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李文亮是英雄，權力者對這樣一位差一點就拯救了中國的英雄都要打壓迫害，怎不讓人怒火萬丈？又有人說：李文亮不是英雄，權力者對這樣一位跟你我一樣安分守己、不過向身邊親友提個醒的普通人都不放過，怎不讓人怨憤難平！


　　老高按：2月7日那一天，大概餘生難忘了。不是因為97年前的“二七”大罷工，而是因為武漢醫生李文亮之死。民間說他是2月6日晚9點半就永訣了，但醫院到午夜發出官方正式信息稱還在搶救，後來發布死訊，說他是2月7日晨2點多去世。李文亮逝世的消息，激起了全網悲悼的狂潮和控訴的風暴，對他辭世時間蹊蹺的猜測也推波助瀾。那一天，我什麼都幹不了，胸膛裡面鬱悶悲憤，簡直要爆炸！
　　為什麼我們對李文亮之死，反應如此強烈？
　　當然是因為他在去年年末就發出了疫情預警，卻被警方傳喚訓誡，要他按手印畫押，更有甚者，地方電視台到中央電視台，一次又一次地播報他和其他人散播謠言受到處理。他們的預警被棄之不顧，導致上千萬人口的武漢封城，禍延全國，危害世界，而這樣一個年輕醫生，送走身懷六甲的妻子，奮戰在抗疫救人第一線，卻自己染上病毒，死了！這讓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情何以堪！
　　這個反差太巨大了。
　　幾乎就在當天，我們同學群中就發生了一場討論，隨後網上更多場合有了類似的討論：如何看待李文亮？在我看來，這與上述我們為什麼對李文亮之死如此悲憤這個問題，密切相關。
　　有人說：李文亮是英雄，權力者對這樣一位差一點就拯救了中國和世界的英雄都要打壓迫害，怎不讓人怒火萬丈？
　　又有人說：李文亮並不是英雄，他就是普通人，權力者對這樣一位跟你我一樣安分守己、不過就向身邊親友提個醒的普通人都不放過，怎不讓人怨憤難平！
　　您贊成哪種意見？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徐瑾昨天發出了一篇文章《武漢好人李文亮》，內容廣泛，但也涉及上述話題。轉載於此，與大家分享。


　　武漢好人李文亮

　　徐瑾（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FT中文網 2020年2月11日

　　“好人總是先死，這就是生活。不過他是個有頭腦的人。”
　　在疫情中，我重讀加繆著名的小說《鼠疫》，看這兩句話，心中一怔。沒想到，在生活中，活生生真是應驗了，還那麼快。
　　生命的脆弱，沒有比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的當下，更為突出。同樣，被病毒奪取的上千生命中，恐怕沒有人的去世，比起李文亮醫生的離開，更讓人悲痛。
　　李文亮，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一名眼科醫生。2019年12月末，他發出疫情預警。當時官方公開宣示，疫情不會人傳人。並不那麼意外的，等待他的，是當地警方的訓誡。隨後，他自己在工作中感染疫病，妻子母親也先後被感染。
　　隨着疫情日益嚴重與更多信息披露，對李文亮的關注與聲援不斷增加，他也被外界稱為疫情的“吹哨人”。2月6日，有媒體報道李文亮晚間9點半去世，隨後其他消息源則表示醫院在全力搶救。按照武漢市中心醫院官方消息，李文亮在2月7日凌晨2點58分去世。
　　從媒體報道李文亮去世到醫院最終確認，短短幾個小時時間，社交媒體沸騰，網友自發悼念，有朋友稱之為一場自發的“國葬”。
　　加繆還說過，一個人的人生，要活得最多而不是最好。李文亮醫生很年輕，有可能是已經公布的武漢疫情中，最年輕的去世者。即使院士鍾南山，談到李文亮也哽咽道，他是英雄。李文亮34歲的人生，對得上“最多”這一評價。
　　這一次，會有什麼不一樣？

