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被不斷的民眾運動大潮所裹挾，看似積極主動參與，其實不論情緒、精神狀態還是身軀，都是被動地被推着走的。許多人一經運動，終生無以擺脫動態，再也靜不下來。愛國以民眾運動為主要形式、訴求越正當，越是迷人，越會捲入一代代優秀青年，對一個國家的毀壞更會超過它的正面推動


　　老高按：聖誕來臨，元旦在望。向各位博友、讀者恭賀佳節，祝福新年！
　　年底國際媒體照例都紛紛推出今年十件大事，在其國際大事欄，都必會列入“香港‘反送中’引發半年多抗議浪潮”，抗議浪潮延續至今，直到聖誕節這一天，香港還發生了多處衝突。
　　人們（包括我）一直同情和支持抗爭的學生和民眾，也一直預料，根據中共的本性，如果請願者不退讓，最後必然是“坦克說話”“六四再現”。至於動手時節，人們預測了多個deadline，香港回歸周年紀念日之前，中共建政國慶70周年之前，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前……現在這些日子都過了，卻仍然沒見其動手，而香港的情況一直在繼續惡化，從社會政治秩序，蔓延到旅遊、經濟、文化、社會心理。
　　另一種聲音不容忽視地浮現出來了。我認識的民主自由信奉者中間，有些人遲疑着停下了為抗議者喝彩鼓掌加油，有些人對香港民眾的抗議運動產生了更多維度、更多層面的思考和分析——試圖與抗議者磋商、切磋，也不無引導之意。火頭上的抗議者很難聽進去，與任何一場群眾抗爭一樣，把這樣的意見斥作“投降派”“膽小鬼”——這讓我想起三十年前一些深諳中共本性的知識分子徒勞的呼籲。事過之後，人們才醒悟，當時推動中國改革、憲政轉型的派別力量，是懷着多麼焦灼的心情，竭力勸阻學生停止絕食，不要激化矛盾；而當時不停地火上澆油、刺激抗議者升級、唯恐學生退讓的，恰恰是頑固拒絕改革的勢力，包藏禍心。
　　這時，我非常尊敬的旅美學者林達女士十多年前發表的《殺君馬者道旁兒》一文，重新流傳於網絡。無疑，此文並非針對香港“反送中”，1919的五四，與2019的反送中，更不能簡單類比。別的不說，兩個運動的對手，實在太不相同了。1919年五四青年實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們遇到了多好的通情達理、講法治、尊自由的對手！
　　但是令我佩服的是，她十多年前寫五四的歷史，十多年後讀來，我感到文中涉及的問題，許多正是我們，尤其是身處抗爭第一線和助威第一線的人，應該思考、悚惕的。
　　

　　殺君馬者道旁兒：讀《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

　　林達，《書城》2008年1月號

　　最近讀羅家倫女兒對父母的紀念文集。先瀏覽了此書作者的出版後記。羅久芳提到，編輯高艷華女士建議：把紀念文字和傳主遺作合而為一，合成一本“從多個角度出發的傳記”。羅久芳希望，這樣安排，能使得“讀者不僅能從中認識我父母親的生平，也能夠體會出他們那個時代的滄桑。”讀罷，感覺這個設想真是很成功。
　　羅家倫曾出任清華大學（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學（1931年至1941年）校長，清華從一個半舊半新的學堂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大學，羅家倫是最初推手。羅家倫以他三十來歲的旺盛精力、多年遊學歐美的見識和過人魄力才幹，給梅貽琦繼任主持清華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除了教育家，羅家倫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學者。可是，正因為他和胡適一般，曾居於海峽另一端，一個出色前輩，也就遲遲不能被此岸的故國後人有所了解，這本書不是面對學者研究圈，而是面對我這樣的普通讀者。可它又不是對先人歌功頌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讓我們有機會以一個新的角度去審視前輩和他們的舊時代。那個時代並不因其遠去就和我們毫無關聯，它是我們經歷的新時代的母親。例如，羅家倫一輩所經歷的、我們現在年年還要紀念的五四運動。
　　我們看先輩學人，總有個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們功成名就之後正襟危坐的模樣，便以為這是他們一以貫之的形象，而忘記他們也曾經年輕，曾經也是嬉笑怒罵、活蹦亂跳、口出狂言的毛頭青年。讀到五四，不由想起自己中學的教導主任楊漱敏，她是九三學社創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視眼，一頭短短的白髮。在一二.九運動紀念日，她主動向我們回憶當年之親身經歷。那些書本上的意義我都忘記了，留下印象的就是親歷者的細節，說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會兒要跑，就拼命跑，要站住，就滿街擠個水泄不通，小姑娘的楊漱敏最驚訝的是，看着兩個男同學被擠得跳進了街邊一口大大的空鐵鍋。還有回到學校又如何興奮得很多日子靜不下來。這讓我知道這些事件不是歷史課本上一個抽象的概念，這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參與者多為比我當時大不了幾歲的學生。
　　五四運動源於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在青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沒有歸還中國。這裡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還涉及一次大戰中國的參戰程度，涉及巴黎和會的力量配比，種種複雜糾葛導致出這樣一個結局來，有歷史的偶然和必然，這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只能說，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必會引發出一場以愛國為主題的學生運動來。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遊行集會抗議都不在話下。最後的高潮是發生了火燒曹（汝霖）府和“痛打賣國賊”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毆重傷，一度生死不明。讀“五四”的羅家倫回憶，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正是圍繞這一歷史細節前前後後的故事。
