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社會裡說謊話成為普遍現象，說明這個社會的激勵制度出大問題了。我們似乎處在一個“囚徒困境”中：儘管所有人說真話與所有人說謊話比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但說謊話是每個人的最優策略。所以，說真話反倒成了傻瓜的專利！


　　老高按：昨天讀到萬維幾位博客討論原創與轉貼的話題，很受啟發。
　　有博友提到我的轉貼，有所肯定，但批評說我轉貼文章時加按語“太長是通病，還有精彩段落摘錄部分，往往給人過於囉嗦的感覺”，讓我莞爾。感謝肯定和批評！好，今天我轉貼這篇正好沒有什麼想“按”的，就此剎住。有機會，我來談談對轉貼的看法。


　　公開說謊話，私下吐真言

　　張維迎，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原理


　　手頭有美國經濟學家Timur Kuran的一本書，書名是Private Truths，Public Lies，直譯為《私下吐真言，公開說謊話》。如書名所示，這本書討論的是這樣一個普遍的現象：出於社會壓力，人們常常在公開場合偽裝自己的偏好，說一些與自己的真實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話、謊話。
　　要問當今中國社會最缺少的是什麼，我以為，就是“真話”。最不缺少的是什麼？就是公開的假話、謊話。
　　從1982年上研究生算起，我從事經濟學研究已有近40年的時間。以我自己的經驗，中國經濟學家最難做到的也就是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大量的經濟學論文和文章都充滿了套話、謊話。如果不信，找來一些知名學者在過去三四十多年發表的文章看看，你會發現，同一作者在不同時間發表的觀點前後矛盾。當然，如果觀點前後的變化是源於作者認識的變化，過去認為正確的，後來認識到是錯誤的，加以修正，這不僅無可非議，反倒是學者應有的誠實。但這不是他們觀點變化的主要原因。認識的變化一般需要一個邏輯過程，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觀點的改變常常缺少這樣一個邏輯過程；進一步，不同經濟學家在同一時期的觀點又是如此一致，如股市上的“羊群效應”，使人不得不懷疑，許多經濟學家事實上並不從事真正的經濟學研究，而只是鸚鵡學舌。仔細分析，你會發現，許多經濟學家的觀點變了，是因為政府的政策變了，主導意識形態的提法變了。他們只說當時在政治上正確的話，所以他們永遠正確。
　　人們通常認為，公開說謊話如同安徒生寓言《皇帝的新衣》：皇帝明明沒有穿衣服，但所有人都說皇帝的衣服很漂亮，因為騙子說只有傻瓜才看不見皇帝的衣服。大家都害怕被別人當作傻瓜，所以都說皇帝的衣服很美。這種現象被心理學家稱為“人眾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每個人都不相信，但每個人都以為別人相信。
　　與皇帝的新衣不同的是，真實世界中公開的謊話不容易被戳穿。在《皇帝的新衣》中，一個小男孩就戳穿了虛假的共識，打破了“沉默的螺旋”，讓皇帝狼狽不堪。但在真實世界裡，如社會學家邁羅伯·威利等人所指出的，大眾會頑強地抵制說真話的人，小男孩會被撕得粉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要證明自己的“忠誠”，避免自己也受到懲罰。結果是，公開說謊成為一個穩定的演化均衡，並不會因為一個小男孩的真話而立刻崩塌。因此，實際情況並非“每個人都不相信，但每個人都以為別人相信”，而是“每個人都不相信，每個人也知道每個人不相信，但每個人都說自己相信”。正是對懲罰的恐懼，維持了這種均衡。
　　我自己聊以自慰的是，自從事經濟學研究以來，一直在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不人云亦云。當然，我也害怕懲罰，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所以，只能算半個傻瓜。
　　即便當半個傻瓜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自1983年發表《為錢正名》以來，最親近、最關心我的朋友和同行對我的最多的忠告就是：說話、寫文章要注意點，不要鋒芒畢露；比你明白的人多得是，為什麼別人不說你說呢？中間有些年，這樣的忠告少了一些，但最近幾年又多起來。當然，有忠告，也有讚揚。我聽到的最多的讚揚是“敢說真話”。但這樣的讚揚也使我感到很沮喪：難道我存在的價值僅僅是說真話嗎？
　　當然，公開說謊話最嚴重的並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官員。官員有雙重偏好，一是私下的偏好，一是公開的偏好。想一下你所認識的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們，在私底下、飯桌上，他們談些什麼，幹些什麼。我敢肯定，相當部分官員對社會問題的私下看法與我沒有多大差別（包括對一些政府政策的評論），有些官員的思想比我還要“激進”。我在為官員的明白而高興的同時，也感到有些慚愧。作為一個專業的經濟學者，孜孜不倦搞研究，到頭來，所達到的認識也就跟政府官員差不多，而人家日理萬機繁忙於事務性工作，自己能不慚愧嗎？但一到公開場合，他們的觀點就與我有很大不同，因為他們常常說一些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話、廢話，顯得我很有學問，觀點獨特，與眾不同。所以，對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我有一種本能的懷疑（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話）。
　　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不是苛求我們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也不會為他們在公開場合說謊話、偽裝偏好而驚訝。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在這點上，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與普通人一樣，不可能例外。公開場合說謊話，偽裝自己的觀點，如同《皇帝的新衣》裡的大臣們，或如養豬賣錢的農民，也是出於自利的目的，無可厚非。我想批評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激勵制度。如果一個社會裡說謊話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說明這個社會的激勵制度出大問題了。我們似乎處在一個“囚徒困境”中：儘管所有人說真話與所有人說謊話比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但說謊話是每個人的最優策略。所以，說真話反倒成了傻瓜的專利。
　　說謊話成為每個人的最優策略、進而成為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對整個社會是有害的，因為它不僅阻礙知識進步，而且延緩社會變革。為了成功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我們必須隱瞞這些真實想法賴以成立的知識，就是說，我們必須通過偽裝知識來偽裝我們的偏好。為此，我們必須扭曲、枯竭公眾知識。我們對別人隱瞞我們知道是真實的事情而只告訴他們不真實的事情，久而久之，“假作真來真亦假”，人們甚至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本能。這就像大學生辯論賽一樣，即使你本來同意正方的觀點，但抓鬮抓到的是反方，就必須為反方的論點提供論據，等辯論結束了，你可能真的成了反方觀點的堅定捍衛者。
　　與大學生辯論賽不同的是，在社會這個賽場上，當說謊話成為一個納什均衡時，已沒有正方的發言權，如果你與多數人觀點相左，你一定會懷疑自己錯了，而你跟隨多數人人云亦云，永遠也不會有人糾正你。如果成功的人士都說1＋1＝3，你怎麼會懷疑它的正確性呢？因為每個人都說謊話，不敢正視現實問題，我們就會忽視現存體制度的弊端所在，也不可能獲得可選擇的體制的知識，自然也就失去了變革的想法，以為已經存在的一定是最好的，否則為什麼所有人都唱讚歌呢？當然，最後，我們仍然逃不脫光屁股皇帝的尷尬。
　　以此而言，自由真是個好東西，它可以讓小男孩少些恐懼。

　　（寫於2001年11月18日，本次發表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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