　　軟階層李文亮

　　李文亮的短暫一生，普通又不尋常，如同流星一樣划過疫情的長夜。根據財新網中青報等媒體對李文亮採訪來看，給人第一印象，他是一個普通的善良人。
　　他是北方人，到南方讀書，因為不想處理太複雜的人際關係；覺得要學個穩定的專業，選了學醫，本碩連讀七年。他是武漢大學畢業，去過廈門，回武漢工作，也剛幾年。給他惹來大麻煩、也帶給他無上榮耀的預警，本只是發布在同學熟人的小圈子中，當時還特意提醒不要外傳。
　　他去世之後，不少人整理了他的社交媒體，希望總結出點什麼閃光點，但卻沒發現太多特別的。他的第一條微博，是支持動車事件中的優秀媒體人，顯露出他的社會關懷。和很多人一樣，他是吃貨，期待連續劇《慶餘年》續集，沒實現車厘子財務自由，支持香港警察。
　　換言之，李醫生，就是一位軟階層，上有老下有小，依靠一門專業謀生。他認定的，也不過是極樸實的簡單道理，“我只是個普通人，不是什麼英雄。但如果大家更早知道疫情，提早防護，肯定情況比現在更好。”
　　看起來，李文亮和多數人沒多大區別。他的無妄遭遇，起因不過是從專業出發的幾句真話——遺憾的是，就算只是“幾句真話”，卻是很多人沒有擔當去做的。

　　中產的衝擊

　　李文亮成為吹哨人，並不是命中注定，好像只是幾個恰好。
　　他恰好是善良的好人，他恰好在疫情的時間出現在疫情爆發的前線，恰好又是一個醫生，出於專業與善良，對同學圈子發出預警。他並不是立意要做吹哨人或者英雄，只是以最貼近人性的天性，說了幾句真話，卻不幸蒙難，掙扎，最後死亡，不幸，成為烈士。
　　正是這種和普通人貼近又不同的特質，使得多數人對於李文亮去世感同身受，同理心被激發——反而使得李文亮的故事，有了異乎尋常的道德感召力。上一次中產階級體會到類似的衝擊，還是在2016年的雷洋事件。雷洋作為人大碩士留京就業，家庭事業有成，據說朋友圈也自稱熱愛正能量，卻在執法過程中意外去世。
　　不過，這兩個事件熱度還是存在不同。那時，多數人為雷洋發聲的人，是覺得應該為他爭取應有的權益。當時傳播最多的，還是在媒體人與知識分子等圈子；而今天，面對李文亮，公眾感覺他與自己更親近，也更多感到單方面受惠於他，不少原本很少關注類似新聞的人，也在表達感想。
　　李文亮事件，可謂舉國關注，可以用“出圈”來形容——我想，觸動中國大眾的，是一個樸素的情感，“這個人，為我們做了那麼多，而我們，卻無以為報”。
　　李文亮的去世，讓不少人在社交媒體表示感到抑鬱。這並不意外。從心理學說，當你目睹遭遇一場悲劇時，即使沒有直接發生在你的身上，也會對你產生心理創傷。何況，這場悲劇與人人相關，夾着那麼多無法舒展的情緒。
　　長夜中，文明的沉淪與毀滅的思考，難以迴避。同樣，這樣的拷問，太過沉重，也容易摧折志氣，甚至壓垮一代代年輕人。
　　人如此，民族也是。年輕人會憤怒，年輕也會老去，最後成為中年，有的成熟明智，有的憤世嫉俗，有的油膩圓滑。一代代人，成為自己的父輩，繼承他們的年齡與命運。有的人成為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有人成為青春期的對立面，更多，只能，忘了自己是誰。

