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法國向世界輸出的多是攜帶危險基因的思想，具有明顯特徵：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情懷，唯理性主義，大政府和福利國家，等等。但有四位思想家實屬法國思想界的“異類”，他們熱愛自由，但反對激進，他們對“在人間建造天國”的許諾始終保持警惕


　　老高按：去巴黎，自然必去先賢祠。雖然我去的時候，天色已晚，匆匆忙忙從這個墓室竄到那個墓室，還要使勁辨認墓主的法文姓名，搜索枯腸與久仰的文豪鴻儒的中文姓名相比對（例如：大仲馬的法文原文為Alexandre Dumas，若事先不做功課，誰能知道這是誰？）根本沒有工夫去想別的，包括想：先賢祠里居然沒發現哪些偉人？
　　發現先賢祠里有誰，到底相對容易；發現先賢祠里缺了誰，就難多了！畢竟不可能像笑話里說的：“沒來的舉手”。
　　一個叫“先知書店”的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篇署名“藍凰”的文章《思想關乎國運：先賢祠外的先知》。這個微信公眾號，顯然有促銷賣書的商業意圖，但我認為無可非議，一來賣的確實是有思想含金量的優秀名著，二來發出的文章本身有見識、有份量，藍凰這篇文章就是一例。作者儘管不可能列舉所有他認為該進先賢祠而未能進的先賢，但列出的幾人，確實很有代表性。作者還簡要列出了他們對人類思想財富寶庫的貢獻，闡述了他們在法國思想史源流中的地位，也就是解釋了他們為何處於邊緣化位置的緣由之一。
　　文中涉及自由與法治的關係，自由與民主的關係，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別，民主有可能與專制相結合，激進革命的結果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奴役……等等思想，正是我們今天迎頭撞上的難題。先賢的看法值得我們審思，文中提到的這些書，我也要去找來拜讀或再讀。


　　思想關乎國運：先賢祠外的先知

　　藍凰，先知書店微信公眾號

　　有人說，如果想要理解一個人的審美和智識，就看他讀什麼書。這個道理大致也適合國家：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性格和精神，就看她推崇什麼樣的思想，以及尊奉什麼樣的人為偉人。
　　在被世界公認為最能體現法國精神的先賢祠里，安葬着對法國乃至世界文明產生過巨大影響的70多位偉人：包括思想家、作家、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伏爾泰、盧梭、雨果、左拉、大仲馬、居里夫婦等法蘭西的驕傲自然被置於顯著位置。在先賢祠正殿門廊的石柱之上，鐫刻着一行銘文：
　　“Auxgrandshommes,laPatriereconnaissante”（偉人們，祖國感念你們）
　　這座由路易十五建築的大教堂，後來被改為埋葬法蘭西民族偉人的地方。因空間所限，大多偉人“共居”一室，唯有伏爾泰和盧梭例外——他們不僅在最顯著的位置，而且分別享有一個偌大的墓室，這兩位生前一直爭吵不休的思想巨匠，卻在死後被葬於一處，享盡哀榮。
　　然而，法國歷史上還有幾位傑出的思想家——他們不僅無緣於先賢祠，有的甚至很少被法國人提及；他們的思想底色，迥異於伏爾泰和盧梭的理性激進主義，他們的思想在法國長期被邊緣化，但卻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定海神針，他們是先賢祠外的先知。

　　◆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盧梭一起，並稱為“法國啟蒙運動三劍客”。然而，孟德斯鳩的影響，早已超越了18世紀的法蘭西。在人類文明史上，孟德斯鳩是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人。
　　1689年，孟德斯鳩出生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彼時的法國正處於巨變的前夜：工業革命漸次興起，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從發展高峰急劇沒落，政治、經濟危機在法國愈演愈烈。
　　為此，很多思想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全新的理論，為國家的現代性尋找出路。如今，很多理論早已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消失，唯有孟德斯鳩歷時20年完成的巨著《論法的精神》，其地位迄今無人撼動。
　　孟德斯鳩認為，“要讓人不濫用權力，制度安排必須讓權力制約權力”。在洛克分權理論的基礎上，孟德斯鳩明確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最重要的權力必須分立。不止如此，他還預見了“聯邦共和國”的可能性。孟德斯鳩的理論在法國雖屬異類，但卻成為美國建制的理論來源。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就曾說，美國憲法的理論來源就是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

