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lfand教授曾在《科學》雜誌上發文，將世界上國家分成“緊密的”和“鬆散的”兩類，分類依據在於看其是更重視規則，還是更重視自由。中國、新加坡等屬前者，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屬後者。緊密和鬆散差異的形成，與其歷史經歷有關
“雅理讀書”編者按：紐約時報專欄作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2020年3月17日發表下文，認為新冠肺炎將成為“公元前和公元後”那樣的歷史分期的起點, 即B.C-Before Corona 和A.C. — After Corona。這是否是聳人聽聞之論？作者用指數的概念來理解病毒的擴散危險性，但同樣期待指數力量帶來的治療的可能性。此外，作者借用了Michele Gelfand教授的tight society和loose society的文化差異來理解不同國家當前抗擊疫情所採取的方式，並簡述了這種文化差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請各位讀者批判閱讀，去偽存真。
新冠肺炎是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
托馬斯·弗里德曼，雅理讀書公眾號
在新冠肺炎危機爆發前，我正在構思一本新書，關於21世紀的政黨；但鑑於當下傳染的全球蔓延，很顯然，無論你目前正要寫什麼非小說類的著作，停下手來！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我們目前甚至壓根沒有開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趨勢，是我正在觀察的。
1、尚且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討論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聯。自此起，世界已經越變越平，各部分之間的連接也越來越深。嗚呼，當我剛開始動筆這本書的時候，Facebook剛剛上線；twitter不過是一個發音；“雲”仍然飄於空中；4G是一個停車場；Linkedln是一個監獄。對大多數人而言，App就是你發給大學的申請，Skype是一個錯別字，Big Data是一個說唱明星。而iPhone也不過是喬布斯的秘密項目。
所有這些連通世界的工具，更不必說全球貿易和旅遊，都在2004年後取得爆炸性的增長，世界也因此真正連成一線。這就解釋了為何我們今天的星球不僅相互聯繫，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
這已經帶動了相當多的經濟增長。但這同樣意味着，當某一地區出現問題時，比起從前任何時候，麻煩都能傳播地更遠、更快、更深入、並且更容易。因此，在中國，一隻攜帶病毒的蝙蝠咬了另一隻哺乳動物，這一哺乳動物又在武漢的野生動物市場上出售，從而使得這些動物的食用者感染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幾周后，我身邊所有的公立學校就都關閉了，即便身處於貝塞斯達，我也不得不同每一個人保持六英尺以上的距離。
這也恰恰正是這場病毒危機還未結束的原因。計算機科學家Bill Joy，Sun microsystems（太陽計算機系統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這樣對我說：“過去幾周的流行病蔓延，實際上並不令人意外，也是可以預見的。但我們現在已然到達了這種地步，即我們所有的聯鎖系統——每一系統都各自有其反饋機制——全都正在關閉，以某些無法預見的方式。”這勢必會誘發某種隨機且混亂的後果，諸如醫護人員無法照料到兒童。
2．指數的力量
人類思維最難掌握的現象之一，就是指數的力量——有一種東西能持續不斷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場肆虐的流行病。我們的頭腦就是很難理解，如若我們現在不採取抑制措施，美國已經確診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會如何迅速暴增至100萬例。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解釋我們當前面臨的指數威脅——這種方式，也恰恰是唐納德·特朗普這樣時常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所能理解的。這一說法同樣來自Bill Joy：“這一病毒就好似一個放高利貸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們借了1美元（出現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來的40天，我們坐視不管，所以現在，我們就欠債7500美元。如果我們繼續拖延三周才還款，我們最終的欠款就接近100萬美元。”
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天都要減緩傳染速度，要測試每一個可能感染的人，這是一切的一切。輸掉了這場戰役，也就輸掉了一場戰爭。
正因為如此，我所關注的唯一數字，不是美聯儲的利率，而是美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數與為救治他們所需的綜合醫院及重症監護病房的床位數之比例。如果在該病毒感染達到峰值之時，第二個數字大於第一個數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數足以接納這些病人，那麼我們可能安然過關，否則，我們就將在傳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亂。
3.好的指數
當然，還有一項指數，可能最終會拯救我們：摩爾定律，由英特爾的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在1965年所提出，這一定律認為，計算機的速度和處理能力每兩年將翻一番，因為微芯片可以封裝更多數量的晶體管，越來越多。
為了解釋摩爾定律可以讓所有的事物都變得更好、更智能、更迅捷，英特爾公司讓自己的工程師以1971年生產的甲殼蟲汽車為模型，計算出如果該車以1971年以來的微型芯片提升的相同指數速度提高，那麼發展至今天會是什麼樣子。英特爾的工程師們所作出的最樂觀猜測為，今天的甲殼蟲汽車的速度約為每小時30萬英里，每加侖的油耗可以行駛200萬公里並且它的費用僅為4美分。
