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视野狭小者认为走的是光明坦途，从历史大视野看才知道走了歧途


　　老高按：一个来月时间没怎么在“老高的博客”耕耘，原因无它：一个退休老人，竟然忙得四脚朝天。
　　一是应邀当执行编辑，一部上下册的八十多万字论文集《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已经编辑完毕，即将由田园书屋出版，明镜集团旗下的《内幕》月刊，已经陆续经授权发出其中好几篇论文——很惨，明镜书刊出版最红火的时节，有11种杂志，大多陆续停刊，全球发行的只剩下《内幕》月刊这一种了。
　　《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这部书即使不算最难编的书，也是最难编之一。因为有几千个注释，大量统计图表，出处不仅有中英文资料，而且有大量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各地档案。要严格按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必须心无旁骛、不错眼珠。一点不夸张地说，书是八十多万字，但前后看过多遍，那就是三百余万“字次”（生造一个词，类似“人次”）。
　　二是在何频“要发挥余热、抗衡衰老”的游说鼓动下，一念之差，开设了《伐林追问》节目。节目听起来似乎不太忙：每周一、三、五下午5点上线，每期只有20分钟左右，一个星期也不过一小时吧。干起来才知道从搜集核实资料、到录音找配图，相当耗时间。到昨天播出了29期，有过一期上十万、十多万浏览量的高峰，也有过一期只有三千左右点击的低谷。话题则从胡锦涛在团中央岁月、赵紫阳百年忌辰纪念和去世、安葬，到苏俄、共产国际策动在中国建团、建党、建军的少为人知的史实，等等。下一步打算更多地聚焦人物。
　　编书、专访和做节目，都不离一个大主题，这就是：历史。用各种方式，挖掘、审思、逼近历史真相。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嘲讽：“眼睛长在后脑勺”、“乐此不疲地挖掘中共阴暗面，闭眼不看崛起中国的新时代”……读到杨继绳先生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感觉也可以作为我对这些嘲讽者的答复，转载于下。
　　杨继绳是2016年4月发言的，他在发言最后，列举了清华校友所撰写出版的一大批著作，就在那时之后，又出现了若干清华校友所撰写的涉及文革的重要回忆录和研究专著，例如：红二代阎淮的《进出中组部》（这部书是李锐和杨继绳分别写序），陈楚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幼子）的《人间重晚晴》，还有杨继绳本人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真该感谢清华大学的这些理工科背景的校友！在我看来，关注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朋友，都应把这几本书列为必读书。


　　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

　　杨继绳，纵览中国

　　这是2016-04-22杨先生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因为当今社会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真相的强烈渴望，是众多人关注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所受的历史观教育，很多是根据某种意识形态需要而剪辑甚至编造的。例如抗日战争，几代人只知道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才下山摘取胜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两百多位国民党将军在卫国战争中捐躯；几代人只知道，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战胜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灾害，使形势越来越好，不知道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烈人祸；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几十年来，教科书还向国人灌输所谓“五阶段论”，即人类历史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认定走苏联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苏联崩溃以后，有人还相信“五阶段论”，还对苏联模式恋恋不舍。
　　 当人们发现被蒙骗，就会产生追求真相的强烈渴望。当得知真相多年被掩盖、被歪曲，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传播它。
　　乔治▪奥威尔说：“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当今很多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我们这两三代人受骗了，决不能让后代子孙继续受骗！
　　为什么真相被歪曲、被掩盖？这是因为，有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揭露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会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和反扑。
　　掩盖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2.当一个民族经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选择道路时，需要重新审视走过的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瞭望前进的方向

　　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中国的近现代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直到改革开放又转了回来。这好像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一样。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欧为师），但是流到陕甘地区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俄的方向流动（以俄为师），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河套，历史的河套。
　　历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个专制的中国、贫困的中国。这种结果背离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广大中国人蒙受了灾难。历史河套的后一段是改革开放，它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走向摆脱贫困和专制的道路。
　　当初，中国人走进这个历史河套时，有着良好的愿望，有着当时的“合理”逻辑，有着国内外的动因。在革命者的眼里，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当时也有不同的选择，但占主导的革命力量认为“不合理”而加排斥。显然，“合理性”的认定，受当时革命者的视野所限。按照革命者当时视野认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当时不会想到，“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灾难之路！
　　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视野狭小的人们认为走的是光明坦途，从历史大视野看才知道进入了歧途。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弯路。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提出的老问题。经过大饥荒和文革等重重灾难，答案就是走出历史河套，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社会也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难以割舍苏联体制，因而出现大量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有人怀念毛，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们认为沿毛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中国似乎又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是回到毛时代实行前三十年的路线，还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线，全面深化改革？
　　在这一选择中，社会思潮出现分裂，甚至出现了各站立场、壁垒分明、党同伐异的情况。在这样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恼，迫切需要历史经验指明方向。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第二个原因。

　　3.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思想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破除了对毛的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这场大讨论打开了这个精神枷锁。
　　然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有两个难题：一是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甚至要以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二是需要很长时间。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明辨是非。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不可能当下试验，只能用人们经历过的社会实践来判断是非。这就得依靠历史。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含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真实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的开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社会实践标准；要坚持社会实践标准，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过去走过的路，不仅讲成绩，还要讲问题；不仅要看正确的，还要看错误的。其中，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为重要。人类知识基本是从错误中学习得来的。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
　　遗憾的是，现在有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把片面歌颂过去的成就当“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无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古训，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招致更大的错误”。“更大的错误”就是重蹈覆辙。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错误的“自哀”“自鉴”中寻找真理，这是历史学成为显学的第三个原因。

　　4.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笔

　　我们这两三代人经历了上述的历史河套，有着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记忆和切身体验。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随着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跌荡起伏和亲人的悲欢离合。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我们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正如孙怒涛校友说的，“历史，拒绝遗忘！”“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笔。他们写历史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对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历史费如此多的心血？陆小宝校友回答得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又一个原因。
　　由于有了沉重的责任感，最近几年，清华校友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江）、《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马小庄）、《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等等。我们都是快要谢幕的人，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是我们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是向我们的后代、向明天的祖国交出的最后一份考卷。
　　显然，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学友，很多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也在历史书架上摆出了自己的成果。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这些个人史著是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见证。这些带着体温的著作，是生命史、心灵史，也是社会史，是“历史河套”里一个个鲜活的、多彩的浪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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