　　為了反對中日密約，“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經有了一次新華門總統府請願的學生運動。這兩次運動羅家倫都是發起人之一，更因其後者被稱為“五四干將”。這個干將在1918年發起請願是21歲，“五四”那年是22歲。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奮。在走出校門前的一次集會上，四年級學生許德珩慷慨激昂發言。他25歲才進入北大，1919年29歲，是學生中年長的一個。他後來成為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會上劉仁靜揮動小刀意欲自殺，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當時17歲。後來代理北大校長、也是後來的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一些書中稱他為五四學生領袖，其實不然。五四那天陰差陽錯，他本來要被學生推選為副主席的，結果被一個同學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運動脫離干係，再無瓜葛。傅斯年當時23歲。
　　關於發生在曹府的故事，現場目睹的人並不多。許德珩當時在場。他不僅後來一直是九三學社的領導人，還堅持申請加入共產黨達53年之久，在九十歲才如願以償。他長期作為大陸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驅，為我們傳承這段歷史。
　　羅家倫後來去了海峽的另一邊，他當時也在場。他非常中性仔細地描述了當時發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眾痛打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章已經不能起來，對一個被認為錯打重傷的無辜者，在場學生無人救助。而是由在場的一個日本人和一個傭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個雜貨店。“群眾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就“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唯有那個日本人冒死試圖保護他，學生們“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章宗祥當時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我還親眼看到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裡，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曹家的室內陳設被學生門紛紛砸碎，包括眾多香水瓶，“香氣四溢，不可嚮邇”。羅家倫看到高等師範的學生從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火柴）開始放火。羅家倫在回憶中問道：“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羅家倫出了前門，可是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把一條街擠得水泄不通。幾十人尚在曹宅來不及出來，被軍警逮捕，其中就有許德珩。
　　五四當天，一場民眾抗議政府對外政策的愛國運動，就以一個縱火及毆人重傷的高潮告終。在如此混亂的民眾運動中，發生這樣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難避免，更何況中國民眾大規模請願干政，還是初試牛刀，不割出血來才是奇怪事情。問題是割出血以後怎麼辦？
　　我覺得好奇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大規模“運動”本身就有製造問題的能力。一旦問題被製造出來，一是新問題成為當務之急，而引發運動的國家大事反而退而為其次；二是新問題可以成為“運動”的進一步推動。兩天后，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曹宅當然已經燒光。記得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沒有羅家倫這樣的細節，歷史書也在暗示和引導我們：痛打、火燒的對象既然是賣國賊，也就是無可厚非之正義行為。就在當時，大多人怕也是持這樣看法，否則事情不會如此發生。
　　不到22歲的羅家倫五四那天回來累得倒頭大睡，第二天起來，還在奔走，並且參與了全體通過的北京學生罷課決議。
　　在一年前的（1918年）新華門總統府請願的運動發生時，事件一發生校長蔡元培就立即辭職。最後是學生表示退讓回校，由羅家倫等學生勸說校長回來。這幾個學生有個基本概念，就是不能傷害北大。為此，發起運動的羅家倫還被顧頡剛痛罵了一頓，1918年，顧頡剛25歲。
　　而這一次，1919年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學生在曹府現場被捉，蔡元培根本不提辭職，而是主動聯繫所有大學校長，商討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在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這類事情的處理是橋歸橋，路歸路。抗議集會在法律容許範圍，政府不可以不批准；發生違法暴亂行為，獨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懲治，政府行政分支幹涉都無用，行政干預司法乃憲政法治之大忌，休提。當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舉措不可以隱瞞民眾。而1919年的中國，很容易一步錯而步步錯，或者說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個思路邏輯都對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眾抗議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獨立的，所以被捕學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說了算，這樣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羅家倫估計的政府思路大致不會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剛剛聽到學生決定罷課的消息，就把“明天全體複課，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換條件提交給大學校長。5月6日當晚10點，蔡元培緊急召集北京各大學校長，在他的辦公室接見學生代表。