　　好人為何薄命

　　最早得知李文亮感染疫情時，我就曾經感嘆，好人為什麼沒有好命。在6號那個夜晚，我和不少網友一樣，徹夜無眠，悲憤，也夾雜着羞愧——羞愧在於，面對善良好人悲慘命運的無力感。
　　這種無力感，並不是特例。兩千年前，司馬遷寫《史記》時，也曾經困惑，發出天問：如果天道是善待善人，為什麼聖人如伯夷叔齊與顏回等人，卻困苦終生甚至餓死早逝，而吃人肉殺無辜的大盜與沒有節操的人，卻可以橫行無忌，得到善終，甚至富貴顯達。到底什麼是天道呢？（“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李文亮去世次日，不少朋友更多是用沉默表示悼念。是啊，凡是不可說，才是真正珍重的。情緒過去之後，我收攏心神，寫下對這位同齡人人生的一些感受。或者說，一些多餘的話。我的專業是經濟，過去，我並不希望過多介入經濟之外的時事，擔心自己變為不專業的淺薄批判者，也一直警惕於對大眾情緒的鼓動。但到最後，發現在長夜之中，李文亮們的命運之問無可迴避，甚至對一個經濟觀察者而言，也是如此。
　　因為，當我們談經濟的基礎，無論是手中的學區房還是銀行的存款，無論是公司經營還是正在進行的交易。你是否想過，這些經濟活動，最大的基本面是什麼？如果放在大歷史的眼光看，上層建築也在決定經濟基礎：經濟的根基，是基於對遊戲規則的認可與遵循，基於對未來的確定預期。正是這些林林種種的信念，這種集體想象，構成了經濟活動運行其上的基礎。
　　可以說，將看不見的想象包裝成最難以放棄的信念，這是人類最擅長的魔術之一，也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突破自身窠臼的背後秘訣。這個，我們常常也稱之為社會進步。這種想象，在正常時代看似有堅實基礎，甚至堅不可摧，但是如果其作為根基遭到動搖，這種想象很可能變得脆弱，出現裂縫，甚至坍塌。

　　李文亮去世，能帶來什麼改變

　　中國經濟的崛起，造就了一個大時代，也成就了不少在一個個浪頭翻滾的弄潮兒。
　　我見過不少成功者，他們總認為自己並不普通，把自己的成功看做自我奮鬥的結果，卻往往意識不到時代與社會的加持。很自然，他們習慣對各種不公裝聾作啞。他們往往篤信，批判沒有力量，樂觀哪怕盲目的樂觀，才有未來，至於悲劇與不幸，都是發生別人身上。
　　軟階層中，也有這樣的人，經濟動機成為他們苟且安全感的主要來源。須知，再多的散沙，哪怕是金燦燦的散沙，也不足以成為一個有機體。經濟成功，並不自動以給予軟階層足夠的安全感與價值感，更不用說尊嚴。
　　很多人在追問，李文亮去世後，誰來為我們吹哨，能帶來什麼改變？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李文亮生前是眼科醫生，他的去世，值得讓更多人睜開眼睛，從此看得更明白一些。上面所談的一部分人，企業家商人白領等軟階層，開始受到觸動發聲，表示慚愧甚至懺悔。
　　在太平盛世，據說個人經歷最大的兵荒馬亂，是幻滅。我以前覺得這話太文藝青年，現在對照李文亮的去世，卻覺得蒼涼。每一次幻滅，大概都會在心理上留下褶皺——從壞的方面，這是天真幼稚的結束，從好的方面說，也是自我覺醒的開始。
　　目前，有人提議設立李文亮紀念基金會，也有人呼籲通過保護“吹哨人”法案。對此，我並不樂觀，現在李文亮的訓誡書還在，甚至最早預警的八人名單都不清晰。我的希望，更多是對於軟階層自身——起碼，大家不應該那麼健忘。記憶，不是為了李文亮，而是我們的自我救贖。沒有記憶，那麼最終也只是人生的傀儡。要記住，多少家庭失去親人，要記住，災難的第一步是缺乏透明。
　　古希臘人說，要麼成為好人，要麼模仿好人。想想確實如此，如果永遠寄託希望好人的挺身而出，好人也會耗盡。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有賴於不同個體的彼此守望相助。如果我們總是一次次沉默，一次次依賴好人冒着風險的良心發現。也許，我們只能一次又一次送走不同的吹哨人，事後，轉發一句“為人抱薪者”，轉身就完了。那麼，隨着時間，一切將淡忘，裝作對一切視而不見。一切，還會循環。
　　午夜漫漫，但終將有天明。俄羅斯文豪索爾仁尼琴說，對苦難的忍受也表現為一種尊嚴，面對不公正的命運，活下去就構成了一種抗議，一個勝利。疫情當下無論如何嚴重，終究會過去。事後，我們除了慶幸，更不應該遺忘。苦難不會將人們打倒，但是苦難不應該白白浪費，唯有記憶，才讓苦難有其價值。
　　好人的苦難，在日光之下，神意之中，也許，也構成與上帝同在的見證。讓我們，配得這些善良好人的犧牲與苦難，繼續活下去，帶着尊嚴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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