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党成为极权政党,思想控制是关键一环。奥威尔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空前(是不是绝后不好说)的极权国家“大洋国”,如何成功实现对党员和人民思想控制?对其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邓聿文概括成七个方面
老高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幻想小说、反乌托邦名著《一九八四》,我算看得相当晚的了,八十年代中国两次出版,我记得(我不敢相信我的记忆,此处聊备参考)一次是内部出版,平头百姓没资格购买;第二次是与一大批书列为丛书,捆绑销售,这套丛书价格不菲,我囊中羞涩,不敢问津,眼睁睁看着失之交臂。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来到海外之后,才读到这本书——都还是大陆出版,还有多个版本。 但我没想到,著名政论家、前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副编审、现为自由撰稿人的邓聿文先生,居然读到这本书比我还晚,最近才完整读到。 邓聿文先生提到的另一本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场》(或译“动物庄园”),我倒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读到——因为某种机缘,这本书的中译者赠送了一本样书给我妻子,我就沾光先睹为快了。读后如醍醐灌顶!后来当然对乔治·奥威尔的经历和思想历程很感兴趣,两位华文女作家的文字,让我有了很多了解,先是林达女士在其《西班牙旅行笔记》中介绍了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契机;后来是住在新泽西、长期在东南亚游历、探险的朱诺女士,探访了更早时期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官的遗迹,除了写下文字,还拍了不少照片。 邓聿文先生读到《一九八四》虽然晚,却有了丰富的感受,立即写出了《思想控制是如何做到的》一文,归纳说,《一九八四》集中了所有极权国家的特征。书中所写的“大洋国”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可以概括成七个方面。让我十分惭愧!我读到此书有近三十年了,后来多次重读,感触良多,而且我在中共的宣传部门工作过数年,有很多切身感受,写出过不少感触,但偏于零碎,竟没有形诸系统文字来总结。要感谢邓聿文先生! 邓聿文归纳的,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觉得还不够周全,也不够深入。其中多数已经是人所尽知的常识,只有第五种“诱导反叛”和第七种“制造垃圾”,有些新意。今后若有机会,当再来补充我的体会。
思想控制是如何做到的——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邓聿文,FT中文网 2018年7月9日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即使你没有读过,或许也知其名。我是最近才下决心把它及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农场》读完的。老实说,在看这两部小说时,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作为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一九八四》以一个虚拟的大洋国为背景,将笔触对准了大洋国令人窒息的政治生活。有人说,小说是以斯大林的苏俄时代为摹本,我倒是认为,它是把历史上所有极权国家的特征都集中在一起了。 统治大洋国的是一个名为“老大哥”的独裁者,但“老大哥”不一定实有其人,也许是“英社”党(大洋国永远的执政党)虚构出来的领导人。看过这部小说的人,肯定对“老大哥在看着你”这句话难忘,它道出了极权主义的全部本质。 作为奥威尔创造的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是不是绝后不好说)的极权国家,大洋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对党员和人民思想控制的,是我在读这部小说时感兴趣的。因为要使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党成为极权政党,思想控制是关键一环。在这里,我试着把大洋国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概括成七个方面,不妥之处可以讨论。
驭民术之一,技术监控
要成功实现思想控制,首先需要了解人的思想状况。只有在了解人的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将领袖和党的思想灌输给人们,并将领袖和党认为的错误思想从头脑里剔除。但在全国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技术工具,对人民实行技术监控。在大洋国,承担这个角色的是电幕。 电幕类似于现在的摄像头,但比摄像头要大,也更先进。电幕在它照射到的范围,不但能将一个人的行为完全记录在案,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随时在看着你的监控者,随时对你发布命令。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哪怕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其法眼,并能从行为中读出你真实的想法。假如你心怀不满,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把你的“秘密”泄露出去,等待你的或许是厄运。这是摄像头不具备的。 在大洋国,不仅公共场所装有电幕,“英社”党的核心党员和外围党员的居所,也都装有电幕,只是核心党员有半个小时关闭电幕的“特权”,但底层无产者家庭没有安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于大洋国的人民特别是党员来说,电幕监控你的一切,包括最私密的生活。换言之,在大洋国,没有一丝一毫的私生活,在领袖和党的面前,你就是一个透明人。所谓“老大哥在看着你”,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幕实现的。因此,电幕所起的作用,打心底使你害怕。
驭民术之二,观念洗脑
电幕是对人的外在强迫,但要使人认同领袖和党的思想,自觉服从其统治,思想洗脑就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的思想洗脑,是在一个人尚处幼年时期,即灌输一种观念,长大后,你就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个观念有什么不对,尽管只要人们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荒谬可笑。 在大洋国,最成功的思想洗脑,是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三句口号,常出现在电幕和印刷品上,大洋国的民众,就是在这三句口号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的。 可在旁观者看来,上述三句口号的荒谬性不言而喻。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懵懵懂懂发觉它们有问题,后来他对其中的“自由即奴役”反着理解,才领悟到,原来其真实含义是,一个人被奴役才是“自由”的。也即在“英社”党看来,人被奴役的状态即是所谓自由。同样,其他两句口号也可反着理解,“战争即和平”也就是“和平即战争”,“无知即力量”也就是“力量即无知”。当战争被看成和平,无知成为一种力量,事情应有的是非界限全被抹去,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对党的死忠成为党极权统治下的力量。 思想洗脑也包含仇恨教育。大洋国有定期的仇恨教育,通常是通过电幕进行的。仇恨教育总是以国内的反对派——果尔德施坦因为其代表——和欧亚国与东亚国之一(看其当时同大洋国的关系)为攻击对象的,揭露他们时刻密谋推翻老大哥和大洋国,在仇恨教育下,人民从小就播下了对这些国内外反党分子和集团的仇恨种子。 思想洗脑的后果,是使纯洁的孩子变成魔鬼。小说中温斯顿的同事和邻居派逊斯,他的两个子女就是以观看杀人游戏为乐。最后,派逊斯自己也因梦呓中出现反党言论而被子女告发。所谓“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们不是对此很熟悉吗?