　　▍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

　　孟德斯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但是，對於自由，他沒有像其他法國思想家那樣激情四溢，以至狂熱。相反，孟德斯鳩認為，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是“做所有法律允許之事的權利”。因為，“如果一個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那麼他就不再自由了，因為其他人將具有同樣的權力。”
　　孟德斯鳩崇尚自由，厭惡專制，儘管他的語言透露着法國人少有的溫和，追求的也是一種溫和的政體，但他的洞察卻處處閃爍着犀利的光芒。

　　◆貢斯當

　　對於學術界外的人，貢斯當是個陌生的名字。然而，當論及政治學說史或自由史時，他都是繞不過的存在。
　　邦雅曼·貢斯當是法國文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義奠基者之一。毫不誇張地說，貢斯當一生的政治思考都是圍繞着法國大革命展開的。在拿破崙無限風光的時候，他因對拿破崙獨裁統治的激烈批評而被流放。
　　同時，他被視為對盧梭激進主義思想最有力的批評者，甚至可以說，盧梭是他所有著作里最主要的批判對象。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對自由的新闡述，是貢斯當最具影響力的理論。
　　古代人的自由，是指斯巴達人和羅馬人那種“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辯論與決策的自由”。在古羅馬時期，只有當一個人享有參與制定公共決策的權利時才是自由的；
　　現代人的自由，則是指只受法律約束的自由，即是說，只要法律允許，每個人都有權利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干預。
　　之所以區分兩種自由，源於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起初，貢斯當是法國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當看到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人們以自由之名剝奪了萬千生命時，他轉變為嚴厲的批評者。他譴責大革命為追求“故紙堆”中的古代人的自由，而犧牲了強調個體獨立的現代人的自由，是在以自由之名扼殺自由之實。
　　貢斯當在1819年做了《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的演講，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這次演講奠定了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伯林，對貢斯當推崇備至，並沿着“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路徑，將自由進一步區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後所有關於自由與平等關係的討論，無不受這一區分的影響。
 
　　▍“僭主政治”比“專制政治”更糟糕

　　貢斯當指出，盧梭所說的人民主權一旦與集體相聯結，就會走向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是一種與傳統君主制截然不同的獨裁制度，貢斯當將其稱為“僭主政治”。
　　貢斯當認為，僭主政治比專制政治更糟糕。比如，專制政治最起碼給人保留了沉默的權利，而僭主政治卻強迫人“自由”的講話，迫使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進行人性的摧殘。
　　貢斯當關於僭主政治的理論是西方思想史上對極權主義最早的討論，他“批評的核心不在於大革命導致自由，而在於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權、多數統治扼殺了個人的自由，以集體主義取代了個體主義。”（《自由主義》作者李強語）

　　 ◆托克維爾

　　近些年，要說在中國突然“爆紅”的思想家，非19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莫屬——這源自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高層推薦。托克維爾被譽為革命年代的先知、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
　　1805年，托克維爾出生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當時的法國正處於大革命後的動盪不安中。
　　早在15年前，托克維爾的家族就經受了一場腥風血雨：他的曾外祖父因為挺身為國王路易十六辯護，而被雅各賓派送上了斷頭台，幾位親人因此被株連入獄，其中5人被處死。托克維爾的父親也被判了死刑，等待處決，後來因發生“熱月政變”，幸而獲釋。就連托克維爾自己，也曾經因為反對路易·波拿巴的復辟而入獄。
　　然而，這並未讓托克維爾變得憤世嫉俗。相反，他認為大革命掃蕩了舊的封建等級制度，恢復並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這充分體現了法蘭西民族的政治首創精神。托克維爾清醒地認識到，大革命勢在必行，只是，法蘭西的革命者想打開自由民主大門的時候，卻誤進了另外一扇門。
　　托克維爾一生經歷了四個王朝、兩個共和國，五部憲法、七個政權，曾擔任過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長。這種看似不如意，但卻有別於其他學者的政治生涯，讓托克維爾進入政治系統內部觀察政治，形成敏銳的洞察力。
　　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不僅法國，整個西方世界都正經歷着一場空前的大變革，而他正是這個大時代冷靜而睿智的思想者。

