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与马列主义造反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令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暴君专制、暴民乱制，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能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此


　　老高按：早年在苦读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就邂逅瞿秋白，反覆读过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多篇力作，着实佩服——他的简历我当然读过，知道他曾经是中共党魁、还是一位烈士，但没太往心里去，更多地专注于他的文艺思想和与鲁迅的关系。
　　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没想到再次重逢瞿秋白。他的文艺思想，在我的视野中便“退居二线”了，更关注的，是他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和挫折起了什么作用，他在中共各派系错综复杂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担负了什么使命，在他1935年6月18日就义三十年之后，如何又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炮弹之一，折射出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真实内心和角色。
　　我明白，上述这两方面各有其片面性。所以我非常尊重对瞿秋白有深入、全面探究的学者。在我有过一定接触和了解的人中，现在住在纽约的司马璐老人（他明年就一百岁了）和张琳璋先生，都有专文甚至专著。我曾写过对司马璐的专访，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辞典”，他自己不无得意地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产党人中，他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中国民主党派人士中，他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他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几个后来成为话题人物的知识分子，像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友”。他甚至与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
　　我注意到，上述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并没有瞿秋白。司马璐告诉我，瞿秋白他并没有见过，但非常景仰他、钦佩他，所以写了一本《瞿秋白传》，这是他写得最早的一本书。
　　张琳璋先生也已年近八旬。他对瞿秋白也有深入研究，他的《瞿秋白》一书，曾在四十年中在中国华侨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多次出版和再版。
　　最近读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的一篇专谈瞿秋白的讲演，这是一篇信息含金量甚高的文字！不仅对瞿秋白有相当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对于瞿秋白当年所处的环境，更有惊心动魄的披露（看看中共及其军队当年白纸黑字写下的抢劫和破坏策略！），对于瞿秋白何以在就义31年之后被打成“叛徒”，掘坟毁碑，乃至对于文革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都有切中肯綮、发人深省的独到分析。知道了中共的“昨天”，对于中共的“今天”和“明天”，也就会多一份评估的把握。
　　这次演讲，是八年前，2010年5月在北京的三味书屋举行的，当时陈铁键先生已经76岁了。这样的演讲，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恐怕就不太可能举行了。
　　此文很长（讲演就有三小时），内容丰富，感兴趣如我者不觉其长；不感兴趣或不爱读长文者，我只好致歉。几个小标题为我所加。


　　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陈铁健，三味书屋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瞿秋白其人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上不起好的学校，本来是要进北大，但是北大的学费很高，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联共党、属于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答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
　　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
　　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目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实行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也是一分钱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
　　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地予取予夺、轻易地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失败，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在绸或棉布上作画，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14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18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

　　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地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就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得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地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
　　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辩和不同意见。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政府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得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田运动，不断地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刑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
　　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淘尽了。同时扩大红军百万，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急，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
　　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德国顾问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地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地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是1950年12月31日。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瞿秋白的悲剧和刘少奇的悲剧相连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
　　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整人文化来源于上层的封建专制和底层的游民文化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得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
　　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 “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霄、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六四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附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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