驭民术之三,篡改历史
真相是谎言的消毒剂。由于极权统治建立在谎言基础上,因此,独裁者总是要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篡改历史,把谎言和欺骗说成真相。 大洋国真理部有个专门的记录司,其职责就是负责篡改历史,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政治情况。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在记录司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是改正《泰晤士报》的错误,错误改正后并不就完事,报纸还要重印存档,而原来的报纸则回收销毁。这个修改工作和程序,适合一切印刷品和书籍。目的是使老大哥和“英社”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件证明是正确的,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是不允许保留在记录上的,哪怕是老大哥的预言。因此在大洋国,“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没有历史。这似乎使得老大哥和“英社”党不能显示一贯“正确”,因为过去是以现在为准的。党的一句口号就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过去的历史因不合乎现实需要必须不断重写,特别是有时事态的进展出人意料,例如,大洋国曾长期宣传欧亚国是其盟友,但突然有一天,党宣布它其实是敌人。 然而,这也难不倒党,尽管人们对过去会有记忆,但这个记忆是碎片,不连贯,到最后,人们就不再回忆过去,而只相信现实。换言之,抹去了历史记忆,无法从历史中探究真相和错误,也就只能相信老大哥和党代表真理,是真理的化身,或者干脆本身就是真理。例如,当党的宣传机器说飞机是老大哥发明的,虽然开始有人半信半疑,可只要克服自己的历史记忆,相信老大哥发明了飞机就很容易做到。 所以,党是深知篡改历史之功效的。没有了历史,人民就会永远死心塌地地跟着老大哥和党走。
驭民术之四,话语和思维控制
如果说,上面四种思想控制手段和方式在一切极权国家都会使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对人民进行话语和思维控制,企图从根上消灭他们的思想犯罪,则是大洋国的“新发明”。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大洋国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一种新语言。大概老大哥和“英社”党觉得,旧话以及它所隐含的那套思维系统,容易让人“胡思乱想”。故为掐断人们的这种念头,保证新话更好地实行下去,党专门编写了一本《新话词典》,并且已经更新了十一版。小说中的赛麦,温斯顿的伙伴,就是新话词典的编撰者,他曾经向后者透露出党编辑新话词典的目的,即缩小思想的范围,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就是想犯思想罪也不可能。 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因此,党的口号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根据赛麦的说法,在新话中,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由于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人的思维也越来越受限,最终,连思想犯罪的需求也就没有了。可以将此视为语言和思想的返祖现象,也正是党希望达到的效果。唯如此,方能保证民众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党的统治才能做到万古常青。 所以,赛麦最后被人间蒸发也就不奇怪,温斯顿早就预料到这点,他太聪明,太了解党编写新话词典的目的了,而且思想不纯。其实,这也几乎是所有字典编撰者的必然命运。
驭民术之五,诱导反叛
在大洋国,还有一种不常见的思想控制方式,即诱导那些思想不坚定,对老大哥的统治不满,对极权主义的本质有些模糊认识,却没有形成明确反叛意识的党员,最终走向反叛党的道路。这个任务通常由秘密思想警察来承担,方式是假装为他们的同道。 奥布兰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个秘密思想警察,他还是核心党的党员。对老大哥和“英社”党来说,如果你只是朦胧地有了叛逆念头,而没有表现为行动,即使把你抓住,也只能是判几年刑。这不是老大哥和党所要的,党要的是你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服从老大哥,热爱老大哥,在你有了反叛念头后,必须让你的思想犯罪念头膨胀,并表现于实际活动,再抓你就是“现成”的了。而要达到这步,思想警察的任务就是假装以同道身份,鼓动你反叛。看起来,这是党的奇怪逻辑,有点类似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引蛇出洞”。 为此,党捏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以果尔德施坦因为精神领袖的地下反叛组织——“兄弟会”,让那些潜在的思想不忠和反叛者神往。而果尔德施坦因那本秘密流传的反动纲领其实也不是他写的,而是党组织人撰写的,奥布兰是参与者之一。实际上,有没有果尔德施坦因这个人,也值得怀疑。 在小说中,奥布兰对温斯顿秘密观察了七年,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主动和他接触,要他去其家里,向温斯顿公开“兄弟会”成员身份,答应送果尔德施坦因的“书”给他,策划他反党。而温斯顿租住的和其情人约会之所的房东却林顿先生,表面上是这间贫民区店铺的房主,实际上却是负责监视的秘密思想警察。 温斯顿最后被奥布兰成功地诱导成反党分子,但党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而是在肉体消灭前,要把他们改造成无限热爱老大哥的人。这是下面手段六要谈的内容。