　　 ▍貴族被消滅後，民主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

　　眾所周知，自由和民主是現代文明的兩種基本價值。然而，兩種價值在內在機理上卻存在着激烈的衝突：民主很可能蛻變為民粹，從而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專制——多數人的暴政。
　　大革命後的法國仍處於動盪之中，舊制度已經被推翻，新制度還未建立起來，大革命消滅了貴族階層，“人人平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民主社會即將到來。然而，托克維爾卻敏銳地洞察到民主社會絕非前景光明，而是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
　　民主既可能與自由結合，也可能與專制結合。當民主與自由結合，就會實現“民主的自由”；而當民主與專制結合，就會出現“民主的暴政”，前者如美國，後者如法國。
　　僅憑這一偉大洞察，托克維爾便可躋身傑出的政治學者之列。然而，他並沒有止步於自己提出的洞見，而是用一生去求解這一命題：兩種結果的內在機理到底是什麼，以及“民主的暴政”能否避免？
　　托克維爾思考的答案，正是讓他名聲大噪的兩部著作：《論美國的民主》與《舊制度與大革命》。近200年後的今天，他的作品在與法國萬里之遙的中國還能洛陽紙貴，這足以說明，托克維爾所思所想的，絕非僅僅法國和美國的命題，而是關乎人類自由的，永恆的、普遍的問題。

　　▍托克維爾的兩個世紀預言
 
　　另一個讓托克維爾名聲大噪，甚至被奉為“先知”的原因，是他在19世紀30年代發表的兩個世紀預言。
　　第一個預言：大眾民主時代必將到來。托克維爾的預言雖然針對的是歐洲文明，然而，亞洲後來的發展也是如此。他準確總結出了現代文明中整個社會政治的總體特點（任劍濤語）。
　　第二個預言：美國將領導世界。當時，英國仍是世界霸主，而美國剛建國50年而已。然而，一百多年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托克維爾的預言成為現實。
　　對托克維爾的評價，沒有比美國著名作家約瑟夫·艾普斯坦更中肯的了，他說：
　　托克維爾作為民主論的集大成者，始終無人能夠超越。沒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論述民主的優缺點；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現代社會平等的出現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托克維爾知道如何“權衡”；而他之後恐怕沒有人能更深入地闡釋了。

　　◆雷蒙·阿隆

　　對很多人來講，雷蒙·阿隆的名字可能比較陌生，但提起他大學時的同窗好友、成名後的對手，諾獎得主保羅·薩特，卻如雷貫耳。
　　同為法國人，並在20世紀後半葉分別代表着法國思想界的左右兩翼，左翼的薩特在法國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那位“從納粹手中拯救法國”的戴高樂將軍，而阿隆的影響力，即便在今天，也僅限於學院之內。
　　不僅如此，兩人的人生軌跡也充滿戲劇性。

　　▍薩特向左，阿隆向右
 
　　大學時的薩特，不聞世事，喜歡形而上的思考，夢想成為大作家，而阿隆，卻是個熱血的左翼青年，積極參與各種遊行活動；
　　隨着納粹的崛起、二戰的爆發，薩特被德軍俘虜，逃脫之後的薩特投入革命事業，並成為最富盛名的左翼知識分子，而阿隆卻與左翼知識分子決裂，右轉為理智而清晰的思考者；
　　二戰結束後，世界分為兩大陣營，薩特選擇站在蘇聯一方，而阿隆堅定地站在了西方陣營一方；薩特成為“英雄”，阿隆成為一個“介入的旁觀者”，堅守着“知識分子的責任”；
　　薩特發揚光大了存在主義哲學，還創作了無數經典的文學作品；阿隆並沒有創建成體系的理論，但從他對20世紀諸多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反思中，處處可以感受到阿隆思想的獨立與深刻。
　　在《雷蒙·阿隆回憶錄》中，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法西斯、二戰後的法國“五月風暴”運動、來自蘇東陣營的威脅，以及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等問題時，阿隆都堅定地、一以貫之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從未向任何流行思潮妥協過。
　　當薩特對蘇聯發生的一連串極端事件保持沉默，卻極力批判法國的資本主義時，阿隆堅定地說：“這未免過於缺乏知識上的誠實，畢竟，奧斯維辛就是奧斯維辛，不管它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
 
