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做了一个古怪的梦,醒来后的懵懂间,那些梦的意念迅速向远处化为无形的影子,只留下三个人的符号:老爸,胡叔叔,乔一。 在意识完全清晰时,我感到了一丝意犹未尽,似乎我们正在做着一件有趣的事情,却在醒钟的催促下戛然而止。竭力在脑子里寻觅,想扯着梦的衣角,可是,梦乡的大门无奈已经关紧了。
向来对梦都有一种尊重,因为我知道在梦里,思绪和意念会不受束缚的自由驰骋,它们将清醒世界里遗漏或深埋的重要信息编织起来,象五彩缨络串起的粒粒珠子,闪耀的都是清醒世界看不到的光泽,表达的都是现实世界解读不到的寓意。
于是安静地躺在床上,冥想了一会,他们三个为什么会在梦里同时出现?乔一,这个人在我脑子里已经消失了二十多年了,他怎么到梦里来了?我们几个会做什么样的有趣事情呢?
我坐起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我想我明白了。梦真是很神奇,它将我生命中偶然出现的三次雅集,串起来了。
我想我还是先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吧。 胡叔叔是老爸59级学生,乔一是胡叔叔78级学生。
第一次雅集是和老爸。 八三年暑假,A大以及历史学会邀请了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来讲学,讲学的题目是《中西方科学史和数学史的比较》。老爸问我有没有兴趣听听,那自然是有的,从来都对和专业无关的讲座感兴趣。于是就和老爸听了这个教授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听外国学者讲学。而且,很荣幸,会后,还旁听了他们小规模的座谈会,当然,一句话没敢说。
这个教授是美籍华人,早年留美并一直从事东西方科学史的研究。这次讲学的内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我理解了东西方关于科学研究的不同方式,比如,东方基本是朴素直观的“经验学”方法,经验因为没有后续的系统研究无法形成理论体系而不能传承,常常由于掌握经验的人故去,这种经验也流失了。而西方不仅有经验论方法,还有“抽象论”的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认识论方法,对自然规律和因果必然性的理性研究,提炼出公理体系和一系列科学理论,这种体系给后人留下理论基础,以致不断完善和发展,最后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对医学的研究,东方讲究的是“整体论”(比如针灸术,中药),而西方医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从方法论上说,这是“还原论”。
他关于“为什么东方科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体系,是源于东方的‘实用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让人叹服,我印象最为深刻。那时,国门刚刚打开,我们对自己的文明还一大半留在“自大”的天井里,突然发现,现代科学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除自尊受伤之外,还有疑问。这种冷静新鲜的观点一下植入我的思维之中。后来对于历史和科学的阅历和思考(俺一直是理科生),不断印证这个观点。 记得我曾在紫荆棘鸟博的一篇关于数学史的文章里还写下关于东方实用主义对东方科学发展的阻碍。
“早期,西方的科学以及数学的研究源于对自然的兴趣和思考,他们并没有预想到这项研究有什么实用价值。他们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大多是贵族或闲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用为生计忙活)去研究他们感到有兴趣的问题。西方的王室成员也较热衷数学和科学,同样也是兴趣以及思辨的训练, 因为这是传统,这也是西方的科学有完整性,系统性的原因,当然,后人发现这些研究成果有实用价值,那是后来的事, 与前人研究的动力无关。 而东方则源于实用,如墨子关于机械学的研究,是为了防止攻城用的,张衡地球仪自然是为了预测地震。而且东方这方面的学者一般地位低,交流少,是个体行为,研究也缺乏延续性,不注重抽象化,公理化的进一步思考。”
这是一次很特殊的和老爸一起参加的“雅集”,虽然我只是一个旁听者,但因为讨论的话题比较“高级”,我一直记忆犹新。83年,国门没有打开很久,听一个国外学者谈论“东西方科学史比较”,对我一个大三理科生来说,是很新鲜的经历。
其实和老爸在一起的雅集不少,大多数是在家里听老爸和他的几个学生的高谈阔论。老爸一向民主,这样的大人谈话,我们自小就是可以参加的。这几个学生里有胡叔叔,高叔叔,薛叔叔,和苏叔叔等。 他们是老爸59级学生,常常来陪老爸聊天。他们全是党外人士,有九三学社的,民盟的,民革的,说话比较没把门的,所以,听起来很快意很适意,虽然与时事肯定是不相时宜的。
这里面,最好玩的是胡叔叔,这胡叔叔吧,他老爸三十年代的地下党,是个老干部,他自己却一向“落后”,也不入党(估计那么落后也入不上)。胡叔叔特有风度,他很高大,但又不很魁梧,满头白发(银白的那种),从二十多年前就那样,梳理成大背头状,一副悲怆的艺术家模样,我老觉得如果要让人演嵇康,他最合适,根本不用化妆。他常常骑着那个破自行车,从来事先不打招呼就遛我们家来了,有时车后面还放一小撮青菜,特别少,也不知道够谁吃。(有时想,这嵇康还要买菜,就不觉好笑)。 如果老爸不在,他很安稳的和我们聊天,也不着急,可到点就走,也不等老爸。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太太是个围棋高手,胡叔叔很是服她。