驭民术之六,肉体折磨和思想改造
就极权统治的现实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思想控制的手段,总有一些人出于先觉或者勇气,不愿做顺从的奴隶。对这些犯有思想罪的人,极权国家采取的手段是,进行肉体折磨乃至让其消失,同时伴随思想改造。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不仅是惩罚反驳者,也是对民众的恐吓:谁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让他下地狱。 但在大洋国,肉体折磨不是主要目的,党的目的是对思想犯进行改造,使他们重新热爱党和老大哥。不论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还是德国纳粹或者斯大林的苏俄,这些历史上的极权政权总是宣称动机高尚,与它们不同,大洋国的“英社”党并不掩饰自己建立极权统治的动机。奥布兰在审讯温斯顿时,就赤裸裸地告诉他,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其他极权国家往往赋予极权统治一个崇高使命,但奥布兰说,党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相反,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可以说,党根本不屑于用一件崇高的假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党有如此自信,大概是认为,所有的思想犯最后都能被改造过来。它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这点,连温斯顿这个奥威尔眼中的“欧洲最后一个人”,最后也向党投降了。 大洋国的思想改造分为学习、理解和接受三个阶段。当然,每个阶段都伴随着酷刑。党对思想犯的要求,用温斯顿的话说,你的屈服必须出自你的自由意志,党消灭异端,不因为他反抗党,而是要烧掉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党要思想犯的外表、精神、心灵、灵魂都要站在党这边来,在杀死他之前将他变成党的人。党不能容忍世界上有错误的思想,一个人哪怕立即死掉,也不允许他有什么越轨的想法。如果你想做烈士,根本是办不到的,党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中,你从来就没存在过,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个人。这就是党的改造手段。 几乎所有的思想犯到这一步就“投降”了。如果像温斯顿一样,扛过了所有这些折磨,还没屈服,党也有办法,直接把你送入闻之丧胆的友爱部101号房。任何坚强的人都有自身没有意识到的“至暗之处”,温斯顿的暗点是老鼠,在101号房,面对着一笼饥饿到极点的老鼠将要啃噬他的身体,温斯顿彻底垮了,发自内心地对奥布兰喊叫,要老鼠咬死其情人裘丽亚。至此,党对他的改造完成,他成了一个热爱老大哥的人。
驭民术之七,制造垃圾
前面六种思想控制手段主要是针对“英社”党的党员的。大洋国一共分成三个等级或阶层,除了核心党员和外围党员外,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属于社会的底层。 温斯顿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党的思想污染,虽然他们同样要接受党的思想教育和洗脑,但党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不像对待党员那样严格,比如,党没有在无产者家里安装电幕。但这不是说,党对无产者就完全放任不管,党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在对无产者实施控制。 大洋国的无产者给人的感觉是粗俗、下流和无知,各种丑恶现象如赌博、卖淫等在无产者中普遍存在。党是有意允许这些现象存在的,还每天为无产者制造大量的文学艺术垃圾作品供他们消遣。大洋国的真理部为无产阶级完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其享用,并因此另设一系列部门,负责无产阶级的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色情小说、靡靡之音,甚至设有“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只给无产阶级,党员不得偷看。温斯顿的情人裘丽亚就在真理部小说司,生产色情文学。 老大哥和党清楚,如果不用这些低级下流的东西腐蚀无产者的意志,刺激他们的感官神经,让他们纵情于声色欲望,这些物质匮乏的无产者,很可能会无事生非,威胁党的极权统治。 “思想罪不能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通过上述控制手段,大洋国最终消灭了一切异端和反叛思想。小说的第一章是“打倒老大哥”,最后一章是“热爱老大哥”,这样一个结构安排反映了奥威尔对人类能否战胜极权主义是心存悲观的。从小说问世后的几十年来看,极权主义并未绝迹,相反,它现在全球有进一步壮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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