羅家倫回憶，學生代表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複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唯一例外地贊同這個妥協的是羅家倫：“我說：‘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羅家倫向校長們確認妥協交易的可靠性，校長們說，“我們可以以生命人格為擔保，”還告訴學生代表，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羅家倫說，“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就複課好了。”其餘學生領袖一致反對，可是既然羅家倫說出來了，他們居然也都勉強照辦，可見22歲的羅家倫在學生中也確是最有威望的領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學先後複課，“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警察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於離亂巨劫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
　　過去我們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學生一節，現在下文已經漸漸為人熟知：學生出獄，蔡元培就離北大而去。留下的一封辭職信引的典故成為學生們費解難猜的謎，“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羅家倫回憶說，學生們紛紛去請教國文老師，讓那些被新文化運動冷落的老夫子們好好得意了一番。對於當時北大學生的國文水平來說，這實在沒什麼難懂的。或許是他們不願意或不相信他們讀到的意思罷。蔡元培清楚看到，雖身為校長，下面的局勢他無力回天。
　　下面是沒有蔡元培的學生們自己運轉的北大。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學生們顯然還在擔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問罪，“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死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惟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雖然這一“策略”不是羅家倫提出，他顯然在當時也接受了。所不同的是他不掩蓋事實，還在事後反省這樣做的正當性。
　　北大學生走向全國，派去的學生密電回來，告訴北京同學“可以相機發難”。於是，學生領袖分兩天派出幾百名學生出去街頭演講，就又有被捕。這次學生被捕已經不涉命案，也在預料中，就有慷慨以赴的氣慨，甚至又成策略：被捕本身又可推出高潮，羅家倫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發出學生被捕的電文，成為各大城市新的聳動新聞。南下點火的北大學生，遂發動勸說上海商家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闆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着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前面，用一隻碗向自己腦殼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
　　這讓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後的梁實秋。清華學生梁實秋也跟着同學去前門外珠市口演講，聚集的民眾阻礙了交通，有汽車按喇叭，激怒的民眾頓時搗毀了一部汽車。梁實秋反思道：“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泄，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泄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章宗祥的兒子也是清華學生，和梁實秋同宿舍，五四後悄悄離開學校。但是他的床鋪被同學砸爛，衣箱私人物品被四處亂扔。梁實秋對此尤不能認同。那一年，梁實秋16歲。
　　接下來，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罷免賣國賊”和“不簽巴黎和約”。要求前提，就是釋放學生。這時，北大臨時拘留所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統領衙門的學生更不肯出來，“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民眾官府的力量對比可見一斑。直到五四5個月後，學生會派羅家倫去請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應”。也許，蔡元培看到，五個月下來，已是學生“可小休”的時候了。事實上，到年底，北大學生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過一次衝突，羅家倫也首領其中。可是，如蔡元培知道的，已經到了羅家倫和學生們看到“學生運動也就衰落下去”的時候了。
　　羅家倫曾總結衰落原因，認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二是“第一次學生運動”都是用功學生負責，“但是到後來久動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三是，“最初動的學生，是抱着一種犧牲精神，不是為了出風頭”，而他們的“名聲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式，結果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四是後來的各種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於內部的破裂”。也許還應該說，運動是短暫的事情，能夠達到的目標是有限的，自然會衰落。可惜熱血沸騰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適時機見好就收。
