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麼，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蓮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全無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於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於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而老佛爺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聯繫到後來的某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注釋：

　　1 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頁。
　　2 《庚子使館被圍記》。
　　3 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366頁。
　　4 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珩年，第4卷，417頁。
　　5 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會受難記》上海廣學會本，這是教會方面的說法，僅指教民。
　　6 羅悼曧：《庚子國變記》。
　　7 佚名：《天津一月記》。
　　8 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187頁。
　　9 仲芳氏：《庚子記事》，中華書局，1978年，30頁。
　　1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