　　▍知識分子的鴉片

　　阿隆深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他認為，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因此，阿隆為自己提出了兩項任務：“儘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
　　在阿隆看來，20世紀產生的種種罪惡，要害不在於大規模的殺戮(歷史上這樣的事情從未間斷)，而在於這些暴行被披上了各種冠名堂皇的“正義”之名，而製造和鼓吹這些神話的，正是知識分子在“思想智識上的瀆職”。
　　為擦亮世人的眼睛，阿隆寫了《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在書中阿隆直接指出：左翼知識分子的鴉片就是激進革命，是一種對烏托邦的迷戀，而用激進革命換來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奴役。阿隆進一步解釋了在遇到歷史的必然性和代表這種必然性的集體意志時，知識分子為何就會放棄常識，心甘情願地失去對日常善惡的判斷力。
　　如果說知識分子代表了一個社會的良知和智識，那麼，《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無疑是阿隆站在20世紀歷史的廢墟上，從思想深處呼喚良知和智識的回歸。難怪連一向挑剔的阿隆對自己的這本書也最為滿意。
　　阿隆積極介入政治，但他懂得“思想的節制”，他深知政治激情的力量，一旦越過了合理的界限，就會產生極端的暴虐，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不能無視現實中的殘酷，要懂得節制自己對思想的激情，在智識上達到自我控制，始終保持對激情的警惕，這是知識分子的美德，更是責任。
　　正是這種冷靜和節制，讓阿隆在整個世界幾乎都被左翼激情裹挾的20世紀，始終保持着清醒的判斷。阿隆就像一個逆行者，儘管備受冷落，依然堅定地捍衛着法國人文精神的遺產，也是人類精神的共同遺產：理性與自由。
　　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自稱為阿隆的學生。基辛格說：沒有雷蒙·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單，而且更空虛。

　　好思想是時間揀選的

　　有學者研究稱，近代以來，法國向世界輸出的，大都是攜帶危險基因的思想，它們具有極其明顯的特徵：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情懷，唯理性主義，大政府和福利國家，等等。
　　法國知識分子以左傾和激進著稱，他們在二戰後的最初三十年裡風光無限，其影響力早已超出法國本土，擴展至整個世界，因此，很多人把“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等同於“法國知識分子”。
　　顯然，文中的四位法國思想家，實屬法國思想界的“異類”，他們熱愛自由，但反對激進；他們從不認為有一套包治百病的理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他們對“在人間建造天國”的許諾始終保持警惕。
　　法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實行皇權專制的歐洲大陸國家，但法國卻盛產思想和文化名人，這是法國人自信和優越感的主要來源，當美國人認為自己對世界富有使命時，法國人常常會嗤之以鼻。法國媒體嘲諷說：

　　當對美國人說“五千年文明”時，美國人會不知道“五千”是個多大的數字，因此只能說“五千美元”，他們才能反應過來。

　　法國是世界上誕生“主義”和思想最多的國家，而法國人最終選擇了“瘋狂的理性”——他們希望通過理性構建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他們不屑於美國的現實、英國的謹慎，他們從不缺激情，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來。
　　因此，法國人選擇了伏爾泰、盧梭，放棄了孟德斯鳩、貢斯當、托克維爾，以及阿隆，這讓法國成為第一個在紙面上達到社會平等的國家，人類夢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實現了。
　　然而，法國大革命在推倒舊制度後，並沒有誕生一個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個世紀的持續動盪中，直至1958建立現在的法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勉強穩定下來，在這期間，法國又遭遇了兩次國恥，曾經雄霸歐洲的法國再也不復往昔的榮光。
　　不僅如此，法國激進主義思想，從一誕生就越過法蘭西的國界，瘋狂拷打着整個世界，迄今餘波尚未平息。與之相反，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先賢祠外的先知們的思想，雖然在法國被長期冷落，但卻在法國之外，塑造了另一種自由秩序。
　　如果說思想關乎國運，那麼能否說，當孟德斯鳩等先賢祠外的先知被重視之日，就是法國，以及和法國有着相似命運的國家自由與繁榮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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