我和他们有过一次没有老爸参加的雅集。那是86年暑假。 有一天,不知老爸有什么事,让我给胡叔叔送一个东西。我到了胡叔叔家,正赶上那几个党外人士叔叔也在,俺就留下来陪他们聊天。平时在家里的聚会,我一般只是旁听,那次老爸不在,我有点有恃无恐,开始大放厥词。86年,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短暂的自由清明时期,那时候各种思潮在高校和文化界蔓延,我脑袋里装了一大堆似懂非懂的理论,所以我相信我的论调里面肯定有很多激进的思想,我在那里慷慨陈词,很是过瘾。 08年回国,他们又在我家聚会,胡叔叔对老爸说,“你不知道,她(指我)还是个小姑娘,说出来的理论一套一套的,让我们都很吃惊”。 老爸笑着说,“她曾和我为公有制私有制的问题吵翻天了,我们常为这些时论争论,没什么奇怪的”。这次老爸去世的头一天,他们几个到医院去看老爸,据胡叔叔后来说,他们还谈论了好一会儿。当时过于悲伤,也没问他们谈了些什么。那次临回美国,还和胡叔叔打了一声招呼,他安慰我说,他会常常来看师母(我妈)的。 一直认为,老爸有这样一些亦师亦友的学生相伴一生,真的是很幸运的。
好了,我们来说说奇怪的乔一吧。乔一是胡叔叔的学生。其那是88年, 我已经在一个学校教书。 我先生毕业后滞留在学校,不想到分配的单位去,他那时对电脑感兴趣,有一次和胡叔叔聊天,说起来,胡叔叔马上说,他一个学生正想着高一个电脑公司,不知我先生有无兴趣,这可正中下怀,于是,先生和乔一,王群,于航,以及乔二常常在一起商量公司的事,我因为一直喜欢计算机,就也常常参合进去。 这几个人是发小,都是78级的。
乔一乔二是孪生子,你听着他俩名字是不是觉得好笑,我记得我就笑着说他们父母起名特图省事,后来听王群说,这俩人名字其实是乔伊,乔耳。听着蛮有文化的,是不?可也不知是幼儿园老师还是小学老师把他们俩名字误认为乔一乔二,这一来二去的,大家慢慢都以为他们叫乔一乔二了。
参加他们的聚会很有意思,那时候什么“第三次浪潮”呀,“信息革命”呀,席卷全球,美国已经从理论阶段进入全面实践阶段,中国虽然慢半拍,但还是感受的到滚滚而来的“信息革命”的气息。那种气息给我们带来不可言状的激情,我们常常谈的气脉喷张的。几个年轻人风华正茂,被一种智慧的游戏所吸引,有一种象吃了鸦片似得亢奋。现在想来,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一段疯狂、无畏的阶段吧。
于航是公司主要发起人,他很快就常驻北京,从中关村里学一些经验。乔一和我先生算是他的合伙人。王群基本就是参加聚会,不属于公司。乔二,我好像只见过一两次,他也不属于公司的。开始,他们是在理论阶段,我觉得聚会很有意思,因为我最喜欢纸上谈兵,那种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 满嘴地跑火车跑飞机,挺疯狂挺过瘾,还不用负什么责任。 慢慢的,人家公司进入事物性操作,公司的聚会我和王群就不太参加了。所以,我们这样激情四射的聚会其实并不长(大约有两三个月)。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王群。 这个同志非常多的主意,我的感觉他们公司最初很多好的设想是从王群这里来的,可他也是属于清谈类的,让他辞职,他坚决不干,宁愿免费给他们出主意。他是北航的,非常安心于自己在机场检测飞机工作,他一星期三天上班两天休息。这两天休假时间,他常常张罗各种聚会。 慢慢的,我发现我经常参加的是王群主办的清谈聚会。王群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所以,我也跟着参加了很多各色各样的聚会。 记得比较特别的一次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认识一批时装模特,帮助他们搞场地,找教练排练,我还亲自看他装模作样的叫那些小模特走步,挺搞笑的。他说这个时装模特队是他一手经办的。我真的纳闷极了,就问他,“你一个机场工程师,怎么搞起时装来,还一五一十的搞的挺带劲儿的”, 他不无得意,“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这可是这个城市第一个时装表演队”,后来才知道,他太太是轻工业厅的,要搞一个时装展览,临时抓差。我常说,王群象一个万能胶,什么都会。他整天为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还非常享受其过程。如果让我选一个竹林里的人,那便是为嵇康拉风箱为吕安浇水乐于助人的向秀。
后来我和先生先后来美,刚到异国忙得天昏地暗的,那种改天换地的经历让我们疲于应付,慢慢就把这一段很特殊的经历忘掉了,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国,想到了和小学同学聚会,却一点没有想起他们来。 如果不是这次奇异的梦,这个经历大概彻底封存在记忆深处了。
我想他们之所以在梦里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是因为那一段经历很象梦,美好、神奇、短暂、不真实,甚至不现实,尤其是它在没有形成世俗时适时地戛然而此,让这种经历变得稀有而珍贵。
我感谢这些在我们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阶段,陪我们一起走过的一段充满梦幻色彩的路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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