　　當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後後的文化運動，不是一個簡單學潮。羅家倫在總結五四影響的時候，不認為表面勝利是重要的。他認為重要的是推動形成民眾組織和擴大新文化運動，“喚起了全國青年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識”。羅家倫入學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同一年，他最清楚看到，沒有蔡元培推動的新文化運動，不會有發動五四的北大學生，他們對國家問題有了意識，可是在這樣的意識下做什麼和怎麼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討的事情。至少這樣的學生運動，並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實秋甚至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探求新知”都不宜“過於熱心”，以至“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給自己內心安排出空間、去深入探討這樣問題的人並不多。因為運動大前提的愛國重量壓倒一切，其餘探討也就複雜困擾而“渺小”到難以啟齒的地步。
　　提到北大學生1918年的總統府請願，羅家倫說，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還說，“（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功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後，北大更是脫離不了政治了。不僅五四是必然的，此後中國的轟轟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撐的，需要自己有正義感有愛國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處在如北大清華這樣精神上層。五四這樣的大事體於歷史留名，表現出宏大敘事的正確，支撐起一代代前赴後繼的青年學子的道德感。這裡有犧牲有流血有牢獄，使得任何要往深處走一步，提出批評檢討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輸一頭。
　　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歷史所規定的局限。還是有少數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腳來，甚至走出喝彩聲以及五色光環。從困惑開始而尋出它背後必然的負面效應，認識到，在一定條件下，這樣的負面效應會毀掉一個人，23歲的羅家倫，就已經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濟之地。”反省的還有五四時才16歲的梁實秋。五四建立的清華學生會，在此後有權評議學校事務。梁實秋擔任了幾年評議員。他說，“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清華學生在短短時期內驅逐了三位校長。“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
　　在一個內憂外患狀態下，人們被不斷的學生運動民眾運動的大潮所裹挾，看似積極主動參與，其實不論情緒、精神狀態還是身軀，都是被動地被局勢推着走的，休談“獨立”。幾乎很少有人能夠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遊戲，即便不毆人縱火“暴徒化”，那種“決策於千里之外，運籌於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實秋看到的失去個人獨立而從眾的狀態，仍然有着致命吸引力。有許多人更是一經運動，終生無以擺脫動態，再也靜不下來。愛國以民眾運動為主要形式、形成滾滾不息潮流，訴求越正當，越是迷人，越會捲入一代代優秀青年，對一個國家的毀壞更會超過它的正面推動。雖不斷有人意圖作運動和領導組織的具體改善，卻往往看不到此乃硬幣之兩面，弊端與生俱來無可根治。歸根結底，這不是冷靜審慎堅實的制度改革，雖披以現代外衣，它仍然輕而易舉就可能潛移默化為中國式的政治權術操作。
　　身為校長，蔡元培當然第一個預料到五四對學生志趣與品性的改變。接任校長的蔣夢麟回憶道，蔡元培說，學生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五四以後，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稱“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你們做到登峰造極處了。不知學生聽了是否全當作誇獎吞進肚裡。蔡元培又轉回來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國青年和未來國民是“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使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適和陳獨秀兩名教師、羅家倫和傅斯年兩名學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壓力，然而“胡適雖然同情學生訴求，卻認為這場運動也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不僅破壞了北大的教學制度，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進展，也促使他放棄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初衷”，作出這樣思考的胡適，五四那年，28歲。他此後一直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蔡元培、羅家倫和胡適，屬師生三代，此後卻維持了長久的特殊友誼。他們對五四不同於尋常的推敲，是這段友誼的一個重要紐帶。在此後中國動盪的局勢下，他們不可能遠離政治，也沒有放棄當動則動。可是，他們和五四那年四十歲的陳獨秀，有着明顯不同。他們不能完全在局勢推動下隨波逐流，在動與靜、破壞與建設的局勢之間，他們有自己的獨特思考和不斷掙扎。這種掙扎來自於他們能夠穿透動盪局勢，看到不論作為個人還是民族，當有某種恆定不變的東西。他們相信，這種東西沉澱下來，才是個人和民族立足的堅實基礎。
　　“殺君馬者道旁兒”，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許德珩說，這是蔡元培在嘲諷當局；更多的人說，這是蔡元培在自嘲；羅家倫沒有給出結論，仍稱之為謎。我想，他的心中其實是有答案的。
　　1919年5月9日凌晨，給北大留下這句話的時候，蔡元培5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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