這就是工程學上的指數效用正面力量所在——它也可能被用來幫助我們更加快速地治療新冠肺炎及研製疫苗。
Takshashila機構，是印度班加羅爾的一個獨立研究中心，該機構負責人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網站上寫道：“計算機技術和合成生物學的進步徹底改變了病原體的檢測、發現和診療，也改變了疫苗的研發生產過程，使其受制於一個類似摩爾定律式的周期。近期的流行病，從SARS開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在內，以及現在的2019年冠狀病毒，將會為生物學和流行病學領域注入更多人力、智力。”
但是這足夠快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研究中心的研究員Gautama Mukunda指出，即便在當今的超級計算機時代，“我們仍然沒有疫苗來防控艾滋病和瘧疾——兩種我們已經抗爭許久的廣泛的重大疾病。的確，科學的發展終將會使我們達到能夠研發出疫苗的時刻。但問題是，這仍然是異常、異常困難。”
4.美國的文化或政治會因為新冠肺炎而發生根本轉變嗎？
我確信，有一個政治笑話，共和黨政客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不會再講了——往常競選時，他們會說，“嗨，我來自政府，並在這裡為您提供幫助”，藉此揶揄並抨擊聯邦政府、政府官僚，從而博得觀眾大笑。
我們終將會度過這次危機，因為在我們的聯邦政府、我們的大政府中的濟濟人才與無私奉獻：科學家，專業醫療人員，應對災難的專業人員，環境專家——所有這些特朗普試圖革除的人員。現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製藥公司來拯救我們。
在新冠病毒危機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亦可能發生變化。我的朋友，馬里蘭大學的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規則制定者，規則破壞者：緊密和鬆散的文化如何連接我們的世界》一書的作者。
在上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Gelfand教授回憶道，她和同事在數年前曾在《科學》雜誌上發文，在那篇論文中，她們將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緊密的”，另一類是“鬆散的”，分類的依據在於這些國家是更重視規則，還是更重視自由。諸如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之類的緊密型社會，存在許多規則以及懲罰措施，以規制社會行為。這些地方的民眾習慣於較高程度的監管，旨在強化良好的行為。而在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國，盛行的則是鬆散文化，通常規則更弱，氛圍更加寬鬆。
Gelfand教授指出，這種緊密和鬆散的差異形成，並非隨機的，“通常擁有嚴刑峻法的國家是那些在歷史上發生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大瘟疫的國家。這些災害頻仍的國家在數個世紀的鬥爭中，走出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嚴密的規則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與之對應，幾乎沒有受到災害威脅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國，還能享有保持鬆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說，很明顯，在那些周知的緊密型社會，如新加坡……展示出對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應。
與此同時，白宮在協調方面的缺陷與魯莽的公眾人物——例如Larry Kudlow, Sean Hannity, Laura Ingraham, Rush Limbaugh, Kellyanne Conway, Devin Nunes以及甚至是特朗普本人——最初希望把這一病毒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或指責那些急於採取行動的人帶有某種政治動機，都加劇了我們所面臨的風險。
所以，Gelfand教授總結道：“在所有的不確定性當中，我們需要牢記的是，病毒的發展軌跡不僅同冠狀病毒的性質有關，而且也同文化有關係。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的鬆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轉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偉大的一代”就這麼做過。當下屬於我們的時刻，我們能做到麼？
5.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
有數以百萬的企業主和雇主，用借來的錢投資於他們認為會增加價值的長期資產——一隻股票、一家公司、一個住宅、一家飯店、一家商店。這些錢他們現在無法償還。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支持其銀行防止其崩盤，我們不僅僅需要銀行重組債務，我們還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現金，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花光最後一筆薪水後仍然有米下鍋。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國會採取了迅速的措施來做到這一點。
收緊我們的文化，同時放鬆我們的錢包，以上兩點，我們做的越多，那麼在新冠之後的世界，我們的社會就越強大，也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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