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秩序和暴力傳統，前者屬於精英，後者屬於大眾。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經常混雜在一起。人們常說宋代以來，中國重文抑武，擯棄暴力，但對湖北麻城的歷史調查說明：崇拜和使用暴力從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老高按：對湖北麻城，我不算生疏。位於湖北東北部，大別山中段南麓，離武漢約一百來公里。七十年代末期，我曾經參加湖北、武漢作協組織的採風團一類隊伍，前往探訪，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因為麻城是著名黃麻起義的策源地——黃麻起義指黃安、麻城起義，黃安後來改名紅安，是鄂豫皖蘇區重要組成部分，是紅四軍、紅二十八軍、新四軍五大隊的大本營。據共產黨建政初期統計，全縣不足60萬人口，戰爭殉難達14.3萬人，先後有7.63萬人參加紅軍，7260人參加了長征，在冊烈士12546人。僅2萬多人口的麻城乘馬崗，走出了中共軍隊中1員大將、3員上將、7員中將、及5員少將。
　　那次採風，我才知道，死難者這麼多，反映了造反者的英勇，也反映了中共肅反的慘烈。許多紅軍將士和蘇區幹部民眾，不是國民黨軍隊殺的，而是張國燾、政治保衛局清理整肅內部當成內姦殺的。究竟誰殺麻城人殺得更多，我沒有調查統計過。
　　讀到民間歷史網站上一篇書介，才知道出版了一本美國人寫的《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是寫麻城七百年的——從元末到中共建政之前，這個題材和這個角度，引起我的興趣。雖然沒有看到這本書，但是從這篇文章中，就有一些觀點讓我關注。
　　最近幾年在接觸土改的史料時，得知不少學者運用大量檔案和統計數據來論證了，中國的土地問題並沒有像中共所說的那麼嚴重，農村階級矛盾也沒有那麼尖銳，毛澤東二三十年代的湖南農民調查、江西社會調查，都不是很科學很嚴謹的調查，得出的結論大有可疑。去年我參與編輯《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這部上下冊的論文集，集中閱讀了其八十萬字的研究成果，更了解了：中共從四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為了發動土改而拼命煽動仇恨，誇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殊不可信，毋寧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落實“耕者有其田”，不過是重整農村社會結構、建立自己的強權統治的藉口而已。
　　但是讀這篇書介，卻得知：
　　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學者所描繪的，是一個鄉紳自治、符合儒家理想並追求和諧的宗族社會。在少數精英分子講究仁義禮智的院牆之外，暴力往往是規則的制定者，無論是外來的殺戮、掠奪，還是本地的衝突、匪患和叛亂。在很多時候，暴力也是這些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
　　當然，《紅雨》一書作者羅威廉也強調了，麻城的故事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國”。這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化地看待中國任何問題，把任何局部推斷出全體，“一滴水看到太陽”。


　　麻城：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吳從周，《老衲讀史2》

　　　　　　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於大別山中段的南麓。可是，美國學者羅威廉卻將這座小城作為研究樣本，追溯了它七個世紀裡頻繁出現的暴力衝突。
　　1935年，麻城重修了縣誌，出資者是當時的長江中游各省剿共軍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及其麾下。主持編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暉老人”余晉芳，如這個號所示，他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也是麻城最後幾位獲得科考功名、進過翰林院的人之一。
　　縣誌的序言中寫道，變亂常有，在麻城這樣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恆常的應對之道，也就是要糾正人心和風俗，強調禮義廉恥。編撰者們相信古老的教誨，當忠孝、節烈等美德被闡明，社會自然就會安定。
　　然而在這座小城裡，秩序並沒有就此到來。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開了這種想象的面紗。在對麻城歷史的梳理中，這本研究專著發現，從元末的動亂到20世紀中期，暴力衝突和恐怖無時無刻不在這裡展示它的力量，並融入當地人的思想和習俗。

　　為什麼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於大別山中段的南麓。
　　讓羅威廉對這座小城產生興趣的，是1949年之後“革命老區”的榮譽。這種革命話語在羅威廉那裡，衍生出對一個地區歷史的追索：“為什麼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麼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歷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
　　於是麻城成為他研究的標本。他翻閱大量的縣誌、家譜以及其他文獻，梳理了從元代末年到抗日戰爭時期，麻城地區綿延不絕的暴力衝突史。
　　麻城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地方。大別山橫絕東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於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讓麻城從元末到明清，都屢屢遭受戰火之災。為了自我保護，這裡的大宗族和地方強人不得不組織家奴鄉民，建造山寨，武裝防衛。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黃武孟，在懸崖上修建了黃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來這裡尋求庇護，黃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賞賜。山寨的傳統，在明末清初以一種引人矚目的方式勃興，麻城與周邊的地方強人建立了數百座山寨，拒絕接受清朝統治，號稱“蘄黃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續了暴力傳統。麻城的民間傳說中流傳着很多關於土匪、盜賊與軍人的故事，包括殺人如麻的張獻忠，以及1674年的叛亂者鮑世榮——他盤踞麻城周圍的山區數十年之後，被清代模範官員于成龍擊敗，雙方都傷亡慘重。而在清代末年，鮑世榮的叛亂又被視為反抗滿人入侵的英雄行為而被頌揚。暴力在這裡被塑造為一種獲取正義和公平的手段，備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則是貧富階層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國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貧農淪為奴婢，他們周期性地與地主發生流血衝突。明清交替之際，這種“奴變”導致的動盪持續了二十多年。
　　羅威廉想從這樣長時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暴力現象，並將中國革命與它萌生的社會聯繫起來。跟隨他的考察，讀者會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學者所描繪的，是一個鄉紳自治、符合儒家理想並追求和諧的宗族社會。在少數精英分子講究仁義禮智的院牆之外，暴力往往是規則的制定者，無論是外來的殺戮、掠奪，還是本地的衝突、匪患和叛亂。在很多時候，暴力也是這些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麻城的歷史畫卷，就在不斷的暴力衝突，以及短暫的和平休憩中展開。
　　由此，中國近代的紅色革命跟七個世紀中的暴力衝突建立起聯繫，它們並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難以割裂的關係。

　　作為規訓與懲罰的殺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傳統，前者屬於精英，後者屬於大眾。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經常混雜在一起。人們常說宋代以來，中國重文抑武，擯棄暴力，但對暴力的崇拜和使用從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在明代，一直默默無聞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風光過，出了110名進士、421名舉人。這個數字無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華中地區已經極為奪目。麻城建立了許多家書院，成為周遭的學問中心。但是，教化並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繼續發生。
　　地主、富戶和奴僕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終爆發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區的“奴變”。麻城是衝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吳偉業曾描述道，奴僕們“昂然進村，劫掠喜好之物”。他們甚至手持刀劍，強迫主人允許他們恢復自由。而在變亂之際，地方的強人則嘯聚山林，據寨自守，對於生活在這樣一個四戰之地的民眾來說，除了暴力之外他們也沒有更多選擇。
　　為了維護正統的價值，精英分子也並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時候，他們是暴力的推崇者。面對奴變，新上任的麻城知縣認為，恭順服從者才是忠誠的人，有資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權限之內逮捕處決了所有參與叛亂的人。
　　另一個例子更加鮮明。明末麻城的著名人士梅之渙，是一名“浪漫而多產”的詩人，是李贄和錢謙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杖亦聖主恩，殺亦聖主恩。不殺復不杖，遣戍何足論？”羅威廉認為，這首詩表明梅之渙坦率地為暴力的合法性進行辯解－－這一點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擔任官職期間，確實毫不手軟地實行了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處死多達840餘名叛逆者。而當他被革職回鄉之後，他毫不猶豫地修建堡壘、組織團練，對抗途徑此地的叛軍，以及盤踞大別山的土匪。為了震懾敵手，他將每一個可疑分子斬首，將他們的頭顱懸掛在長矛上示眾。
　　示眾這個詞是為人所熟知的，作為一種統治術，它通過對暴力和恐怖的展示來規訓群眾。《殺千刀》一書研究了中國古代的凌遲酷刑，這種極致的酷刑用於懲罰罪大惡極的犯罪，比如謀反、忤逆人倫。傳統儒家一直主張“德主刑輔”，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直有讀書人對酷刑提出嚴厲的批評，但並不妨礙這種據考證來自蠻族的刑罰在宋代被吸收，並在明清兩代被寫入成文法。
　　為了維護正統，酷刑的震懾與馴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清代被視為儒家道德聖人的曾國藩，在民間卻有“曾剃頭”的惡名。

　　誰是無辜者

　　在某種程度上，20世紀20－30年代的革命，是歷史上很多次貧民和精英階層衝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傳統道德只是理想，無法安撫面臨饑寒威脅的底層民眾。
　　在20世紀頭三十年中，被生計逼上絕路的農民與富人們衝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願或者被驅使加入紅槍會等民間暴力社團，激進者則在一些讀書人的帶領下成為革命者。農會與富人和保守勢力的鬥爭很快從口誅筆伐升級到殺戮，包括暗殺、謀殺和縱火，暴力產生仇恨，仇恨則進一步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對麻城居民而言，持續不絕的暴力無疑是一場災難。在國民黨軍隊對革命者的清剿中，紅區的上萬居民被殺死，甚至一次活埋多達3500人。
　　在農民眼中，鎮壓革命的夏斗寅是一個近乎惡魔的人物。他殺人毫不留情，尤其對婦女採用各種帶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鐵棍穿過乳房，袒露着身體遊街。他的手下把農會會員的耳朵裝滿大桶，作為獻禮。這樣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告一段落。
　　羅威廉說，麻城的故事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國”。但是麻城的暴力史，無不與整個中國的動盪聯繫在一起，於是也有了從麻城的血雨腥風窺視歷史上中國社會暴力根源的價值。


　　近期圖文：

　　葛劍雄（上）：中國歷史上是統一還是分裂的時間長？　　
　　葛劍雄（下）：怎樣理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是“文明古國”，還是野蠻古國？　　
　　社會要知識分子幹嘛？就用來添亂嗎？　　
　　跟着感覺走的心理分析：雖不屬實卻合情　　
　　裝睡的人叫不醒，真睡的人就能叫得醒？　　
　　上梁不正下梁歪，國君背信人心壞　　
　　我們因為什麼對李文亮之死感到如此悲憤　　
　　官騙民來民騙官，一直騙到金鑾殿　　
　　疫情當前，別丟了人性的根本